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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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全国高校第八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1994年9月21日至25日在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召开。来自全国45所大专院校和11个企业的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关于加强我国市场经济条 件下宏观调控的问题 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内容、目标和体系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1.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客观依据 第一种意见认为,加强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存在自身不能克服的缺点,即所谓“市场失灵”,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或有机组成要素。把加强宏观调控看作是走回头路,不是误解就是偏见。
其他文献
本文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控制机制,一直沿用的是所有制性质标准和企业规模标准。这种模式的重心选择和倾斜,是导致不公允市场环境形成的基本原因。因而造成了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政策不公和市场不公,阻碍了其活力的充分发挥。因此,作者指出,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若能采用以产业活动原则规范市场,扬弃所有制原则和企业规模原则,可以建立起企业间和地区间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在价格刚性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的自动调整,避免宏观需求管理的低效率现象;同时,还为界定政府在市场体制中的发展功能,加强和改善宏观经
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评析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创阶段的成就及所面临的问题。结合国际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对策。(1)正确认识我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深层涵义;(2)因地制宜的建设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需要的综合支撑结构;(3)选择多元化的发展模式;(4)建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5)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6)广辟资金渠道。
本文依据1964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及各省区的户口统计资料,对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个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其变动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表明,自1964年以来,我国主要藏族自治地区藏族人口的比例略有上升,其中藏、川、青三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规模、比例均大大超过汉族;1982年以来,这些地区又出现了藏族人口比例上升,汉族比例下降的趋势。作者认为,导致各藏族自治地区人口民族构成变动的主要因素在于藏、汉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的差异、80年代以来的汉人外迁及汉人改换民族成份等。
本文对土地公有制、土地利用结构、地租、土地产权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针对城市土地市场、农用土地流转、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建设用地等方面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土地管理体制的基本对策:统一规划、统一房政与地政、土地管理应实行垂直领导体制。
<正> 对马克思社会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藏进行挖掘和提炼,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常向群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的出版,是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该书不仅凝聚了著者个人的心血,也汇集了我国几代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者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水平。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抓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了把社会看作一个过程,以现实的人为其社会分析的逻辑起点,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其基本分析模型,以唯物史观为其主要分析工具,以人与社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
<正> 黄明理同志的《现代科学的大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是要发展唯物史观,而且不是在某些原理上局部发展,而是在总结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完整的现代形态。这是一个极其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作者的大胆和理论勇气、严肃认真的态度、巧妙的构思和严密的论证都是值得赞许的。且不论作者的观点能否成立,就是这种创造性的探索本身就值得哲学界重视和评说。
镇物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帮助人们承受由各种实际的灾祸危险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带来的心理压力,克服各种莫名的困惑或恐惧。镇物是文化象征的产物,是巫术神话的外化,是宗教的通灵法物,也是风俗传习的符号。至今仍存在的镇物现象说明,对它的研究任务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为了实现对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关于农民为什么要生育的解释是一种前提性认识。已有的解释如“效用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以及“社会—文化”等解释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作者从人不仅是“经济人”、“社会人”,也有对于终极价值追求的认识出发提出,农民的生育需求是一个有着一定内在层次组合的结构化动机体系,如果循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内隐到外显的顺序,它们依次为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篇末,作者还就工业化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对这些需求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正> 如果我们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历程进行系统回顾与科学反思,就会发现:1984年以前的第一步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重要的动力源来自于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及由此出现的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中心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适时变革与适度创新;而1985年以来农村第二步改革之所以陷入波动、徘徊的困境之中,究其主要根源又恰恰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