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了解设计师们的行为方式就是观看他们的工作过程，并仔细关注其设计活动。这样类似的研究不仅要留意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还要对设计的本质属性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拉里·布什莱利（LARRY BUCCIARELLI）对三个不同的公司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且与者观察的工程设计项目研究。大型的设计项目对设计能力方面要求颇高，设计师必须能够将不同层面的设计需求整合并协调好——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审美等多方面，这些都是设计项目不可避免的重要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认知进程，而是一个共享的、社会性的进程。布什莱利强调的重要结论是：不管人们在传统观念上认为工程设计是一个怎样高要求、高科技的设计行为，但是事实上，其确实是带有各自“目标世界（他们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设计目标不同方面的理解）”的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和协调的社交过程。他的论点是：“设计的过程就是在有着不同利益的层面之间达到共识的过程，而这些不同利益层面在物质世界里是不能被调和的。设计的社会性质会导致参与者必须承认设计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在工程设计中也是如此。未知性是设计中的基本要素，给参加者足够的空间来调动客观世界的独立性，在和其他人沟通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
　　布什莱利采取了一种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设计行为，其中一个是参与工程师的日常设计活动。在另一个人类学的研究中，他的研究对象是一名平面设计师——黛安娜·默里（DIANNE MURRAY），并同样记录了在实践环节中设计的社会属性，其重点强调了设计工作室的公开性和共享性：“正在进行的设计项目简报应该放在工作室内，便于让每个人都能看到或者听到，工作进程就应在黑板的左边，废弃的草图、照片、打印资料和幻灯片则放置在办公桌的左边或者灯箱上。那么设计就成为了开放的状态，在公共场合下展开以便让其他人知晓，同时也可以接受其他人对于此设计的评论及看法。”通过对布什莱利和默里等近距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设计领域的实践活动却具有相同的设计思考和工作方法。
　　彼得-罗维（PETER ROWE）做了一系列关于建筑设计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都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的、位于美国大都市中的主要建筑物。基于三个研究案例，罗维注意到建筑设计师的注意力会频繁地在解决问题和探索问题之间转换——在对建筑形态、设计简报的深入开发，和设计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之间转换。他定于这种设计活动的过程视为“片段式”，或者作为一种“问题不同方面之间的冲突”。多种途径都可以证明这种“片段式”的结构：“首先是注意力方面‘来和去’的转换；在建筑形式的探索与项目、结构的评估以及其他技术问题之间的转换。其次紧跟的是自由推测阶段，伴随其后的是愈发冷静和自我沉思的阶段，其中设计师会对所处环境和状态作出初步估计。最后：每一个‘片段式’似乎都具备了能吸引设计师的特殊定位点。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当设计师专注于探索产品开发的可能性时，每一个‘片段式’中包含着的组织原则都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
　　这听起来像设计师典型运用的“探索性”方法——寻找前进的机会，沿着有前途的大道上进军，并且不时地停下来审视到目前为止他所取得的成就。但是罗维也批判了这种前进的方式：在他看来，这其中的偶然性和低效率性是无必要的。他评论道：“‘这些片段式结构’，通常在强加给设计师时就会变得投机了，然而来自于其他方面的信息很可能会更加有效地解决手头上的问题。当设计师将自己紧缩到看起来更加有利的位置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原路上的问题。”似乎是当设计师专注于某一特定的解决方案，以及当有更加可行的和深思熟虑的方案时向前发展，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更加节约时间和精力。
　　这个问题似乎与“创意最初产生的想法”，即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限制设计师的思考模式层面有关。罗维认为：“即是以运用最初的设计方案作为随即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导向。”当然他承认，“设计师不可避免地会把问题带入已经定好的规则中来。”但是倾向于这种思考方式会给设计带来潜在危险性，即不能准确地看待问题：“甚至遭遇严重问题的时候，他还会对最初的想法做出大量努力，而不是回到问题原点并从全新的想法出发。”这似乎是设计师态度和设计方法上的一个弱点——对早期的、也许是不恰当的问题解决方案投入过多的努力，甚至也许会将其当作一种“最满意”的方案，而不是客观、全面地考虑和评估一系列的选择方案。
　　为什么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也会限制在上述这种情况之中呢？其中一个线索可以在对基于城市设计个案的分析中找到，这个研究与罗维的其他研究有相似之处。彼得·莱文（PETER LEVIN）也发现设计师在全面构建并认识问题之前已经开始跳入到直接寻找解决方案（或部分解决方案）的阶段。我们知道早期的猜测性解决方案会形成后期的错误定位问题。莱文建议说，为了更准确地推测和判断问题，设计师自己应该提供相关信息或一些相关缺失部分的信息。“设计师知道（有意识或无意识），某些要素是一定要添加在已经有的信息中，这样是为了得到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种问题本身在设计问题中是不够的，他必须找到一些额外的设计要素，所以就运用了猜想和加入原始想法来达到目的。”他认为，这种额外的设计要素通常是一种“规则的排序”，因此我们发现在设计师的作品中明显的常规属性，例如矩形网格形式的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圆柱形的茶杯设计。设计师在寻找“排列原则”的期间即可建构出解决方案，这需要设计师在产成这些设计理念的时候投入一些显著的认知努力，所以他们不情愿轻易将其抛开。
　　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关于设计师工作过程的研究。其影响力主要是由于舍恩的一系列广泛的、具有专业实践性的研究（从心理疗法到管理制度），这些都缘于他曾建立的反思实践理论（REFLECTIVE PRACTICE），或称为“专业人士在设计过程中的思考”。其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之原因在于舍恩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敏锐的，不管是设计师还是设计研究员（那些曾有个人设计经验的人）都会承认其分析的精准性。让人惊讶的是，如此有影响力的研究仅仅是基于一个部分性的设计案例——甚至都不是一个“真实的”设计实例，这个案例来源于他对某一高校建筑设计工作室中，由经验丰富的导师辅导学生进行设计工作的过程观察。 　　舍恩将自己建立的反恩实践理论来抗衡当时盛行的技术理性化，或科学理论的限性使用以及实用问题技法等理论。他在寻找一种全新的“实践认识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和说明那些有竟争力的设计从业人员们是如何开展设计活动的——这个形式与我们在书本上发现的知识是不一样的。他对个案的研究分析为其理论学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开始假定“有竞争力的从业者实际掌握的知识通常都会比他们所能描述出来的更多”。他们展示出—种在实践中的知识与能力，其中很多是隐性的才能。他将这种反思行为的认知过程定义为一种智力，这种智力可以引导思考和行动中的“直觉性”行为——类似于“用你的脚思考”一样。行动中反思的中心是“实验框架”，这是一种实用框架，可以形成一种对当前工作中问题与情势的认知方法。
　　根据舍恩的观点，设计过程是一种“在不同状态下进行反思性谈话”的方式中进行，是一种基于构造问题和探索其“行进发展中”的隐含意义的互动过程，通过它们从而可以研究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他辩论到，设计师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状态。“由于设计的这种复杂性，设计师会倾向于去制造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意图。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设计师可能会考虑无意识地改变现有状况，通过建立新的审视角度和理解方式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设计师会根据自己最初对问题的审视来塑造设计背景，这种背景随即会‘进行回声（TALKS BACK）’，设计师同样也会进行回声（BACK-TALK）反应。”
　　舍恩运用的研究案例关于一位名叫奎斯特（QuIsT）的导师，看他如何帮助辅导其学生佩特拉（PETRA）完成在坡地上设计一所学校的设计项目。因为奎斯特必须把自己的想法解释给佩特拉听，所以他同时使用了言语表达和草图把自己的认知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就是他的行为反思（REFLECTION—IN-ACTION）。谈话（比如思考）和草图要同时进行，就像另外一位设计师所说过的那样。
　　在设计进程的初期佩特拉便碰到了难题：她绘制了一系列链接在一起的、L形状的教室区域，但对其合适的位置排列她没有任何头绪。她解释道：“我尝试将建筑的形状与其进行对接，但是这个形状与斜坡不匹配。”奎斯特建议她停止关于轮廓的过度设计工作，反之她应该将建筑进行几何学的定位。他说：“你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开始，即使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后你可以将其突破。”奎斯特随即开始以规划和分割的设计方法进行初期的草图绘制，力求探寻去赋予设计区域形状“规则”的隐藏意义。随着他的探索，他开始发现一些设计的新层面和理解点。随着他对设计区域理解的逐步深入，“此时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那就是从一间教室的尾面到另外一间的距离要最多有15英尺，那么我们就有至少5英尺的间距，这刚好是小孩的最高高度，对吗？通过这里的部分都可能成为一个隐藏点，并且将其与其他单元隔开。”作为潜在的解决方案，奎斯特发现了“小孩高度隐藏点”这个想法，这并不是设计简报里的内容，而是关于设计的灵感。奎斯特解释舍恩的方式是对现有状况的“无意识改变”，将其作为对已建立问题结构的积极指示器。之后，当他继续进行设计时，其他积极的方面继而浮现出来——甚至这个被设计区域的质量问题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然后你可以成功的完成走廊部分——这样向下看的视角非常棒。再进一步考虑地面的设计方案，也许会产生一些附加的创意。可能咖啡厅不必具有常规的功能——或许在这就可以享受夏天和冬天的阳光了。”
　　奎斯特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有信心问“如果？”，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L形状的定位点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研究5英尺离的间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像画廊一样的流通空间会如何？这些“如果”的猜想动摇改变了舍恩的定义设计的结果：设计的每个步骤都有着与其后续设计相关的隐形联系。每个步骤都会衍生出新的、待阐述和解决的问题。奎斯特通过行动、结果、含义、喜好，以及更远的行动来形成网络式的设计行动方式。每个步骤都是内部的相关研究，并会为重新构架问题的全局设计作出贡献。当奎斯特仔细考虑这些改变所带来的意外结果和含义时，他听到了“回声”，这个回声建立新的观察角度并引导了他后面的设计行动。
　　当设计进行着的时候，草图成为一种为每次改变和传达改变所隐含意义的记录工具。很多事情保持待定状态，但是也有一些可以被选定为作为“如果”式提问的积极触发点。舍恩认为这些都是在设计过程中的选择点。“当他对自己早期的行为作出行为反思时表示，设计师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选择，还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类似于树状结构的后期深层影响，早期的每一个改变都会对其整体系统的含义带来不同的影响意义。奎斯特的精湛技巧依靠于他对复杂设计网络结构的掌控能力。但是即使是他也不能仅仅在脑中保存着这无限延伸的网络系统。在某些环节上，他必须从‘如果式的提问’移到结论式的设计节点上，这个设计节点与之后的设计走向有着意义层面上的联系。因此设计师的行为反思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意义系统。”
　　从对舍恩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典型的、快速移动的，靠直觉式思考的生动设计案例。设计最初由设计师构造设计问题。奎斯特对设计问题的构造采纳了佩特拉设计初期的L形状楼灵感（他在指导她怎样去发掘她自己的设计想法，而不是基于他的想法），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如何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这些区域的设计与坡面相匹配？”他通过一系列的连环举措（MOVING-SEEING-MOVING）思考行为，即进行一个“如果”举措，看看其结果（在草图上），仔细考虑其带来的影响（好与不好），然后制定其他的方案，再进行类似的举措。通过草图作为表现媒介的、一种接一种的举措，其不仅记录了设计举措的进程，还激发了不同的想法，并引发了新的举措。
　　有时类似的行为在罗维的建筑设计研究案例中也曾被发现，甚至是在更大规模的设计项目中也会发生。设计师在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举措方面、反思层面、决定和进一步举措的复杂网络中进行设计。他们在保留并与这些网状结构的周旋上花费了大量的认知努力，所以他们不愿意“往回走或者尝试从新的观点出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有时这又是很有必要的；一个问题结构可以证明其有不恰当的地方，抑或设计师在这个问题结构中缺乏相关能力以设计举措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此时一个新的设计出发点或者一个新的问题结构就会成为必需。
　　舍恩研究中极具教育性的一面是基于奎斯特在辅导学生过程中的现场谈话和设计草图数据。由于他是教师，所以他会给予自己的思考一个外在表现形式以帮助学生来理解，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思考是一个安静的、内在的认知过程。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有声思考”研究方法的案例，这种方式已广泛被运用于分析设计师是如何进行思考中。这种研究方法是设计师将他们设计时产生的一系列想法用一些评论表达出来。这些研究案例通常是作为一种实验室的形式开展，在这个实验室中，设计师被要求在他或她进行的短期设计项目中进行“有声思考”。这种研究方式的详细内容将会在书中后续的章节中被频繁使用。
　　这些对设计行为的多样化研究是基于观察设计师们的行为方式，在这里已倾向于研究设计师对设计本质的阐述。这需要设计师对设计中的不确定因素有着容忍的态度，并在这种状态下进行设计工作，这需要设计师能够进行自信的推测和探索，并能通过草图和模型进行互动，这当然还要依靠设计师的行为反思能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