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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对经济学说，他出门远游了。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乃一正儿八经的经济学博士，出哪家的门，游哪方的山水？莫不是以远游之名，掩拜名师挖金矿之实，哪天“咣当”一下砸出一部大部头，经邦治国霸世界？
错。何帆老实，全盘交代。
何帆说：当我努力亲近经济学的时候，现实的世界却离我越来越远。读博士期间，我曾在哈佛做过两年访问学生。去哈佛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自由放任”。到哈佛之后，老师才告诉我，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答案是：“It depends（视情况而定）”。
后来，何帆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协助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卡德（Olivier Blanchard），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可是，何帆越是努力地想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教授对话，教授越是烦躁，教授要知道的是，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情况，何帆对此却“一无所知”。何帆说：“我仿佛一个刚上岸的水手，踩到了岸上，却感到陆地在颤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真实的感觉。”
何帆此言或有自谦，但我却也有同感。我在大学学的是统计，在学校时，师生们意气风发，把30多年中国所有经济数据穷尽，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放言：有此物，未来中国经济30年，甚或更长，均在掌握之中。但出了校门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经济学家太高看自己了。经济的起伏扭转，或由于某人早上起来的一声叹息，或缘起南美洲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后者似乎已得到公认。
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一种说法是：中美是两个醉汉，一个喜欢攒钱，一个喜欢花钱，谁也离不开谁，搀扶在一起蹒跚前行。突然有一天这个搀扶破裂了，横跨太平洋的阴阳两面花容失色了，陡然，两个经济体都横下心来动用政府力量救市……
打住。什么意思？面对危机，中美两家同时操起了行政家伙？中国有4万亿元经济刺激动作，小布什有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殊途同归了？世界大同了吗？
但细一看，中美两个醉汉的操作又有不同的路数。美国《时代周刊》载文说：两国的救援工作宛如相反的两极，中国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差不多一半将用于铁路、公路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还有25%将用于重建四川震灾。而美国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只有大约1000亿投入新基础设施建设，有2820亿美元用于减税退税，剩下的部分将通过各州用于社会服务，增加失业救济金、食品券以及穷人和老人的医疗开支。换言之，华盛顿把很多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项目。
实际上，中美两国政府是靠着惯性继续蹒跚：中国人依旧在攒钱，过去中国百姓有钱就买房子置地，舍不得吃喝，如今政府喜好“铁公基”（铁路、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是一样的意思；美国人仍然在花钱，吃不起鹅肝酱也要吃肯德基。
其实，中国扩大内需这个说法早已有之，1985年前后“玩儿命干，拼命玩儿”就是这个意思。过了20多年，中国大部分的民生需求不要排队了，供过于求，毋须政府费神巴力地去投资去刺激。但还是有短板，比如医疗。
生一回病吧，到医院受一回罪吧，就明白什么叫切身了。政府咬牙说在未来3年要投入8500亿元支持新医改。你以为这是个大数目吗？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每年只有218元，也就够看一次感冒的。在美国和英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7000美元，也还觉得不够。正是因为政府腰包不壮，所以在中国新医改框架中，公立医院不执行收支两条线，留下一条向市场找钱的灰色通道。
所有这些问题，不是单单经济学所能解释的，所以“It depends”，所以何帆走了。他去拜见历史老人，去研读心理学，去琢磨地缘政治。功夫在诗外。
早多少年，何帆就懂得这个道理。25岁，何帆写下《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何帆认为，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的不同做法，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
现实是：投资是盐，吃盐越多，越想喝水。水就是老百姓。于是，当4万亿元投资完成，当地方融资平台喊渴，当领导缺钱时，开征新税的声音就多了起来。北京、山东、浙江说要开征物业税以抑制房价，上海建议开征“绿税”以保护崇明岛，甘肃提出开征气候变化税、能源税、碳税、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等，而北京的说法是开征机动车环境税。并且，各地超征现象屡禁不止。
不过，法律规定，政府没有制定税收法律、确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设立的20多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他都由政府制定，解释权更是在财税部门。
这是什么？反正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以何帆要出门。
何帆心眼好，不愿意让艰涩的经济学折磨大家的心智。他写《罗斯福、白银与中国》，告诉我们，1948年小蒋之所以反腐不利，国民党之所以溃败大陆，乃是因为北美的罗斯福扇动了翅膀；他写《向后转！向前走！》，叙述日本人不到一年就仿造成功葡萄牙火枪，但末了，火枪铸成了宏伟的佛像，因为要政治稳定；他写《衰退中的一代》，为了愉悦读者，前面用了整整两页描述27岁的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麦克的故事，然后才踏进正题金融危机和失业……
但这种好心眼也会给何帆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他不专业，或不务正业。何帆无畏，干脆把自己的身姿放到最低：“要是让我自我介绍，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政策研究者和科普作家。”
能放低身姿，敢化神奇为腐朽，既要有勇气，也要有实力。毛毛问邓小平在长征中做了什么？邓小平说了三个字：“跟着走。”何帆这本书叫做《若有所失》。何帆说，我已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自己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
那么，何帆出游失去了什么？导演李安在执导《断背山》之前，做了6年饭。李安这6年失去了什么？
（作者为《证券市场周刊》副社长）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乃一正儿八经的经济学博士，出哪家的门，游哪方的山水？莫不是以远游之名，掩拜名师挖金矿之实，哪天“咣当”一下砸出一部大部头，经邦治国霸世界？
错。何帆老实，全盘交代。
何帆说：当我努力亲近经济学的时候，现实的世界却离我越来越远。读博士期间，我曾在哈佛做过两年访问学生。去哈佛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自由放任”。到哈佛之后，老师才告诉我，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答案是：“It depends（视情况而定）”。
后来，何帆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协助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卡德（Olivier Blanchard），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可是，何帆越是努力地想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教授对话，教授越是烦躁，教授要知道的是，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情况，何帆对此却“一无所知”。何帆说：“我仿佛一个刚上岸的水手，踩到了岸上，却感到陆地在颤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真实的感觉。”
何帆此言或有自谦，但我却也有同感。我在大学学的是统计，在学校时，师生们意气风发，把30多年中国所有经济数据穷尽，建立投入产出模型，放言：有此物，未来中国经济30年，甚或更长，均在掌握之中。但出了校门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经济学家太高看自己了。经济的起伏扭转，或由于某人早上起来的一声叹息，或缘起南美洲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后者似乎已得到公认。
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一种说法是：中美是两个醉汉，一个喜欢攒钱，一个喜欢花钱，谁也离不开谁，搀扶在一起蹒跚前行。突然有一天这个搀扶破裂了，横跨太平洋的阴阳两面花容失色了，陡然，两个经济体都横下心来动用政府力量救市……
打住。什么意思？面对危机，中美两家同时操起了行政家伙？中国有4万亿元经济刺激动作，小布什有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殊途同归了？世界大同了吗？
但细一看，中美两个醉汉的操作又有不同的路数。美国《时代周刊》载文说：两国的救援工作宛如相反的两极，中国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差不多一半将用于铁路、公路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还有25%将用于重建四川震灾。而美国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只有大约1000亿投入新基础设施建设，有2820亿美元用于减税退税，剩下的部分将通过各州用于社会服务，增加失业救济金、食品券以及穷人和老人的医疗开支。换言之，华盛顿把很多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项目。
实际上，中美两国政府是靠着惯性继续蹒跚：中国人依旧在攒钱，过去中国百姓有钱就买房子置地，舍不得吃喝，如今政府喜好“铁公基”（铁路、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是一样的意思；美国人仍然在花钱，吃不起鹅肝酱也要吃肯德基。
其实，中国扩大内需这个说法早已有之，1985年前后“玩儿命干，拼命玩儿”就是这个意思。过了20多年，中国大部分的民生需求不要排队了，供过于求，毋须政府费神巴力地去投资去刺激。但还是有短板，比如医疗。
生一回病吧，到医院受一回罪吧，就明白什么叫切身了。政府咬牙说在未来3年要投入8500亿元支持新医改。你以为这是个大数目吗？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每年只有218元，也就够看一次感冒的。在美国和英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7000美元，也还觉得不够。正是因为政府腰包不壮，所以在中国新医改框架中，公立医院不执行收支两条线，留下一条向市场找钱的灰色通道。
所有这些问题，不是单单经济学所能解释的，所以“It depends”，所以何帆走了。他去拜见历史老人，去研读心理学，去琢磨地缘政治。功夫在诗外。
早多少年，何帆就懂得这个道理。25岁，何帆写下《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报告》。何帆认为，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政府遇到了财政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政府处理财政的不同做法，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如果政府先“甩包袱”，就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如果政府先想到的是征税，那无异杀鸡取卵，会断送经济增长的活力。
现实是：投资是盐，吃盐越多，越想喝水。水就是老百姓。于是，当4万亿元投资完成，当地方融资平台喊渴，当领导缺钱时，开征新税的声音就多了起来。北京、山东、浙江说要开征物业税以抑制房价，上海建议开征“绿税”以保护崇明岛，甘肃提出开征气候变化税、能源税、碳税、碳排放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等，而北京的说法是开征机动车环境税。并且，各地超征现象屡禁不止。
不过，法律规定，政府没有制定税收法律、确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设立的20多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他都由政府制定，解释权更是在财税部门。
这是什么？反正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以何帆要出门。
何帆心眼好，不愿意让艰涩的经济学折磨大家的心智。他写《罗斯福、白银与中国》，告诉我们，1948年小蒋之所以反腐不利，国民党之所以溃败大陆，乃是因为北美的罗斯福扇动了翅膀；他写《向后转！向前走！》，叙述日本人不到一年就仿造成功葡萄牙火枪，但末了，火枪铸成了宏伟的佛像，因为要政治稳定；他写《衰退中的一代》，为了愉悦读者，前面用了整整两页描述27岁的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麦克的故事，然后才踏进正题金融危机和失业……
但这种好心眼也会给何帆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他不专业，或不务正业。何帆无畏，干脆把自己的身姿放到最低：“要是让我自我介绍，我愿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政策研究者和科普作家。”
能放低身姿，敢化神奇为腐朽，既要有勇气，也要有实力。毛毛问邓小平在长征中做了什么？邓小平说了三个字：“跟着走。”何帆这本书叫做《若有所失》。何帆说，我已下定决心，忘记名利，甚至忘记学术，只听从自己兴趣的召唤，做一个普普通通、完全本色的人。
那么，何帆出游失去了什么？导演李安在执导《断背山》之前，做了6年饭。李安这6年失去了什么？
（作者为《证券市场周刊》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