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2年，按照彼时中国的纪年，则爲大明万历十年。
　　这一年颇不平静，对19岁的万历皇帝而言，一个人的出生和另一个人的去世，都对他産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皇帝身份的特殊性，则使这种影响産生了乘数效应，继而累及整个帝国，从此走向衰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皇长子朱常洛在八月出生，使帝国的中枢——紫禁城沉浸在喜悦当中，其实这种喜悦已然持续数月，从慈圣太后发现身边王氏宫女珠胎暗结，到後来确定居然爲龙种後，紫禁城便一片欢腾。大婚已四年而无子嗣的万历皇帝，以及仁圣、慈圣两宫太后，都在兴奋中期待，但也许喜悦的时间过久，临近産期的关头，这种喜悦居然産生了疲态而打了折扣，这是因爲首辅张居正大人的去世引起的。张大人对帝国的施政理念和信心，影响了万历的整个少年时期，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秉承其祖父嘉靖皇帝自负、狐疑性格的万历皇帝，也曾质疑首辅的施政，但这不影响他对张居正的突然离世産生的悲伤之情。人生的大喜大悲，在1582年，年轻的皇帝逐一品尝，但无论彼时的是喜是悲，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都已经不重要，因爲很快，上述的两件事都对帝国産生了破坏性的作用。
　　朱常洛的出生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後，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其他的惊喜，反而很快便演化爲立储之争，“因爲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长子常洛爲太子”（黄仁宇），即便万历帝在和群臣倔强地僵持了十年之久後，以皇帝的表面妥协而告一段落，“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君臣双方，经此一役已两败俱伤，并且文官集团内部也已産生隔阂和对立，“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黄仁宇）因此说，朱常洛的出生实则对帝国的上层建筑造成了结构性的破坏，而此种破坏一经发生便无可弥合，直至王朝的更迭才成爲历史；张居正的离世，使他孤力独撑的“万历新政”毁於一旦，富国强兵的大好局面也不过昙花一现，至於後来政坛宿敌的清算，则使前太师、“上柱石”的家庭都难得保全，更别说他爲之奋斗的综合改革事业，自此明帝国失去了历史给予他的最後一次振作机会，帝国的踟蹰前行已失去动力来源，仅凭惯性使然，行至明晚期，天灾粮荒，“赋税物价不断高涨，军费不足”（胡小伟），帝国松弛的军备不足以维护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行，则充当了压垮骆驼的最後一根稻草的角色！
　　在1582年这样的多事之秋，偏居南海一隅的澳门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情连同上述两件事，引起的後果令人匪夷所思，居然将庞大帝国的命运受制於小城澳门的兴衰，则不禁使人感叹帝国经济上的脆弱和弊病。
　　1582年初，张首辅的私人好友、新任两广总督陈瑞下令，“让澳门葡人地方行政长官和主教去见他, 不得迟误。这是明朝广东地方最高官员第一次命令葡人去见他”（万明），尽管葡人赴广州之前心情十分忐忑，而且会见初期的气氛也远非融洽，“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但陈瑞听闻葡人代表表示“澳门葡萄牙商人是中国皇帝的顺民, 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 并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的言辞後，又看在一批贵重礼物的面子上，气氛友好起来，最後葡人大喜过望地返回澳门。“这次召见的重要意义，是在居澳葡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的前提下’，明朝广东地方最高官员首次对居澳予以承认”。就这样，陈瑞结束了默许葡人居澳的非正常状态，首次代表明廷允准葡人居澳，这成爲明朝对澳政策最终确立的标志（万明；金国平、吴志良）。
　　有意见认爲是陈瑞的“老而弥贪”造成的允准葡人居澳，但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长远，联系到1540年代日本和美洲相继开采大量白银，以及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就会发现，1582年紫禁城对澳门政策的确认，绝不是地方官受贿的结果，而可看作是帝国财经政策的一个侧影。
　　早在1557年, 葡萄牙人就已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千万百计的入居澳门，乃是贸易的需要。帝国发达的丝织品、陶瓷、茶叶等制造业在王土以外的地方有着庞大的需求，但在1540年代以前，帝国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向异邦表示对贸易的不屑，因爲天朝物华天宝，撮尔小国的土産更多的被看做上贡的礼物，不足以和帝国构成贸易关系。但是，嘉靖朝後期，铤而走险的走私商船大批量的带回海外白银，则使天朝重新审视自己的贸易政策。
　　16世纪时期的明帝国，物阜民丰、应有尽有，唯独匮乏白银！白银作爲贵金属，在民间充当货币流通旷日持久，尽管明帝国的官方货币并不是白银，但白银的货币作用，并不需要官方的积极倡导，“到了明後期，白银通行於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成爲一个客观的事实”（万明），这个事实的背後，有个更加尴尬的事实，即明帝国并不盛産白银，仅有的几座银矿，开采也时开时闭，再加以贪腐缠身，“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不过10万两或12万两”，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在这种态势下，“开矿不如市舶”（徐阶），从海外输入便成爲白银的重要来源。
　　葡人带到澳门的商品，也是白银，而且他们在航海方面的优势，确保了航綫的畅通。出於对白银的渴望，再加之“他们极爲恭顺的态度和不时的贿赂”，帝国的决策层对於葡人在中国的非法逗留，采取了最具东方特色的处理方式——默许。葡人很快适应了帝国的行政文化，尽管未能拿到政府颁发的居留许可文书，但在已习惯爲世界中心的天朝上邦，能得到默许已属不易了。葡人揣着一张早已过期的签证，兴奋的开展着能带来暴利的海上贸易！
　　正是海上贸易，决定了他们今後在澳门的去留。由於对白银的畸形需求，及至隆庆初年（公元1569年），明朝海外政策终於发生大幅度调整，“准贩东西洋”，有限度的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经穆宗皇帝的批准，澳门成爲广州的外港由此开端。但这里有个疑问，既然开海禁，港口则非常重要，那麽明廷爲何不索性收回澳门留有自己经营呢？在儒家文化中，商业的价值一直遭到诋毁，甚至视其有“动摇国本”之嫌，长期以来，商业爲士人所不齿，尤其於明帝国而言，出於政治目的的“海禁”政策写进了《大明律》，“片板不许下海”，帝国经济政策的不合时宜，深深挫伤了本土商业的发展，在利益面前总有铤而走险者，“屡曾有反抗封建的统治，来发展其自身的经济要求，采取海寇的方式，率领半商半贼的舰队，以从事海上贸易的活动”（傅衣凌），及至嘉靖年间，大海商王直，竟僞称徽王，勾结倭寇犯我海域，其谋反作乱行径更是刺痛了朝廷的心，决策层并没有反省本国政策的滞後，已到官逼民反的境地，反而更加厌恶本土海商，认爲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在此种情形下，高傲的帝国不可能承认本土海商的合法性，当然更不可能培植有竞争性的海外贸易商业团队。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以商爲本的葡人，由於其以往的恭顺，正式成爲帝国的商业合作者。
　　1582年後，澳门因白银贸易迅速发展，“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南美”就是专爲白银贸易开辟的航綫。由明代，到底进口了多少白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很精确的数据。但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日本白银産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産量1/2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接近2万吨。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其270余年间国内开采的白银总量，而由澳门进口的白银，则几乎占到全部白银进口的七成左右，因此，澳门是名副其实的“白银港口”。
　　但是，即使进口白银主要作爲货币使用，帝国的行政当局始终未主导白银市场，而主要依靠自由商人的贸易完成。商人出口大量的生丝，换回大量的白银，行政当局依赖税赋手段完成对白银的徵收，至此海外白银便正式进入帝国的货币流通领域。万历皇帝在“立储之争”失利後，对整个文官集团耿耿於怀，而官僚团队在铸币问题上的低效率，更促使他相信无爲而治的统御理念。皇帝把对天下的兴趣转移到了金银上，在白银的使用上，帝国居然施行“银本位制”，而非“银元本位制”，海外的白银不需要当局的特别处理就可在本土充当货币，这种主动放弃货币发行权的做法，致使紫禁城无法对全国的货币流通做出调节，那麽，帝国的金融安全犹如沙滩建楼，坍塌是迟早的问题。
　　帝国以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生丝及丝织品），与海外的初级矿産开采业（白银）做博弈，优劣一望便知，贸易夥伴在交易过程中，付出了资源流失的沉重代价，本土二级産业却没有得到发展，长此以往，对白银出口有话语权的国家，抵制帝国的贸易也就在所难免。“1634年後，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許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着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澳门的白银贸易遭受沉重打击，城市一片萧条，而这种不幸并没有只停留在南海一隅。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使帝国的出口贸易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彼时已严重依赖白银的财政，也被拉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国家机器都无法正常运转。到明末，白银流入中华帝国已有近百年历史，数量之巨令人咋舌。那麽，爲何帝国近百年的白银积累，竟然不能帮助帝国度过数年的难关？这正是本朝放弃铸币权所致，因爲白银的流入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京师等富裕地区，白银的可储存性致使大量的白银被少数富户囤积，而未进入流通流域，致使帝国年年进口白银，但流通领域的白银却依赖於当年的贸易，而不能得力於历年的积存。
　　更要命的是，尽管在1582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的改革措施也基本被帝国所抛弃，偏偏一条鞭法被保留，在流通领域白银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政府还坚持把税收折合爲白银来徵收，则更加加剧了西北农民的经济负担，最後连年的天灾就成了李自成起义的绝好藉口，而饷银的不足，竟使帝国无力镇压，以致王朝覆灭。
　　澳门，居然通过白银贸易作爲中介变量，把庞大帝国的命运和小城自身联系在一起，则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