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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试图淡化纳粹政权，把希特勒在位的12年，塑造为历史的一小段弯路，意大利人却无法做到这点，法西斯对国民经济进行深刻的改造升级，使落后的农业国意大利拥有全面工业体系。用意大利人自己的话来说，“无论你们怎么批评墨索里尼的不好，起码他让火车准点了。”墨索里尼真有这么神奇吗？1930年代意大利经济腾飞是谁的功劳？
一
贝尼托·墨索里尼出身于根正苗红的左翼家庭，父亲亚历山德罗以打铁为生，是意大利最早一批加入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他还作为党代表参加本地的议会。
父亲从小向子女灌输反教会、反资本家、反国家主义的意识，直到成年从政后，贝尼托跟上流社会妥协合作，仍然掩盖不住骨子里的目无君父。
一战给意大利带来得不偿失的胜利，外债和通货膨胀压垮了国民经济，失业的工人纷纷投靠社会党。1919—1920年“红色的两年”里，工潮暴动烽火连天，仿佛苏俄“十月革命”的加长版。
爱惜羽毛的焦利蒂政府，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力扑灭起义，不得不倚赖民兵团。在组织关系上，“黑衫军”由地方法西斯分子自发组建，各自为政，墨索里尼仅仅为名义上的“盟主”。1922年10月，各路黑衫军诸侯蠢蠢欲动，发起“向罗马进军”，党部高层在半裹挟半怂恿之下加入行动。
底层造反者愿意拥戴这位前社会党人，是要借助他在焦利蒂政府的人脉、影响力。而且墨索里尼富有罢工的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要正面硬抗，什么时候要分化瓦解，只有左派最清楚左派的命门。
二
墨索里尼的朋党和敌人都高估了“向罗马进军”的意义，黑衫军“入城之日，市不改肆，不惊都人”。多党制和国会均未遭到废除，至关紧要的军权留在国王手里。媒体轻描淡写了这场政变，看作为多年混乱中的一次普通政权更迭。
自由党政客的妥协合作，既送给了法西斯权位，同时也捆住法西斯的身手。墨索里尼走的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线，没有党卫军等武装。政府的警队和宪兵未被党部控制，他无法像希特勒那样大权独揽。
法西斯暴徒政权回到了文治的正轨。像刘邦一样，墨索里尼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1922—1925年，意大利迎来经济小阳春，财政扭亏为盈，轻重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出口世界产量最大的人造纤维。
墨索里尼没有工厂管理经验，也没研究过经济学，不懂得财富如何创造，早年的左翼主张，更多是源于民粹的仇富心态。多数生产管理交给资本家自己，他亲自主抓的项目败多胜少。
墨索里尼把街头暴力作风带入企业生产，对工商界的讲话充斥“战斗”“冲突”“斗争”这些词。政府为了保卫本国货币在金融市场的信用，发动了“里拉之战”;为了开辟农田，发动了“垦荒之战”;为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发动了“小麦之战”。还有些消灭麻雀、老鼠、苍蝇小打小闹的战斗。
每一次运动式治国免不了虎头蛇尾的收场，财政部强行对里拉升值后，工业活跃度下降，失业率增加。小麦以牺牲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为代价获得高产，预演了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的成败。
“垦荒之战”是唯一一场有点成绩的胜利。政府拨出大批款项，用于排涝、灌溉、绿化，填平了中部平原的沼泽，开辟出大片新农场。农业部打算乘胜追击，向南方推进，变革当地的村社租佃制度。那不勒斯的地主是全国最有实力的保守派，拒绝哪怕最轻微的土改措施。他们有械斗私战的悠久传统，可不像米兰、都灵的中产阶级那样温文尔雅，农业部长无奈辞职。
法西斯内部的鹰派看到，墨索里尼向（南方）大地主（北方）大资产阶级政权妥协退让，非常不满。他们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时地制造些小麻烦（揍其他党派政治家、捣毁报社），来发泄情绪。首相反复跟上流社会表示，自己不主张暴力，手下人不听号令。这不全然是谎话，在马太奥蒂事件中，他差点失去党内控制。
马太奥蒂是社会党里最具威望的一位人物，在1924年6月遭到绑架杀害。这起案件的悬疑性和重要性相当于北洋初年的宋教仁案，各党派借机发难，对墨索里尼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墨索里尼就此下台，那么可能成为另一个托洛茨基，在党史里留下投机分子的盖棺定论。
1925年元旦刚过，墨索里尼决心不再坐以待毙，实行一党制。他作为首相兼任二十多个职务，成为自己的国会议长、陆军总司令、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原本就最合适他的宣传部长。群众默认了独裁的事实，人心思定压倒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刚温饱小康的民众再也不想回到苦日子。
三
当初墨索里尼上台的时候，自由派、社会党人和西方国家，都预言他蹦跶不了多久，结果这一届政府存续20年，是近代意大利前所未有的。1930年代，占领埃塞俄比亚、调解欧洲的外交纠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如果不是因为他跟希特勒结盟，或许持续时间能更长。
如同所有政治暴发户，墨索里尼沉浸在荣华富贵里，被谄媚奉承的廷臣包围。早年战天斗地的狂热一点点地褪色，然而他始终怀抱乌托邦幻想，心底暗藏的左翼革命情绪，就像狂犬病等潜伏性病毒。他抨击企业、金融界不服从大局，有次震怒时说，起码80%的资产阶级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掉”。
性格决定命运，出身锁定路径，墨索里尼空有革命信条，但缺乏执行力度，意大利法西斯成为极权政体工程的半成品。
1943年意大利本土遭到盟军攻入，法西斯高层表现出“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说是见风使舵）的判断力，发动政变逮捕墨索里尼，把战争罪责归结于他一人。
德国人照例救了墨索里尼一次，他获释后在萨罗开府建政，国号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彻底抛弃了君主制的招牌门面。新政权偏安于亚平宁半岛北部，只保住半壁江山。这未尝没有益处，南方地主曾是最强硬的在野力量，丢掉南方包袱后，革命再没人能阻拦。通常的政治家越到晚年，越保守，唯恐失去权势钱财。墨索里尼没什么可失去了，只求在美利坚金元帝国完胜之前，多快好省地建成乌托邦。
萨罗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生产，消灭财阀，雇员在100人以上的企业全部国有化，大公司的董事会里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工人代表。
墨索里尼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几个月里，撰写回忆录。他保持了惊人的愚蠢自负，询问访客自己的身后之名如何，能否达到拿破仑、凯撒的历史地位。单论功绩，法西斯保持GDP增长，延续了战前的焦利蒂黄金时代;IRI培养出的年轻人才，为二战后的民主政府做嫁衣，规划出1950年代的经济奇迹。
但是手段无法取代目的，政绩合法性无法取代法统本身，“僭主”无权索要不应得的名分。
欧洲人對德国法西斯充满了恐惧，对意大利法西斯只有冷嘲热讽。在轴心国行将覆灭的时刻，墨索里尼仍有机会挽回些许名声，他可以效法希特勒顽抗到底，自杀殉国，仍不失为遗臭万年的枭雄。自尊心、荣誉感输给了苟且偷生的本能，墨索里尼选择可耻的逃跑，逃跑计划又不够周全，被游击队抓到枪毙，尸体挂在广场示众。
（摘自《经济观察报》）
一
贝尼托·墨索里尼出身于根正苗红的左翼家庭，父亲亚历山德罗以打铁为生，是意大利最早一批加入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他还作为党代表参加本地的议会。
父亲从小向子女灌输反教会、反资本家、反国家主义的意识，直到成年从政后，贝尼托跟上流社会妥协合作，仍然掩盖不住骨子里的目无君父。
一战给意大利带来得不偿失的胜利，外债和通货膨胀压垮了国民经济，失业的工人纷纷投靠社会党。1919—1920年“红色的两年”里，工潮暴动烽火连天，仿佛苏俄“十月革命”的加长版。
爱惜羽毛的焦利蒂政府，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力扑灭起义，不得不倚赖民兵团。在组织关系上，“黑衫军”由地方法西斯分子自发组建，各自为政，墨索里尼仅仅为名义上的“盟主”。1922年10月，各路黑衫军诸侯蠢蠢欲动，发起“向罗马进军”，党部高层在半裹挟半怂恿之下加入行动。
底层造反者愿意拥戴这位前社会党人，是要借助他在焦利蒂政府的人脉、影响力。而且墨索里尼富有罢工的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要正面硬抗，什么时候要分化瓦解，只有左派最清楚左派的命门。
二
墨索里尼的朋党和敌人都高估了“向罗马进军”的意义，黑衫军“入城之日，市不改肆，不惊都人”。多党制和国会均未遭到废除，至关紧要的军权留在国王手里。媒体轻描淡写了这场政变，看作为多年混乱中的一次普通政权更迭。
自由党政客的妥协合作，既送给了法西斯权位，同时也捆住法西斯的身手。墨索里尼走的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线，没有党卫军等武装。政府的警队和宪兵未被党部控制，他无法像希特勒那样大权独揽。
法西斯暴徒政权回到了文治的正轨。像刘邦一样，墨索里尼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1922—1925年，意大利迎来经济小阳春，财政扭亏为盈，轻重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出口世界产量最大的人造纤维。
墨索里尼没有工厂管理经验，也没研究过经济学，不懂得财富如何创造，早年的左翼主张，更多是源于民粹的仇富心态。多数生产管理交给资本家自己，他亲自主抓的项目败多胜少。
墨索里尼把街头暴力作风带入企业生产，对工商界的讲话充斥“战斗”“冲突”“斗争”这些词。政府为了保卫本国货币在金融市场的信用，发动了“里拉之战”;为了开辟农田，发动了“垦荒之战”;为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发动了“小麦之战”。还有些消灭麻雀、老鼠、苍蝇小打小闹的战斗。
每一次运动式治国免不了虎头蛇尾的收场，财政部强行对里拉升值后，工业活跃度下降，失业率增加。小麦以牺牲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为代价获得高产，预演了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的成败。
“垦荒之战”是唯一一场有点成绩的胜利。政府拨出大批款项，用于排涝、灌溉、绿化，填平了中部平原的沼泽，开辟出大片新农场。农业部打算乘胜追击，向南方推进，变革当地的村社租佃制度。那不勒斯的地主是全国最有实力的保守派，拒绝哪怕最轻微的土改措施。他们有械斗私战的悠久传统，可不像米兰、都灵的中产阶级那样温文尔雅，农业部长无奈辞职。
法西斯内部的鹰派看到，墨索里尼向（南方）大地主（北方）大资产阶级政权妥协退让，非常不满。他们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时地制造些小麻烦（揍其他党派政治家、捣毁报社），来发泄情绪。首相反复跟上流社会表示，自己不主张暴力，手下人不听号令。这不全然是谎话，在马太奥蒂事件中，他差点失去党内控制。
马太奥蒂是社会党里最具威望的一位人物，在1924年6月遭到绑架杀害。这起案件的悬疑性和重要性相当于北洋初年的宋教仁案，各党派借机发难，对墨索里尼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墨索里尼就此下台，那么可能成为另一个托洛茨基，在党史里留下投机分子的盖棺定论。
1925年元旦刚过，墨索里尼决心不再坐以待毙，实行一党制。他作为首相兼任二十多个职务，成为自己的国会议长、陆军总司令、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原本就最合适他的宣传部长。群众默认了独裁的事实，人心思定压倒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刚温饱小康的民众再也不想回到苦日子。
三
当初墨索里尼上台的时候，自由派、社会党人和西方国家，都预言他蹦跶不了多久，结果这一届政府存续20年，是近代意大利前所未有的。1930年代，占领埃塞俄比亚、调解欧洲的外交纠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如果不是因为他跟希特勒结盟，或许持续时间能更长。
如同所有政治暴发户，墨索里尼沉浸在荣华富贵里，被谄媚奉承的廷臣包围。早年战天斗地的狂热一点点地褪色，然而他始终怀抱乌托邦幻想，心底暗藏的左翼革命情绪，就像狂犬病等潜伏性病毒。他抨击企业、金融界不服从大局，有次震怒时说，起码80%的资产阶级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掉”。
性格决定命运，出身锁定路径，墨索里尼空有革命信条，但缺乏执行力度，意大利法西斯成为极权政体工程的半成品。
1943年意大利本土遭到盟军攻入，法西斯高层表现出“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说是见风使舵）的判断力，发动政变逮捕墨索里尼，把战争罪责归结于他一人。
德国人照例救了墨索里尼一次，他获释后在萨罗开府建政，国号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彻底抛弃了君主制的招牌门面。新政权偏安于亚平宁半岛北部，只保住半壁江山。这未尝没有益处，南方地主曾是最强硬的在野力量，丢掉南方包袱后，革命再没人能阻拦。通常的政治家越到晚年，越保守，唯恐失去权势钱财。墨索里尼没什么可失去了，只求在美利坚金元帝国完胜之前，多快好省地建成乌托邦。
萨罗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生产，消灭财阀，雇员在100人以上的企业全部国有化，大公司的董事会里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工人代表。
墨索里尼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几个月里，撰写回忆录。他保持了惊人的愚蠢自负，询问访客自己的身后之名如何，能否达到拿破仑、凯撒的历史地位。单论功绩，法西斯保持GDP增长，延续了战前的焦利蒂黄金时代;IRI培养出的年轻人才，为二战后的民主政府做嫁衣，规划出1950年代的经济奇迹。
但是手段无法取代目的，政绩合法性无法取代法统本身，“僭主”无权索要不应得的名分。
欧洲人對德国法西斯充满了恐惧，对意大利法西斯只有冷嘲热讽。在轴心国行将覆灭的时刻，墨索里尼仍有机会挽回些许名声，他可以效法希特勒顽抗到底，自杀殉国，仍不失为遗臭万年的枭雄。自尊心、荣誉感输给了苟且偷生的本能，墨索里尼选择可耻的逃跑，逃跑计划又不够周全，被游击队抓到枪毙，尸体挂在广场示众。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