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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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完成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之后,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将转为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市场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会,也衍生出转型贫困问题,包括农民的留守型相对贫困和迁移型相对贫困。从全面小康、经济一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对相对贫困应该采取发展型治理策略,通过经济开发、建构社会支持体系、提升贫困群体能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相对贫困的缓解,同时避免对农民造成伤害的土地征用和城市化。
其他文献
近年有学者从古代文论“以医喻文”和“文理通医道”的角度论述了医学与古代文论原理及其表述方式的关系,但医学作为古代文论话语之知识背景的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为此有必要从古代文论“近身取譬”与医学知识的关系入手,分别从身体器官名与古代文论的构成性概念,机能性概念与古代文论的相关原理,抽象范畴,概念关系的模式化及其逻辑关系几个层面,对医学作为古代文论知识背景的意义加以清理,分析,同时对象喻式概念的表达效果及其缺陷也应有必要的反思和认识。
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推崇《诗经》的价值,借助《诗经》文本及其相关理论,建立了一套标榜风雅的诗学思想,唤醒了《诗经》的理论活力。其标志有四:首先,他们以《诗经》为最高标准评价历代诗歌,将汉魏诗和唐诗树立为《诗经》的“代言人”,却在师其意与师其辞之间出现了纠缠;其次,他们以《毛诗》“正变说”为框架,或以时代政治盛衰解释诗歌变化,或将个人道德修养融入时代政治盛衰之中,或将政治盛衰偷换为文体变迁,从而实现对“正变说”的遵循、突破与背离;再次,他们发扬了《毛诗序》中的“讽谏说”,借诗歌批判现实,表现下位者诉求,并与水嘉
陈寅恪的历史解释,是为了“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重建古人面对各种情境时种种可能的做法以及表达的意向。通过“象征化过程”“隐形的条理”“诗文写作的机制”三种进路,或可了解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工作。陈寅恪的历史解释相当重视历史的层次,常以出典追索具体情境,亦常以诗文写作的特定方式,追索人际网络的分合。这种对“心史”的解释,胡适似不完全同意。1958年,胡适在台北获读油印本《论再生缘》,并留下若干眉批。在陈寅恪用其非凡的想象力与“隐形的条理”进行历史推论之处,胡适每每打上问号,或径批为“穿凿”。陈寅恪认为研
自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他在唐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以来,具体探讨和评估他在唐史方面的论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然而对于他的贡献在现代史学方法上居于何种位置,学界却仍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他的史学中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认知也不够深入。因此要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研究的核心;第二,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这些资源又如何构成了他对唐代的整体看法;第三,陈寅恪对唐代历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如果将他的工作(特别是两“论稿
陈寅恪评论时人论著的片语只言亦颇有深意,1936年4月给沈兼士回信评论沈氏《“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时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即是一例。这既是对沈文的称许,亦提示了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的途径。当时学界深受西方语言学影响,强调“语音中心主义”,应和与追随者不多。今天随着再思汉语与汉字关系,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以及史学研究的不断开掘,重温陈寅恪此语,开展结合一般使用者、使用场合的关键字词研究,不止是关心演变,亦分析延续,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
西方文学史中的鲁滨逊闪耀着资本主义精神和基督教伦理光辉,而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鲁滨逊则被刻画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经济人”。在研究经济思想史中“鲁滨逊经济”这一经济学模型如何变得完善、规范、严谨的过程中,揭示其逐渐脱离原著、脱离现实的本质,探讨其体现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从而管窥西方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理想化抽象进行反思,认为“鲁滨逊经济”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而这种反思或将有助于主流经济学突破瓶颈和挑战,酝酿新的发展或革命。
对手工整理的26个样本城市2007—2017年207项限购、限贷、税收等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中指数据库月度新建住宅交易数据的详细分析表明;各类政策对交易量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市场规模,但对价格的调控效果相对有限;政策效果不限于其本身的规定和限制,政策释放出的“信号”,对市场预期产生影响是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例如较小的契税税率调整可使销售量大幅下降。因此,政策制定时,除政策内容本身,应更重视信号作用对市场主体预期的影响;为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空置税等释放“房住不炒”信号的政策适宜作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曾负笈美欧,后以治中国中古史、中古文学饮誉士林的陈寅恪在本质上是一位杰出而典型的东方语文学家,在梵文/印度学、西藏学、蒙古学、突厥学和西夏研究等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就其学术旨趣、训练和成就而言,他所从事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不啻为傅斯年所谓“虏学”与“汉学”的完美结合,从而得以超越中西同辈学人。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学术方法,语文学赋予现代人文科学学者的一种根本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品格,一言以蔽之,即陈氏所倡导和践行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互联网技术通过变革网络内容生产方式实现对网络内容生态的型塑,理解当前的网络内容治理现状与困境,有必要回到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变革内容生产方式的底层逻辑。回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史,从治理场景变迁(治理对象)治理资源配置(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治理体系)三个维度,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的发展逻辑是:内容泛在下网络内容治理场景拓展既是一种适应性的治理范围延伸,也潜藏着常态化治理难题;互联网技术的现代化、商业化、全球化发展导致当前网络内容治理资源的短缺;互联网的连接属性推动监管者从体系,能力,技术上向“协同治理”寻求对策。
程序正义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罗尔斯和哈耶克的程序正义观,体现了程序正义运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两种不同方式,罗尔斯的架构是一种“融通性的综合程序正义观”,而哈耶克的架构则是一种“贯通全局的纯粹程序正义观”。从人类合作演化的视角来看,哈耶克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观体现了演化的不同阶段,亦即:在演化伊始,"不完美程序正义"构成了程序正义的本源和主要形态,从小规模社会向大规模社会的演化,带来了哈耶克式的纯粹程序正义;大规模社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则必然要求出现罗尔斯式的程序正义。在当代社会,罗尔斯式的程序正义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