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娶了会出轨的萝莉，谁安慰醉驾的你，谁的脖子已经和躯干融为一体，谁撞了英菲尼迪?”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因酒后驾车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的消息刚一传开，立刻有好事且富有娱乐精神的网友在微博上将其校园民谣成名作《同桌的你》修改得面目全非。众所周知，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任何灾难，甫一出现，最终都将成为为电视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娱乐信息洪流中转瞬即逝的一个亮点，而公众总是愿意看到镜头前光鲜亮丽，有头有脸的人物惨遭修理，厄运连连——甚至死亡也是一剂刺激观众的最佳灵药：美国各大媒体就长年豢养着一批文笔隽永，凌厉辛辣的“坏消息先生”，其任务就是撰写某些尚未谢世的娱乐文化政治名人的讣告，以备不时之需，小甜甜布兰妮，史蒂夫·乔布斯，迈克尔·杰克逊和伊丽莎白·泰勒，是“坏消息先生”们长年青睐的对象……当然，死亡此等重磅娱乐炸弹是可遇不可求，被娱乐新闻界已经完美驯服，如同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儿一般的我们平时只能期待一些小小的惊喜：醉酒或者嗑药后横生祸端的明星当然是首选，一来镜头前的各种窘态把他们从红毯礼服构筑的云端之间拉回了市井，二来明星事后必有的面对镜头，痛哭流涕，赌咒发誓洗心革面之举更使我们有了某种虚拟的权利满足感——正义得到了迟来的承认，人民通过原谅他们曾经的偶像，现如今的迷途羔羊而产生了某种自我感动的移情作用。
　　对于很多年过不惑，曾经的文艺青年来说，高老师永远是那个一脸青涩，在大学草坪上自弹自唱，沉溺在音乐中的吉他青年，永远25岁，诸如此类，然而愤恨的情绪也在这种自我感动的描摹里诞生啦，我们憎恨某个人，其原因也许并非他具备道德品行上的瑕疵，而是他在某些方面背弃了我们的期望，毁灭了某种幻象：他富了，从长发飘飘，热泪盈眶的草坪歌手变成了怀揣花旗国绿卡，大腹便便的商人，身为老牛却悍然啃了一株嫩草且高调炫耀：他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那些感情质朴，浅吟低唱的旋律；他狂了，不断地对各类社会公众事务指指点点，言出无忌……正如美国俗语所说“倘若气球受了挤压，那么它在另一端肯定会膨胀”，公众集聚的怒火总要寻找一个突破口以实现其报复，终于，高老师刚刚在清华百年校庆中大出了一番风头，又义正辞严地接连发表了一番关于艺人吸毒和药家鑫案的高论后，骤然栽倒在交警的酒精测试仪前，于是，大伙儿心照不宣地明白，算账的时候到了。
　　就在长发飘飘的高晓松出事儿的那几天里，摇滚女歌手姜听出版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长发飞扬的日子》，重温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地下摇滚圈儿形成初期，那一拨儿热血青年恣意挥洒，啸聚放歌的光辉岁月。20年弹指一挥间，包括高晓松在内，少数懂得审时度势的地下精英进化成了娱乐明星，也成了自身名气的受害者，从此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媒体和公众的放大镜下，触犯法律也不再被视为蔑视体制权威的叛逆之举，而是某种令娱乐时代公众失望的渎职；对于高晓松来说，也许此刻应该重新读读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那段话：“如果我是一个钢琴家或者演员或者别的被人认为很棒的人物，我一定恨死这事儿了。我甚至不愿意别人为我鼓掌。这些人永远在错误的地方鼓掌。如果我是一个钢琴家，我会在衣橱里演奏。”但问题在于，即便高老师自己想二十年如一日，“在衣橱里演奏”，他的粉丝们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