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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德英的《苦菜花》是一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思想艺术价值明显被低估了的长篇战争小说。这一遭遇虽然与作者艺术手法的欠缺不无关系，但更多的却是受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艺术评价标准影响的结果。时至今日，拨开重重的历史枷锁与道德桎梏，发现这部很多地方都明显地留下了时代印痕的作品，其实无论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还是战争期间以山东昆嵛山区为代表的北中国乡村日常生活过程的书写，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对战争中复杂人性的呈现，更是全书之亮点。
关键词：冯德英;《苦菜花》;阶级视阈;人性深度
到现在都依稀记得，我最早阅读冯德英这部书写抗战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版），应该是在农村上小学的时候，也即“文革”的后期。那个时候，一不懂得什么叫作者，二不懂得什么叫长篇小说，只觉得故事情节曲折流宕，很是有一些吸引力。尤其需要特別强调的一点是，到现在都相对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的，竟然是与汉奸王柬芝，他的原配杏莉母亲，以及杏莉母亲的情夫王长锁有关的一些情节。事实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只有那些与人性紧密相关的人物和情节，才能够拥有相对恒久的艺术生命力。因为这些已然铭记在我脑海里的这些人物和情节，正是《苦菜花》中人性化书写相对突出的部分之一。这一回，在时隔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先后两次重新阅读《苦菜花》之后，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是一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思想艺术价值明显被低估了的长篇战争小说。比如，洪子诚那部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只是在概述的部分提及到了冯德英的《苦菜花》。此外，陈思和那部“作品为主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没有专门分析《苦菜花》。相对来说，对《苦菜花》评价比较高的，是董键、丁帆、王彬彬联袂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第一编第四章“长篇小说”部分的第八节“其他长篇小说”中，编写者以三小段的篇幅，专门提及并简单分析了《苦菜花》。一方面，与前述两种文学史著作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苦菜花》不仅评价更高，而且也还拿出一定的篇幅进行专门论述。但在另一方面，与占有更大篇幅的《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风云初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作品相比较，《苦菜花》的评价显然还是明显不足。因为以上三部均为业内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以，冯德英《苦菜花》的被漠视，也就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根据我自己的实际阅读体验，与一向评价甚高的《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风云初记》《青春之歌》相比较，《苦菜花》的实际创作成就，或许还是要高出一筹的。
既然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那其中肯定也就少不了战争场面的描写。事实上，冯德英的整部《苦菜花》可以说是由两大部分组合而成的，或者也可以说其中存在着两条时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一条是战争，另一条则是战争期间以山东昆嵛山区为代表的北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过程。先让我们来看其中的战争书写这一部分。具体来说，小说中的战争场面，乃是集中围绕于德海率领的那支八路军部队展开的。于德海，是昆嵛山区老百姓心目中的传奇式人物：“都知道他领着一帮‘造反’的穷人，活跃在昆嵛山里，同地主恶霸和地方官僚斗争，替受苦人做主。财主叫他们是土匪，穷人称他们是‘红胡子’，是‘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至于于德海本人，则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说他对昆嵛山区的各方面情况都了如指掌，说他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说他能飞檐走壁，刀枪不入。总之，一方面是怎么样神奇便怎么样想象传说，另一方面，这种想象归根到底也只能建立在类似于梁山好汉那样一种民间文化心理基础上。事实上，于德海也只不过是八路军里一位受命在昆嵛山区坚持抗日的团长而已。与于德海所部紧密相关的精彩战斗部分，主要有陈政委设法劝降惯匪柳八爷，柳八爷怒斩违反纪律强奸民女的马排长，陈政委由于老号长贪酒后的无意间“出卖”而血洒疆场，以及由于汉奸的告密于德海被困后的率众突围等。虽然不能说这样一些描写就不够精彩，但从总体上说，恐怕还是更多地带有程式化的特点，并未能见出一些新意来。就这样，一方面因为战争属于小说中的一条次要线索，所占篇幅较小，另一方面也因为相关的描写未见精彩，尤其是没有能够更加深入地涉及到人性的层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对战争这一部分展开具体分析了。
与战争部分相对的黯淡无光相比较，整部《苦菜花》中，最与人性相关，最具文学价值的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期间以山东昆嵛山区为代表的北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更进一步说，假若我们承认建立在人性体察基础上的人物形象塑造，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一方面，白先勇曾经有过特别精辟的见解：“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①）那么，冯德英也正是在这一部分极其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身为一名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功力。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位甘心情愿做了汉奸的知识分子王柬芝。一般来说，无论是否遭遇战争，知识分子都会出生于家境相对富裕的家庭。因为家境的富裕才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其子女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并最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苦菜花》中王柬芝的情况同样如此：“这胜水乡乡长王唯一家，是几辈的老财主了。不过从来没有像王唯一承家以来这样兴旺过。王唯一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叫王柬芝，但从父辈起就分了家。”问题在于，关于王柬芝这一形象，作家只是在其生成上遵循了必然的生活逻辑，强调了家境的富裕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出现的必要性，但却没有能够同样在心理的层面上，也遵循相应的心理逻辑。所谓相应的心理逻辑，就是指作为一位曾经在北平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他的政治立场可以天然地倾向于国民党，但面对着是否屈膝事日公然成为汉奸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经历一番自我的内在心理冲突。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一方面，冯德英固然知道王柬芝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蜕变为一位可耻的汉奸，但在另一方面，迫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所谓阶级理论的强大压力，他却又不能够合乎逻辑地去书写表达王柬芝真实的心理活动过程，只能违反真实地把出身于财主家庭的王柬芝写成一位天然的汉奸，天然的卖国求荣者。因为他回到王官庄的使命就是要从事窃取情报的地下工作，所以，王柬芝一出场就是一副虚伪的模样：“他对自己回到这个已经变成另一个天地的山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他知道自己虽是地主，可是没面对面地剥削压迫过农民，没得罪过人，回家的那几次他也非常注意到博得老百姓的好感，同时也收到了效果;而且，谁会知道他的实际职业呢！”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地下潜伏这一职业，所以虚伪也就成为了王柬芝非常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王柬芝刚回来时，只要一提到王唯一被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这件事，就首先会表现出一种惺惺作态的难受：“‘他毕竟和我是叔伯兄弟啊！’王柬芝有点伤心地说。”但很快地，他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开始由伤心转为愤怒：“他痛骂王唯一卖国当汉奸，在乡里犯了那么多的罪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的，然后表示他王柬芝拥护共产党的做法，他素来就同王唯一不和，这些乡亲们也都是知道的，他王柬芝是和王唯一走的两条路。”与此同时，他也还故作姿态地编造自己在外面工作时是怎样利用教师的身份领着学生投身反日活动的：“他说这些话时，那种痛苦万状，捧腹揪心的神态，很使人们动心。”关键的一点是，王柬芝不仅这么说，而且他的行动也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光说空话不行，王柬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他把山峦、土地献出一部分来，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粮，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以尽他知识分子的一点力量。”就这样，由于王柬芝处心积虑的一番伪装积极，他很快就骗取了民主政府和周边百姓的信任，不仅被委任为王官庄小学的校长，而且更是“在县上开文教会议时受到表扬，不久就当上了县参议员。”“他不但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就是干部对他也慢慢失去戒心了。像娟子那样反感他的人，虽说在学校里对她的特别关照和客气感到有些虚伪，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渐渐也怀疑起过去对他是有成见的，思想上减少了疑虑和警惕，不大再有意识地去注意他。”应该说，到这个时候为止，王柬芝已经差不多骗取了民主政府和抗日民众的全部信任。而这，事实上也就为他的地下情报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执行卧底潜伏的任务，受命回到王官庄后的王柬芝，一方面，很快地把宫少尼和吕锡铅这两位男教员发展为供自己任意驱使的党羽，另一方面，则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名义上的老婆，也即杏莉的母亲，和她的相好，也即自己家的长工王长锁，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却原来，这里还潜藏着一个类似于鲁迅式的婚恋悲剧。身为花花公子的王柬芝，原本不仅早就被城里的女性所深深吸引，而且还正在频繁写信向县长家的小姐求爱。但就在这个时候，固执的父亲却硬是不管不顾地命他返乡，和一个没落地主家的闺女成了亲。问题在于，他们俩虽然成了亲，但实际上却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他是那样轻蔑她，讨厌她，没住几天就走了。王柬芝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老婆，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既然王柬芝对父亲硬塞给自己的这个女人毫无感情，那么，一个现代乡村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生成，也就是难以回避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个可怜的千金小姐，就这样完结了她在闺秀中的美妙梦境。她守着这座阴森高大的住宅，是多么空虚和孤寂，多么阴冷和痛苦！”正是在如此一种心境灰暗绝望的状况下，一个名叫王长锁的长工走入了杏莉母亲的视野之中：“王长锁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整天连句话都不肯多说，他忠厚淳朴得有些迟钝。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年轻女主人会注意到他。他根本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老婆。”就这样，正所谓“妾有情，郎有意”，尤其是在女主人采取主动攻势的情况下，王长锁的最终“束手就擒”也就自在预料之中。说到这里，笔者便不由得联想到了陈忠实那部极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白鹿原》中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就是身为长工的黑娃，与地主家的小妾田小娥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已经无法从陈忠实那里得到确切的证实或证伪，但黑娃和田小娥的情感故事设定，与冯德英《苦菜花》中杏莉母亲和王长锁的情感纠葛，二者之间相似性的存在，却又是一种客观的文本事实。鉴于陈忠实这一代中国作家，乃是读着如同《苦菜花》这样的一类“革命历史小说”成长起来的，由此而断定陈忠实的《白鹿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过《苦菜花》的影响，应该也是合乎逻辑的一种推理结论。对自家妻子与王长锁的偷情早就有所洞察的王柬芝，回到王官庄后，巧妙设计圈套，以抓到他们的偷情现场为实证，要挟他们俩不管怎么说都要服从自己，为自己服务。由于有把柄被握在了王柬芝手里，杏莉母亲和王长锁只好无奈地被迫屈从于他的淫威之下：“他俩刚上来还不信这是真的，后来听到要用着王长锁了，才半信半疑地答应下来，向这个‘大恩人’叩头。”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一方面骗取了民主政府和周边群众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强有力地操控了以上几位，尤其是杏莉母亲和王长锁，王柬芝的地下情报工作方才取得了“积极有效”的进展。无论是副村长七子夫妇的不幸牺牲，还是陈政委的壮烈殉职，抑或还是娟子他们返程时的意外受袭，连同母亲与区妇救会长星梅的被出卖，都毫无疑问是王柬芝的地下情报工作发生作用的直接结果。到最后，在自己的罪恶不小心被杏莉察觉后，丧心病狂的王柬芝竟然不惜杀害了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色厉内荏的王柬芝骨子里的那种阴冷狠毒，在这一细节中被表现得真正可谓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那位懦弱、善良而又多情的杏莉母亲。先让我们来看人物初次出场时的相关肖像描写：“她是三十几岁的人，白皙鸭蛋形的脸儿，还红晕晕的很有光彩，细眯眯的眼睛在说明她是个好看而多情的女人。她走在门槛处，黑暗中略停一刹，那淡淡的细长眉毛猛耸了几下，小嘴两边皱起纹褶，可是当她迈进门里站在灯光下时，随着这一步，她的眉毛展开了，嘴角上的细皱纹变成了微笑，但，像有苦味的东西衔在口里似的，这笑显得不自然。”阅读冯德英这一段很显然煞费了一番苦心的肖像描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意思。其一，这是一个很是有一点风韵的漂亮女人。其二，在进门时细长眉毛的“猛耸了几下”，说明其内心深处一时间的慌里慌张。其三，尽管她进门后力求以舒展眉毛的方式做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掩饰，但“像有苦味的东西衔在口里似的”这一句，却又明显地泄露出了她内心深处潜藏的秘密。质言之，杏莉母亲之所以会在丈夫面前表现得如此这般失常，乃是因为她与王长锁有着难以示人的情感秘密。虽然看似只是一小段寻常不过的肖像描写，但却能够从中透露出这么丰富的信息，作家冯德英的艺术功力于此即可见一斑。
正如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及过的，因为王柬芝对她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所以杏莉母亲只能万般无奈地成为一位现代乡村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好在她的生命中也还出现了那个叫王长锁的长工，倘若王柬芝不突然回家，那包括杏莉在内的事实上的他们一家三口，其实仍然可以相对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杏莉母亲却根本料想不到，到头来，这一切平静都会因为王柬芝的意外归来而被彻底打破。自从被王柬芝彻底控制之后，杏莉母亲便常常处于某种羞愧而惊恐的状态之中而难以自拔。正因为把柄被王柬芝所掌握，所以他们尽管满心的不情愿，但也只得无条件地执行他的意志。因是之故，他们俩便总是处于某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雪上加霜的一点，也还有宫少尼对她的肆意凌辱和蹂躏。早就对杏梨母亲垂涎三尺的宫少尼，长期觊觎而不得，这一次，在他以汉奸罪相威胁的情况下，生性懦弱的杏梨母亲权衡再三后，只好无奈屈从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在抗战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尚且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乡村女性，不仅被迫无奈地周旋于三位男性之间，而且还要时时想着要去保护唯一的爱女，杏莉母亲的精神难堪与百般纠结的确可以推想而知。说实在话，在“十七年”期间，能够把一个乡村女性处于极端矛盾与分裂状态的真实人性世界挖掘表现到如此一種深入骨髓的地步，在拥有精湛艺术功力的同时，更需要作家有足够的写作勇气。这么多年来，《苦菜花》一直在文学史上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评价，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潜在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一提及“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往往会是出现在孙犁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或者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但其实，在我看来，从人性深度与审美价值来判断，杏莉母亲这一女性形象恐怕丝毫也不输于孙犁笔下的这两位女性形象。 我们注意到，在被宫少尼以胁迫的方式占有后，杏莉母亲顿时显得有些迟钝和呆滞，因为“她应付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心甘情愿，当成自己的真正丈夫;另一个却是迫使她为保存自己和心爱的人，而不得不忍受他那像野兽一样的蹂躏。和第一个在一起，她是活人，有灵魂，有理智，全身流动着血液。可是她时常不得不痛心地支开他，而去接受另一个的强迫。在这时，她是死的，没有了灵魂，也没有了感觉。直到这个野兽满足地起身走了，她才慢慢苏醒、复活过来，痛哭一场。”明明不喜欢一个人，但却要被迫接受他的各种蹂躏和戕害。明明太过于喜欢一个人，但却总是不能全心全意地对待这个人。杏莉母亲的如此一种严重的自我撕裂状态，细细想来，真的是情何以堪。尤其是当她洞察到王柬芝为什么会不管不顾地枪杀宫少尼的隐秘动机后，内心原本善良无比的她，更是陷入到了一种纠结不已的精神状态之中：“她想去把一切告诉娟子，把这窝狼都除掉，就是她死了也甘心;可是不行，王长锁呢？杏莉呢？也都得死去啊！不能啊！她的心像有刀在绞，像在油锅里煎熬。她整夜失眠，暗暗哭泣，就连自己的女儿也对不起啊！”自己的生命可以不在乎，王长锁和杏莉的生命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在乎。一种投鼠忌器的心理一时间主导了这个苦命女人的心理走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王柬芝的早日自我暴露上：“她诅咒王柬芝他们快被八路军抓住，杀死！这样，他们就可以悄悄地活着，多多为抗日出力，赎回自己的罪愆。可是老天爷就像有意为难，王柬芝不但不死，反而越来越成为红人。她不知道八路军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看不透他。王柬芝似乎是个不可推倒，不可战胜的巨人。”眼睁睁地看着坏人作恶，不仅无法阻止，反而在很多时候还要被迫为虎作伥，这样的一种感觉的确很不好受。但作为一个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不堪现实的弱者，除了内心里的诅咒外，杏莉母亲其实别无他法。就这样，既然深陷于无奈的深渊中无法自拔，那杏莉母亲也就只能更加绝望了：“这一切使她愈陷愈深，愈矛盾，愈恐怖，愈惶惶不安——渐渐集成一种巨大的惨然的阴暗力量，像一把钳子卡住她那细瘦的咽喉，她时刻有被窒息的可能。”事实上，对于那个时代一个柔弱的乡村女性来说，能够有勇气打破传统婚恋观念的束缚，在已然处于婚姻状态的情况下，仍然和身处另一个阶层的王长锁走到一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把杏莉母亲视为带有相当局限性的北中国乡村的一个娜拉。细细地品味以上两段描写展示杏莉母亲心理活动的叙述话语，将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把握这一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
最后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那位身为小说主人公的母亲这一女性形象。在我的理解中，冯德英之所以要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为了塑造母亲这样一个女性形象。也因此，如果不是高尔基已经有一部名为《母亲》的长篇小说，那么，冯德英的这部作品甚至也可以干脆被命名为《母亲》。为了充分凸显母亲形象的核心地位，冯德英煞费苦心地通过相应的情节设计把父亲冯仁义尽可能地排除在了家庭之外。先是在冯仁义的哥哥冯仁善一家人被心狠手辣的王唯一迫害致死后，面临着被斩草除根危险的冯仁义，被迫无奈地远走他乡。在父亲冯仁义这一走就是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支撑着整个家庭生存重担的，也就只能是母亲这个妇道人家了。等到冯仁义六年后重新回到王官庄的时候，他最小的女儿嫚子都已经不幸去世了。即使在冯仁义已然返乡之后，作家也很快就安排他积极投身革命，成为区小队队员，总是外出执行任务。这样一来，母亲在小说文本中的核心地位，自然就没有受到丝毫威胁。就这样，在丈夫冯仁义的形象被合理有效地“排除”之后，母亲的形象也就合乎逻辑地被凸显出来了。
先让我们来看冯德英在母亲初出场时的一种肖像描写：“母亲，她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她的个子，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被稍有点儿驼，稠密的头发，已有些灰蓬蓬的，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看得出，在年轻时，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现在，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像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而紧闭着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平时，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在她的下颚右方，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像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只有三十九岁却看上去已经“四十开外”，“背有点驼”，“灰蓬蓬的头发”，以及眼角“密密的皱纹”，说明这位乡村女性长期承受着超负荷的生活负担。眼睛里藏有“苦涩的东西”，“像是由于在忍受巨大的疼痛”，说明母亲的生活中总是有着必须面对的生活苦难。但她的总体神情，尤其是那颗“豆大的黑痣”，却又无法遮掩地传递着母亲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本性善良。也因此，倘若请罗中立来为母亲画一幅肖像画的话，那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很可能是如同那幅名画《父亲》中的父亲一样满脸写满苦难与善良的母亲形象。
关于母亲这一核心人物形象，冯德英主要是在一种性格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凸显出了她那简直如同地母一般宽阔宏厚的母性情怀。由于小说创作于阶级话语占据绝对上风的“十七年”期间，母亲的母性情怀，主要是通过她从原来的不怎么理解，到最后彻底理解并坚决支持子女们从事革命活动而充分体现出来的。在她最早知道年仅十六岁的大女儿娟子，已经在暗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母亲内心里更多的是不解与担心：“昨晚她一宿没有睡，眼睛有些发红。她怎么能合上眼皮呢？女儿正在参加那可怕的殊死的战斗，时时有死亡在威胁着孩子，做妈的能不为她担心害怕吗？”这种情感，在更进一步细化之后，就是：“当母亲听到枪声时，浑身都颤抖起来，那枪好像打在她自己身上。她真后悔不该叫女儿去了，自己为什么不拉住她呢？唉！可又怎么能拦住那个被什么迷住了的女儿呢！当娟子领着人来的时候，母亲的心灵深处产生一种连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感情，他没有阻止女儿的行动，相反，倒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在帮助女儿的行动……她多半不信女儿说的真能把仇人杀死。她纯粹是为对自己女儿的担心和疼爱来做这一切的。”却原来，只有为女儿的担心是真，至于所谓有意无意地支持帮助女儿的行动云云，其实不过是母亲出于对女儿的疼爱而做出的某种纵容行为。说到底，在这个时候，娟子参加革命活动带给母亲更多的，还是某种莫名的恐慌：“当人们消失在雨夜里时，母亲感到巨大的空虚和恐怖，心随着雨点跳起来。她怎么这样傻，眼睁睁看着亲骨肉去做有被人杀死的危險的事情呢？她想叫，嘴张不开;她想跑上去阻拦，腿挪不动。只剩下那可怜的、替孩子命运担心的、做母亲本能的权利了。”能够把母亲这个时候真实的恐慌心态不做任何人为拔高地表达出来，正说明冯德英对人物心理有着堪称精准到位的理解和把握。唯其因为这个时候的母亲尚且不知道所谓的革命意味着什么，所以当她眼睁睁地看着王唯一被处死时才会生成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因为对王唯一有着深仇大恨，所以她才会希望看到他死去。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王唯一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从一种人道的本能出发，她又实在不想看到包括王唯一在内任何一条生命的死亡。 但到了后来，伴随着母亲对革命活动理解和认识的逐渐提高，她已经开始慢慢体会到为革命牺牲的必要性。虽然说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牵挂和惦念一如既往地强烈，但她却已经开始从一己的悲欢中挣脱出来，开始认识到了革命与必要的牺牲之间的内在关联。当她明确意识到除了自己之外，也还会更多的人和母亲存在的时候，她的人生境界也就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其中“痛感到失去孩子的可怕，战争的可怕”一句，更是还多少带有了一点难能可贵的反战意味。应该注意到，在母亲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中，星梅的出現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了解到星梅和她的未婚夫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的情况后，母亲才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家”的观念的狭隘：“共产党里的人就是好，两口子都在外面革命，不在一块，又丢下家，真不容易呀！而我呢？倒老担心着自己的孩子。咳，谁的爹妈不想自己的孩子？谁不知道自家的炕头热呢？可要都守在家里谁出来打鬼子……唉！这些人都是好样的！”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家庭与革命本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冲突。要革命，就不能顾及家庭，过于顾及家庭，革命也就无从进行。受制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在《苦菜花》中，冯德英无论如何也都只能让母亲舍“家庭”而趋向于“革命”。
这样一来，到了敌人在“扫荡”时不仅包围王官庄，而且还特别残忍地一连杀死兰子姑娘、老德顺以及星梅他们三个人的时候，母亲虽然内心里也还残存有一丝的不忍和犹豫，但从本质上说，她却已经成为一位拥有博大母性情怀的坚定革命者了。“母亲昏昏沉沉，被雨点冲击洋铁屋顶的铿锵声惊醒。啊！她的头不是被铡下来了吗？！怎么还活着呢？！这在什么地方？家里炕上？不是，身下面冰凉冰凉的;家里地下？不是，这地是洋灰的，自家的是土的;她用力睁开眼睛，怎么没有灯光？孩子们都睡了？不是……啊！这是王唯一家的房子，她怎么来的呢？想了想，她明白了：不是自己的头掉下来，而是星梅的！从此，活着的人中再没有这个好姑娘了！”现在看起来，这毫无疑问是“十七年”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具有非理性意识流色彩的小说文字。借助于如此一种恍恍惚惚的幻觉方式，作家真切地再现了母亲被残忍折磨以至于昏死过去复又醒来时的真实心理状态。值此特定时刻，真正可谓千头万绪都涌上了母亲的心头。母亲的自我意识中，既然已经落入了敌人之手，那就不可能在活着出去了。一方面，已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另一方面，却又处于被敌人残酷折磨后头脑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把自己的孩子过电影一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结果。在其中，一种发自本能的母性的存在，是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事实上，也正是从这种本能的母性出发，她竟然一时间对革命也产生了怀疑，不仅自身遭受着无端的残酷折磨，而且自己的儿女们也都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存在着生命危险，母亲在此种境况下对革命生出一点怨恨和不满，自然也就显得特别真实了。能够把母亲这个时候的真实心理状况毫无讳饰地展示出来，其实需要冯德英具有相当的写作勇气。
然而，这不满和犹豫毕竟是一时的，被关押起来的母亲很快就坚定了起来。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她面对敌人残酷地折磨小女儿嫚子的时候。其实，早在敌人动手折磨嫚子之前，母亲就已经生出了强烈的预感：“母亲还没来得及向孩子说几句爱抚的话，她的心就立刻冷起来！敌人把孩子抓来做什么？……她越想越不对头，越用力抱紧孩子。似乎用她那做母亲的受过千苦万痛的躯体，就能护住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嫚子像也懂得了母亲的心事，更紧地抱着妈的脖子，头叭在母亲的肩膀上。”果不其然，敌人很快就以孩子相要挟了。单只是这种威胁，就足以要了母亲的命。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任何一个母亲，面对着孩子即将受到残酷折磨的威胁时，恐怕都会产生如同母亲这样一种简直就是颤栗哆嗦不已的真实感觉。也因此，当嫚子真的开始被敌人残酷折磨的时候，冯德英关于母亲感受的描写就是非常真切的：“毒辣无比的凶手，在绞杀一棵幼嫩的花芽！”“哭声像最锋利的钢针，扎在母亲心上！她已经没有力量去冲扑，她一次次昏厥。”“她要救孩子，她要保工厂。”“她要屈服——赶快饶了孩子吧！不，不能！”“她要发疯！她紧咬着牙关发颤;她攥得手指发痛！”到后来，“听不见孩子的哭叫声了，母亲似乎平静了些，坐在地上痴呆呆地发怔，从眼里射出凶狠的光芒！她脸色是那样惨白，阵阵的痉挛使全身抽搐着。赶她再看清她已认不出的那摊血肉是她两手捧大的孩子时，她噢的一声又昏厥过去……”真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把这些相关的描写文字全部录引在这里。不如此，我们就无法设身处地理解，当母亲亲眼目睹自己的亲生女儿在遭受敌人折磨的时候，内心里到底是这样一种痛苦到极致的状况。到这个时候，母亲的形象塑造，其实就已经宣告完成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母亲这一形象对后来者小说创作某种启示性意义的存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恐怕就是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那位母亲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尽管说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较之于《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已有很大的拓展，但莫言在其艺术构思过程中，最起码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受到过前辈作家冯德英《苦菜花》的滋养与影响，恐怕却是难以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毫无疑问，以母亲为核心的以上若干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乃是冯德英《苦菜花》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家对象征手法的巧妙使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苦菜花”这一意象的刻画营造上。小说中苦菜的出现，总是和母亲相伴随在一起的。一次是母亲在无端地受到僵化保守的四大爷的言语攻击的时候。再一次，是在嫚子即将遭受非人折磨的时候，作家曾经专门提及过母亲在她头发里发现的一朵苦菜花。接下来，就是嫚子临死前，母亲又一次注意到了她头上那朵快要枯萎了的苦菜花。最后一次，就是到了小说的结尾处，秀子把一大束花送给了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母亲：“母亲注视着女儿手中的花。鲜花被雨水沐浴得更加娇媚鲜艳，在朝霞中放着异彩。在母亲眼中，最吸引她的不是粉红色的月季花，暗红色的芍药花，而是夹在这些大花中的金黄色的苦菜花，看着看着，母亲觉得眼前一片金光，到处都开放着苦菜花。”“母亲像尝到了苦菜根的清凉可口的苦味，嗅到了苦菜花的馨香，她嘴唇两旁那两道明显的深细皱纹，微微抽动，流露出虽然苦楚，却是幸福的微笑。”综合以上这些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再结合小说的标题，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苦菜花正是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一种艺术象征。
我们都知道，在“十七年”期间，人性曾经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禁区。按照洪子诚的考察，这个期间出现的批判运动中，一次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之后的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主要对象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和人性》《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等。”②这些为文学中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张目的文章，在当时之所以会受到批判，正是因为他们触碰到了人性禁区。也因此，能够在“十七年”那个强烈排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阶级话语空前膨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写出如同《苦菜花》这样具有突出人性内涵的长篇小说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即使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该向冯德英表达充分的敬意。
注释：
①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193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冯德英;《苦菜花》;阶级视阈;人性深度
到现在都依稀记得，我最早阅读冯德英这部书写抗战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版），应该是在农村上小学的时候，也即“文革”的后期。那个时候，一不懂得什么叫作者，二不懂得什么叫长篇小说，只觉得故事情节曲折流宕，很是有一些吸引力。尤其需要特別强调的一点是，到现在都相对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的，竟然是与汉奸王柬芝，他的原配杏莉母亲，以及杏莉母亲的情夫王长锁有关的一些情节。事实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只有那些与人性紧密相关的人物和情节，才能够拥有相对恒久的艺术生命力。因为这些已然铭记在我脑海里的这些人物和情节，正是《苦菜花》中人性化书写相对突出的部分之一。这一回，在时隔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先后两次重新阅读《苦菜花》之后，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是一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思想艺术价值明显被低估了的长篇战争小说。比如，洪子诚那部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只是在概述的部分提及到了冯德英的《苦菜花》。此外，陈思和那部“作品为主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没有专门分析《苦菜花》。相对来说，对《苦菜花》评价比较高的，是董键、丁帆、王彬彬联袂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第一编第四章“长篇小说”部分的第八节“其他长篇小说”中，编写者以三小段的篇幅，专门提及并简单分析了《苦菜花》。一方面，与前述两种文学史著作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苦菜花》不仅评价更高，而且也还拿出一定的篇幅进行专门论述。但在另一方面，与占有更大篇幅的《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风云初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作品相比较，《苦菜花》的评价显然还是明显不足。因为以上三部均为业内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以，冯德英《苦菜花》的被漠视，也就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根据我自己的实际阅读体验，与一向评价甚高的《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风云初记》《青春之歌》相比较，《苦菜花》的实际创作成就，或许还是要高出一筹的。
既然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那其中肯定也就少不了战争场面的描写。事实上，冯德英的整部《苦菜花》可以说是由两大部分组合而成的，或者也可以说其中存在着两条时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一条是战争，另一条则是战争期间以山东昆嵛山区为代表的北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过程。先让我们来看其中的战争书写这一部分。具体来说，小说中的战争场面，乃是集中围绕于德海率领的那支八路军部队展开的。于德海，是昆嵛山区老百姓心目中的传奇式人物：“都知道他领着一帮‘造反’的穷人，活跃在昆嵛山里，同地主恶霸和地方官僚斗争，替受苦人做主。财主叫他们是土匪，穷人称他们是‘红胡子’，是‘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至于于德海本人，则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说他对昆嵛山区的各方面情况都了如指掌，说他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说他能飞檐走壁，刀枪不入。总之，一方面是怎么样神奇便怎么样想象传说，另一方面，这种想象归根到底也只能建立在类似于梁山好汉那样一种民间文化心理基础上。事实上，于德海也只不过是八路军里一位受命在昆嵛山区坚持抗日的团长而已。与于德海所部紧密相关的精彩战斗部分，主要有陈政委设法劝降惯匪柳八爷，柳八爷怒斩违反纪律强奸民女的马排长，陈政委由于老号长贪酒后的无意间“出卖”而血洒疆场，以及由于汉奸的告密于德海被困后的率众突围等。虽然不能说这样一些描写就不够精彩，但从总体上说，恐怕还是更多地带有程式化的特点，并未能见出一些新意来。就这样，一方面因为战争属于小说中的一条次要线索，所占篇幅较小，另一方面也因为相关的描写未见精彩，尤其是没有能够更加深入地涉及到人性的层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对战争这一部分展开具体分析了。
与战争部分相对的黯淡无光相比较，整部《苦菜花》中，最与人性相关，最具文学价值的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期间以山东昆嵛山区为代表的北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更进一步说，假若我们承认建立在人性体察基础上的人物形象塑造，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一方面，白先勇曾经有过特别精辟的见解：“写小说，人物当然占最重要的部分，拿传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大本大本的，很复杂。三国里面打来打去，这一仗那一仗我们都搞混了，可是我们都记得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派，都记得诸葛孔明羽扇纶巾的风度。故事不一定记得了，人物却鲜明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小说就成功了，变成一种典型。曹操是一种典型，诸葛亮是一种典型，关云长是一种典型，所以小说的成败，要看你能不能塑造出让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人物。外国小说如此，中国小说像三国、水浒更是如此。”①）那么，冯德英也正是在这一部分极其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身为一名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功力。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位甘心情愿做了汉奸的知识分子王柬芝。一般来说，无论是否遭遇战争，知识分子都会出生于家境相对富裕的家庭。因为家境的富裕才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其子女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并最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苦菜花》中王柬芝的情况同样如此：“这胜水乡乡长王唯一家，是几辈的老财主了。不过从来没有像王唯一承家以来这样兴旺过。王唯一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叫王柬芝，但从父辈起就分了家。”问题在于，关于王柬芝这一形象，作家只是在其生成上遵循了必然的生活逻辑，强调了家境的富裕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出现的必要性，但却没有能够同样在心理的层面上，也遵循相应的心理逻辑。所谓相应的心理逻辑，就是指作为一位曾经在北平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他的政治立场可以天然地倾向于国民党，但面对着是否屈膝事日公然成为汉奸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经历一番自我的内在心理冲突。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一方面，冯德英固然知道王柬芝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蜕变为一位可耻的汉奸，但在另一方面，迫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所谓阶级理论的强大压力，他却又不能够合乎逻辑地去书写表达王柬芝真实的心理活动过程，只能违反真实地把出身于财主家庭的王柬芝写成一位天然的汉奸，天然的卖国求荣者。因为他回到王官庄的使命就是要从事窃取情报的地下工作，所以，王柬芝一出场就是一副虚伪的模样：“他对自己回到这个已经变成另一个天地的山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他知道自己虽是地主，可是没面对面地剥削压迫过农民，没得罪过人，回家的那几次他也非常注意到博得老百姓的好感，同时也收到了效果;而且，谁会知道他的实际职业呢！”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地下潜伏这一职业，所以虚伪也就成为了王柬芝非常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王柬芝刚回来时，只要一提到王唯一被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这件事，就首先会表现出一种惺惺作态的难受：“‘他毕竟和我是叔伯兄弟啊！’王柬芝有点伤心地说。”但很快地，他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开始由伤心转为愤怒：“他痛骂王唯一卖国当汉奸，在乡里犯了那么多的罪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的，然后表示他王柬芝拥护共产党的做法，他素来就同王唯一不和，这些乡亲们也都是知道的，他王柬芝是和王唯一走的两条路。”与此同时，他也还故作姿态地编造自己在外面工作时是怎样利用教师的身份领着学生投身反日活动的：“他说这些话时，那种痛苦万状，捧腹揪心的神态，很使人们动心。”关键的一点是，王柬芝不仅这么说，而且他的行动也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光说空话不行，王柬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他把山峦、土地献出一部分来，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粮，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以尽他知识分子的一点力量。”就这样，由于王柬芝处心积虑的一番伪装积极，他很快就骗取了民主政府和周边百姓的信任，不仅被委任为王官庄小学的校长，而且更是“在县上开文教会议时受到表扬，不久就当上了县参议员。”“他不但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就是干部对他也慢慢失去戒心了。像娟子那样反感他的人，虽说在学校里对她的特别关照和客气感到有些虚伪，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渐渐也怀疑起过去对他是有成见的，思想上减少了疑虑和警惕，不大再有意识地去注意他。”应该说，到这个时候为止，王柬芝已经差不多骗取了民主政府和抗日民众的全部信任。而这，事实上也就为他的地下情报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执行卧底潜伏的任务，受命回到王官庄后的王柬芝，一方面，很快地把宫少尼和吕锡铅这两位男教员发展为供自己任意驱使的党羽，另一方面，则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名义上的老婆，也即杏莉的母亲，和她的相好，也即自己家的长工王长锁，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却原来，这里还潜藏着一个类似于鲁迅式的婚恋悲剧。身为花花公子的王柬芝，原本不仅早就被城里的女性所深深吸引，而且还正在频繁写信向县长家的小姐求爱。但就在这个时候，固执的父亲却硬是不管不顾地命他返乡，和一个没落地主家的闺女成了亲。问题在于，他们俩虽然成了亲，但实际上却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他是那样轻蔑她，讨厌她，没住几天就走了。王柬芝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老婆，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既然王柬芝对父亲硬塞给自己的这个女人毫无感情，那么，一个现代乡村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生成，也就是难以回避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个可怜的千金小姐，就这样完结了她在闺秀中的美妙梦境。她守着这座阴森高大的住宅，是多么空虚和孤寂，多么阴冷和痛苦！”正是在如此一种心境灰暗绝望的状况下，一个名叫王长锁的长工走入了杏莉母亲的视野之中：“王长锁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整天连句话都不肯多说，他忠厚淳朴得有些迟钝。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年轻女主人会注意到他。他根本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老婆。”就这样，正所谓“妾有情，郎有意”，尤其是在女主人采取主动攻势的情况下，王长锁的最终“束手就擒”也就自在预料之中。说到这里，笔者便不由得联想到了陈忠实那部极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白鹿原》中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就是身为长工的黑娃，与地主家的小妾田小娥之间的情感纠葛。虽然已经无法从陈忠实那里得到确切的证实或证伪，但黑娃和田小娥的情感故事设定，与冯德英《苦菜花》中杏莉母亲和王长锁的情感纠葛，二者之间相似性的存在，却又是一种客观的文本事实。鉴于陈忠实这一代中国作家，乃是读着如同《苦菜花》这样的一类“革命历史小说”成长起来的，由此而断定陈忠实的《白鹿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过《苦菜花》的影响，应该也是合乎逻辑的一种推理结论。对自家妻子与王长锁的偷情早就有所洞察的王柬芝，回到王官庄后，巧妙设计圈套，以抓到他们的偷情现场为实证，要挟他们俩不管怎么说都要服从自己，为自己服务。由于有把柄被握在了王柬芝手里，杏莉母亲和王长锁只好无奈地被迫屈从于他的淫威之下：“他俩刚上来还不信这是真的，后来听到要用着王长锁了，才半信半疑地答应下来，向这个‘大恩人’叩头。”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一方面骗取了民主政府和周边群众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强有力地操控了以上几位，尤其是杏莉母亲和王长锁，王柬芝的地下情报工作方才取得了“积极有效”的进展。无论是副村长七子夫妇的不幸牺牲，还是陈政委的壮烈殉职，抑或还是娟子他们返程时的意外受袭，连同母亲与区妇救会长星梅的被出卖，都毫无疑问是王柬芝的地下情报工作发生作用的直接结果。到最后，在自己的罪恶不小心被杏莉察觉后，丧心病狂的王柬芝竟然不惜杀害了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色厉内荏的王柬芝骨子里的那种阴冷狠毒，在这一细节中被表现得真正可谓淋漓尽致。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那位懦弱、善良而又多情的杏莉母亲。先让我们来看人物初次出场时的相关肖像描写：“她是三十几岁的人，白皙鸭蛋形的脸儿，还红晕晕的很有光彩，细眯眯的眼睛在说明她是个好看而多情的女人。她走在门槛处，黑暗中略停一刹，那淡淡的细长眉毛猛耸了几下，小嘴两边皱起纹褶，可是当她迈进门里站在灯光下时，随着这一步，她的眉毛展开了，嘴角上的细皱纹变成了微笑，但，像有苦味的东西衔在口里似的，这笑显得不自然。”阅读冯德英这一段很显然煞费了一番苦心的肖像描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意思。其一，这是一个很是有一点风韵的漂亮女人。其二，在进门时细长眉毛的“猛耸了几下”，说明其内心深处一时间的慌里慌张。其三，尽管她进门后力求以舒展眉毛的方式做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掩饰，但“像有苦味的东西衔在口里似的”这一句，却又明显地泄露出了她内心深处潜藏的秘密。质言之，杏莉母亲之所以会在丈夫面前表现得如此这般失常，乃是因为她与王长锁有着难以示人的情感秘密。虽然看似只是一小段寻常不过的肖像描写，但却能够从中透露出这么丰富的信息，作家冯德英的艺术功力于此即可见一斑。
正如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及过的，因为王柬芝对她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所以杏莉母亲只能万般无奈地成为一位现代乡村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好在她的生命中也还出现了那个叫王长锁的长工，倘若王柬芝不突然回家，那包括杏莉在内的事实上的他们一家三口，其实仍然可以相对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杏莉母亲却根本料想不到，到头来，这一切平静都会因为王柬芝的意外归来而被彻底打破。自从被王柬芝彻底控制之后，杏莉母亲便常常处于某种羞愧而惊恐的状态之中而难以自拔。正因为把柄被王柬芝所掌握，所以他们尽管满心的不情愿，但也只得无条件地执行他的意志。因是之故，他们俩便总是处于某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雪上加霜的一点，也还有宫少尼对她的肆意凌辱和蹂躏。早就对杏梨母亲垂涎三尺的宫少尼，长期觊觎而不得，这一次，在他以汉奸罪相威胁的情况下，生性懦弱的杏梨母亲权衡再三后，只好无奈屈从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在抗战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尚且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乡村女性，不仅被迫无奈地周旋于三位男性之间，而且还要时时想着要去保护唯一的爱女，杏莉母亲的精神难堪与百般纠结的确可以推想而知。说实在话，在“十七年”期间，能够把一个乡村女性处于极端矛盾与分裂状态的真实人性世界挖掘表现到如此一種深入骨髓的地步，在拥有精湛艺术功力的同时，更需要作家有足够的写作勇气。这么多年来，《苦菜花》一直在文学史上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评价，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潜在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一提及“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往往会是出现在孙犁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或者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但其实，在我看来，从人性深度与审美价值来判断，杏莉母亲这一女性形象恐怕丝毫也不输于孙犁笔下的这两位女性形象。 我们注意到，在被宫少尼以胁迫的方式占有后，杏莉母亲顿时显得有些迟钝和呆滞，因为“她应付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心甘情愿，当成自己的真正丈夫;另一个却是迫使她为保存自己和心爱的人，而不得不忍受他那像野兽一样的蹂躏。和第一个在一起，她是活人，有灵魂，有理智，全身流动着血液。可是她时常不得不痛心地支开他，而去接受另一个的强迫。在这时，她是死的，没有了灵魂，也没有了感觉。直到这个野兽满足地起身走了，她才慢慢苏醒、复活过来，痛哭一场。”明明不喜欢一个人，但却要被迫接受他的各种蹂躏和戕害。明明太过于喜欢一个人，但却总是不能全心全意地对待这个人。杏莉母亲的如此一种严重的自我撕裂状态，细细想来，真的是情何以堪。尤其是当她洞察到王柬芝为什么会不管不顾地枪杀宫少尼的隐秘动机后，内心原本善良无比的她，更是陷入到了一种纠结不已的精神状态之中：“她想去把一切告诉娟子，把这窝狼都除掉，就是她死了也甘心;可是不行，王长锁呢？杏莉呢？也都得死去啊！不能啊！她的心像有刀在绞，像在油锅里煎熬。她整夜失眠，暗暗哭泣，就连自己的女儿也对不起啊！”自己的生命可以不在乎，王长锁和杏莉的生命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在乎。一种投鼠忌器的心理一时间主导了这个苦命女人的心理走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王柬芝的早日自我暴露上：“她诅咒王柬芝他们快被八路军抓住，杀死！这样，他们就可以悄悄地活着，多多为抗日出力，赎回自己的罪愆。可是老天爷就像有意为难，王柬芝不但不死，反而越来越成为红人。她不知道八路军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看不透他。王柬芝似乎是个不可推倒，不可战胜的巨人。”眼睁睁地看着坏人作恶，不仅无法阻止，反而在很多时候还要被迫为虎作伥，这样的一种感觉的确很不好受。但作为一个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不堪现实的弱者，除了内心里的诅咒外，杏莉母亲其实别无他法。就这样，既然深陷于无奈的深渊中无法自拔，那杏莉母亲也就只能更加绝望了：“这一切使她愈陷愈深，愈矛盾，愈恐怖，愈惶惶不安——渐渐集成一种巨大的惨然的阴暗力量，像一把钳子卡住她那细瘦的咽喉，她时刻有被窒息的可能。”事实上，对于那个时代一个柔弱的乡村女性来说，能够有勇气打破传统婚恋观念的束缚，在已然处于婚姻状态的情况下，仍然和身处另一个阶层的王长锁走到一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把杏莉母亲视为带有相当局限性的北中国乡村的一个娜拉。细细地品味以上两段描写展示杏莉母亲心理活动的叙述话语，将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把握这一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
最后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那位身为小说主人公的母亲这一女性形象。在我的理解中，冯德英之所以要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为了塑造母亲这样一个女性形象。也因此，如果不是高尔基已经有一部名为《母亲》的长篇小说，那么，冯德英的这部作品甚至也可以干脆被命名为《母亲》。为了充分凸显母亲形象的核心地位，冯德英煞费苦心地通过相应的情节设计把父亲冯仁义尽可能地排除在了家庭之外。先是在冯仁义的哥哥冯仁善一家人被心狠手辣的王唯一迫害致死后，面临着被斩草除根危险的冯仁义，被迫无奈地远走他乡。在父亲冯仁义这一走就是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支撑着整个家庭生存重担的，也就只能是母亲这个妇道人家了。等到冯仁义六年后重新回到王官庄的时候，他最小的女儿嫚子都已经不幸去世了。即使在冯仁义已然返乡之后，作家也很快就安排他积极投身革命，成为区小队队员，总是外出执行任务。这样一来，母亲在小说文本中的核心地位，自然就没有受到丝毫威胁。就这样，在丈夫冯仁义的形象被合理有效地“排除”之后，母亲的形象也就合乎逻辑地被凸显出来了。
先让我们来看冯德英在母亲初出场时的一种肖像描写：“母亲，她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她的个子，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被稍有点儿驼，稠密的头发，已有些灰蓬蓬的，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看得出，在年轻时，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现在，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像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而紧闭着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平时，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在她的下颚右方，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像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只有三十九岁却看上去已经“四十开外”，“背有点驼”，“灰蓬蓬的头发”，以及眼角“密密的皱纹”，说明这位乡村女性长期承受着超负荷的生活负担。眼睛里藏有“苦涩的东西”，“像是由于在忍受巨大的疼痛”，说明母亲的生活中总是有着必须面对的生活苦难。但她的总体神情，尤其是那颗“豆大的黑痣”，却又无法遮掩地传递着母亲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本性善良。也因此，倘若请罗中立来为母亲画一幅肖像画的话，那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很可能是如同那幅名画《父亲》中的父亲一样满脸写满苦难与善良的母亲形象。
关于母亲这一核心人物形象，冯德英主要是在一种性格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凸显出了她那简直如同地母一般宽阔宏厚的母性情怀。由于小说创作于阶级话语占据绝对上风的“十七年”期间，母亲的母性情怀，主要是通过她从原来的不怎么理解，到最后彻底理解并坚决支持子女们从事革命活动而充分体现出来的。在她最早知道年仅十六岁的大女儿娟子，已经在暗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母亲内心里更多的是不解与担心：“昨晚她一宿没有睡，眼睛有些发红。她怎么能合上眼皮呢？女儿正在参加那可怕的殊死的战斗，时时有死亡在威胁着孩子，做妈的能不为她担心害怕吗？”这种情感，在更进一步细化之后，就是：“当母亲听到枪声时，浑身都颤抖起来，那枪好像打在她自己身上。她真后悔不该叫女儿去了，自己为什么不拉住她呢？唉！可又怎么能拦住那个被什么迷住了的女儿呢！当娟子领着人来的时候，母亲的心灵深处产生一种连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感情，他没有阻止女儿的行动，相反，倒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在帮助女儿的行动……她多半不信女儿说的真能把仇人杀死。她纯粹是为对自己女儿的担心和疼爱来做这一切的。”却原来，只有为女儿的担心是真，至于所谓有意无意地支持帮助女儿的行动云云，其实不过是母亲出于对女儿的疼爱而做出的某种纵容行为。说到底，在这个时候，娟子参加革命活动带给母亲更多的，还是某种莫名的恐慌：“当人们消失在雨夜里时，母亲感到巨大的空虚和恐怖，心随着雨点跳起来。她怎么这样傻，眼睁睁看着亲骨肉去做有被人杀死的危險的事情呢？她想叫，嘴张不开;她想跑上去阻拦，腿挪不动。只剩下那可怜的、替孩子命运担心的、做母亲本能的权利了。”能够把母亲这个时候真实的恐慌心态不做任何人为拔高地表达出来，正说明冯德英对人物心理有着堪称精准到位的理解和把握。唯其因为这个时候的母亲尚且不知道所谓的革命意味着什么，所以当她眼睁睁地看着王唯一被处死时才会生成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因为对王唯一有着深仇大恨，所以她才会希望看到他死去。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王唯一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从一种人道的本能出发，她又实在不想看到包括王唯一在内任何一条生命的死亡。 但到了后来，伴随着母亲对革命活动理解和认识的逐渐提高，她已经开始慢慢体会到为革命牺牲的必要性。虽然说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牵挂和惦念一如既往地强烈，但她却已经开始从一己的悲欢中挣脱出来，开始认识到了革命与必要的牺牲之间的内在关联。当她明确意识到除了自己之外，也还会更多的人和母亲存在的时候，她的人生境界也就有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其中“痛感到失去孩子的可怕，战争的可怕”一句，更是还多少带有了一点难能可贵的反战意味。应该注意到，在母亲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中，星梅的出現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了解到星梅和她的未婚夫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的情况后，母亲才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家”的观念的狭隘：“共产党里的人就是好，两口子都在外面革命，不在一块，又丢下家，真不容易呀！而我呢？倒老担心着自己的孩子。咳，谁的爹妈不想自己的孩子？谁不知道自家的炕头热呢？可要都守在家里谁出来打鬼子……唉！这些人都是好样的！”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家庭与革命本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冲突。要革命，就不能顾及家庭，过于顾及家庭，革命也就无从进行。受制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在《苦菜花》中，冯德英无论如何也都只能让母亲舍“家庭”而趋向于“革命”。
这样一来，到了敌人在“扫荡”时不仅包围王官庄，而且还特别残忍地一连杀死兰子姑娘、老德顺以及星梅他们三个人的时候，母亲虽然内心里也还残存有一丝的不忍和犹豫，但从本质上说，她却已经成为一位拥有博大母性情怀的坚定革命者了。“母亲昏昏沉沉，被雨点冲击洋铁屋顶的铿锵声惊醒。啊！她的头不是被铡下来了吗？！怎么还活着呢？！这在什么地方？家里炕上？不是，身下面冰凉冰凉的;家里地下？不是，这地是洋灰的，自家的是土的;她用力睁开眼睛，怎么没有灯光？孩子们都睡了？不是……啊！这是王唯一家的房子，她怎么来的呢？想了想，她明白了：不是自己的头掉下来，而是星梅的！从此，活着的人中再没有这个好姑娘了！”现在看起来，这毫无疑问是“十七年”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具有非理性意识流色彩的小说文字。借助于如此一种恍恍惚惚的幻觉方式，作家真切地再现了母亲被残忍折磨以至于昏死过去复又醒来时的真实心理状态。值此特定时刻，真正可谓千头万绪都涌上了母亲的心头。母亲的自我意识中，既然已经落入了敌人之手，那就不可能在活着出去了。一方面，已然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另一方面，却又处于被敌人残酷折磨后头脑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把自己的孩子过电影一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结果。在其中，一种发自本能的母性的存在，是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事实上，也正是从这种本能的母性出发，她竟然一时间对革命也产生了怀疑，不仅自身遭受着无端的残酷折磨，而且自己的儿女们也都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存在着生命危险，母亲在此种境况下对革命生出一点怨恨和不满，自然也就显得特别真实了。能够把母亲这个时候的真实心理状况毫无讳饰地展示出来，其实需要冯德英具有相当的写作勇气。
然而，这不满和犹豫毕竟是一时的，被关押起来的母亲很快就坚定了起来。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她面对敌人残酷地折磨小女儿嫚子的时候。其实，早在敌人动手折磨嫚子之前，母亲就已经生出了强烈的预感：“母亲还没来得及向孩子说几句爱抚的话，她的心就立刻冷起来！敌人把孩子抓来做什么？……她越想越不对头，越用力抱紧孩子。似乎用她那做母亲的受过千苦万痛的躯体，就能护住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嫚子像也懂得了母亲的心事，更紧地抱着妈的脖子，头叭在母亲的肩膀上。”果不其然，敌人很快就以孩子相要挟了。单只是这种威胁，就足以要了母亲的命。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任何一个母亲，面对着孩子即将受到残酷折磨的威胁时，恐怕都会产生如同母亲这样一种简直就是颤栗哆嗦不已的真实感觉。也因此，当嫚子真的开始被敌人残酷折磨的时候，冯德英关于母亲感受的描写就是非常真切的：“毒辣无比的凶手，在绞杀一棵幼嫩的花芽！”“哭声像最锋利的钢针，扎在母亲心上！她已经没有力量去冲扑，她一次次昏厥。”“她要救孩子，她要保工厂。”“她要屈服——赶快饶了孩子吧！不，不能！”“她要发疯！她紧咬着牙关发颤;她攥得手指发痛！”到后来，“听不见孩子的哭叫声了，母亲似乎平静了些，坐在地上痴呆呆地发怔，从眼里射出凶狠的光芒！她脸色是那样惨白，阵阵的痉挛使全身抽搐着。赶她再看清她已认不出的那摊血肉是她两手捧大的孩子时，她噢的一声又昏厥过去……”真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把这些相关的描写文字全部录引在这里。不如此，我们就无法设身处地理解，当母亲亲眼目睹自己的亲生女儿在遭受敌人折磨的时候，内心里到底是这样一种痛苦到极致的状况。到这个时候，母亲的形象塑造，其实就已经宣告完成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母亲这一形象对后来者小说创作某种启示性意义的存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恐怕就是莫言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那位母亲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尽管说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较之于《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均已有很大的拓展，但莫言在其艺术构思过程中，最起码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受到过前辈作家冯德英《苦菜花》的滋养与影响，恐怕却是难以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毫无疑问，以母亲为核心的以上若干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乃是冯德英《苦菜花》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家对象征手法的巧妙使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苦菜花”这一意象的刻画营造上。小说中苦菜的出现，总是和母亲相伴随在一起的。一次是母亲在无端地受到僵化保守的四大爷的言语攻击的时候。再一次，是在嫚子即将遭受非人折磨的时候，作家曾经专门提及过母亲在她头发里发现的一朵苦菜花。接下来，就是嫚子临死前，母亲又一次注意到了她头上那朵快要枯萎了的苦菜花。最后一次，就是到了小说的结尾处，秀子把一大束花送给了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母亲：“母亲注视着女儿手中的花。鲜花被雨水沐浴得更加娇媚鲜艳，在朝霞中放着异彩。在母亲眼中，最吸引她的不是粉红色的月季花，暗红色的芍药花，而是夹在这些大花中的金黄色的苦菜花，看着看着，母亲觉得眼前一片金光，到处都开放着苦菜花。”“母亲像尝到了苦菜根的清凉可口的苦味，嗅到了苦菜花的馨香，她嘴唇两旁那两道明显的深细皱纹，微微抽动，流露出虽然苦楚，却是幸福的微笑。”综合以上这些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再结合小说的标题，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苦菜花正是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一种艺术象征。
我们都知道，在“十七年”期间，人性曾经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禁区。按照洪子诚的考察，这个期间出现的批判运动中，一次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这之后的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主要对象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和人性》《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等。”②这些为文学中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张目的文章，在当时之所以会受到批判，正是因为他们触碰到了人性禁区。也因此，能够在“十七年”那个强烈排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阶级话语空前膨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写出如同《苦菜花》这样具有突出人性内涵的长篇小说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即使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该向冯德英表达充分的敬意。
注释：
①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193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