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谈论起美欧等国以不承认中國市场经济地位来要胁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曾在2014年1月31日在出席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现在中国贸易额已经排在世界第一位，承不承认还有什么意义？
中美博弈国际贸易新规则
美国拦阻欧盟，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015年1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近日美国警告欧盟国家，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将妨碍欧美国家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向其倾销廉价商品。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旦一国被当作非市场经济体看待，那么该国企业在遭反倾销调查时，将遭受一种歧视——在确定其倾销税率时将选取替代国的产品价格与出口国产品出口价对比来确定倾销幅度。
中国大陆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签订的《入世议定书》。当时《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这种待遇保持15年。”
也就是说，入世并未使中国大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中国入世承诺的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期限未满前，欧美国家仍可在反倾销调查时以非市场经济对待我国大陆出口企业，最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欧盟针对我国大陆光伏企业展开双反调查，高额的反倾销税几乎使我国大陆光伏产业面临破产。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
到2016年11月，中国加入WTO将满15年，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迟迟不做出明确表态，而美国又跳出来横插一杠，可见西方国家向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心存芥蒂。
一旦欧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它们将更难抵御中国的低价商品。
据测算，如果2016年底，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欧元区将损失70亿欧元。
美国的恐惧比欧盟更甚，由于美国贸易体制中的种种沉疴，使得中美贸易中美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更不具有优势。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前不久大张旗鼓搞了没有中国参与的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美国围堵中国，中国另建“朋友圈”
其实，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横跨两洋的TPP和TTIP谈判，确立新的规则体系。
在WTO成立20周年之际，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于2015年12月15日-18日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举行，此次会议成果将对WT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以FTA（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安排在全球迅速增加，各类贸易谈判的议题重点均涉及新的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代表了未来国际贸易谈判的发展方向。
为应对美国的TPP，中国提出了以近邻、周边以及友好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FTA战略，并提出了“一带一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既存在激烈博弈，也存在合作的空间。
美国主导的TPP是拥有8亿人口、GDP约占全球近40%的巨大自由贸易圈，一旦生效，将不仅给中国贸易转移带来压力，也必然会对亚太地区乃至的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TPP同美国正在与欧盟谈判的TTIP，说明美国正在构建一个以美为主、横跨两洋的新贸易投资体系。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称，美国“抗议力度太强，反而显得做贼心虚”。打着政治幌子的TPP，其实质是华盛顿军事重返亚洲的经济补充协议。
但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获得最大化。据美国智库测算，TPP只能使美国2025年的贸易增长约4.4%，而中国参加的FTAAP（太平洋区域协定）将使美国的出口达到增长20.5%的高水平。中国的广泛市场具有巨大的魅力，所以最终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事实上，中国也在努力建设自己的FTA网络。中国已与东盟、智利、瑞士、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4个自贸协定;在12个TPP成员中，有8个国家以不同形式与中国建立了FTA关系。
持开放态度，中美经贸合作仍是大趋势
虽然TPP有排斥中国之意，但中国政府对TPP持开放的态度，并不排除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加入TPP协定。
当前中美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1-11月，中美贸易额达508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
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338亿美元，同比减少6.5%，对美出口3742亿美元，同比增长4.1%。美国仍是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中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之一。
BIT（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现已进入快车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重申把达成一项高水平投资协定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的共识。
中美之间已经完成了BIT文本的谈判工作。该协定达成后，中美两国企业开展经贸合作将享有更多优惠政策，并得到更完善的法律保障。BIT将对双方乃至全球的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中国“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等于束手就缚。即使美国与日本等国日后利用TPP打压中国，也无需大惊小怪。
据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主要经济指标显示，2007年至2013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增长1.986万亿美元;而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商品总额只增长7410亿美元，欧盟为1.024万亿美元，日本则为2140亿美元。如此比例，已不是2007年的形势。今时不同往日，再拿以前的思维来威胁中国，恐怕只成世界笑话。 国际金融体系迎来“中国式改造”
迫于无奈，逼出来的“中国式改造”
2015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展不小。上半年吸引了世界舆论眼球的大事是亚投行的戏剧性发展，而下半年则是人民币成功进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其实，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还有一系列其它多边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跨国经济政策倡议的提出，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发展（金砖）银行、金砖储备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也在低调但坚定地改造着国际金融俱乐部的基本构造和运行方式。
很大程度上，对国际金融俱乐部的“中国式改造”是被迫无奈之举，而非中国处心积虑的长期战略部署。
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于70年代发生重大修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划定了当今世界的货币金融规则。这个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包括：美欧日的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些无锚的货币相互之间汇率自由浮动，对国际经贸失衡与发展失衡的调整通过IMF、世行、亚行等机构进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欧日及其掌控的这几家国际金融机构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等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也做出了不少理論和政策探索。然而考察其实际效果，这些努力差强人意。引来世人最多批评和争议的，不仅仅是美欧日和它们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所展现的傲慢与偏见，更有其政策主张的低效和虚伪。
以IMF为例，当拉美和东亚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它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紧缩与结构调整。从IMF获得美元信贷是有条件的，如果受援国不顺从其政策建议就得不到贷款。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得不接受痛苦的企业破产、放开管制、货币贬值，多少年的发展成果一夜抹平，众多资产被国际资本廉价收购。但是，当美欧日自己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时候，IMF的主人们吃的却是完全另一种药：更多货币、更多信贷、财政扩张，以尽快减缓消除本国企业和民众的痛苦，却让持有美欧日货币和债权的外国人埋单。
在发展金融领域，各家多边机构和捐赠国动辄号称提供了多少亿美元的支持，但是如果扣除掉中国的减贫成就，全球发展减贫的努力成效为负值，数十年来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总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而中国这个异类的成功者所走的道路，在很多重要方面恰恰同西方大国和国际多边组织所兜售的那套发展路径相左。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印等新兴大国在经济崛起之际，乐意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即便是非常温和的IMF份额调整方案（2010年版）却在美国国会被长期搁置。不仅如此，2011年之后，美国政府试图推动的TPP和TTIP等地区一体化议程，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大战略意图，试图中国等新兴大国排除在新的全球经济规则之外。
也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痛切地意识到这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更意识到这个体系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会主动削弱已经到手的利益和特权。在此背景之下，一贯谨言慎行的中国终于不得不提出自己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蓝图。
借力打力，和风细雨般地循序渐进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曾认为必须打破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金融领域的话语、规则和理念真心崇拜、认真学习、努力接轨。而直至全球金融危机，人们才在心理上更加自信、更加平等地看待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今天的中国有理有据地主张改造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并不打算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更没有摆出同原有主导者势不两立的对抗性姿态。中国所要求的，不过是在原有的权利结构中逐步获得同自身的规模、能力和贡献相称的份额。
从改造策略上看，中国首先是做和气、大气的动员说服工作。毛泽东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今天，改造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工作方式主要是“请客吃饭”。以亚投行为例，在邀请各国共襄盛举的同时，中国表态自己将为该机构的资本金兜底，从而确保能够成功设立。正是冲着中国的巨大资金实力和良好国际信用，五十多个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参与。
在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熊市的背景下，多个金砖国家的经济金融已经进入了准危机状态。在这样的时刻同这样一批国家搞金融和货币合作，不但容易被占便宜，而且还可能出力不讨好。但是，中国也在金砖合作中展现了充分的气量和耐心，支持这种气量和耐心的，是中国改造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全局眼光和高远志向。
第二个策略是分而治之，借力打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欧经济外交的工作技巧和时机掌握。对于经济仍陷泥淖的欧洲各国而言，中国和亚洲市场所提供的机会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利用它们分一杯羹的急切心情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心态，中国大摆筵席，分别邀请它们入席。而欧洲客人的突然到来又反过来坚定了几个犹豫观望中的国家的信心，韩国最终下决心置美日的压力于不顾而加入便是明证。亚投行的成功揭幕令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上颜面大失，在美国国内也饱受批评。受此教训，当下半年中国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而与各方沟通的时候，美国政府不敢再采取对抗性的态度，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英国之力拉欧洲，借欧洲之力拒美日，借亚投行之势推人民币入篮，可谓一气呵成。
第三个策略是两手对冲，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开创自己主导的新机构、新平台;另一方面又继续在老机构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两者相得益彰。既要动员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又同老阵营中的相对弱势者（欧洲各国）结成权宜联盟，并且还继续维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努力寻找和强化双边关系中的共同利益点（比如在气候议题和双边投资协定上）。这种做法可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可见，中国在改造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渐进耐心而又积极稳妥地推进增量式改革。 中国应利用好“规则制定红利”
中国要补充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规则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15年在北京发表演讲说，世界秩序一个最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就会产生极大不满，他们情愿使用武力，而不是和平方式解决纠纷。潜在对手国家成为合作伙伴，历史上例子不多。美国另一位学者曾提出，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之一，是采取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或采取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在讲一个道理：世界规则之争往往反映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利益之争。
中国一直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对现有的国际通行规则，中国也是遵守的。作为新兴大国，目前中国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但美国并没有接受。所以面对规则之争，中美之间缺少战略互信，战略猜疑明显上升，这对中美乃至世界都意味着风险。
国际规则的制定有不同层次。一般来讲，成为大国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定价权，世界价格谁说了算。大国是世界价格的决定者，小国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二是世界规则，能够为世界建章立制的国家是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其它国家只是规则的遵守者;三是世界责任，大国往往是世界责任的担当国或逆周期的调节国，小国是世界责任的推卸国或顺周期的调节国。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离这三个方面的大国地位有多远？我认为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
现在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2020年前后，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将超过美国。美国当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9世纪后期就超过了英国，但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至少用了80年的时间完成世界领导力的交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长期过程。更何况，中国并不是寻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而是一个寻求和平共处的大国。所以，中国并不反对现有的国际规则，但要补充维护中国发展权益的规则。维护现有规则与补充完善规则之间能够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是中国当前致力的方向。
要想赢得战略机遇期，把国际环境变成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建立起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也就是在国际社会中，让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在世界上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而在战略机遇期维护方面提升构造国际统一战线的能力，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简言之，中国需要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大国战略博弈应转向和平发展合作的轨道。
中国要想利用好国际规则赢得“红利”，就必须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能打败中国，除非中国自己。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是事关发展大局的最重要工作。
充分利用好国际上已有的对话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认为，谈及国际经济规则，我们要把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分开来看。在金融规则上，严格来说，中美之间的“较量”还没有。中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进行新的制度建设。但中国不可能打破原有的制度，新的制度建设只是原有体系的补充。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都是这类补充。中国根据自身需要，借助资金等优势，力所能及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制度性话语权。事实上，我们无需看美国脸色。比如亚投行，美国愿意加入就加入，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争取其它更多的朋友。按此思路，目前達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相比金融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度性比较明确。在WTO框架下成员国进行公平交易;同时WTO也允许成员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区域贸易安排，给予一部分成员更优惠的贸易待遇。这方面，美国主导TPP，中国也在和其它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贸易规则的排他性比较强，但中美各自也都在进行多边的、双边的区域合作。
中国的建设不一定要盯着TPP，未来中国还将建设FTAAP。国际化过程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TPP的合理性中国可以借鉴，比如所谓“21世纪议程”，提出未来的国际贸易还是要做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投资方式的贸易。事实上，中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对TPP加强研究，努力借鉴。
新一轮的全球化已经开启，我们需要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努力。我们不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更要引领，中国具备竞争力，也具备制定规则的能力。一个可期的方向是，中美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方面都有话语权，都有影响力。
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还是市场。过去依靠出口，现在大量进口，这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政策规定更正规化有关。即便如此，跨国公司依然青睐中国，因为中国的市场是消费市场;其次，我们的优势是人才。现在，外界对中国的知识人才、管理人才、研发人才都非常看重。上世纪80年代，研发在亚洲“四小龙”，生产在大陆，如今，我们的优势还存在，只是转移了，研发可以在大陆，生产被转移到其它国家;第三，中国的优势是资本。中国原来引进外资，现在需要投资，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充足，美国也看重中国的资本优势。另外，中国的优势还在于管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起初倡议“一带一路”，国际上还有些许怀疑的声音，但现在，各国纷纷表示要参与或对接“一带一路”，说明中国的管理能力较强，并被世界认可。
今后，中国还要坚持国际上已有的机构和平台。比如不能抛弃WTO，必须利用IMF，人民币成功进入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此外，还有利用好世界银行、G20等现有平台，甚至要将它们发扬光大。
中国已经和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FTA，下一步就是把已经签订的协议做好，并进一步实现建设亚太自贸区的目标。中国还可以做好与非洲、拉美地区国家的更广泛合作。现有的每年一次的地区对话机制，有时看似没有签署协议，但正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中国还能把国内的市场统一起来，贯彻落实全面开放的顶层设计，那么中国经贸发展前景会更开阔。
（《国际先驱导报》2015.12.23、观察者网2016.1.4）
中美博弈国际贸易新规则
美国拦阻欧盟，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015年1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近日美国警告欧盟国家，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将妨碍欧美国家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向其倾销廉价商品。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旦一国被当作非市场经济体看待，那么该国企业在遭反倾销调查时，将遭受一种歧视——在确定其倾销税率时将选取替代国的产品价格与出口国产品出口价对比来确定倾销幅度。
中国大陆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签订的《入世议定书》。当时《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这种待遇保持15年。”
也就是说，入世并未使中国大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中国入世承诺的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期限未满前，欧美国家仍可在反倾销调查时以非市场经济对待我国大陆出口企业，最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欧盟针对我国大陆光伏企业展开双反调查，高额的反倾销税几乎使我国大陆光伏产业面临破产。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
到2016年11月，中国加入WTO将满15年，中国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欧盟迟迟不做出明确表态，而美国又跳出来横插一杠，可见西方国家向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心存芥蒂。
一旦欧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意味着它们将更难抵御中国的低价商品。
据测算，如果2016年底，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欧元区将损失70亿欧元。
美国的恐惧比欧盟更甚，由于美国贸易体制中的种种沉疴，使得中美贸易中美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更不具有优势。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前不久大张旗鼓搞了没有中国参与的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美国围堵中国，中国另建“朋友圈”
其实，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近年来一直努力推动横跨两洋的TPP和TTIP谈判，确立新的规则体系。
在WTO成立20周年之际，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于2015年12月15日-18日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举行，此次会议成果将对WT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以FTA（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安排在全球迅速增加，各类贸易谈判的议题重点均涉及新的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代表了未来国际贸易谈判的发展方向。
为应对美国的TPP，中国提出了以近邻、周边以及友好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FTA战略，并提出了“一带一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既存在激烈博弈，也存在合作的空间。
美国主导的TPP是拥有8亿人口、GDP约占全球近40%的巨大自由贸易圈，一旦生效，将不仅给中国贸易转移带来压力，也必然会对亚太地区乃至的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TPP同美国正在与欧盟谈判的TTIP，说明美国正在构建一个以美为主、横跨两洋的新贸易投资体系。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称，美国“抗议力度太强，反而显得做贼心虚”。打着政治幌子的TPP，其实质是华盛顿军事重返亚洲的经济补充协议。
但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获得最大化。据美国智库测算，TPP只能使美国2025年的贸易增长约4.4%，而中国参加的FTAAP（太平洋区域协定）将使美国的出口达到增长20.5%的高水平。中国的广泛市场具有巨大的魅力，所以最终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
事实上，中国也在努力建设自己的FTA网络。中国已与东盟、智利、瑞士、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4个自贸协定;在12个TPP成员中，有8个国家以不同形式与中国建立了FTA关系。
持开放态度，中美经贸合作仍是大趋势
虽然TPP有排斥中国之意，但中国政府对TPP持开放的态度，并不排除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加入TPP协定。
当前中美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1-11月，中美贸易额达508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
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338亿美元，同比减少6.5%，对美出口3742亿美元，同比增长4.1%。美国仍是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中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之一。
BIT（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现已进入快车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重申把达成一项高水平投资协定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的共识。
中美之间已经完成了BIT文本的谈判工作。该协定达成后，中美两国企业开展经贸合作将享有更多优惠政策，并得到更完善的法律保障。BIT将对双方乃至全球的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中国“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等于束手就缚。即使美国与日本等国日后利用TPP打压中国，也无需大惊小怪。
据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主要经济指标显示，2007年至2013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增长1.986万亿美元;而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商品总额只增长7410亿美元，欧盟为1.024万亿美元，日本则为2140亿美元。如此比例，已不是2007年的形势。今时不同往日，再拿以前的思维来威胁中国，恐怕只成世界笑话。 国际金融体系迎来“中国式改造”
迫于无奈，逼出来的“中国式改造”
2015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展不小。上半年吸引了世界舆论眼球的大事是亚投行的戏剧性发展，而下半年则是人民币成功进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其实，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还有一系列其它多边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跨国经济政策倡议的提出，比如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发展（金砖）银行、金砖储备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也在低调但坚定地改造着国际金融俱乐部的基本构造和运行方式。
很大程度上，对国际金融俱乐部的“中国式改造”是被迫无奈之举，而非中国处心积虑的长期战略部署。
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于70年代发生重大修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划定了当今世界的货币金融规则。这个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包括：美欧日的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些无锚的货币相互之间汇率自由浮动，对国际经贸失衡与发展失衡的调整通过IMF、世行、亚行等机构进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欧日及其掌控的这几家国际金融机构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等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也做出了不少理論和政策探索。然而考察其实际效果，这些努力差强人意。引来世人最多批评和争议的，不仅仅是美欧日和它们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所展现的傲慢与偏见，更有其政策主张的低效和虚伪。
以IMF为例，当拉美和东亚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它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紧缩与结构调整。从IMF获得美元信贷是有条件的，如果受援国不顺从其政策建议就得不到贷款。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得不接受痛苦的企业破产、放开管制、货币贬值，多少年的发展成果一夜抹平，众多资产被国际资本廉价收购。但是，当美欧日自己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时候，IMF的主人们吃的却是完全另一种药：更多货币、更多信贷、财政扩张，以尽快减缓消除本国企业和民众的痛苦，却让持有美欧日货币和债权的外国人埋单。
在发展金融领域，各家多边机构和捐赠国动辄号称提供了多少亿美元的支持，但是如果扣除掉中国的减贫成就，全球发展减贫的努力成效为负值，数十年来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总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而中国这个异类的成功者所走的道路，在很多重要方面恰恰同西方大国和国际多边组织所兜售的那套发展路径相左。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印等新兴大国在经济崛起之际，乐意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即便是非常温和的IMF份额调整方案（2010年版）却在美国国会被长期搁置。不仅如此，2011年之后，美国政府试图推动的TPP和TTIP等地区一体化议程，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大战略意图，试图中国等新兴大国排除在新的全球经济规则之外。
也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痛切地意识到这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更意识到这个体系规则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会主动削弱已经到手的利益和特权。在此背景之下，一贯谨言慎行的中国终于不得不提出自己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造蓝图。
借力打力，和风细雨般地循序渐进
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曾认为必须打破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金融领域的话语、规则和理念真心崇拜、认真学习、努力接轨。而直至全球金融危机，人们才在心理上更加自信、更加平等地看待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今天的中国有理有据地主张改造现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并不打算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更没有摆出同原有主导者势不两立的对抗性姿态。中国所要求的，不过是在原有的权利结构中逐步获得同自身的规模、能力和贡献相称的份额。
从改造策略上看，中国首先是做和气、大气的动员说服工作。毛泽东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今天，改造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工作方式主要是“请客吃饭”。以亚投行为例，在邀请各国共襄盛举的同时，中国表态自己将为该机构的资本金兜底，从而确保能够成功设立。正是冲着中国的巨大资金实力和良好国际信用，五十多个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参与。
在美元升值、大宗商品熊市的背景下，多个金砖国家的经济金融已经进入了准危机状态。在这样的时刻同这样一批国家搞金融和货币合作，不但容易被占便宜，而且还可能出力不讨好。但是，中国也在金砖合作中展现了充分的气量和耐心，支持这种气量和耐心的，是中国改造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全局眼光和高远志向。
第二个策略是分而治之，借力打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欧经济外交的工作技巧和时机掌握。对于经济仍陷泥淖的欧洲各国而言，中国和亚洲市场所提供的机会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利用它们分一杯羹的急切心情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心态，中国大摆筵席，分别邀请它们入席。而欧洲客人的突然到来又反过来坚定了几个犹豫观望中的国家的信心，韩国最终下决心置美日的压力于不顾而加入便是明证。亚投行的成功揭幕令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上颜面大失，在美国国内也饱受批评。受此教训，当下半年中国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而与各方沟通的时候，美国政府不敢再采取对抗性的态度，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英国之力拉欧洲，借欧洲之力拒美日，借亚投行之势推人民币入篮，可谓一气呵成。
第三个策略是两手对冲，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开创自己主导的新机构、新平台;另一方面又继续在老机构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两者相得益彰。既要动员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又同老阵营中的相对弱势者（欧洲各国）结成权宜联盟，并且还继续维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关系，努力寻找和强化双边关系中的共同利益点（比如在气候议题和双边投资协定上）。这种做法可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可见，中国在改造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渐进耐心而又积极稳妥地推进增量式改革。 中国应利用好“规则制定红利”
中国要补充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规则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15年在北京发表演讲说，世界秩序一个最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就会产生极大不满，他们情愿使用武力，而不是和平方式解决纠纷。潜在对手国家成为合作伙伴，历史上例子不多。美国另一位学者曾提出，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之一，是采取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或采取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在讲一个道理：世界规则之争往往反映的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利益之争。
中国一直是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对现有的国际通行规则，中国也是遵守的。作为新兴大国，目前中国提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但美国并没有接受。所以面对规则之争，中美之间缺少战略互信，战略猜疑明显上升，这对中美乃至世界都意味着风险。
国际规则的制定有不同层次。一般来讲，成为大国的判断标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定价权，世界价格谁说了算。大国是世界价格的决定者，小国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二是世界规则，能够为世界建章立制的国家是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其它国家只是规则的遵守者;三是世界责任，大国往往是世界责任的担当国或逆周期的调节国，小国是世界责任的推卸国或顺周期的调节国。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离这三个方面的大国地位有多远？我认为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
现在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2020年前后，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将超过美国。美国当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9世纪后期就超过了英国，但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至少用了80年的时间完成世界领导力的交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长期过程。更何况，中国并不是寻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而是一个寻求和平共处的大国。所以，中国并不反对现有的国际规则，但要补充维护中国发展权益的规则。维护现有规则与补充完善规则之间能够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是中国当前致力的方向。
要想赢得战略机遇期，把国际环境变成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建立起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也就是在国际社会中，让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贸区等，在世界上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而在战略机遇期维护方面提升构造国际统一战线的能力，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简言之，中国需要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大国战略博弈应转向和平发展合作的轨道。
中国要想利用好国际规则赢得“红利”，就必须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能打败中国，除非中国自己。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是事关发展大局的最重要工作。
充分利用好国际上已有的对话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认为，谈及国际经济规则，我们要把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分开来看。在金融规则上，严格来说，中美之间的“较量”还没有。中国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进行新的制度建设。但中国不可能打破原有的制度，新的制度建设只是原有体系的补充。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都是这类补充。中国根据自身需要，借助资金等优势，力所能及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制度性话语权。事实上，我们无需看美国脸色。比如亚投行，美国愿意加入就加入，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争取其它更多的朋友。按此思路，目前達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相比金融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度性比较明确。在WTO框架下成员国进行公平交易;同时WTO也允许成员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区域贸易安排，给予一部分成员更优惠的贸易待遇。这方面，美国主导TPP，中国也在和其它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贸易规则的排他性比较强，但中美各自也都在进行多边的、双边的区域合作。
中国的建设不一定要盯着TPP，未来中国还将建设FTAAP。国际化过程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TPP的合理性中国可以借鉴，比如所谓“21世纪议程”，提出未来的国际贸易还是要做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投资方式的贸易。事实上，中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对TPP加强研究，努力借鉴。
新一轮的全球化已经开启，我们需要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努力。我们不仅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更要引领，中国具备竞争力，也具备制定规则的能力。一个可期的方向是，中美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方面都有话语权，都有影响力。
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还是市场。过去依靠出口，现在大量进口，这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政策规定更正规化有关。即便如此，跨国公司依然青睐中国，因为中国的市场是消费市场;其次，我们的优势是人才。现在，外界对中国的知识人才、管理人才、研发人才都非常看重。上世纪80年代，研发在亚洲“四小龙”，生产在大陆，如今，我们的优势还存在，只是转移了，研发可以在大陆，生产被转移到其它国家;第三，中国的优势是资本。中国原来引进外资，现在需要投资，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充足，美国也看重中国的资本优势。另外，中国的优势还在于管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起初倡议“一带一路”，国际上还有些许怀疑的声音，但现在，各国纷纷表示要参与或对接“一带一路”，说明中国的管理能力较强，并被世界认可。
今后，中国还要坚持国际上已有的机构和平台。比如不能抛弃WTO，必须利用IMF，人民币成功进入IMF的特别提款权篮子，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此外，还有利用好世界银行、G20等现有平台，甚至要将它们发扬光大。
中国已经和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FTA，下一步就是把已经签订的协议做好，并进一步实现建设亚太自贸区的目标。中国还可以做好与非洲、拉美地区国家的更广泛合作。现有的每年一次的地区对话机制，有时看似没有签署协议，但正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中国还能把国内的市场统一起来，贯彻落实全面开放的顶层设计，那么中国经贸发展前景会更开阔。
（《国际先驱导报》2015.12.23、观察者网201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