1988年6月23日，“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整整30周年。
　　去世前一个月，梁漱溟对来访的台湾记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期望，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坚定守护者。他从来“师古而不泥古”，一生撰述，都在中西比较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生之机，也为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重生机会，埋藏于中西文化的协调、融合、互补之中，实现之途上，人力诚然可贵，天时却无法左右，这大约便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深意所在。
　　今天的中国，文化重生的天时渐现。
　　无法设想如果梁漱溟能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饱含传统价值的国际表达，以及“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是建立中国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这样明确的方向宣示，当作何想。
　　今日观之，这一切应该都在这位“文化先知”的预料之中罢。

中国不是落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自那以后中国开始山河变色。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后代史家，往往把这一年作为500年中国史的分界。因为它明确界定了完整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的终结，以及以受西方冲击为特点的“现代中国”的开端。
　　文明的苦难也正由此开启。在现代化过程中，内心最痛的一批人，就是王国维、辜鸿铭、梁漱溟这样的决不在文化上投机的知识分子。
　　比照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人皆说中国落后，梁漱溟独不以为然。
　　“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
　　比较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梁漱溟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这一切都是西方在摆脱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发明出来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开始，就已消灭了封建制度，但“迄今二千多年亦不见中国产业发达起来”。
　　从语境上说，这里的“产业”应指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的结束，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不是一种必然的进化方向？梁漱溟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人们犯了历史发展是单线进化的假定性错误。社会形态之划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梁漱溟多次强调，即便是马克思，对中国也是特殊看待的。
　　“中国特殊论”是梁漱溟所主张的。这一点一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总是在诸多领域例外于西方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是落后，这一观点是反对人类社会的单线进化论的逻辑结果。
　　不是落后是什么呢？
　　“是停滞。”

文化早熟

　　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是因它在文化上早熟。
　　在1931年的《中国民族自救運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梁漱溟打了一个比方。
　　“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应和身体发育相应，但中国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因其智慧早开，转而抑阻身体发育，身体发育不健全，智慧最后也不能发育得圆满良好。”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智慧早熟，是因为中国跳过了宗教而直接进入道德，无异于“一步登天”。跳过宗教直接进入道德，以之作为社会运转的法则，这是他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中国特殊论”是梁漱溟所主张的。这一点一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总是在诸多领域例外于西方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

　　宗教对社会的规范，是一种“外力假借”，“而外力实在就是自己”。所以，人借助宗教这种外力来寻求道德力量，就比道德多了一道弯。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远为后出。”在梁漱溟看来，道德比宗教更为理性，但理性原是渐次开发的，社会生命上，须有社会经济文化之进步为基础。“不料古代中国竟要提早一步，而实现此至难之事。”
　　西方自罗马时代到宗教改革，一千多年里都笼罩在宗教控制之下，而中国从孔孟以降便开启了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时间上一直在等待西方的脚步，而精神上则等待外部的理解。不过最后等来的不是比肩和理解，而是新的突变线索出现，是凌厉的工业文明的介入，并彼此冲突。
　　此时的中国文化，就欲停滞而不可得了。
　　宗教讲利害，而道德重是非。宗教以祸福关系、末日警告、天国诱惑等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本质还是利害权衡；而道德伦理则来自人们对是非对错的直觉感受，彼此并非利益关系。
　　在社会文化上，这其实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完全无法在“同一频道”上理解问题。
　　譬如，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欧美政治思想的“元要素”，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对于习惯了伦理规范的中国人而言，一开始根本无法接受。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一书中就指出：“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之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父子夫妇间何故有彼我权利之可言？吾侪真不能领略此中妙谛。”

现代化“没那么简单”

　　跳过宗教，尚不会造成物质力量上的强弱之判。梁漱溟所说的早熟，还包括另一层意思：中国文化还跳过了科学思维。
　　学术的发展是为了应付人类生活的需要，因此人生有什么问题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术。在《东方学术概观》一书中，梁漱溟把人类生活的问题分解为三个阶段。 　　第一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改造客观世界，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这一点中西皆然，不过在知行关系上，中国人重实用，为行而求知，而西洋则另有为知而求知的传统，“不必为其有何用处”。“西洋科学发达正在此，反之，中国人务实用，科学就萎枯了。”

　　人对物是“对外用力”，考虑利害权衡，用来制胜自然，是非常成功的，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但用这种态度处理社会关系，除了势力均衡的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运用在民族之间、国际之间，就会酿成大战，毁灭人类和文化。
　　就这一判断而言，可以说他和马克思最终走到了一起。“近二百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工业互为因果。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自由竞争。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奖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未曾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大利既在资本家之手，而大权亦随之在其手。国家虽有进步，亦不免为其所左右，内则演为阶级斗争，外则演为民族斗争，整个世界为之扰乱不安。”
　　因此他预言，“最近未来之世界文化，将为中国文化之复兴”，即以伦理本位取代自我中心，以是非取代利害。“人与人之间，原是只该讲理，不该讲力的”。
　　中国文化这个“老小孩”，被卷入现代化潮流之中，起落浮沉，甚至灰头土脸，但在梁漱溟看来，它最终还是担负着制约人类欲望、重建道德理性的天下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