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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裕是南宋的开国君主。但在成为君主之前，刘裕是一名武将。在由武将向君主转变的过程中，刘裕对帝王应具备的品质和思想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刘裕的“勋德”思想是将“勋”和“德”结合起来，即重视内在的德行和外在的功勋两方面，把“勋德”思想视为谋取帝王位的一种手段，使其成为称帝的标准。
【关键词】：刘裕；勋德；称帝
刘裕是南朝时期宋王朝的开国帝王，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生于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卒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关于刘裕的出身历代学者观点颇多，史学家也各持己见。陈寅恪先生认为刘裕应归为次等士族，祝总斌先生却认为低级士族更为合适；但笔者根据刘裕“帝素贫，时人莫能知”、“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更赞同寒门这一说法。九品中正制度以门第选拔官员，寒门阶层很难打破门第的束缚进入朝堂。刘裕则通过自身能力主要是军事能力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垄断，成为一代君主。现今，对刘裕的研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对其门第、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其中以政治方面的研究最多。关于刘裕思想的研究，相对较欠缺。而本论文则侧重于从思想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刘裕的“勋德”思想以及其“勋德”思想在刘裕称帝时所发挥的作用。
“勋德”思想诞生的背景。东晋是一个重门第的时代，寒门很难打破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进入朝政。但高门士族鄙薄武事这一特点给寒门提供了入仕的机会。刘裕出身微寒，和其他寒门一样的是，刘裕也是依靠军事进入权力中心。并最终代晋建宋，成为一代君主。刘裕开始为孙无终司马，后在刘牢之手下参军。刘牢之，北府统帅。北府兵是谢氏建立的一支精锐部队，是东晋军队的中流砥柱。自谢氏离政后，这支军队的统治权就落到了出身寒门的刘牢之肩上。时逢孙恩起义，刘牢之命刘裕与孙恩战。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刘裕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孙恩频攻句章，高祖屡摧破之，恩复走入海”与孙恩的多次战役刘裕都获得了胜利。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骠骑将军司马元显西伐荆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众，下讨元显”宗室司马元显和高门士族桓玄的战争爆发。北府统帅刘牢之应听从司马氏的派遣。司马元显派遣刘牢之与桓玄战，“玄至，高祖请击之，不许，将遣子敬宣诣玄请和”。桓玄到了之后，刘裕向刘牢之请求出战，刘牢之不但不许，还让其子刘敬宣向桓玄说和。因此，桓玄与司马元显得战争以刘牢之的请降而分出胜负。桓玄从此控制了东晋的朝政大权。桓玄掌政后，一方面杀戮了刘牢之带领的北府旧将，“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內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另一方面，铲除了宗室司马氏的势力。作战过程中，“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东海王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游击将军毛邃并遇害”司马元显和中央军大部分将领被杀。并且“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元显的父亲司马道子也被桓玄杀害。至此，控制中央的宗室力量殆尽。最后由于晋安帝自身能力的缺陷，“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权”桓玄控制并篡夺了皇权。
刘裕是桓玄夺政下的幸存者。作为北府旧将，他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还保全了自己的仕途。刘牢之去世后，何无忌问刘裕该何去何从。刘裕回答说：“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在刘裕看来，何无忌和自己应先回京口避祸，免于桓玄的杀害，然后在等待桓玄的任用。当桓玄有篡夺东晋朝政的意图时，便可以图谋桓玄。可见，刘裕对时局很有自己的见解，也知道分析自身利弊，躲开祸乱。同时，刘裕对桓玄是极为不信任的，他不相信桓玄会坚守为晋人臣的理念。桓玄掌握朝政后，自立为楚王，想要代晋称帝。让其从兄桓谦去询问刘裕的意见，刘裕本“志欲图玄”，于是“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此回答，夸耀桓玄勋德盖世，有着为帝王者应有的功勋和德行。这里的勋德是双重标准，勋指的是桓玄的功劳、功勋，是军事上的建树和对社会的贡献；德指的是其品行，是道德上的指标，是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此时东晋王朝朝政衰微，早已丧失民心。刘裕认为，如此有利的条件，桓玄可以乘着时运禅代。由于刘裕北府旧将的身份，桓玄对刘裕正处于敏感的时期，刘裕此回答虽不是真心支持桓玄，短时间却消除了桓玄对刘裕的猜忌，免除其殺身之祸，是刘裕在平衡时局后及时采取策略应付的一种体现。
在此之后，勛德作为一个标准深深烙在刘裕的心理，桓玄借勋德而称帝，勋德成为了帝王必须具备的一个品质。刘裕也把勋德的内容作为其前进的目标，视为自己改朝换代的必要条件。在晋政府运行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刘裕把勋德作为君主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视为君主的应有的范式，为日后代晋作下了铺垫。
“勋德”思想的实践。勋德一词原本是桓玄的从兄桓谦提出，是桓玄想要称帝让桓谦来问刘裕意见的说辞。桓谦说“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意以为何如？”。桓玄想要借此事件来观察刘裕对自己称帝的态度。而刘裕回答桓玄称其有为人君应当有的功勋和德行，用谦逊的态度表达了桓玄此时称帝有众望所归之意，避开了桓玄的猜忌，保全了自己。刘裕还把“勋德”作为自己日后称帝时的一把利器。
义熙元年（公元402年）后，刘裕致力于内政的稳固和个人权利的加大。作为依靠军事起家的武将，刘裕在掌权后仍然加强其军功建设。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任命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时，下书中提到自己的功勋“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遂建勋烈，外夷勍敌，內清奸轨，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也”。刘裕认为自己所建立的功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高祖托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凡同谋何无忌、魏咏之、咏之弟欣之、顺之、檀凭之、凭之从子韶、弟祗、隆与叔道济、道济从兄范之、高祖弟道怜、刘毅、毅从弟藩、……谯国范清等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余人”刘裕集众人于京口起义。起义消灭了桓玄的楚政权，从而恢复和维护了东晋王朝的正统地位；二是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刘裕抗表北伐南燕，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获得胜利。南燕屡屡为东晋的边患。这次北伐是刘裕针对北方少数民族侵袭东晋边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击，并直接灭了南燕，给予北方少数民族一定的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三是平定了卢循、徐道覆起义，稳定了内部的统治；刘裕对卢循、徐道覆多次作战。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又反。“十二月壬辰，刘裕破卢循于豫章”。七年（公元411年），卢循、徐道覆分别被杜慧度、刘蕃所杀。至此，孙恩、卢循起义彻底被平复。而刘裕认为自己正是从这三方面保证了东晋的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刘裕把维护东晋王朝的安危和累计自己的军功绑在一起，企图以维护东晋的名义来隐藏自己企图以军功来谋帝位的意图。根据《魏书》记载，“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包括刘裕北伐后秦在内的军事活动，都是为了代晋积累功勋。 若以功勋为标准，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后，能与刘裕的功勋相比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连与刘裕一起具有首义之功、讨伐桓玄的刘毅，“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也因为刘裕北伐南燕取得成功，急于求成，担心刘裕的功勋盖过自己。而此时卢循、徐道覆又趁机北上时，刘毅想在对卢、徐战役中建立与刘裕北伐南燕对等的军功。刘毅抗表南征，“刘毅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馀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战败，声望俱失。而后，刘裕又凭借其军事谋略逐步取得了对卢循战争的胜利。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在南郊告天时把“勋德”作为自己称帝的重要标准，先讲自己的“德”：“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帝王应有的德行；又讲自己的“勋”：刘裕认为，“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焉依，为日已久”晋王朝自东迁以来，就朝纲不振，一直以来都是依赖宰辅治国。而“裕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援，则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僣伪必灭”。刘裕认为自己虽出身寒门，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时局艰难之时，挺身而出。从桓玄手中夺回了东晋的统治权，克复了皇祀。在国家危难、被颠覆之时总能扶持，奸诈、邪恶作乱之人都被自己消灭。刘裕企图用“勋德”思想使自己的君主地位合法化，用“勋德”两方面的内容来获得百姓和朝臣的支持。
刘裕把自己辅佐晋室的功劳都结合在“勋德”里，“勋德”思想的内容较之之前就更为完整和丰富：一、“德”为先，刘裕认为个人的品德和操守是得天下的第一条件。其次才提“勋”，所以在其南郊祭天时刘裕先提到自己德充帝王。并且认为自己所具备的“德”已经达到帝王的标准。二、“勋”是在内修的“德”主导下的外在体现，也是“德”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是“德”的外部实践。
刘裕所提倡的“勋德”思想，在他自己的行为中得到实践，从一个武将到一个君主的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开创了以“勋德”得天下的局面，更把“勋德”思想融合成满足他自身需求的君主思想以及驭国方针。最终，“勋德”思想成为了刘裕称帝的必要条件。刘裕把对“勋德”内涵的理解，转化到自己的行为中，使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符合“勋德”的要求。事实上，因晋王朝衰微和刘裕自身文化水平低下两方面的原因，刘裕并没有把“勋德”很好的实践，而是把“勋德”重点放在了“勋”上，从而忽略了“德”。即原本主张内外兼修的“勋德”就变成了重外的“勋”。
參考文献：
[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清）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祝总斌.刘裕门第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9]祝总斌.素族、庶族解[J].北京大学学报，1984（3）.
[10]陶贤都.刘裕霸府政治述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3）.
[11]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
作者简介：李欢（1992-），女，汉族，籍贯：重庆涪陵，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
【关键词】：刘裕；勋德；称帝
刘裕是南朝时期宋王朝的开国帝王，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生于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卒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关于刘裕的出身历代学者观点颇多，史学家也各持己见。陈寅恪先生认为刘裕应归为次等士族，祝总斌先生却认为低级士族更为合适；但笔者根据刘裕“帝素贫，时人莫能知”、“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更赞同寒门这一说法。九品中正制度以门第选拔官员，寒门阶层很难打破门第的束缚进入朝堂。刘裕则通过自身能力主要是军事能力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垄断，成为一代君主。现今，对刘裕的研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对其门第、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其中以政治方面的研究最多。关于刘裕思想的研究，相对较欠缺。而本论文则侧重于从思想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刘裕的“勋德”思想以及其“勋德”思想在刘裕称帝时所发挥的作用。
“勋德”思想诞生的背景。东晋是一个重门第的时代，寒门很难打破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进入朝政。但高门士族鄙薄武事这一特点给寒门提供了入仕的机会。刘裕出身微寒，和其他寒门一样的是，刘裕也是依靠军事进入权力中心。并最终代晋建宋，成为一代君主。刘裕开始为孙无终司马，后在刘牢之手下参军。刘牢之，北府统帅。北府兵是谢氏建立的一支精锐部队，是东晋军队的中流砥柱。自谢氏离政后，这支军队的统治权就落到了出身寒门的刘牢之肩上。时逢孙恩起义，刘牢之命刘裕与孙恩战。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刘裕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孙恩频攻句章，高祖屡摧破之，恩复走入海”与孙恩的多次战役刘裕都获得了胜利。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骠骑将军司马元显西伐荆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荆楚大众，下讨元显”宗室司马元显和高门士族桓玄的战争爆发。北府统帅刘牢之应听从司马氏的派遣。司马元显派遣刘牢之与桓玄战，“玄至，高祖请击之，不许，将遣子敬宣诣玄请和”。桓玄到了之后，刘裕向刘牢之请求出战，刘牢之不但不许，还让其子刘敬宣向桓玄说和。因此，桓玄与司马元显得战争以刘牢之的请降而分出胜负。桓玄从此控制了东晋的朝政大权。桓玄掌政后，一方面杀戮了刘牢之带领的北府旧将，“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內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另一方面，铲除了宗室司马氏的势力。作战过程中，“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东海王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游击将军毛邃并遇害”司马元显和中央军大部分将领被杀。并且“会稽王道子为桓玄所害”元显的父亲司马道子也被桓玄杀害。至此，控制中央的宗室力量殆尽。最后由于晋安帝自身能力的缺陷，“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权”桓玄控制并篡夺了皇权。
刘裕是桓玄夺政下的幸存者。作为北府旧将，他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还保全了自己的仕途。刘牢之去世后，何无忌问刘裕该何去何从。刘裕回答说：“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在刘裕看来，何无忌和自己应先回京口避祸，免于桓玄的杀害，然后在等待桓玄的任用。当桓玄有篡夺东晋朝政的意图时，便可以图谋桓玄。可见，刘裕对时局很有自己的见解，也知道分析自身利弊，躲开祸乱。同时，刘裕对桓玄是极为不信任的，他不相信桓玄会坚守为晋人臣的理念。桓玄掌握朝政后，自立为楚王，想要代晋称帝。让其从兄桓谦去询问刘裕的意见，刘裕本“志欲图玄”，于是“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此回答，夸耀桓玄勋德盖世，有着为帝王者应有的功勋和德行。这里的勋德是双重标准，勋指的是桓玄的功劳、功勋，是军事上的建树和对社会的贡献；德指的是其品行，是道德上的指标，是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此时东晋王朝朝政衰微，早已丧失民心。刘裕认为，如此有利的条件，桓玄可以乘着时运禅代。由于刘裕北府旧将的身份，桓玄对刘裕正处于敏感的时期，刘裕此回答虽不是真心支持桓玄，短时间却消除了桓玄对刘裕的猜忌，免除其殺身之祸，是刘裕在平衡时局后及时采取策略应付的一种体现。
在此之后，勛德作为一个标准深深烙在刘裕的心理，桓玄借勋德而称帝，勋德成为了帝王必须具备的一个品质。刘裕也把勋德的内容作为其前进的目标，视为自己改朝换代的必要条件。在晋政府运行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刘裕把勋德作为君主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视为君主的应有的范式，为日后代晋作下了铺垫。
“勋德”思想的实践。勋德一词原本是桓玄的从兄桓谦提出，是桓玄想要称帝让桓谦来问刘裕意见的说辞。桓谦说“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意以为何如？”。桓玄想要借此事件来观察刘裕对自己称帝的态度。而刘裕回答桓玄称其有为人君应当有的功勋和德行，用谦逊的态度表达了桓玄此时称帝有众望所归之意，避开了桓玄的猜忌，保全了自己。刘裕还把“勋德”作为自己日后称帝时的一把利器。
义熙元年（公元402年）后，刘裕致力于内政的稳固和个人权利的加大。作为依靠军事起家的武将，刘裕在掌权后仍然加强其军功建设。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任命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时，下书中提到自己的功勋“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遂建勋烈，外夷勍敌，內清奸轨，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也”。刘裕认为自己所建立的功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高祖托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凡同谋何无忌、魏咏之、咏之弟欣之、顺之、檀凭之、凭之从子韶、弟祗、隆与叔道济、道济从兄范之、高祖弟道怜、刘毅、毅从弟藩、……谯国范清等二十七人；愿从者百余人”刘裕集众人于京口起义。起义消灭了桓玄的楚政权，从而恢复和维护了东晋王朝的正统地位；二是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刘裕抗表北伐南燕，在他的运筹帷幄下获得胜利。南燕屡屡为东晋的边患。这次北伐是刘裕针对北方少数民族侵袭东晋边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击，并直接灭了南燕，给予北方少数民族一定的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三是平定了卢循、徐道覆起义，稳定了内部的统治；刘裕对卢循、徐道覆多次作战。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又反。“十二月壬辰，刘裕破卢循于豫章”。七年（公元411年），卢循、徐道覆分别被杜慧度、刘蕃所杀。至此，孙恩、卢循起义彻底被平复。而刘裕认为自己正是从这三方面保证了东晋的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刘裕把维护东晋王朝的安危和累计自己的军功绑在一起，企图以维护东晋的名义来隐藏自己企图以军功来谋帝位的意图。根据《魏书》记载，“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包括刘裕北伐后秦在内的军事活动，都是为了代晋积累功勋。 若以功勋为标准，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后，能与刘裕的功勋相比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连与刘裕一起具有首义之功、讨伐桓玄的刘毅，“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也因为刘裕北伐南燕取得成功，急于求成，担心刘裕的功勋盖过自己。而此时卢循、徐道覆又趁机北上时，刘毅想在对卢、徐战役中建立与刘裕北伐南燕对等的军功。刘毅抗表南征，“刘毅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馀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战败，声望俱失。而后，刘裕又凭借其军事谋略逐步取得了对卢循战争的胜利。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在南郊告天时把“勋德”作为自己称帝的重要标准，先讲自己的“德”：“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帝王应有的德行；又讲自己的“勋”：刘裕认为，“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焉依，为日已久”晋王朝自东迁以来，就朝纲不振，一直以来都是依赖宰辅治国。而“裕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援，则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僣伪必灭”。刘裕认为自己虽出身寒门，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时局艰难之时，挺身而出。从桓玄手中夺回了东晋的统治权，克复了皇祀。在国家危难、被颠覆之时总能扶持，奸诈、邪恶作乱之人都被自己消灭。刘裕企图用“勋德”思想使自己的君主地位合法化，用“勋德”两方面的内容来获得百姓和朝臣的支持。
刘裕把自己辅佐晋室的功劳都结合在“勋德”里，“勋德”思想的内容较之之前就更为完整和丰富：一、“德”为先，刘裕认为个人的品德和操守是得天下的第一条件。其次才提“勋”，所以在其南郊祭天时刘裕先提到自己德充帝王。并且认为自己所具备的“德”已经达到帝王的标准。二、“勋”是在内修的“德”主导下的外在体现，也是“德”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是“德”的外部实践。
刘裕所提倡的“勋德”思想，在他自己的行为中得到实践，从一个武将到一个君主的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开创了以“勋德”得天下的局面，更把“勋德”思想融合成满足他自身需求的君主思想以及驭国方针。最终，“勋德”思想成为了刘裕称帝的必要条件。刘裕把对“勋德”内涵的理解，转化到自己的行为中，使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符合“勋德”的要求。事实上，因晋王朝衰微和刘裕自身文化水平低下两方面的原因，刘裕并没有把“勋德”很好的实践，而是把“勋德”重点放在了“勋”上，从而忽略了“德”。即原本主张内外兼修的“勋德”就变成了重外的“勋”。
參考文献：
[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清）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祝总斌.刘裕门第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9]祝总斌.素族、庶族解[J].北京大学学报，1984（3）.
[10]陶贤都.刘裕霸府政治述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3）.
[11]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
作者简介：李欢（1992-），女，汉族，籍贯：重庆涪陵，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