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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习得是指习得者在日常自然环境当中，通过交流沟通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学生潜意识里渐进地获得一种语言的能力。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讲，第一语言往往是母语—汉语，习得的二语是英语。本文旨在讨论二语习得过程中所受牵制的隐形文化因素。
关键词：语言习得；文化因素；交际
作者简介：贾文娇（1992-），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2
一、引言
“文化”一词起源于西方的拉丁文，它是指人们在相互交际的过程当中，发表看法、阐释观念、表达意见、传播情感、交流信仰的动态发展过程。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文化与语言息息相关，语言是文化的反映，文化是语言的载体，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前提。中国和西方国家地理位置、经济形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往往造成两国巨大的文化差异，因此中西方语言差异亦尤为明显。仅习得语言而忽略其背后根植的文化会使得语言习得出现诸多障碍。多从不同角度，不同渠道探索西方文化为我们习得其语言降低了难度，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的掌握其语言。
二、二语习得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二语习得理论逐渐兴起并走向成熟。该理论是指语言习得者学习某种外语的机制，交叉结合各个学科，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语言学科。对二语习得理论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克拉申认为一种语言从接触到熟悉再到熟掌握，大多是在有效的学习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在被“可具体感知”的真实情景语句下发生的。二语习得适宜方式并不是在封闭环境当中刻意单单掌握其语言本身语法词汇等，而是在具体相应的语言环境中使用，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真实语言环境的交流掌握语言。二语习得也是文化迁移的相关反映，语言习得者向目的语进行迁移的进度、速度及程度深刻影响着了他们二语习得的程度。该理论由五个假说构成：习得——学得差异假设；自然顺序假设；监检假设；输入假设；情感过滤假设。这五大假设为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中西文化差异反映
在中國，长期受国内应试教育考试的影响，二语习得者常常受大环境影响偏重于学习英语语法，记单词，背诵作文模板，从而忽略了在真实情景中的英语会话，因而口语表达能力很差违背了掌握一门语言的真正要领，形成了言语之间的交际性沟通障碍。若二语习得者单单将学习中心放在如何逐字逐句的完全正确的按照语法的要求说出正确的语句，而忽略了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境以及他们的禁忌方面，违背了西方的思维模式或者交方式也许会使得交际出现很大的问题。这就说明在二语习得过程当中，学习者不仅要使用流利的语言，更要学习及接受语言背后隐藏的本土化的思维模式，对习得者自身来说也是一个较高能力的要求。
（一）称谓用于使用
称谓用语往往在交际过程中向听众传达自己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角色定位，恰当的称谓语言的使用往往能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是确保良好沟通，促成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由于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人称代词的使用也大不相同。在中国，由于受传统封建礼教、三纲五常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重人情，重人伦的思想观念。“尊老爱幼”成为了判断一个人伦理道德标准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常常在与长辈打招呼时称呼道：刘奶奶，孙伯伯，张阿姨等。同辈之间常听到：老王，小李等。但是在西方，由于深受个人主义以及平等观念的影响，即使是称呼长辈也往往是直呼其名，例如常常听到孙子称呼爷爷：Tom，Mark等。如果直呼长辈名号发生在中国，在不了解西方文化时往往使人感觉到没有礼貌，缺乏教养。
（二）比喻的差异
不同民族对待相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以及价值观念。在与人交际中，为达到更加形象亲切的效果，往往使用比喻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狗”这个形象往往是一个被人鄙视、遭人诅咒的意象，往往与狗有关的词语都是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如走狗、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等数不胜数。但是在西方文化里，狗是人类好友，往往带有正面的赞扬的色彩。例如：You are a lucky dog来形容某人碰到好运时；用dog-tired来形容人疲惫不堪的窘态。另一意象孔雀也常被用来比喻，在中国文化里，孔雀是吉祥、美丽的象征，在汉语中，某人若是被比喻成孔雀，则意味着凸显此人的美丽动人；但在英语文化中，孔雀包含了较多的贬义，往往形容人骄傲自大、狂妄放肆，爱炫耀。如：They were eager to take the young peacock down a peg 来形容人骄傲自大的，遭人嫌弃的形象。
（三）寒暄语差异
寒暄语是人际交往以及自我展示最常用的交际方式，恰当正确的寒暄语的使用往往能促进人际关系，拉近人际交往距离。但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受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交際习惯的差异影响，往往出现在交际过程中语用失误的现象。使用寒暄语时，交际双方并非注意寒暄语本身的语义含义，而是重视语言背后传达的情感以及某种社交规约。例如；中国人和外国人碰面时，中国人带着一条丝巾，外国人会说“very beautiful， I like it.”其言下之意是在夸奖或者恭维。中国人会认为人家喜欢，就会再买一条相同的，按照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交际思想送给他们。又如，外国人夸中国人衣服或者裙子漂亮时，中国人往往受谦虚态度或思维的过分控制，往往说，一般一般，哪里哪里，你的更好看之类的话语。这样的回答往往使得听话者感到心情不悦，未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其实可以单单说声：thank you表达其感激之情足矣，来促成成功的交际。
（四）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文化的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中西方文化受经济制度差异的影响巨大。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受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人们世世代代靠农耕方式生存，依赖土地生活，从而塑造了中国人内敛、内向型性格。然而西方社会受工业革命以及大机器文明的冲击，较早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开始了机器化大生产，私有经济比较发达，培养了西方人注重自身发展的个体意识。其次，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对其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受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中国人封闭的思维模式，思维往往受到局限和制约，经常照古人遗留下来的固有的思维模式处理眼前的问题，缺乏探索精神以及创新精神。因而，这种内向型的性格往往形成中国人追求安逸的生活方式。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受开放的海洋型地形的影响，大力推进了西方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因而培养了西方人的探险精神、积极开拓创新、敢于接受挑战、擅长拓展征服等性格特征。
四、总结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历史长河长期沉淀的一种稳定的、较为持久的文化特质。我们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除了掌握语言本身的语法知识，更要增进了解目的语背后隐含的文化背景知识、社会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思维模式。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习得者要多进行对比思考，使自己潜意识中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避免，增进跨文化交际中恰当、规范的语言的使用，促进形成更加有效的交际。
参考文献：
[1]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顾嘉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戴曼纯.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J].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4]赵书博，满屹. 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J].现代交际，2011.
关键词：语言习得；文化因素；交际
作者简介：贾文娇（1992-），女，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2
一、引言
“文化”一词起源于西方的拉丁文，它是指人们在相互交际的过程当中，发表看法、阐释观念、表达意见、传播情感、交流信仰的动态发展过程。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文化与语言息息相关，语言是文化的反映，文化是语言的载体，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前提。中国和西方国家地理位置、经济形式、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往往造成两国巨大的文化差异，因此中西方语言差异亦尤为明显。仅习得语言而忽略其背后根植的文化会使得语言习得出现诸多障碍。多从不同角度，不同渠道探索西方文化为我们习得其语言降低了难度，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的掌握其语言。
二、二语习得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二语习得理论逐渐兴起并走向成熟。该理论是指语言习得者学习某种外语的机制，交叉结合各个学科，从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语言学科。对二语习得理论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克拉申认为一种语言从接触到熟悉再到熟掌握，大多是在有效的学习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在被“可具体感知”的真实情景语句下发生的。二语习得适宜方式并不是在封闭环境当中刻意单单掌握其语言本身语法词汇等，而是在具体相应的语言环境中使用，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真实语言环境的交流掌握语言。二语习得也是文化迁移的相关反映，语言习得者向目的语进行迁移的进度、速度及程度深刻影响着了他们二语习得的程度。该理论由五个假说构成：习得——学得差异假设；自然顺序假设；监检假设；输入假设；情感过滤假设。这五大假设为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中西文化差异反映
在中國，长期受国内应试教育考试的影响，二语习得者常常受大环境影响偏重于学习英语语法，记单词，背诵作文模板，从而忽略了在真实情景中的英语会话，因而口语表达能力很差违背了掌握一门语言的真正要领，形成了言语之间的交际性沟通障碍。若二语习得者单单将学习中心放在如何逐字逐句的完全正确的按照语法的要求说出正确的语句，而忽略了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境以及他们的禁忌方面，违背了西方的思维模式或者交方式也许会使得交际出现很大的问题。这就说明在二语习得过程当中，学习者不仅要使用流利的语言，更要学习及接受语言背后隐藏的本土化的思维模式，对习得者自身来说也是一个较高能力的要求。
（一）称谓用于使用
称谓用语往往在交际过程中向听众传达自己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角色定位，恰当的称谓语言的使用往往能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是确保良好沟通，促成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由于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人称代词的使用也大不相同。在中国，由于受传统封建礼教、三纲五常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重人情，重人伦的思想观念。“尊老爱幼”成为了判断一个人伦理道德标准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常常在与长辈打招呼时称呼道：刘奶奶，孙伯伯，张阿姨等。同辈之间常听到：老王，小李等。但是在西方，由于深受个人主义以及平等观念的影响，即使是称呼长辈也往往是直呼其名，例如常常听到孙子称呼爷爷：Tom，Mark等。如果直呼长辈名号发生在中国，在不了解西方文化时往往使人感觉到没有礼貌，缺乏教养。
（二）比喻的差异
不同民族对待相同的事物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以及价值观念。在与人交际中，为达到更加形象亲切的效果，往往使用比喻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狗”这个形象往往是一个被人鄙视、遭人诅咒的意象，往往与狗有关的词语都是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如走狗、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等数不胜数。但是在西方文化里，狗是人类好友，往往带有正面的赞扬的色彩。例如：You are a lucky dog来形容某人碰到好运时；用dog-tired来形容人疲惫不堪的窘态。另一意象孔雀也常被用来比喻，在中国文化里，孔雀是吉祥、美丽的象征，在汉语中，某人若是被比喻成孔雀，则意味着凸显此人的美丽动人；但在英语文化中，孔雀包含了较多的贬义，往往形容人骄傲自大、狂妄放肆，爱炫耀。如：They were eager to take the young peacock down a peg 来形容人骄傲自大的，遭人嫌弃的形象。
（三）寒暄语差异
寒暄语是人际交往以及自我展示最常用的交际方式，恰当正确的寒暄语的使用往往能促进人际关系，拉近人际交往距离。但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受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交際习惯的差异影响，往往出现在交际过程中语用失误的现象。使用寒暄语时，交际双方并非注意寒暄语本身的语义含义，而是重视语言背后传达的情感以及某种社交规约。例如；中国人和外国人碰面时，中国人带着一条丝巾，外国人会说“very beautiful， I like it.”其言下之意是在夸奖或者恭维。中国人会认为人家喜欢，就会再买一条相同的，按照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交际思想送给他们。又如，外国人夸中国人衣服或者裙子漂亮时，中国人往往受谦虚态度或思维的过分控制，往往说，一般一般，哪里哪里，你的更好看之类的话语。这样的回答往往使得听话者感到心情不悦，未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其实可以单单说声：thank you表达其感激之情足矣，来促成成功的交际。
（四）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文化的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中西方文化受经济制度差异的影响巨大。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受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人们世世代代靠农耕方式生存，依赖土地生活，从而塑造了中国人内敛、内向型性格。然而西方社会受工业革命以及大机器文明的冲击，较早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开始了机器化大生产，私有经济比较发达，培养了西方人注重自身发展的个体意识。其次，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对其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受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中国人封闭的思维模式，思维往往受到局限和制约，经常照古人遗留下来的固有的思维模式处理眼前的问题，缺乏探索精神以及创新精神。因而，这种内向型的性格往往形成中国人追求安逸的生活方式。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受开放的海洋型地形的影响，大力推进了西方国家航海事业的发展，因而培养了西方人的探险精神、积极开拓创新、敢于接受挑战、擅长拓展征服等性格特征。
四、总结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历史长河长期沉淀的一种稳定的、较为持久的文化特质。我们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除了掌握语言本身的语法知识，更要增进了解目的语背后隐含的文化背景知识、社会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思维模式。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习得者要多进行对比思考，使自己潜意识中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避免，增进跨文化交际中恰当、规范的语言的使用，促进形成更加有效的交际。
参考文献：
[1]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顾嘉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戴曼纯.论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J].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4]赵书博，满屹. 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J].现代交际，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