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代，晋国称霸时间最长。自晋文公称霸中原开始，即有晋襄公的续霸，后又有晋悼公的独霸，先后长达百年之久。
　　从历史记载来看，晋主的用人之道，其最重者，窃以为正在于其赏其罚既公且明。
　　晋文公重耳年少时就爱结交贤士，在外流亡19年，从者有趙衰、狐偃、先轸等贤士，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
　　及至复国，晋文公便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言。如此分明，当是文公过人处。赏得分明，罚得在理，则人才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反之，人才就都会不得安生。
　　当然，晋文公这等行赏之法，当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跟随文公出亡的仆人壶叔就不满，直言于文公：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文公说出了下面一番话，让壶叔“愧服”。
　　文公之说，史家记载细节各有差别。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
　　不过，文公善赏，却忘性大，竟然把那位割股啖君的介子推给忘了。司马迁就大为感慨地写道：“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确然，行赏能做到完美极致者，古今有几？其为雄主者，唯尽力为之，有错即改而已。
　　晋文公便这样以论功行赏开始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乏”，于是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