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们就出发。从海会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树木很多，雨后青翠可爱。满山满谷都是杜鹃花，有两种颜色，红的和轻紫的，后者更鲜艳可喜。去年过日本时，樱花已过，正值杜鹃花盛开，颜色种类很多，但多在公园及私人家宅中见之，不如今日满山满谷的气象更可爱。因作绝句记之：
　　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到白鹿洞。书院旧址前清时用作江西高等农业学校，添有校舍，建筑简陋潦草，真不成个样子。农校已迁去，现设习林事务所。附近大松树都钉有木片，写明保存古松第几号。此地建筑虽极不堪，然洞外风景尚好。有小溪，浅水急流，铮淙可听;溪名贯道溪，上有石桥，即贯道桥，皆朱子起的名字。桥上望见洞后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树杪，藤花正盛开，艳丽可喜。
　　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濬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南唐升元中（九三七—九四二）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程、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书院在淳熙己亥（一一七九），他极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说：
　　愿得比祠官例，为白鹿洞主，假之稍廪，使得终与诸生讲习其中，犹愈于崇奉异教香火，无事而食也。（《志》八，页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为道教宫观设祠官的制度，想从白鹿洞开一个儒门创例来抵制道教。他后来奏对孝宗，申说请赐书院额，并赐书的事，说：
　　今老、佛之宫布满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势犹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置一区;附郭之县又不复有。盛衰多寡相悬如此！（同上，页三）
　　这都可见他当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从白鹿洞到万杉寺。古为庆云庵，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种杉树万株，天圣中赐名万杉。后禅学盛行，遂成“禅寺”。南宋张孝祥有诗云：
　　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着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志》五，页六十四，引《桯史》）
　　今所见杉树，粗仅如瘦腕，皆近年种的。有几株大樟树，其一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说“皆宋时物”，似无据。
　　从万杉寺西行约二三里，到秀峰寺。吴氏《旧志》无秀峰寺，只有开先寺。毛德琦《庐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书。我在海会寺买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统二年，民国四年补版。我的日记内注的卷页数，皆指此本）说：
　　康熙丁亥（一七〇七）寺僧超渊往淮迎驾，御书秀峰寺赐额，改今名。
　　开先寺起于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年少好文学，读书于庐山;后来先主代杨氏而建国，李璟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庐山书堂，遂于其地立寺，因为开国之祥，故名为开先寺，以绍宗和尚主之。宋初赐名开先华藏;后有善暹，为禅门大师，有众数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黄山谷称“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转石于千仞之溪，无不如意”。行瑛发愿重新此寺。
　　开先之屋无虑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穷壮极丽，迄九年乃即功。（黄庭坚《开先禅院修造记》，《志》五，页十六至十八）
　　此是开先极盛时。康熙间改名时，皇帝赐额，赐御书《心经》，其时“世之人无不知有秀峰”（郎廷极《秀峰寺记》，《志》五，页六至七），其时也可称是盛世。到了今日，当时所谓“穷壮极丽”的规模只剩败屋十几间，其余只是颓垣废址了。读书台上有康熙帝临米芾书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黄山谷书《七佛偈》，及王阳明正德庚辰（一五二〇）三月《纪功题名碑》，皆略有损坏。
　　寺中虽颓废令人感叹，然寺外风景则绝佳，为山南诸处的最好风景。寺址在鹤鸣峰下，其西为龟背峰，又西为黄石岩，又西为双剑峰，又西南为香炉峰，都嵌奇可喜。鹤鸣与龟背之间有马尾泉瀑布，双剑之左有瀑布水;两个瀑泉遥遥相对，平行齐下，下流入壑，汇合为一水，迸出山峡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峡奇景。水流出峡，入于龙潭。昆三与祖望先到青玉峡，徘徊不肯去，叫人来催我们去看。我同梦旦到了那边，也徘徊不肯离去。峡上石刻甚多，有米芾书“第一山”大字，今钩摹作寺门题榜。
　　徐凝诗“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即是咏瀑布的。李白《瀑布泉》诗也是指此瀑;《旧志》载瀑布水的诗甚多，但总没有能使人满意的。
　　由秀峰往西约十二里，到归宗寺。我们在此午餐，时已下午三点多钟，饿的不得了。归宗寺为庐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归宗寺志》四卷，是民国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錯误不少，然可供我的参考。
　　我们吃了饭，往游温泉。温泉在柴桑桥附近，离归宗寺约五六里，在一田沟里，雨后沟水浑浊，微见有两处起水泡，即是温泉。我们下手去试探，一处颇热，一处稍减。向农家买得三个鸡蛋，放在两处，约七八分钟，因天下雨了，取出鸡蛋，内里已温而未熟。田陇间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县的告示，署民国十五年，中说，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买田十亩，立界碑为记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许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买的地横跨温泉的两岸。今地为康氏私产，而业归海会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见识作此事了。 　　此地离栗里不远，但雨已来了，我们要赶回归宗，不能去寻访陶渊明的故里了。道上见一石碑，有“柴桑桥”大字。《旧志》已说“渊明故居，今不知处”（四，页七）。桑乔疏说，去柴桑桥一里许有渊明的醉石（四，页六）。《旧志》又说，醉石谷中有五柳馆，归去来馆。归去来馆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侧。朱子为手书颜真卿《醉石诗》，并作长跋，皆刻石上，其年月为淳熙辛丑（一一八一）七月（四，页八）。此二馆今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庄百俞先生《庐山游记》说他曾访醉石，乡人皆不知。记之以告后来的游者。
　　今早轿上读《旧志》所载宋周必大《庐山后录》，其中说他访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十四，页十八）。南宋时已如此，我们在七百年后更不易寻此地了，不如阙疑为上。《后录》有云：
　　尝记前人题诗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
　　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
　　惜乎不记其姓名。
　　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
　　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晚上在归宗寺过夜。
　　十七，四，十
　　从归宗寺出发，往东行，再过香炉、双剑诸峰与马尾、瀑水诸瀑。天气清明，与昨日阴雨中所见稍不同。
　　到观音桥。此桥本名三峡桥，即栖贤桥，观音桥是俗名。桥建于宋祥符时。桥长约八十尺，跨高岩，临深渊，建筑甚坚壮。桥下即宋人所谓“金井”，在桥下仰看桥身，始知其建筑工程深合建筑原理。桥石分七行，每行约二十余石，每石两头刻作榫头，互相衔接，渐弯作穹门，历九百年不坏。昆三是学工程的，见此也很赞叹。他说：“古时人已知道这样建筑可以经久，可惜他们不研究何以能经久之理。”桥下中行石上刻“维皇宋祥符七年岁次甲寅（一〇一四）二月丁巳朔，建桥，上愿皇帝万岁，法轮常转，雨顺风调，天下民安。谨题”（字已有不清楚的，此据《旧志》）。又刻“福州僧智朗勾当造桥，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桥，江州匠陈智福，弟智汪，智洪”。这是当日的工程师，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记。（也据《旧志》六，页三十三）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势绝壮丽。苏东坡《三峡桥诗》写此处风景颇好，故抄其一部分：
　　吾闻泰山石，积日穿线溜。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右。长输不尽溪，欲满无底窦。……空濛烟霭间，澒洞金石奏。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我们又寻得小径，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离去。
　　由此更东北行，约二里，近栖贤寺，有“玉渊”，山势较开朗，而奔湍穿石，怒流飞沫，气象不下乎“金井”。石上有南宋诗人张孝祥石刻“玉渊”二大字。英国人Berkin对我说，十几年前，有一队英国游人过此地，步行過涧石上，其一人临流洗脚，余人偶回顾，忽不见此人，遍寻不得。大家猜为失脚卷入潭中;有一人会泅水，下潭试探，也不复出来了。余人走回牯岭，取得捞尸绳具，复至此地，至次日两尸始捞得。此处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涡，故最善泅水的也无能为力。现在潭上筑有很长的石栏，即是防此种意外的事的。
　　金井与玉渊皆是山南的奇景，气象不下于青玉峡。由玉渊稍往西，便是栖贤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诸寺，招待以此处为最好。我们在此午饭。
　　饭后启行回牯岭。过含鄱岭，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轿步行。岭上有石级，颇似徽州各岭。庄百俞《游记》说这些是民国七年柯凤巢、关鹤舫等集款修筑的，共长八四七〇英尺。陈氏《指南》说有三千五百余级，长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一尺。我们不曾考订两说的得失。
　　岭上有息肩亭，再上为欢喜亭，石上刻有“欢喜亭”三字，又小字“顾贞观书”，大概是清初常州词人顾贞观。由此更上，到含鄱口，为此岭最高点，即南北山分水之岭。此地有张伯烈建的屋。含鄱岭上可望汉阳峰。鄱阳湖则全被白云遮了。
　　梦旦测得高度如下表：
　　归宗寺五〇公尺
　　三峡桥三九〇
　　栖贤寺一六〇
　　（梦旦疑心此二处的高度有误。）
　　欢喜亭七八〇
　　含鄱口一二〇〇
　　《指南》说含鄱岭高三千六百尺，与此数相符。
　　过含鄱口下山，经俄租界，到黄龙寺。黄龙寺也是破庙，我们不愿在庙里坐，出门看寺外的三株大树，其一为金果树，叶似白果树，据Berkin说，果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为柳杉，相传为西域来的“宝树”，真是山村和尚眼里的宝呵！我们试量其一株，周围共十八英尺。过大树为黄龙潭，是一处阴凉的溪濑。我坐石上洗脚，水寒冷使人战栗。
　　从此回牯岭，仍住胡金芳旅社。三日之游遂完了。牯岭此时还不到时候，故我们此时不去游览，只好留待将来。我们本想明天下山时绕道去游慧远的东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决计直下山到九江，东西二林留待将来了。
　　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庐山有许多古迹都很可疑;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陈氏《庐山指南》云：
　　查庐山即古之敷浅原。……今在紫霄峰上（山之北部）尚有石刻“敷浅原”三字，足以证此。（页一至二）
　　这里寥寥四十个字，便有许多错误。紫霄峰即是归宗寺后的高峰，即今日所谓金轮峰，考证见上文，并不在“山之北部”。康熙时李滢作《敷浅原辩》，引《南康旧志》说， 　　山南紫霄峰有“敷浅原”三大字，未详何时刻石。
　　这句话还有点存疑的态度。陈氏不知紫霄峰在何处，自然不曾见此三字。即使他见了这三字，也不能说这三字“足以证此”。一座山上刻着“飞来峰”三个大字，难道我们就相信此三字“足以证”此山真是飞来的了？又如御碑亭上，明太祖刻了近二千字的《周颠仙人传》，一个皇帝自己说的话，不但笔之于书，并且刻之于石：难道这二千字石刻就“足以证”仙人真有而“帝王自有真”了吗？
　　一千八百多年前，王充说的真好：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渍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论衡·对作篇》）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渍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古人诗云：
　　无端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黄梨洲《题东湖樵者祠》诗云：
　　姓氏官名当世艳，一无凭据足千年。
　　这样无限的信心便是不可救药的懒病，便是思想的大仇敌。要医这个根本病，只有提倡一点怀疑的精神，一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
　　昨天（四月十九日）《民国日报》的《觉悟》里，有常乃惠先生的一篇文章，内中很有责备我的话。常先生说：
　　将一部《红楼梦》考证清楚，不过证明《红楼梦》是记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知道了《红楼梦》是曹氏的家乘，试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有何大用处？……试问他（胡适之）的做《〈红楼梦〉考证》是“为什么”？
　　他又说：
　　《〈紅楼梦〉考证》之类的作品是一种“玩物丧志”的小把戏;唱小丑打边鼓的人可以做这一类的工作，而像胡先生这样应该唱压轴戏的人，偏来做这种工作，就未免太不应该了。
　　常先生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这样大生气，他若读了我这篇《庐山游记》，见了我考据一个塔的几千字，他一定要气的胡子发抖了。（且慢，相别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胡子没有，此句待下回见面时考证。）
　　但我要答复常先生的质问。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十七，四，二十补记
　　（原载1928年5月10日《新月》第1卷第3号，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