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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时代可能很快到来了，前事不忘，人们该如何面对呢？尤其是电信开发商与运营商们？
——这是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张伟达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眼睛里满是对这个城市的茫然，就像他刚刚走进这个城市的那一天一样——他说，无论如何，这样的生活是他当初无法想象的。
六年前的秋季，张伟达离开他江苏的家乡，远赴京城，在奔驰的长途火车上，这个年少的江南小子满是对此后在京城学习生活的美好憧憬，“我们都认为自己此后的人生要与这个城市紧密结缘，我们会在北京城拥有体面的工作，或者至少拿着一份体面的薪水，以此来告慰我们寒窗十年的付出及家乡父老的期望。”
这样的愿望诚然美好。
青春老去
彼时，那个叫李健的校园民谣歌手已红了很多年，多少年前，张伟达在江南水乡的录音机里，每日里听着他的声音从沙沙转动的磁带中流出，这让这个文科出身的男生生出莫名的惆怅，他甚至希望能够尽早逃离自己的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陌生的姑娘谈一场陌生而伤感的恋爱，最好能够让人写成书的那种。多少年后，他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看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他突然想到自己若干年前的美好憧憬，作为对这种美好憧憬的高尚致敬，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别人无法察觉到的冷笑。
走出电影院的张伟达打开自己的手机，发现了五个未接来电。
一个是房东的，在接下来的通话中，这个满脸肥肉的女人含混不清地告诉张伟达如果他再不决定是否续租她们的房子，那么她就要找人来看房了，房东含含混混的电话声音让张伟达在那个刺冷的冬夜觉得分外难听，以至于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产生了房东是不是在享受施虐快感的想法。挂掉电话，张伟达迅速拨通了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如同很多他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的社交圈子绝大多数还限定在自己的大学同学之间，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寻找或者说是保留一种简单的暖和。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遥想当初，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们就是这样被扔进了“大杂烩”一般的社会。在与兄弟们在KTV欢畅的夜里，张伟达曾经默默地期待自己的手机于某个瞬间突然响起熟悉的铃声，手机屏幕上出现曾经熟悉的名字——遗憾的是整整一夜都没有出现。神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张颖的境况竟然与他极为相似，这个来自河北的姑娘说不上美丽，但是很耐看（张颖说这是她曾经的男朋友的话），整个夜晚，这个学国际贸易的姑娘都在魂不守舍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电话，但是结局很残酷，她说“自己还是难以接受，天都变颜色了。”
已经是凌晨时分了，最终也没能等来期待中的电话的张颖绝望了，她在歌声中把自己埋进了一堆酒瓶中放声痛哭，索性，满室皆是浑浑噩噩的同路人，大家谁也顾不上别人的伤悲，只顾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仿佛外面已然一无所有。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的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根据后来张伟达的回忆，他说，在张颖的抽泣中，这个姑娘惊恐地发现，原来自己曾经坚守着的爱情这么不堪一击，更为残酷的是，在这个文艺女青年看来，自己那么珍惜的呵护的爱情竟然如同沙漏一般，点滴不剩，除了手机里那个极为熟悉而又极为陌生的号码，这让张颖对手中的这个机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却原来，我们的感情仅仅限于这个渺小的机器中。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离开这个残酷的夜晚之后，就是比之前更加残酷的人生了。
新的人生
无论如何，张伟达不会想到自己人生很大一部分会与手机扯上不清不楚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说）。毕业后，他阴差阳错地进入一家通讯公司，众所周知，在北京中关村，很多所谓的通讯公司就是在数码大厦里支个小摊就能营业的组织。因此，张伟达聪明地拒绝了人们跟随他的生活轨迹之旅——很明显，这是一场无奈的拒绝。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事实上中关村从来就不是一个村子，它早已超越了一个城市的概念，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内，集中了北京大多数与计算机有关的产业——这成为这个城市极具特色的一极——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并不为过，张伟达说。最起码据他所知，貌似北京绝大多数的手机都是源自这个地带，他摆弄着自己手里的最新式的苹果手机，彼时，这个手机还算是京城手机通讯领域的高端硬件，但很明显，“现在不是了。”张伟达觉得，自己至少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发言权，但若要拿出具体的数据，他觉得“关注这个并没有实际意义，中关村每天有多少手机在流通？”
没有人说得清，况且，现在中关村的手机通讯市场也无法代表全北京乃至全国的通讯市场了——市场在分流，小众化的个性化的服务市场更容易得到青睐。
但是至少可以含糊地说，这个地带主控着北京的通讯市场。
张伟达依稀记得前些年，手机刚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在外地打工的表哥不知何时带回家一部很简单很粗糙的诺基亚手机，据年少轻狂的表哥后来喝醉了酒对他说，这部手机几乎就是自己打工小半年的收入了——这让当时尚小的张伟达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什么东西有如此之大的魔力能够让人舍弃了半年的劳动所得去换取这样一个小小的机器——而且还是一部随时都在花钱的小小的机器。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一部小机器很快就在村子里引发了轩然大波，彼时连固定电话尚不普及的村子里，这样的一部手机引发的羡慕、嫉妒乃至重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心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年轻的表哥再次出门打工之际，把这部现在看来已经极为老旧的手机留在了家里，让自己的家人使用。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这部电话就被家人束之高阁，很明显，留守家里的表哥父母认为，这东西实在是“很烧钱”。那时，手机还没有真正渗透家里的生活。 未几，谁也想不到的是，当年那部看起来神秘不已的东西，已然成为人手必备的工具，很快，家中就通了电话，又很快，手机开始普及了，连每天倚在村口与别人聊天打发生活的老头子们腰上都开始别了个亮亮的手机（大多数时间被家里的老婆子用来叫他回家吃饭）。当然了，那时人们还不会想到诸如手机尽量不要别在腰间，这会影响肾功能；尽量不要放在裤兜，这会辐射生殖系统等极为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大家明显感觉到的是，一个东西很快就失去了神秘感，继而带来的心理落差让人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
时间一晃过去了，张颖在这个城市里早已经摆脱了当初的青春苦恼。她甚至已经不再为第一天认识第二天上床而感到十分别扭了，用她的话来说“这就是人生，尽管很操蛋。”相当多的时候，她会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苹果手机，与她的大部分同事一样，她们都会及时更换苹果最新款的手机。当然前提是，如果自己的收入还能撑得起。不过也有不少例子显示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会谨慎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比如说张颖的表妹，这个叫做陈辉的小姑娘。张颖说“我只能叫她小姑娘了。”这个当年的大学生如今已然满目沧桑，仿佛这个城市给了她不小的考验。用张颖的话来说，现在的九零后，实在与自己没什么共同语言。想当初，这个表妹来到北京，满眼的新鲜世界，认为新的人生即将开始，“就像我当初来北京上大学一样，只是她是来打工的，另一种人生。”
这个姑娘用比张颖快很多的速度在北京更换着手中的电话，手机成为她以及她一样的姑娘们业余时间消磨时光最好的工具，这也难怪，首先她们认为自己没有过多的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而这些新鲜事物仿佛也没有新奇到足以让姑娘们放下手里的手机去认真观察——“还不如聊聊天呢。”
一眨眼的功夫，他们都消失在中关村的喧嚣之中，不复回头。
小人生背后的大历史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大街之所以出名，不仅仅在于这里聚集了北京乃至中国绝对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这里也有着中国绝对顶尖的科技企业，遥想当初，中国的改革大潮很大程度上发起于这里。
为什么不是在深圳？为什么不是在珠海？
想一想当初吧，那些在中国传统的科研院所里秉烛夜谈的年轻人们，拍拍脑袋，决定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尽管当时这个崭新的人生看起来模糊不清，但是没有人想到正是这些人改变了中国。或者说，改变了中国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彼时还几乎是北京的不毛之地，当然这个不毛之地是与现在的对比之称。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彼时一文不名的村子会成为当下中国信息产业领域的一极。
当然，手机在中关村的崛起基本上是与国家发展的步伐同步的，彼时中关村如雨后春笋般发芽的公司很大程度上还带着某某研究所的影子，很多迅速崛起的公司还是国有机构开办的三产公司。但是就在这里，中国人的手机大潮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当然了，说到手机大潮，中关村或许不是真正制造手机的地方，据称中国相当数量的手机制造基地都在华南一带的作坊里。
这些作坊很多都自称是某某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生产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所谓水货手机，以及电池等相关配件。来自广州的李建华对记者称，其实这样的现象众所周知，但是近些年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是在这样的工厂里，曾经或者正在生产着中国绝大多数的手机，可能每天北京CBD里衣着光鲜的老板们手里拿的通讯工具就是这些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悖论，那就是科技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种改变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人们不得不持续地使用他们，以至于一旦离开了这些手机，人们会发现，自己无法与别人沟通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话其实赤裸裸地表明了当下社会的现实，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中被海量的通讯信息湮没。什么是最好的时光？通讯技术的变革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微观进程，进而从宏观视野的角度上慢慢切近了大时代的生活。
这个大时代是一个手机时代。
这样的解释并不牵强，现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文化流动已然不再以纸质的书籍作为主要载体（虽然这一载体短时间内还看不到消亡的希望），我们经历过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键盘信息流动，现在正在经历手机时代的数据流动。人们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小工具，能够了解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并且，改变自己的小世界。
当然，所有的硬件都需要依托软件技术取得行业地位。
让我们以手机承载的电信行业为例证吧，近些年热潮的TD大潮正是由中关村一带的企业炒起来的，但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国企——这其实也是中国的现状和尴尬。201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为第一完成单位，并协同大唐电信集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等企业和高校、研究院等共同申报的“TD-SCDMA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代表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年度最高奖项，TD项目此次获奖无疑给TD-LTE的快速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TD标准及其产业化首次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可和肯定，这标志着中国已到TD-LTE重要窗口期，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爆发的窗口再次被打开。可以这么讲，中国手机通信技术革命时代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要被实现了。
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指出：“TD从标准到成功实现大规模商用，我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极大提振了民族科技自信。”
产业变革时代
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为中国所有，对于国内通信产业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截至2012年底，我国TD 用户达8，200万以上，成功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并成为全球3G发牌三年后，发展用户数量最多的3G网络。TD-SCDMA规模产业化已带动近万亿规模投入，直接和间接拉动GDP合计近5，0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43万多个。
——这是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张伟达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眼睛里满是对这个城市的茫然，就像他刚刚走进这个城市的那一天一样——他说，无论如何，这样的生活是他当初无法想象的。
六年前的秋季，张伟达离开他江苏的家乡，远赴京城，在奔驰的长途火车上，这个年少的江南小子满是对此后在京城学习生活的美好憧憬，“我们都认为自己此后的人生要与这个城市紧密结缘，我们会在北京城拥有体面的工作，或者至少拿着一份体面的薪水，以此来告慰我们寒窗十年的付出及家乡父老的期望。”
这样的愿望诚然美好。
青春老去
彼时，那个叫李健的校园民谣歌手已红了很多年，多少年前，张伟达在江南水乡的录音机里，每日里听着他的声音从沙沙转动的磁带中流出，这让这个文科出身的男生生出莫名的惆怅，他甚至希望能够尽早逃离自己的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陌生的姑娘谈一场陌生而伤感的恋爱，最好能够让人写成书的那种。多少年后，他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看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他突然想到自己若干年前的美好憧憬，作为对这种美好憧憬的高尚致敬，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别人无法察觉到的冷笑。
走出电影院的张伟达打开自己的手机，发现了五个未接来电。
一个是房东的，在接下来的通话中，这个满脸肥肉的女人含混不清地告诉张伟达如果他再不决定是否续租她们的房子，那么她就要找人来看房了，房东含含混混的电话声音让张伟达在那个刺冷的冬夜觉得分外难听，以至于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产生了房东是不是在享受施虐快感的想法。挂掉电话，张伟达迅速拨通了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如同很多他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的社交圈子绝大多数还限定在自己的大学同学之间，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寻找或者说是保留一种简单的暖和。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遥想当初，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们就是这样被扔进了“大杂烩”一般的社会。在与兄弟们在KTV欢畅的夜里，张伟达曾经默默地期待自己的手机于某个瞬间突然响起熟悉的铃声，手机屏幕上出现曾经熟悉的名字——遗憾的是整整一夜都没有出现。神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张颖的境况竟然与他极为相似，这个来自河北的姑娘说不上美丽，但是很耐看（张颖说这是她曾经的男朋友的话），整个夜晚，这个学国际贸易的姑娘都在魂不守舍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电话，但是结局很残酷，她说“自己还是难以接受，天都变颜色了。”
已经是凌晨时分了，最终也没能等来期待中的电话的张颖绝望了，她在歌声中把自己埋进了一堆酒瓶中放声痛哭，索性，满室皆是浑浑噩噩的同路人，大家谁也顾不上别人的伤悲，只顾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仿佛外面已然一无所有。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的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根据后来张伟达的回忆，他说，在张颖的抽泣中，这个姑娘惊恐地发现，原来自己曾经坚守着的爱情这么不堪一击，更为残酷的是，在这个文艺女青年看来，自己那么珍惜的呵护的爱情竟然如同沙漏一般，点滴不剩，除了手机里那个极为熟悉而又极为陌生的号码，这让张颖对手中的这个机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却原来，我们的感情仅仅限于这个渺小的机器中。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离开这个残酷的夜晚之后，就是比之前更加残酷的人生了。
新的人生
无论如何，张伟达不会想到自己人生很大一部分会与手机扯上不清不楚的关系（用他的话来说）。毕业后，他阴差阳错地进入一家通讯公司，众所周知，在北京中关村，很多所谓的通讯公司就是在数码大厦里支个小摊就能营业的组织。因此，张伟达聪明地拒绝了人们跟随他的生活轨迹之旅——很明显，这是一场无奈的拒绝。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事实上中关村从来就不是一个村子，它早已超越了一个城市的概念，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内，集中了北京大多数与计算机有关的产业——这成为这个城市极具特色的一极——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并不为过，张伟达说。最起码据他所知，貌似北京绝大多数的手机都是源自这个地带，他摆弄着自己手里的最新式的苹果手机，彼时，这个手机还算是京城手机通讯领域的高端硬件，但很明显，“现在不是了。”张伟达觉得，自己至少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发言权，但若要拿出具体的数据，他觉得“关注这个并没有实际意义，中关村每天有多少手机在流通？”
没有人说得清，况且，现在中关村的手机通讯市场也无法代表全北京乃至全国的通讯市场了——市场在分流，小众化的个性化的服务市场更容易得到青睐。
但是至少可以含糊地说，这个地带主控着北京的通讯市场。
张伟达依稀记得前些年，手机刚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在外地打工的表哥不知何时带回家一部很简单很粗糙的诺基亚手机，据年少轻狂的表哥后来喝醉了酒对他说，这部手机几乎就是自己打工小半年的收入了——这让当时尚小的张伟达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什么东西有如此之大的魔力能够让人舍弃了半年的劳动所得去换取这样一个小小的机器——而且还是一部随时都在花钱的小小的机器。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一部小机器很快就在村子里引发了轩然大波，彼时连固定电话尚不普及的村子里，这样的一部手机引发的羡慕、嫉妒乃至重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心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年轻的表哥再次出门打工之际，把这部现在看来已经极为老旧的手机留在了家里，让自己的家人使用。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这部电话就被家人束之高阁，很明显，留守家里的表哥父母认为，这东西实在是“很烧钱”。那时，手机还没有真正渗透家里的生活。 未几，谁也想不到的是，当年那部看起来神秘不已的东西，已然成为人手必备的工具，很快，家中就通了电话，又很快，手机开始普及了，连每天倚在村口与别人聊天打发生活的老头子们腰上都开始别了个亮亮的手机（大多数时间被家里的老婆子用来叫他回家吃饭）。当然了，那时人们还不会想到诸如手机尽量不要别在腰间，这会影响肾功能；尽量不要放在裤兜，这会辐射生殖系统等极为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大家明显感觉到的是，一个东西很快就失去了神秘感，继而带来的心理落差让人很是郁闷了一段时间。
时间一晃过去了，张颖在这个城市里早已经摆脱了当初的青春苦恼。她甚至已经不再为第一天认识第二天上床而感到十分别扭了，用她的话来说“这就是人生，尽管很操蛋。”相当多的时候，她会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苹果手机，与她的大部分同事一样，她们都会及时更换苹果最新款的手机。当然前提是，如果自己的收入还能撑得起。不过也有不少例子显示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会谨慎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比如说张颖的表妹，这个叫做陈辉的小姑娘。张颖说“我只能叫她小姑娘了。”这个当年的大学生如今已然满目沧桑，仿佛这个城市给了她不小的考验。用张颖的话来说，现在的九零后，实在与自己没什么共同语言。想当初，这个表妹来到北京，满眼的新鲜世界，认为新的人生即将开始，“就像我当初来北京上大学一样，只是她是来打工的，另一种人生。”
这个姑娘用比张颖快很多的速度在北京更换着手中的电话，手机成为她以及她一样的姑娘们业余时间消磨时光最好的工具，这也难怪，首先她们认为自己没有过多的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而这些新鲜事物仿佛也没有新奇到足以让姑娘们放下手里的手机去认真观察——“还不如聊聊天呢。”
一眨眼的功夫，他们都消失在中关村的喧嚣之中，不复回头。
小人生背后的大历史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大街之所以出名，不仅仅在于这里聚集了北京乃至中国绝对优势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这里也有着中国绝对顶尖的科技企业，遥想当初，中国的改革大潮很大程度上发起于这里。
为什么不是在深圳？为什么不是在珠海？
想一想当初吧，那些在中国传统的科研院所里秉烛夜谈的年轻人们，拍拍脑袋，决定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尽管当时这个崭新的人生看起来模糊不清，但是没有人想到正是这些人改变了中国。或者说，改变了中国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彼时还几乎是北京的不毛之地，当然这个不毛之地是与现在的对比之称。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彼时一文不名的村子会成为当下中国信息产业领域的一极。
当然，手机在中关村的崛起基本上是与国家发展的步伐同步的，彼时中关村如雨后春笋般发芽的公司很大程度上还带着某某研究所的影子，很多迅速崛起的公司还是国有机构开办的三产公司。但是就在这里，中国人的手机大潮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当然了，说到手机大潮，中关村或许不是真正制造手机的地方，据称中国相当数量的手机制造基地都在华南一带的作坊里。
这些作坊很多都自称是某某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生产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所谓水货手机，以及电池等相关配件。来自广州的李建华对记者称，其实这样的现象众所周知，但是近些年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但是在这样的工厂里，曾经或者正在生产着中国绝大多数的手机，可能每天北京CBD里衣着光鲜的老板们手里拿的通讯工具就是这些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悖论，那就是科技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种改变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人们不得不持续地使用他们，以至于一旦离开了这些手机，人们会发现，自己无法与别人沟通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话其实赤裸裸地表明了当下社会的现实，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中被海量的通讯信息湮没。什么是最好的时光？通讯技术的变革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微观进程，进而从宏观视野的角度上慢慢切近了大时代的生活。
这个大时代是一个手机时代。
这样的解释并不牵强，现在大数据背景下的文化流动已然不再以纸质的书籍作为主要载体（虽然这一载体短时间内还看不到消亡的希望），我们经历过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键盘信息流动，现在正在经历手机时代的数据流动。人们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小工具，能够了解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并且，改变自己的小世界。
当然，所有的硬件都需要依托软件技术取得行业地位。
让我们以手机承载的电信行业为例证吧，近些年热潮的TD大潮正是由中关村一带的企业炒起来的，但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国企——这其实也是中国的现状和尴尬。201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为第一完成单位，并协同大唐电信集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等企业和高校、研究院等共同申报的“TD-SCDMA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代表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年度最高奖项，TD项目此次获奖无疑给TD-LTE的快速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TD标准及其产业化首次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可和肯定，这标志着中国已到TD-LTE重要窗口期，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爆发的窗口再次被打开。可以这么讲，中国手机通信技术革命时代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要被实现了。
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指出：“TD从标准到成功实现大规模商用，我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极大提振了民族科技自信。”
产业变革时代
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为中国所有，对于国内通信产业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截至2012年底，我国TD 用户达8，200万以上，成功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战略目标，并成为全球3G发牌三年后，发展用户数量最多的3G网络。TD-SCDMA规模产业化已带动近万亿规模投入，直接和间接拉动GDP合计近5，0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43万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