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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刚从公路局退休的张万全拿出70多万的积蓄，与人合伙向中小企业放贷。刚开始，他的确挣了不少钱，但到了2013年，好几位向他借款的老板卷钱跑路，这让张万全损失惨重。现在他还有50多万的放款没收回来。在山东冠县，和张万全有一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
同样发生在冠县的，还有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于欢刺死辱母案”。随着二审改判，这起因暴力催债引发的血案再次引发关注，不少人为“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改判结果争论不休。法律问题很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探寻于欢案发生的社会土壤。
“活 钱”
冠县当地民间借贷的兴起，还要追溯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快速回落。随着经济下滑压力增大，各地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办厂之风盛行，大量企业主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购买土地与设备，投入生产，许多地方出现了“家家办企业，户户盖厂房”的盛况。位于冠县县城以北20公里的清水镇小郭寨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是轴承锻造厂的聚集地。村里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曾兴建厂房，购置设备，想要从收益不菲的轴承制造业中分一杯羹。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不少新建的中小企业刚投入生产就遭遇了困境，不仅没有盈利，连投入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刘振华就是这些企业主中的一位。
2009年，30岁出头的刘振华拿出家里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他告诉记者，办厂之前觉着一切都很容易，但厂子真正办起来了才发现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很慢，有时候货卖不出去，有时候卖出去了却不能及时拿回货款。手里没有“活钱”，慢慢就干不动了。
山东大学金融系教授胡金焱介绍，为了削减过剩产能，2010年，国家调控收紧，各大银行也陆续开始抽贷。所谓抽贷，就是在一年期满之后收回贷款，而不再发放新的贷款。银行这样做自然有回笼资金、规避风险的考虑，但抽贷本身却严重破坏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链。
很多企业最初的打算是在新的贷款到位后就把短期高利贷还上，银行的突然撤资，使得企业无力偿还借款，本来用作“过桥资金”的民间高利贷此时代替了银行的低息贷款，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这些高利贷的月利率多在三分到八分不等。如果一个企业以五分（5%）的月利率借10万元的高利贷，借十天的利息只有1600多元。利用这10万块的周转资金，企业可以拿下一笔利润上万的订单，或渡过银行贷款的空窗期，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划算的。但是，如果借款期限从十天变成一年，利息会变成多少呢？6万。
狂 欢
高额的利息收入与大量的市场需求彻底激活了民间借贷行业，以高利贷为主业的投资公司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冠县的大街小巷。
苏炳锋是冠县一家法律事务所的老板，他的事务所只受理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委托。他告诉记者，2011年前后是高利贷在冠县最红火的时候：大街上，走几步就有一家投资公司，它们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三分到一毛不等的月利率收取利息；人行道上，随处可见高利贷的小广告，这些没有门面的地下投资公司，手里的资金也并不少。规模大一些的投资公司，放出去的贷款能有一两千万，规模小的也得有五六百万。
这些钱，并不是投资公司老板自己的积蓄，而是民间集资所得。
在邻县打工的王士虎就曾把20多万的存款拿给一家名为“世界华商大爱”的投资公司。这家投资公司的老板是王士虎的同村村民，与他早就熟识，他们约定了两分的月利率，每月一结。
“那时候我们这里都这样，手里有点钱基本都放投资公司。”王士虎告诉记者，他当初也有过顾虑，但每个月4000多元的利息着实诱人，周围人都这样做，他也就不再担心了。
在冠县，像王士虎这样参与集资的，大有人在，有农民，有工人，有老师，也有公职人员。他们投入的资金千差万别，少的只存入几千块，多的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些钱都成了投资公司賺取高额利润的本金。
“那时候我们冠县的马路上，豪车一溜一溜的，奔驰、宝马、路虎，什么都有！”苏炳锋说，“外地人来了都问我，冠县是不是有什么矿，怎么这么发财呢？”
眼看投资公司日进斗金，不少普通百姓也参与到放贷中来。有的人合伙凑钱，成立合作社，跃过投资公司直接向中小企业放贷。于是，市面上又出现了不少打着合作社之名，行高利贷之实的门面。
据记者了解，有的人把家里几年、十几年的积蓄从银行取出来，求着投资公司拿走以赚取回报；有的人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低息借钱，再高息放给投资公司或中小企业；有的拆迁户放弃安置房，要来补偿款投资高利贷；更有甚者，托熟人、找关系向银行贷款，再用贷款放贷盈利。
“那时候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本事弄到钱，都能放高利贷挣钱。”苏炳锋回忆道。
催 债
在冠县法院工作的陈伟军告诉记者，利息高昂的民间融资不仅没能雪中送炭，反而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到时，别说偿还几十万、几百万的本金了，光是高额的利息就已压得企业喘不动气。
眼看放出去的高利贷迟迟收不回来，投资公司便通过各种手段向企业施压，收讨债务，讨债公司应运而生。
陈伟军说，以小混混为主的专业讨债者会从追回的欠款中抽取三到五成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追回20万的高利贷，他们最多可以拿到10万元的辛苦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讨债的手段非常多样。有的住到欠债人房子里，赖着不走；有的跑到欠债人家乡，散布谣言；有的把欠债人控制起来，钱不到手不放人。不仅如此，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专业讨债最终演变成了暴力催债。泼油漆，语言侮辱，恐吓威胁，动手打人都成了他们的“常规手段”。 当记者问起遇到暴力催债为什么不报警的时候，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回答：没有用。他们说，那段时间，暴力催债太常见了，警察不可能每次都管；另外，警察知道讨债公司为的是逼债，而不是要人命，所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情况下，讨债公司更加胆大妄为，催债手段也一步步升级，于欢案中的被害人吴学占就是暴力讨债的极端典型。
刘振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催债的经历。他的服装厂第一次向投资公司借钱是在2012年。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从一家贷款公司以一角的月利率借了两万元。本打算钱到位了以后就还，可是钱怎么都转不过来，只好越借越多。
在“熟人”的帮助下，刘振华从银行贷到了十万元，但这笔贷款并不全归他所有，单是付给银行业务员的回扣就有一万块，这还不包括请客和送礼的钱。
工厂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又拿不到足够的银行贷款，刘振华无力偿还本金和高额的利息，讨债公司很快便找上门来了。
“开始是把车停在工厂门口，意思是还不上钱，门就别想开了。”刘振华告诉记者，“之后讨债公司派了几个剃着光头，纹着纹身的黑社会到工厂来，把厂里的工人都吓跑了。”一方面觉得丢人，另一方面也怕事情闹得更大，刘振华只好从别的高利贷借钱，先把眼前的窟窿填上。几次拆墙、补墙下来，高利贷的窟窿越来越大。到最后，刘振华连本带利欠下了60多万的债务。这时，连他自己也知道，这笔钱怕是很难还上了。
与刘振华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许多。陈伟军说，陷入高利贷不能自拔的企业，少的欠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能到几百万，上千万。
有些坠入无底洞的企业主，自知巨额债务已经无力偿还，于是一走了之，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更有甚者，在跑路之前还要借上几笔高利贷，充当路上的盘缠和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放贷的高潮之后，很快到来的就是债主讨债和老板跑路的高潮。
诉 讼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老板跑路，投资公司的钱放出的多，收回的少，他们的资金链很快便断裂了。
王士虎说，一开始，利息的确是按月结取的。可到了2013年，投资公司便开始拖欠利息。发现苗头不对，他立即找到投资公司，取回了大部分存款，只剩下三万多元迟迟没能要回。王士虎选择了起诉，2016年，法院对“世界华商大爱”投资公司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王士虎剩余的三万余元也回到了手中。
“我周围欠着十万、二十万要不回来的，那多了去了。”王士虎直言自己非常幸运，要不是撤资早，起诉早，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
公路局退休职工张万全就没有王士虎这样的好运了。2011年，张万全拿出70多万的积蓄，与人合伙向中小企业放贷。他告诉记者，刚开始的確挣了不少钱，但到2013年，有好几位借了他贷款的老板卷钱跑路，这让他损失惨重。
“最后悔的就是没及时收手，要是见好就收，那可挣了钱了！”张万全说，现在他还有50多万没收回来，有的老板跑了，法院判了也执行不下来；有的老板人倒是还在，却实在无力偿还。
刘振华就属于后者。由于欠债太多，刘振华的服装厂被讨债人收走，设备被瓜分一空，连平时开的一辆雪佛兰小轿车也拿去抵债了。他告诉记者，有的时候，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
像王士虎、张万全、刘振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从小区保安，到街边的超市老板；从宾馆前台招待，到路边修鞋的老伯，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段自己或周围人身上的借贷故事。
陈伟军告诉记者，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冠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诉讼就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成倍上涨。到2013年，民间借贷类的诉讼，已经成为法院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类。但民间借贷类的案件，从立案到进入执行程序，至少需要六个月。由于被执行人常常躲藏在外地，即便在家也存在无力偿还或事先转移财产的情况，法院的强制执行异常困难。诉讼周期长，过程繁琐，执行效果差，这也是很多人宁可花高价请讨债公司，也不愿意走法律程序的原因。
指着厚厚的一摞卷宗，陈伟军说：“可能有些人的钱一辈子都要不回来了，与此对应的，有些人的债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遏 制
于欢案的悲剧在冠县当地造成很大“震动”，政府也加大了打击非法集资放贷的力度。如今，大街上再也看不见投资公司的招牌，人行道上也找不见高利贷的小广告，奔驰、宝马更是不知所踪。吃了不少亏的人们终于学到了理性与谨慎，家里有钱也不再随意拿来放贷了。
胡金焱说，扭曲了的民间高利贷对地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民间闲散资金快速蒸发，不少群众债务缠身，这些后遗症，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不仅如此，猖獗的地下金融也严重破坏了民间金融秩序，使得正常的金融活动难以进行。
“当前，民间高利贷正处在问题继续爆发期，不少人仍在追讨三四年前放出的借款。如果放任民间借贷行业野蛮生长，类似‘刺死辱母案’的恶性事件有可能再次发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家良说，民间高利贷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来一茬。而且，同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冠县，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十分普遍。
山东省高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山东省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案件数量由5.9万件上涨至10万件，涉案金额由53亿元，上涨至355.6亿元。
政府需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也要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多方施策，才能对高利贷引发的社会问题有所遏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样发生在冠县的，还有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于欢刺死辱母案”。随着二审改判，这起因暴力催债引发的血案再次引发关注，不少人为“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改判结果争论不休。法律问题很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探寻于欢案发生的社会土壤。
“活 钱”
冠县当地民间借贷的兴起，还要追溯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快速回落。随着经济下滑压力增大，各地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办厂之风盛行，大量企业主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购买土地与设备，投入生产，许多地方出现了“家家办企业，户户盖厂房”的盛况。位于冠县县城以北20公里的清水镇小郭寨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是轴承锻造厂的聚集地。村里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曾兴建厂房，购置设备，想要从收益不菲的轴承制造业中分一杯羹。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不少新建的中小企业刚投入生产就遭遇了困境，不仅没有盈利，连投入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刘振华就是这些企业主中的一位。
2009年，30岁出头的刘振华拿出家里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他告诉记者，办厂之前觉着一切都很容易，但厂子真正办起来了才发现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很慢，有时候货卖不出去，有时候卖出去了却不能及时拿回货款。手里没有“活钱”，慢慢就干不动了。
山东大学金融系教授胡金焱介绍，为了削减过剩产能，2010年，国家调控收紧，各大银行也陆续开始抽贷。所谓抽贷，就是在一年期满之后收回贷款，而不再发放新的贷款。银行这样做自然有回笼资金、规避风险的考虑，但抽贷本身却严重破坏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链。
很多企业最初的打算是在新的贷款到位后就把短期高利贷还上，银行的突然撤资，使得企业无力偿还借款，本来用作“过桥资金”的民间高利贷此时代替了银行的低息贷款，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这些高利贷的月利率多在三分到八分不等。如果一个企业以五分（5%）的月利率借10万元的高利贷，借十天的利息只有1600多元。利用这10万块的周转资金，企业可以拿下一笔利润上万的订单，或渡过银行贷款的空窗期，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划算的。但是，如果借款期限从十天变成一年，利息会变成多少呢？6万。
狂 欢
高额的利息收入与大量的市场需求彻底激活了民间借贷行业，以高利贷为主业的投资公司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冠县的大街小巷。
苏炳锋是冠县一家法律事务所的老板，他的事务所只受理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委托。他告诉记者，2011年前后是高利贷在冠县最红火的时候：大街上，走几步就有一家投资公司，它们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三分到一毛不等的月利率收取利息；人行道上，随处可见高利贷的小广告，这些没有门面的地下投资公司，手里的资金也并不少。规模大一些的投资公司，放出去的贷款能有一两千万，规模小的也得有五六百万。
这些钱，并不是投资公司老板自己的积蓄，而是民间集资所得。
在邻县打工的王士虎就曾把20多万的存款拿给一家名为“世界华商大爱”的投资公司。这家投资公司的老板是王士虎的同村村民，与他早就熟识，他们约定了两分的月利率，每月一结。
“那时候我们这里都这样，手里有点钱基本都放投资公司。”王士虎告诉记者，他当初也有过顾虑，但每个月4000多元的利息着实诱人，周围人都这样做，他也就不再担心了。
在冠县，像王士虎这样参与集资的，大有人在，有农民，有工人，有老师，也有公职人员。他们投入的资金千差万别，少的只存入几千块，多的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些钱都成了投资公司賺取高额利润的本金。
“那时候我们冠县的马路上，豪车一溜一溜的，奔驰、宝马、路虎，什么都有！”苏炳锋说，“外地人来了都问我，冠县是不是有什么矿，怎么这么发财呢？”
眼看投资公司日进斗金，不少普通百姓也参与到放贷中来。有的人合伙凑钱，成立合作社，跃过投资公司直接向中小企业放贷。于是，市面上又出现了不少打着合作社之名，行高利贷之实的门面。
据记者了解，有的人把家里几年、十几年的积蓄从银行取出来，求着投资公司拿走以赚取回报；有的人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低息借钱，再高息放给投资公司或中小企业；有的拆迁户放弃安置房，要来补偿款投资高利贷；更有甚者，托熟人、找关系向银行贷款，再用贷款放贷盈利。
“那时候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本事弄到钱，都能放高利贷挣钱。”苏炳锋回忆道。
催 债
在冠县法院工作的陈伟军告诉记者，利息高昂的民间融资不仅没能雪中送炭，反而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到时，别说偿还几十万、几百万的本金了，光是高额的利息就已压得企业喘不动气。
眼看放出去的高利贷迟迟收不回来，投资公司便通过各种手段向企业施压，收讨债务，讨债公司应运而生。
陈伟军说，以小混混为主的专业讨债者会从追回的欠款中抽取三到五成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追回20万的高利贷，他们最多可以拿到10万元的辛苦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讨债的手段非常多样。有的住到欠债人房子里，赖着不走；有的跑到欠债人家乡，散布谣言；有的把欠债人控制起来，钱不到手不放人。不仅如此，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专业讨债最终演变成了暴力催债。泼油漆，语言侮辱，恐吓威胁，动手打人都成了他们的“常规手段”。 当记者问起遇到暴力催债为什么不报警的时候，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回答：没有用。他们说，那段时间，暴力催债太常见了，警察不可能每次都管；另外，警察知道讨债公司为的是逼债，而不是要人命，所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情况下，讨债公司更加胆大妄为，催债手段也一步步升级，于欢案中的被害人吴学占就是暴力讨债的极端典型。
刘振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催债的经历。他的服装厂第一次向投资公司借钱是在2012年。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从一家贷款公司以一角的月利率借了两万元。本打算钱到位了以后就还，可是钱怎么都转不过来，只好越借越多。
在“熟人”的帮助下，刘振华从银行贷到了十万元，但这笔贷款并不全归他所有，单是付给银行业务员的回扣就有一万块，这还不包括请客和送礼的钱。
工厂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又拿不到足够的银行贷款，刘振华无力偿还本金和高额的利息，讨债公司很快便找上门来了。
“开始是把车停在工厂门口，意思是还不上钱，门就别想开了。”刘振华告诉记者，“之后讨债公司派了几个剃着光头，纹着纹身的黑社会到工厂来，把厂里的工人都吓跑了。”一方面觉得丢人，另一方面也怕事情闹得更大，刘振华只好从别的高利贷借钱，先把眼前的窟窿填上。几次拆墙、补墙下来，高利贷的窟窿越来越大。到最后，刘振华连本带利欠下了60多万的债务。这时，连他自己也知道，这笔钱怕是很难还上了。
与刘振华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许多。陈伟军说，陷入高利贷不能自拔的企业，少的欠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能到几百万，上千万。
有些坠入无底洞的企业主，自知巨额债务已经无力偿还，于是一走了之，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更有甚者，在跑路之前还要借上几笔高利贷，充当路上的盘缠和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放贷的高潮之后，很快到来的就是债主讨债和老板跑路的高潮。
诉 讼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老板跑路，投资公司的钱放出的多，收回的少，他们的资金链很快便断裂了。
王士虎说，一开始，利息的确是按月结取的。可到了2013年，投资公司便开始拖欠利息。发现苗头不对，他立即找到投资公司，取回了大部分存款，只剩下三万多元迟迟没能要回。王士虎选择了起诉，2016年，法院对“世界华商大爱”投资公司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王士虎剩余的三万余元也回到了手中。
“我周围欠着十万、二十万要不回来的，那多了去了。”王士虎直言自己非常幸运，要不是撤资早，起诉早，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
公路局退休职工张万全就没有王士虎这样的好运了。2011年，张万全拿出70多万的积蓄，与人合伙向中小企业放贷。他告诉记者，刚开始的確挣了不少钱，但到2013年，有好几位借了他贷款的老板卷钱跑路，这让他损失惨重。
“最后悔的就是没及时收手，要是见好就收，那可挣了钱了！”张万全说，现在他还有50多万没收回来，有的老板跑了，法院判了也执行不下来；有的老板人倒是还在，却实在无力偿还。
刘振华就属于后者。由于欠债太多，刘振华的服装厂被讨债人收走，设备被瓜分一空，连平时开的一辆雪佛兰小轿车也拿去抵债了。他告诉记者，有的时候，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
像王士虎、张万全、刘振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从小区保安，到街边的超市老板；从宾馆前台招待，到路边修鞋的老伯，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段自己或周围人身上的借贷故事。
陈伟军告诉记者，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冠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诉讼就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成倍上涨。到2013年，民间借贷类的诉讼，已经成为法院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类。但民间借贷类的案件，从立案到进入执行程序，至少需要六个月。由于被执行人常常躲藏在外地，即便在家也存在无力偿还或事先转移财产的情况，法院的强制执行异常困难。诉讼周期长，过程繁琐，执行效果差，这也是很多人宁可花高价请讨债公司，也不愿意走法律程序的原因。
指着厚厚的一摞卷宗，陈伟军说：“可能有些人的钱一辈子都要不回来了，与此对应的，有些人的债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遏 制
于欢案的悲剧在冠县当地造成很大“震动”，政府也加大了打击非法集资放贷的力度。如今，大街上再也看不见投资公司的招牌，人行道上也找不见高利贷的小广告，奔驰、宝马更是不知所踪。吃了不少亏的人们终于学到了理性与谨慎，家里有钱也不再随意拿来放贷了。
胡金焱说，扭曲了的民间高利贷对地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民间闲散资金快速蒸发，不少群众债务缠身，这些后遗症，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不仅如此，猖獗的地下金融也严重破坏了民间金融秩序，使得正常的金融活动难以进行。
“当前，民间高利贷正处在问题继续爆发期，不少人仍在追讨三四年前放出的借款。如果放任民间借贷行业野蛮生长，类似‘刺死辱母案’的恶性事件有可能再次发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家良说，民间高利贷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来一茬。而且，同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冠县，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十分普遍。
山东省高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山东省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案件数量由5.9万件上涨至10万件，涉案金额由53亿元，上涨至355.6亿元。
政府需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也要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多方施策，才能对高利贷引发的社会问题有所遏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