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織科学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等8项国际奖励。曾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这位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的老先生，研究杂交水稻半个多世纪，成绩斐然。他为什么能够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未来科学奖等殊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崇拜的“偶像”？解决全球十几亿人的饥饿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成就，但袁隆平最具感染力的，还是他那种天高任鸟飞的精神境界。
　　袁隆平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在亲历了饥荒的窘境后，他深知人民的屈辱与苦难，同时也明白了首先要解决粮食增产及人民温饱的问题，国家才能不再受人欺凌，才能在世界舞台上争取荣誉和尊严的道理。
　　1949年，袁隆平考取重庆相辉学院，选择农学作为第一志愿。195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市安江农校教书。袁隆平没有满足于做一个教师，而是胸怀家国，全身心地扑进农学研究中。1963年，他从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中，发现了杂交组合的杂种优势现象，便萌生了培育杂交水稻的强烈念头。
　　1945年到1964年间，苏联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占据强势地位，真正的遗传学研究受到批判。但袁隆平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他通过实践发现了李森科“无性杂交”理论的致命漏洞，于是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坚持在“孟德尔分离理论”指导下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从而奠定杂交水稻培育的正确基调。
　　之后，面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国际普遍论调，袁隆平顶住了质疑反其道而行之，在发现“雄性不育株”之后，独辟蹊径地提出了用“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的培育体系。1970年，袁隆平的学生在海南南红农场沼泽中发现1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研究从此打开了突破口。
　　1979年，名声大振的袁隆平面对高产早稻新组合“威优49”的一片溢美之词，自揭其短，指出这个品种还存在抗性较差、生育期较长的缺点，并提出了三系杂交水稻必然走向二系、一系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思路”。有好心人提醒他说：“作为著名科学家，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袁隆平说：“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了一个高度，还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一心扑在科研上的袁隆平，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2019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继续努力，继续攀高峰。”袁隆平给自己定了三大目标：其一，继续巩固每公顷18吨产量的目标;其二，选育耐盐碱稻，瞄准每公顷产量4.5吨的目标;其三，发展第三代杂交水稻。他曾粗略估算，我国有10多亿亩盐碱地，现可供利用的在2亿亩左右，如果能拿出1亿亩开发种稻，每亩按300公斤产量计算，每年能产出300亿公斤粮食，可养活七八千万人口。
　　为了实现这三大目标，已90岁高龄的他，尽管身体大不如从前，无法频繁地奔走于全国各地，却依然“管不住”那迈向稻田的腿。为方便行动不那么便利的老院士进行研究，湖南省农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这块田从此就成了袁隆平的“心病”，他起床后首先干的事，不是洗脸、刷牙、吃早饭，而是下田。在袁隆平的书房里，挂着一首他自题的小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这正是他坚持不断创新的精神写照，也是我国杂交水稻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原因所在。
　　（注：文章内容根据《新民周刊》《新京报》登载的相关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