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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运动为先导,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化进程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为彼此依赖、有机联系的共同体,使遍布高山大洋的浩瀚星球变成为一个全球社会。全球化形势下法律文化的深入交流导致了各国之间的法律移植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为频繁,法律移植已成为法律的国际化(或者说法律全球化)最重要且最富有成效的发展手段。法律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法律全球化,从其表征形式和特征来说,主要是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在彼此承认和尊重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基于相同的国际法利益或者相近似的文化传统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契合性和相互的影响力。
从法史学的角度上看,法律全球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罗马法的复兴运动。18世纪下叶至19世纪初,法、德两国在全面吸收罗马法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先后制订和颁布了法国民法典(1804年)和德国民法典(1900年)。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从欧洲开始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依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法典编纂运动。从而建立了以罗马法为基点,以法、德两国民法典为主干遍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等主要国家的民法法系。第二个阶段当属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以及宪法的全球化。1787年美国宪法创立了分权型政府体制以及其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创立的违宪审查制度等等,成为美洲、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制宪模本,这些国家不但创制了成文宪法典,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分权型政府体制,而且很多国家还直接照搬了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律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起源于二战结束之后。1945年10月经中、苏、美、英、法和其它多数国家代表签字并批准生效的联合国宪章。目前,《宪章》已成为一部公认的世界性法律。其后,联合国又先后于1948年和1966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建立健全了人权保障的国际法体系。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影响范围最广的应该是《关贸总协定》的通过和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建立。1947年10月,2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签署了包括全部关税减让谈判成果的《关税减让总表》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后文件》及其“临时适用议定书”等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制。
在现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等国际性日益突出。当代环境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国际性。河水、大气、野生物种乃至整个自然环境都不受人为国界的限制;一国境内严重的环境污染,其危害在许多情况下会波及多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人类共同的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武器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威胁等等人类共同的威胁。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单靠各国的国内立法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国际合作是保护人类环境的必由之路,而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则是保证国际环境合作取得成功的必要基础。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
实际上,促使全球一体化的因素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上分工与合作早已不局限于一国内部;政治上各国不得不面对共同的问题,如核战争、环境污染等;同时,信息交流变得如此方便和经常,我们不得不正视文化——尤其是所谓的“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同化,比如全世界同时为一位歌星、影星或球星而靡倒,全世界都同样对巴黎时装了如指掌、对好莱坞电影津津乐道。“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在这样的情境中,法律的融合、交流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是国际间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作为在国际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向国际上先进国家学习的要求,提出法律上“与国际接轨”是很自然的。
在人类法律发展的历史上,法律移植最初特指对罗马法的继受,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海外市场的侵略与掠夺,法律制度作为殖民者的统治工具——往往与武力征服相伴——被强加到各个殖民地,此时的法律移植主要指有意识地将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某种法律制度在另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推行并使其接受,从而成为后者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到近代,法学家们从植物学和医学的移植现象中得到启发,把“法律”与“移植”加以组合,将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法律移植到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法律的做法称作“法律移植”。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愈来愈频繁,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对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吸收和移植已成为当代法律移植的重要内容。法律的移植就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动、自觉择优和求善的努力。
参考书目:
[1]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朱景文:《比较法导论》,中国检查出版社,1992年版。
从法史学的角度上看,法律全球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罗马法的复兴运动。18世纪下叶至19世纪初,法、德两国在全面吸收罗马法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先后制订和颁布了法国民法典(1804年)和德国民法典(1900年)。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从欧洲开始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依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法典编纂运动。从而建立了以罗马法为基点,以法、德两国民法典为主干遍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等主要国家的民法法系。第二个阶段当属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以及宪法的全球化。1787年美国宪法创立了分权型政府体制以及其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创立的违宪审查制度等等,成为美洲、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制宪模本,这些国家不但创制了成文宪法典,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分权型政府体制,而且很多国家还直接照搬了美国型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律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起源于二战结束之后。1945年10月经中、苏、美、英、法和其它多数国家代表签字并批准生效的联合国宪章。目前,《宪章》已成为一部公认的世界性法律。其后,联合国又先后于1948年和1966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建立健全了人权保障的国际法体系。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影响范围最广的应该是《关贸总协定》的通过和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建立。1947年10月,2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签署了包括全部关税减让谈判成果的《关税减让总表》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后文件》及其“临时适用议定书”等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制。
在现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等国际性日益突出。当代环境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国际性。河水、大气、野生物种乃至整个自然环境都不受人为国界的限制;一国境内严重的环境污染,其危害在许多情况下会波及多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人类共同的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武器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威胁等等人类共同的威胁。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单靠各国的国内立法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国际合作是保护人类环境的必由之路,而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则是保证国际环境合作取得成功的必要基础。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
实际上,促使全球一体化的因素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上分工与合作早已不局限于一国内部;政治上各国不得不面对共同的问题,如核战争、环境污染等;同时,信息交流变得如此方便和经常,我们不得不正视文化——尤其是所谓的“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同化,比如全世界同时为一位歌星、影星或球星而靡倒,全世界都同样对巴黎时装了如指掌、对好莱坞电影津津乐道。“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在这样的情境中,法律的融合、交流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是国际间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作为在国际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向国际上先进国家学习的要求,提出法律上“与国际接轨”是很自然的。
在人类法律发展的历史上,法律移植最初特指对罗马法的继受,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海外市场的侵略与掠夺,法律制度作为殖民者的统治工具——往往与武力征服相伴——被强加到各个殖民地,此时的法律移植主要指有意识地将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某种法律制度在另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推行并使其接受,从而成为后者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到近代,法学家们从植物学和医学的移植现象中得到启发,把“法律”与“移植”加以组合,将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法律移植到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法律的做法称作“法律移植”。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愈来愈频繁,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对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吸收和移植已成为当代法律移植的重要内容。法律的移植就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动、自觉择优和求善的努力。
参考书目:
[1]孙国华:《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朱景文:《比较法导论》,中国检查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