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新问:如何超越传统新闻学的“职业”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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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新闻学研究正处在激烈变革的开端.学术界正日益凝聚对变革本身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应尽快从开端出发,深入探索数字时代广义的新闻活动规律、阐释异质多元的数字新闻主体、厘清数字社会与新闻系统的复杂机制,并在更大层面上发扬新闻学的“理想主义”色彩.本文所做的一点抛砖引玉的努力是,在新闻本体、主体、方法和价值四个方面分别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新闻学职业取向的新问题,期望用“新问”激发对未来充满可能性的新闻研究学术园地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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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事件.通过对朋友圈转发和评论庆典大会的研究发现,人们对这一事件高度关注,并通过对事件的转发和评论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情感.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上,人们普遍采用了丰富的情感修辞,尤其是运用了亲密关系、情感同构、情感符号等方式,将私人情感与集体记忆联结起来,使庆典成为人们对党的历史功绩进行回忆和赞颂的又一次记忆实践.
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启蒙时代的中国大学,不管文科、理科还是工科,都着迷于讨论当时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些新发展.这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所谓的“老三论”和“新三论”,横断科学这一概念也就因此变得“家喻户晓”了.而在国外,横断科学的巨大威力已经扰动了非理性主义哲学.1976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时,当记者提问说现在什么东西取代了哲学的位置呢,海德格尔回答说:“控制论”.此时,在中国刚刚被作为一个新学科被讨论的传播学,也正以“三论”作为其起源“神话”.对这一学科感兴趣的学者,纷纷开始阅读关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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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闻必录”并非是近代报人为新闻失实所设计的托词和借口,而是报人争取的自由采录信息的“职业权利”.报人将“有闻必录”定位为太史采风、史官记事,又将史家“疑以传疑”的原则融入到“有闻必录”的宣传及应用中.在文化认同和实践实用的合力推动下,“有闻必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被业内外所承认,并在20世纪初被奉为“报馆天职”.“有闻必录”的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人开始主动地建构新闻职业的知识体系,迈出了初步探索中国新闻职业化的一步.
在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闻业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层面正在发生较为深刻的嬗变,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等也都在随之而变,并展现出研究路径的多种可能性.本文认为新闻学研究的变革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讨论其发展趋势应从新闻学研究的本体论出发,也即以厘清新闻业的剧变为逻辑起点.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在复杂性、物质性、关系性等方面都有与传统新闻业不同的显著特征,本文将这些本体变化作为前置性条件进行分析,探讨引入和开掘适用于互联网新闻业的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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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传播是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一,但学界对于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的语境适配与路径转型的探讨不够及时和深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强战略传播研究的要求迫在眉睫.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5·31讲话精神为指引,在回溯战略传播理念演进的基础上绘制该领域的知识图谱,并基于“四全”媒体等本土化模式梳理和分析该领域所聚焦的四对辩证关系,探索平台媒体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转型升级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