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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爱奴》写的是教书先生如何受到鬼魂一家人的礼遇，小说体现了在封建教育制度下，蒲松龄作为塾师希望得到人格方面的尊重和理解，而结合蒲松龄真实的塾师经历，我们还能够感受到，无论私塾环境多么优越，蒲松龄依然迫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改变寄人篱下的命运。
关键词：蒲松龄；塾師；尊师重教；科举考试
作者简介：许学宁（1979.12-），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 就职于沈阳广播电视大学，主攻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在《聊斋志异》中，有多篇作品写到了教书先生的题材，如《褚生》《娇娜》等，其中有一篇作品很有特点，耐人寻味，那就是《爱奴》。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即能看到蒲松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私塾先生的影子，又能感受到他内心对于塾师理想状态的渴望。同时，我们还能够体会到蒲松龄对于塾师身份的无奈与不甘心。
《爱奴》的主人公是一位河间的教书先生徐生，他路遇一位叫施敬业的老者请他到家中为其外甥做私塾教师。徐生在教书过程中受到馆主很高的礼遇并与丫鬟爱奴相好。然而徐生无法忍受老者的妹妹蒋夫人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偏袒，愤而离开。离开后发现这家雇主其实全是鬼。后又相遇，蒋夫人感念徐生曾经的教育之恩，将爱奴相赠。为报养育之恩，爱奴多次返回看望蒋夫人，后因徐生为其迁坟之故又回到他身边陪伴他度过私塾时光。然而由于徐生一次酒后鲁莽，导致爱奴之死，徐生追悔莫及，厚葬爱奴。
这篇聊斋小说之所以有着特殊意义，主要是因为作品中很多细节描写体现了鬼魂一家崇尚教育，尊重师长的思想与态度。老者施敬业邀请徐生任教时便以一两黄金作为聘礼；请到家中后又以丰盛的酒菜待客；当公子发现徐生与爱奴偷情而到蒋夫人那里告发时，“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闻。但戒妾勿得久留斋馆而已”[1]；当徐生因为公子不好学而发火时，蒋夫人赶紧派丫鬟来认错；当徐生丢下黄金要离开时，“夫人出，脉脉不语，惟掩袂哽咽，使婢返金，启钥送之”；当多年后相遇时，蒋夫人依然拜谢曰：“式微之族，门户零落，先生泽及枯骨，真无计可以偿之。”由此可见，施叟与蒋夫人一家人对教师徐生的关心呵护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方面的，真正做到了在人格上的尊重。
在中国，私塾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在明清时期，也就是蒲松龄生活的年代，私塾发展到最成熟期，私塾是底层知识分子获取生活来源的重要渠道。私塾教书的老师，即塾师，多为落地秀才或老童生。读书人只要是考中了举人，便有了“公务员“的资质，就不会再做私塾先生了。而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参加近十次乡试也没能考取举人的私塾教师。明清时期，私塾业虽然相当发达，但塾师的社会地位却与私塾业的发达程度不想匹配，与《爱奴》中所写到的情景大相径庭。由于兄弟分家而导致家境败落，因此蒲松龄不得不从二十五岁开始便岁岁游学，做起了私塾教师的工作以养家糊口，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回家。将近大半生的塾师生涯，使蒲松龄深知底层似乎教师之苦，并在他具有自传色彩的纪实性作品《闹馆》《学究自嘲》《塾师四苦》中，形象地体现了出来。《闹馆》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和为贵的家境贫寒的底层读书人，也是一位训蒙先生。他为了糊口，一再降低身价，委曲求全求得落脚之地，最后干脆承诺东家，乐意像雇工一样来当私塾教师。“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莱端。”[2]教书先生与奴仆一样，和为贵最后感叹自己“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倒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在《学究自嘲》中，蒲松龄用朴素的语言，按一年十二个月次序，写出了类似长工的塾师生涯。“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今天当了裙，明天当了袄”“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暑伏天热难当，离不了的猢狲堂，黄口乳臭熏函丈，山猫野兽多古怪，破喉咙哑噪千万腔”，可见为师之苦，为师之贱。在《学究自嘲》篇末，蒲松龄总结道：“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类私塾故事都是蒲松龄所经历过的，但是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蒲松龄初为塾师时的真实境遇。
然而，让人些许释怀的是，在蒲松龄大部分坐馆教书的时间里，并不像《坐馆》《学究自嘲》等作品中所写的那般悲凉凄惨，而是充满了温情，友爱，与《爱奴》中徐生所受到的礼遇有几分相似。
康熙四年（1665）之前，蒲松龄在何处教书，目前尚无史料记载，而这一年之后，蒲松龄坐馆教书经历则有比较清晰明确的定论。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曾先后在四家设帐教书，这四家分别是王永印家，王观正家，沈天祥家以及毕际有家。这四家的馆东都分别与蒲松龄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并在经济方面以及《聊斋志异》写作方面都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王永印是第一个与蒲松龄成为挚友的馆东，两个人的友谊维系了半个世纪。王永印是位贡生，颇有才气和豪气，光明磊落，家境殷实，待蒲松龄如知心朋友并对其十分信任，很多往来书信都交由蒲松龄打理。这也使得蒲松龄了解了很多缙绅之家与官场内幕，是他开拓视野搜集写作素材的机会。同时，王家是读书人家，家中藏书丰富，这给喜欢杂学旁收的蒲松龄广阔的阅读天地。经过近四年的王家塾师生活，蒲松龄开始了南游为孙惠做幕宾的生涯，回乡后，三十四岁的蒲松龄开始在仙人乡马家庄王观正家坐馆教书。王家科甲相继，声势显赫，王公馆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浓厚的文学氛围，馆东既有社会地位又有文化，将蒲松龄视为有才学的朋友，这使得蒲松龄感到非常满意。同时，几位王家兄弟，如王一正，王居正，王体正等都待蒲松龄如上宾，这也使得蒲松龄感觉如在自己家中，心中无限宽慰。特别是馆东王观正与蒲松龄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朝夕相伴，肝胆相照。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王观正进京看望长兄王敷政，蒲松龄十分惦念，写下《怀如水二十韵》“交以声气薄，情缘道义深。平生漆园骨，肮脏撄世怒。”[3]而当蒲松龄离开王家之后，王观正也写下了《怀蒲留仙》抒发思念之情。经过了几年在刑部侍郎高珩身边“从杖履”的生涯，康熙十七年（1678），蒲松龄受约开始在淄川县沈家河村沈家坐馆，教授沈天祥长子读书。沈家园林清幽秀美的风景使蒲松龄暂时忘却了家庭的贫困与科举的挫折，馆东沈天祥尊贵热情的礼遇也使得蒲松龄有宾至如归的适意。“公子名园景物芳，两人把酒话沧桑”“从来饮少成先醉，又感知音发旧狂”从蒲松龄的诗《同沈燕及饮园中》可以看出两人宾主相宜，互为知音。沈家坐馆仅一年后，康熙十八年（1678），刚好满四十岁的蒲松龄来到号称“四世一品”的淄川西铺显宦毕府坐馆，这一待便是三十年，直到七十岁，蒲松龄才撤帐回家。毕府为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原为江南通州知州，后被罢官归乡隐居，他酷爱文学，精于鉴赏，待蒲松龄有如亲人。蒲松龄在毕家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为东家“商古略今”的聊伴，赏玩园林的游侣，代写书信的秘书，接礼待客的“礼宾使”。同时，毕家上上下下都热衷于聊斋故事，支持蒲松龄写作小说并主动提供素材，这使得蒲松龄内心倍感欣慰。在这种良好的文学氛围下，《聊斋志异》的创作达到了高潮，八卷本《聊斋志异》大约六卷以上是在西铺毕家完成的，大部分杂著和俚曲也是在西铺完成的。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当家后，更是多次提高蒲松龄的薪酬，帮他“脱贫”，学生跟蒲松龄的感情也极好，先生回家，学生总依依不舍送别到桥边，这也是为什么蒲松龄几乎半生都安心在毕家坐馆的原因。“半窗炤影梅花月，数载连床夜雨心。落木萧萧冬又暮，一堂灯火两情深。”从蒲松龄的组诗《赠毕子韦仲》中可以读出他对毕家的感恩之情。 从《爱奴》的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蒲松龄对于封建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于全社会尊师重教思想的呼唤。但是，结合蒲松龄真实的私塾經历以及小说篇末附录的馆东与教师算酬金而对簿公堂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作为私塾教师的无奈与不甘心。
蒲松龄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二十五岁那年离开家乡，四处游学。他常年在外，很少回家，这是十分无奈的事情，“久以梅鹤当妻子，且将家舍做邮亭。”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全要由妻子一个人照顾，蒲松龄感到十分愧疚。而且因他“舌耕”在外，顾不上教育孩子，总觉得对儿子不能成才有愧，蒲松龄曾感叹“我为糊口耘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栗，与尔共读蓬窗前。”特别是看到馆主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时，蒲松龄内心的孤独与对家乡的思念就更加强烈。而且毕竟是寄人篱下，即便宾主关系再融洽，也不如自家舒服，因此蒲松龄在外坐馆时心中的无奈可想而知。
而事实上，让蒲松龄不甘心做一位私塾教师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理想并不在此。蒲松龄从小聪慧过人，天分极佳，十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便取得了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文名藉甚。因此他年轻时便树立了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理想，而且蒲松龄有着非常执着的举人情节，在他眼中，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走进官场，才是实现了读书的价值，而且做官就有了一切。他在俚曲《富贵神仙》第一回的楔子中写道“每日奔波条处里撞，一举成名四海传。歌儿舞女美似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万顷田园无薄土，千层楼阁接青天……天爷赐了生铁券，千年万载做高管。”[4]然而，造物弄人，蒲松龄一生参加了近十次乡试考试，却始终迈不过举人这道门槛，科举之路成为了他一生的噩梦。但即便如此，蒲松龄也没有将人生的理想降低为私塾教书，他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寄紫庭》）并且不论上苍怎么样打击他，蒲松龄依然壮心不已，甚至因此差点放弃了《聊斋志异》的写作，“秋恨欲随湖水涨，壮心常凭鹊山高。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因此，塾师工作对蒲松龄来说只是权宜之策，他即希望自己塾师的身份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又希望彻底冲出这道藩篱而迈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真正的人生理想。命运是不公的，才华横溢的蒲松龄不仅没有实现自己金殿对策的梦想，而且他所教授的弟子也没有一个能够通过乡试考试，让人唏嘘不已。然而命运又是公平的，蒲松龄的文采，为人，让他如《爱奴》中徐生一般收获了一份又一份的温情和友爱，而这些真情才是弥足珍贵的。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爱奴》这篇小说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蒲松龄作为私塾教师，非常渴望自己在人格方面能够得到尊重和理解，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即便私塾环境十分优越，蒲松龄依然迫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从而摆脱远离亲人，寄人篱下的处境。因此这篇小说对于理解蒲松龄岁岁游学的心境以及研究他的塾师经历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马瑞芳.幻由人生—蒲松龄传[M].作家出版社.2014.
[3]赵蔚之.蒲松龄诗集笺注[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4]邵吉志.从《志异》到“俚曲”—蒲松龄新解[M].齐鲁书社.2008.
关键词：蒲松龄；塾師；尊师重教；科举考试
作者简介：许学宁（1979.12-），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 就职于沈阳广播电视大学，主攻明清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在《聊斋志异》中，有多篇作品写到了教书先生的题材，如《褚生》《娇娜》等，其中有一篇作品很有特点，耐人寻味，那就是《爱奴》。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即能看到蒲松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私塾先生的影子，又能感受到他内心对于塾师理想状态的渴望。同时，我们还能够体会到蒲松龄对于塾师身份的无奈与不甘心。
《爱奴》的主人公是一位河间的教书先生徐生，他路遇一位叫施敬业的老者请他到家中为其外甥做私塾教师。徐生在教书过程中受到馆主很高的礼遇并与丫鬟爱奴相好。然而徐生无法忍受老者的妹妹蒋夫人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偏袒，愤而离开。离开后发现这家雇主其实全是鬼。后又相遇，蒋夫人感念徐生曾经的教育之恩，将爱奴相赠。为报养育之恩，爱奴多次返回看望蒋夫人，后因徐生为其迁坟之故又回到他身边陪伴他度过私塾时光。然而由于徐生一次酒后鲁莽，导致爱奴之死，徐生追悔莫及，厚葬爱奴。
这篇聊斋小说之所以有着特殊意义，主要是因为作品中很多细节描写体现了鬼魂一家崇尚教育，尊重师长的思想与态度。老者施敬业邀请徐生任教时便以一两黄金作为聘礼；请到家中后又以丰盛的酒菜待客；当公子发现徐生与爱奴偷情而到蒋夫人那里告发时，“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闻。但戒妾勿得久留斋馆而已”[1]；当徐生因为公子不好学而发火时，蒋夫人赶紧派丫鬟来认错；当徐生丢下黄金要离开时，“夫人出，脉脉不语，惟掩袂哽咽，使婢返金，启钥送之”；当多年后相遇时，蒋夫人依然拜谢曰：“式微之族，门户零落，先生泽及枯骨，真无计可以偿之。”由此可见，施叟与蒋夫人一家人对教师徐生的关心呵护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方面的，真正做到了在人格上的尊重。
在中国，私塾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在明清时期，也就是蒲松龄生活的年代，私塾发展到最成熟期，私塾是底层知识分子获取生活来源的重要渠道。私塾教书的老师，即塾师，多为落地秀才或老童生。读书人只要是考中了举人，便有了“公务员“的资质，就不会再做私塾先生了。而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参加近十次乡试也没能考取举人的私塾教师。明清时期，私塾业虽然相当发达，但塾师的社会地位却与私塾业的发达程度不想匹配，与《爱奴》中所写到的情景大相径庭。由于兄弟分家而导致家境败落，因此蒲松龄不得不从二十五岁开始便岁岁游学，做起了私塾教师的工作以养家糊口，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回家。将近大半生的塾师生涯，使蒲松龄深知底层似乎教师之苦，并在他具有自传色彩的纪实性作品《闹馆》《学究自嘲》《塾师四苦》中，形象地体现了出来。《闹馆》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和为贵的家境贫寒的底层读书人，也是一位训蒙先生。他为了糊口，一再降低身价，委曲求全求得落脚之地，最后干脆承诺东家，乐意像雇工一样来当私塾教师。“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莱端。”[2]教书先生与奴仆一样，和为贵最后感叹自己“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倒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在《学究自嘲》中，蒲松龄用朴素的语言，按一年十二个月次序，写出了类似长工的塾师生涯。“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今天当了裙，明天当了袄”“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暑伏天热难当，离不了的猢狲堂，黄口乳臭熏函丈，山猫野兽多古怪，破喉咙哑噪千万腔”，可见为师之苦，为师之贱。在《学究自嘲》篇末，蒲松龄总结道：“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类私塾故事都是蒲松龄所经历过的，但是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蒲松龄初为塾师时的真实境遇。
然而，让人些许释怀的是，在蒲松龄大部分坐馆教书的时间里，并不像《坐馆》《学究自嘲》等作品中所写的那般悲凉凄惨，而是充满了温情，友爱，与《爱奴》中徐生所受到的礼遇有几分相似。
康熙四年（1665）之前，蒲松龄在何处教书，目前尚无史料记载，而这一年之后，蒲松龄坐馆教书经历则有比较清晰明确的定论。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蒲松龄曾先后在四家设帐教书，这四家分别是王永印家，王观正家，沈天祥家以及毕际有家。这四家的馆东都分别与蒲松龄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并在经济方面以及《聊斋志异》写作方面都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王永印是第一个与蒲松龄成为挚友的馆东，两个人的友谊维系了半个世纪。王永印是位贡生，颇有才气和豪气，光明磊落，家境殷实，待蒲松龄如知心朋友并对其十分信任，很多往来书信都交由蒲松龄打理。这也使得蒲松龄了解了很多缙绅之家与官场内幕，是他开拓视野搜集写作素材的机会。同时，王家是读书人家，家中藏书丰富，这给喜欢杂学旁收的蒲松龄广阔的阅读天地。经过近四年的王家塾师生活，蒲松龄开始了南游为孙惠做幕宾的生涯，回乡后，三十四岁的蒲松龄开始在仙人乡马家庄王观正家坐馆教书。王家科甲相继，声势显赫，王公馆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浓厚的文学氛围，馆东既有社会地位又有文化，将蒲松龄视为有才学的朋友，这使得蒲松龄感到非常满意。同时，几位王家兄弟，如王一正，王居正，王体正等都待蒲松龄如上宾，这也使得蒲松龄感觉如在自己家中，心中无限宽慰。特别是馆东王观正与蒲松龄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朝夕相伴，肝胆相照。康熙十三年（1674）七月，王观正进京看望长兄王敷政，蒲松龄十分惦念，写下《怀如水二十韵》“交以声气薄，情缘道义深。平生漆园骨，肮脏撄世怒。”[3]而当蒲松龄离开王家之后，王观正也写下了《怀蒲留仙》抒发思念之情。经过了几年在刑部侍郎高珩身边“从杖履”的生涯，康熙十七年（1678），蒲松龄受约开始在淄川县沈家河村沈家坐馆，教授沈天祥长子读书。沈家园林清幽秀美的风景使蒲松龄暂时忘却了家庭的贫困与科举的挫折，馆东沈天祥尊贵热情的礼遇也使得蒲松龄有宾至如归的适意。“公子名园景物芳，两人把酒话沧桑”“从来饮少成先醉，又感知音发旧狂”从蒲松龄的诗《同沈燕及饮园中》可以看出两人宾主相宜，互为知音。沈家坐馆仅一年后，康熙十八年（1678），刚好满四十岁的蒲松龄来到号称“四世一品”的淄川西铺显宦毕府坐馆，这一待便是三十年，直到七十岁，蒲松龄才撤帐回家。毕府为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原为江南通州知州，后被罢官归乡隐居，他酷爱文学，精于鉴赏，待蒲松龄有如亲人。蒲松龄在毕家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为东家“商古略今”的聊伴，赏玩园林的游侣，代写书信的秘书，接礼待客的“礼宾使”。同时，毕家上上下下都热衷于聊斋故事，支持蒲松龄写作小说并主动提供素材，这使得蒲松龄内心倍感欣慰。在这种良好的文学氛围下，《聊斋志异》的创作达到了高潮，八卷本《聊斋志异》大约六卷以上是在西铺毕家完成的，大部分杂著和俚曲也是在西铺完成的。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当家后，更是多次提高蒲松龄的薪酬，帮他“脱贫”，学生跟蒲松龄的感情也极好，先生回家，学生总依依不舍送别到桥边，这也是为什么蒲松龄几乎半生都安心在毕家坐馆的原因。“半窗炤影梅花月，数载连床夜雨心。落木萧萧冬又暮，一堂灯火两情深。”从蒲松龄的组诗《赠毕子韦仲》中可以读出他对毕家的感恩之情。 从《爱奴》的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蒲松龄对于封建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于全社会尊师重教思想的呼唤。但是，结合蒲松龄真实的私塾經历以及小说篇末附录的馆东与教师算酬金而对簿公堂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作为私塾教师的无奈与不甘心。
蒲松龄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二十五岁那年离开家乡，四处游学。他常年在外，很少回家，这是十分无奈的事情，“久以梅鹤当妻子，且将家舍做邮亭。”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全要由妻子一个人照顾，蒲松龄感到十分愧疚。而且因他“舌耕”在外，顾不上教育孩子，总觉得对儿子不能成才有愧，蒲松龄曾感叹“我为糊口耘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栗，与尔共读蓬窗前。”特别是看到馆主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时，蒲松龄内心的孤独与对家乡的思念就更加强烈。而且毕竟是寄人篱下，即便宾主关系再融洽，也不如自家舒服，因此蒲松龄在外坐馆时心中的无奈可想而知。
而事实上，让蒲松龄不甘心做一位私塾教师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理想并不在此。蒲松龄从小聪慧过人，天分极佳，十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便取得了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文名藉甚。因此他年轻时便树立了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理想，而且蒲松龄有着非常执着的举人情节，在他眼中，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走进官场，才是实现了读书的价值，而且做官就有了一切。他在俚曲《富贵神仙》第一回的楔子中写道“每日奔波条处里撞，一举成名四海传。歌儿舞女美似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万顷田园无薄土，千层楼阁接青天……天爷赐了生铁券，千年万载做高管。”[4]然而，造物弄人，蒲松龄一生参加了近十次乡试考试，却始终迈不过举人这道门槛，科举之路成为了他一生的噩梦。但即便如此，蒲松龄也没有将人生的理想降低为私塾教书，他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寄紫庭》）并且不论上苍怎么样打击他，蒲松龄依然壮心不已，甚至因此差点放弃了《聊斋志异》的写作，“秋恨欲随湖水涨，壮心常凭鹊山高。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因此，塾师工作对蒲松龄来说只是权宜之策，他即希望自己塾师的身份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又希望彻底冲出这道藩篱而迈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真正的人生理想。命运是不公的，才华横溢的蒲松龄不仅没有实现自己金殿对策的梦想，而且他所教授的弟子也没有一个能够通过乡试考试，让人唏嘘不已。然而命运又是公平的，蒲松龄的文采，为人，让他如《爱奴》中徐生一般收获了一份又一份的温情和友爱，而这些真情才是弥足珍贵的。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爱奴》这篇小说中，我们能够体会到蒲松龄作为私塾教师，非常渴望自己在人格方面能够得到尊重和理解，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即便私塾环境十分优越，蒲松龄依然迫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从而摆脱远离亲人，寄人篱下的处境。因此这篇小说对于理解蒲松龄岁岁游学的心境以及研究他的塾师经历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马瑞芳.幻由人生—蒲松龄传[M].作家出版社.2014.
[3]赵蔚之.蒲松龄诗集笺注[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4]邵吉志.从《志异》到“俚曲”—蒲松龄新解[M].齐鲁书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