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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笔钱，我打算再创业，开个店或是做点小生意。”3月11日，四川省邛崃市卧龙镇丰收村的农民许正兵，在邛崃首家村镇银行——邛崃国民村镇银行拿到了4万元的小额贷款。让他高兴的是，贷款手续并不繁复，从提出申请到领上贷款，前后不过一周时间。
邛崃国民村镇银行成立于2007年12月28日，由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等14家企业法人及7位自然人发起组成，注册资本5000万元。区别于银行的分支机构，村镇银行属一级法人机构。
“信用很好的当地村民，贷款额度可达5万元。”这家村镇银行的副行长田训说。
作为破解农村金融的创新之举，中国银监会自2006年年底以来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定，放宽中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准入政策，鼓励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在明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外资银行纷纷将视线投向竞争还很不充分的农村金融市场。截至2008年1月10日，村镇银行已有约20家，注册资本金从800万元到上亿元不等，设立主体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农村信用社、汇丰银行等中外资银行类金融机构。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中国农村和城镇，正在成为中外银行新的淘金场所。
村镇诱惑
中外资银行纷纷进驻农村金融市场，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缺少竞争，市场潜力大。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现有1.2亿户农民有贷款需求，但现有银行只能满足60%。另一方面，随着二元经济结构逐步一元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农村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力市场。
“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肯定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农行与农信社上，中国农村不缺大血管，缺的是毛细血管，就是能够有效地在村一级、在最基层提供金融服务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很好的毛细血管系统。”谈到村镇银行的意义，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如此表示。
2006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所有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农村市场，并决定在四川、内蒙古、吉林等六省（区）进行试点。
这项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农村金融新政’”从资本准入范围、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注册资本金、金融机构业务准入条件和范围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进入资格等各个方面，全面调低了准入门槛。
在2007年1月出台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给农村金融莫大的支持。
一时间，农村金融市场风生水起。外资银行中拔得头筹的汇丰银行方面表示，随着中国农村经济加快发展速度，再加上中央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政策，使汇丰看到中国农村地区存在巨大的机遇。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整个金融行业应在其中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2007年12月，汇丰全额出资在湖北设立村镇银行，从而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农村的国际性银行。
汇丰控股主席葛霖在其首家村镇银行获准筹备时曾对外表示，汇丰之所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是出于对海外经验的信心：“汇丰在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市场发展了不同的农村金融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中国成立村镇银行，将使我们能够把海外经验引入中国，支持中国的农村发展。”
某商业银行人士表示，这些村镇银行相当于外资进入农村市场的试验田，汇丰银行在湖北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不过1000万元，即便亏损对其影响也不大，而如果成功，则将影响其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如果汇丰设立很多村镇银行，然后选择合适时机整合在一起，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该人士如是说。
而中资银行也不甘人后。民生银行董事会秘书毛晓峰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村镇银行的发起筹建，将是民生银行金融控股集团战略的延伸。民生银行总行希望能通过试水村镇银行，将创新的金融产品和品牌形象向相对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延伸，探索新的市场机会和盈利模式，将是民生银行下一个发展方向。
据了解，民生银行拟于近期在成都彭州发起筹建全国规模最大的村镇银行，这也是全国首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筹建的村镇银行。
生存之道
对于村镇银行而言，要在农村金融市场有立足之地，网点是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不论是中资商业银行，还是外资银行，要在农村建立广泛的网点，成本都相当高。因此，他们大都选择与农信社合作，利用其众多机构网点及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节约成本。
今年1月底，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与四川省农村信用联社达成全面合作意向，欲借农信社遍布全省的网点进军农村市场。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负责人表示，中信银行在资金管理、产品和品牌方面是长项，而农信社则拥有遍布全省农村市场的众多机构网点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双方合作将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和个人业务，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
外资银行同样看到了农信社网点普遍的优势并与之合作。今年2月，友利银行（中国）与吉林延边农村信用社（下简称延边农信社）签署了合作协议。友利银行(中国)金大植行长表示，尽管延边农信社只是一家很小的银行，但是双方的合作效果会很好，能实现共赢和优势互补。据消息人士透露，友利银行在成立中国法人的短短两个月内已经迅速与东亚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中国银行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网点的建设仅仅是挑战的第一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提到了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服务的另外一些挑战，如中西部地区不同的金融需求，农业企业和农户在贷款需要方面的差别以及风险控制、规模经营等方面。
郑海泉表示，如果一家银行旗下有多家村镇银行，寻找足够的董事就将成为一个难题。此外，村镇银行经营区域被限制在一县之内，这可能也与银行更好地开展经营存在矛盾。
郑海泉建议，对有良好信誉的机构创办的特定机构可以将标准适度放宽。他还说，应放宽对村镇银行的地域限制。由于村镇银行经营范围小，导致成本较高，如果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则可能难以降低成本，及提高竞争力。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翁富泽透露了汇丰对发展村镇银行的下一步想法。首先，汇丰要通过试点建立起村镇银行的商业模式，以适应中国不同农村地区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翁富泽说，事实上中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经济形态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汇丰将通过在不同省份的一系列试点，组建完全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的商业性村镇银行的模式。
在此过程中，汇丰将特别注重建立本地化的团队，汇丰所倡导的“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就是要将本地人才所具备的信息优势与汇丰的管理文化、经营理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村镇银行的商业运营模式，而这一点对于汇丰从事农村金融服务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专业的本地化团队的建设将是汇丰设立每一家村镇银行的首要任务。
此外，汇丰将考虑引入国际化因素来丰富村镇银行的服务。汇丰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领先的外资银行，将充分利用在国内外的网络优势，将国际化先进的农村金融理念和产品引入到汇丰村镇银行，并将中国农村地区有竞争力的产品推荐到国际市场。
翁富泽表示，随着汇丰村镇银行商业模式的日益成熟，汇丰将逐渐扩大村镇银行的网点，从而更好实现银行现代化经营的规模效应，汇丰将考虑设立村镇银行地区性总部，以更好地统筹和管理汇丰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业务。
翁富泽说，“发展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广大农村地区不同需求的农村金融，一刀切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需要我们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和探索，走出新的路子，创造出可持续的多种新模式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这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他强调，尽管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服务困难很大，但汇丰对中国经济和农村的发展抱有信心。汇丰一定要把村镇银行做好，从未想过要退出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投资中国农村，既可提升其形象，也是一种长远战略，主要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短期内不一定盈利，甚至出现亏损也是可以接受的。
与汇丰的乐观不同，一些实力较弱的村镇银行一开始就直面生存的难题。
“放贷的问题倒在其次，但吸收存款困难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某村镇银行人士抱怨说。按照规定，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金额不得超过存款余额的75%，如果没有资金来源，村镇银行的贷款业务自然也无从做起。
据该人士介绍，他们行在村民中的信誉度还比不上其他银行甚至农信社，吸存十分困难。该行组织村民开过几次会，介绍银行和产品，但村民以为该银行是私人银行，不敢存款。此外，村镇银行的通存通兑没有开通，汇路不畅也是一个大问题。
而另一方面，经营机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导致所需的高流动性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形成活期存款、各种汇兑头寸较少，资金成本相对较高等不利条件，也成为小规模村镇银行的一大威胁。
一些人士因此建议扩大利率浮动区间，使放贷机构能创造足够的收入覆盖成本并盈利。
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考虑到有些借款客户地址偏远、分散，借款额小、借款频率低等因素，要想使农村金融商业化可行的话，应该实现利率市场化，明确地将扶贫目标从金融部门分离出来。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亦认为，放开利率限制是农村金融得以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汤敏称，从贷款方式看，商业银行属于批发性质，而小额贷款则是零售性质，成本高出3%～5%，从运营方式来看，商业银行为一次性贷款，每周每月自动还款，而小额信贷则需要信贷员送款收款到田间，成本要高出10%～20%。此外，商业银行需要有抵押物才能使贷款风险较小，小额贷款纯粹是信用贷款，成本高出3%～5%，还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后盾，没有这种优势的小额信贷多支付3%～5%的成本，再加上其他的成本，总计下来，小额信贷的成本较一般商贷成本要高出20%～35%。但放开利率限制，引入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利率水平，利率说不定还会不升反降。
但据了解，对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是否放宽或放宽到何种程度等问题，相关部门目前并没无明确规定。
对于管理层而言，由于“村镇银行”规模较小，数量较多，如何将其纳入支付结算体系，结算渠道是直接纳入当地人民银行还是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代理，需要进一步探讨并加以明确规定。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这些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基层央行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以化解金融危机，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定位之惑
村镇银行在遍地开花的同时，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面临困惑。
按照银监会《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规定，村镇银行是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人士据此认为，村镇银行首先应该为农村最贫困、最需要扶助的人提供帮助，比如对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在小额金融贷款方面有更多保障性和鼓励性措施。
但事实是，部分村镇银行对“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三农”业务兴趣缺少，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的小企业主及出口企业上，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当时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
以汇丰设立的曾都村镇银行为例，该行董事会主席王冬胜表示，曾都村镇银行初期的贷款服务主要针对出口型企业，数额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与一般村镇银行设立在乡镇不同，汇丰村镇银行干脆直接设立在湖北随州市区。
某银行界人士对此表示：“（汇丰）根本没按游戏规则玩，拿了村镇银行的牌子，却完全不是服务“三农”，纯粹为了赚钱。经营村镇银行本身是很艰难的，他们这样弄当然容易多了。”
“他们的价值取向是趋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评价说，“当然，作为商业银行，追逐利润是无可厚非。不过，我看过他们的业务介绍，他们目前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小型工商企业，还没有办法顾到农民身上。”
杜晓山认为，外资银行在农村设立金融机构，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他们不是本地的自主金融体系，是否会像已有的金融机构那样，只吸储不贷款，还很难说。
由于《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农村新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应全部投向农村，杜晓山担心这可能导致新成立的“村镇银行”将资金投向利润更大的城市地区。
杜晓山说，村镇银行的独特性与村镇经济的分散性是对称关系，因此，村镇银行应把服务范围划定在某几个村或者某几个镇，就像过去的信用分社一样，融通部分村镇的资金，基本满足部分村镇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求，让农民得到便利、实惠的金融服务。
“农村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杜晓山说，目前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固然有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效率低、手段落后且网点覆盖率亦不高等因素，更在于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只吸储不贷款。一些银行通过系统内资金上存，或通过邮政储蓄划走，使从县域内吸收的资金有时无法回流到本区域，反而转移到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使农村资金短缺状况雪上加霜。
杜晓山因此建议银行监管部门应该采取措施限制农村资金的转出，让农村资金在区域内流动，以避免重蹈过去农村金融机构的覆辙。
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郭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村镇银行的根本义务是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没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扶助过程，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镇银行。
他主张，不管村镇银行实行什么样的法人结构，也不管它的经营网点设置在什么地方，市场定位要关注的重点是贷款的投向。金融监管部门应该设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年度或阶段性考评，对不符合市场定位要求的村镇银行提出改进建议，直至责令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村镇银行的组建和运行都是经济现象，但要看到它的政治背景，这个政治背景也就是民生问题。这要站在农村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局上，或者说站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上。”郭俊说。
他警告说，村镇银行市场定位与政策目标的差异应得到及时矫正，否则，试点效应一旦扩散，再来进行规范（走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进行规范的老路），将会导致很被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亦指出，农村的金融困境源于金融制度安排的非强制性，他建议利用法律手段强制所有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必须将所吸收资金的一定份额投放在当地，且对中小及民营企业、小额农户贷款也应达到一定比例和份额要求。对执行、执法不力者，可自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勒令限期退出，将其原先占有的金融资源转让给执法优良的机构。
不过，这在学术界也存在一定争议，毕竟强制性的规定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力。对此，杜晓山认为并无不可。他举例说，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就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存款为其所在社区服务提供贷款支持。“在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尚可如此，从传统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银行不能只知道从农村吸收储蓄而不放贷，这是银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杜晓山如是说。
在杜晓山看来，理想的村镇银行应该是尤努斯式的。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曾提出“社会企业”理念。在他看来，贫穷是制度失灵所致。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的失灵和缺位，有责任感、有良心的商业人士应站出来采取行动，建立有社会基础，由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驱动的“社会企业”。
为了实践这一理念，尤努斯于1976年创立了基于诚信原则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给穷人贷款。现在，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拥有2万多名员工，总共贷出60亿美元，有700万名左右的借款者，偿还率高达近100%，有95%的借款人是女人。“我们应该在信任的基础上，向任何需要的人提供贷款，这就是我们在孟加拉所做的事情。”尤努斯说。
杜晓山建议，村镇银行首要目标应当效仿“尤努斯模式”，以扶贫为目标，真正服务于拿不出任何抵押的广大贫困农民，使他们早日摆脱贫困的束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邛崃国民村镇银行成立于2007年12月28日，由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等14家企业法人及7位自然人发起组成，注册资本5000万元。区别于银行的分支机构，村镇银行属一级法人机构。
“信用很好的当地村民，贷款额度可达5万元。”这家村镇银行的副行长田训说。
作为破解农村金融的创新之举，中国银监会自2006年年底以来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定，放宽中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准入政策，鼓励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在明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外资银行纷纷将视线投向竞争还很不充分的农村金融市场。截至2008年1月10日，村镇银行已有约20家，注册资本金从800万元到上亿元不等，设立主体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农村信用社、汇丰银行等中外资银行类金融机构。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中国农村和城镇，正在成为中外银行新的淘金场所。
村镇诱惑
中外资银行纷纷进驻农村金融市场，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缺少竞争，市场潜力大。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现有1.2亿户农民有贷款需求，但现有银行只能满足60%。另一方面，随着二元经济结构逐步一元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农村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力市场。
“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肯定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农行与农信社上，中国农村不缺大血管，缺的是毛细血管，就是能够有效地在村一级、在最基层提供金融服务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制造一个很好的毛细血管系统。”谈到村镇银行的意义，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如此表示。
2006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所有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农村市场，并决定在四川、内蒙古、吉林等六省（区）进行试点。
这项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农村金融新政’”从资本准入范围、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注册资本金、金融机构业务准入条件和范围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进入资格等各个方面，全面调低了准入门槛。
在2007年1月出台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给农村金融莫大的支持。
一时间，农村金融市场风生水起。外资银行中拔得头筹的汇丰银行方面表示，随着中国农村经济加快发展速度，再加上中央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政策，使汇丰看到中国农村地区存在巨大的机遇。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整个金融行业应在其中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2007年12月，汇丰全额出资在湖北设立村镇银行，从而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农村的国际性银行。
汇丰控股主席葛霖在其首家村镇银行获准筹备时曾对外表示，汇丰之所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是出于对海外经验的信心：“汇丰在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市场发展了不同的农村金融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中国成立村镇银行，将使我们能够把海外经验引入中国，支持中国的农村发展。”
某商业银行人士表示，这些村镇银行相当于外资进入农村市场的试验田，汇丰银行在湖北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不过1000万元，即便亏损对其影响也不大，而如果成功，则将影响其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如果汇丰设立很多村镇银行，然后选择合适时机整合在一起，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该人士如是说。
而中资银行也不甘人后。民生银行董事会秘书毛晓峰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村镇银行的发起筹建，将是民生银行金融控股集团战略的延伸。民生银行总行希望能通过试水村镇银行，将创新的金融产品和品牌形象向相对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延伸，探索新的市场机会和盈利模式，将是民生银行下一个发展方向。
据了解，民生银行拟于近期在成都彭州发起筹建全国规模最大的村镇银行，这也是全国首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发起人筹建的村镇银行。
生存之道
对于村镇银行而言，要在农村金融市场有立足之地，网点是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不论是中资商业银行，还是外资银行，要在农村建立广泛的网点，成本都相当高。因此，他们大都选择与农信社合作，利用其众多机构网点及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节约成本。
今年1月底，中信银行成都分行与四川省农村信用联社达成全面合作意向，欲借农信社遍布全省的网点进军农村市场。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负责人表示，中信银行在资金管理、产品和品牌方面是长项，而农信社则拥有遍布全省农村市场的众多机构网点及雄厚的资金实力；双方合作将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和个人业务，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
外资银行同样看到了农信社网点普遍的优势并与之合作。今年2月，友利银行（中国）与吉林延边农村信用社（下简称延边农信社）签署了合作协议。友利银行(中国)金大植行长表示，尽管延边农信社只是一家很小的银行，但是双方的合作效果会很好，能实现共赢和优势互补。据消息人士透露，友利银行在成立中国法人的短短两个月内已经迅速与东亚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中国银行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网点的建设仅仅是挑战的第一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郑海泉提到了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服务的另外一些挑战，如中西部地区不同的金融需求，农业企业和农户在贷款需要方面的差别以及风险控制、规模经营等方面。
郑海泉表示，如果一家银行旗下有多家村镇银行，寻找足够的董事就将成为一个难题。此外，村镇银行经营区域被限制在一县之内，这可能也与银行更好地开展经营存在矛盾。
郑海泉建议，对有良好信誉的机构创办的特定机构可以将标准适度放宽。他还说，应放宽对村镇银行的地域限制。由于村镇银行经营范围小，导致成本较高，如果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则可能难以降低成本，及提高竞争力。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翁富泽透露了汇丰对发展村镇银行的下一步想法。首先，汇丰要通过试点建立起村镇银行的商业模式，以适应中国不同农村地区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翁富泽说，事实上中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经济形态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汇丰将通过在不同省份的一系列试点，组建完全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的商业性村镇银行的模式。
在此过程中，汇丰将特别注重建立本地化的团队，汇丰所倡导的“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就是要将本地人才所具备的信息优势与汇丰的管理文化、经营理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村镇银行的商业运营模式，而这一点对于汇丰从事农村金融服务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专业的本地化团队的建设将是汇丰设立每一家村镇银行的首要任务。
此外，汇丰将考虑引入国际化因素来丰富村镇银行的服务。汇丰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领先的外资银行，将充分利用在国内外的网络优势，将国际化先进的农村金融理念和产品引入到汇丰村镇银行，并将中国农村地区有竞争力的产品推荐到国际市场。
翁富泽表示，随着汇丰村镇银行商业模式的日益成熟，汇丰将逐渐扩大村镇银行的网点，从而更好实现银行现代化经营的规模效应，汇丰将考虑设立村镇银行地区性总部，以更好地统筹和管理汇丰在中国农村地区的业务。
翁富泽说，“发展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广大农村地区不同需求的农村金融，一刀切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需要我们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和探索，走出新的路子，创造出可持续的多种新模式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这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他强调，尽管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服务困难很大，但汇丰对中国经济和农村的发展抱有信心。汇丰一定要把村镇银行做好，从未想过要退出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投资中国农村，既可提升其形象，也是一种长远战略，主要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短期内不一定盈利，甚至出现亏损也是可以接受的。
与汇丰的乐观不同，一些实力较弱的村镇银行一开始就直面生存的难题。
“放贷的问题倒在其次，但吸收存款困难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某村镇银行人士抱怨说。按照规定，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金额不得超过存款余额的75%，如果没有资金来源，村镇银行的贷款业务自然也无从做起。
据该人士介绍，他们行在村民中的信誉度还比不上其他银行甚至农信社，吸存十分困难。该行组织村民开过几次会，介绍银行和产品，但村民以为该银行是私人银行，不敢存款。此外，村镇银行的通存通兑没有开通，汇路不畅也是一个大问题。
而另一方面，经营机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导致所需的高流动性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相对较高，形成活期存款、各种汇兑头寸较少，资金成本相对较高等不利条件，也成为小规模村镇银行的一大威胁。
一些人士因此建议扩大利率浮动区间，使放贷机构能创造足够的收入覆盖成本并盈利。
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考虑到有些借款客户地址偏远、分散，借款额小、借款频率低等因素，要想使农村金融商业化可行的话，应该实现利率市场化，明确地将扶贫目标从金融部门分离出来。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亦认为，放开利率限制是农村金融得以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汤敏称，从贷款方式看，商业银行属于批发性质，而小额贷款则是零售性质，成本高出3%～5%，从运营方式来看，商业银行为一次性贷款，每周每月自动还款，而小额信贷则需要信贷员送款收款到田间，成本要高出10%～20%。此外，商业银行需要有抵押物才能使贷款风险较小，小额贷款纯粹是信用贷款，成本高出3%～5%，还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后盾，没有这种优势的小额信贷多支付3%～5%的成本，再加上其他的成本，总计下来，小额信贷的成本较一般商贷成本要高出20%～35%。但放开利率限制，引入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利率水平，利率说不定还会不升反降。
但据了解，对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是否放宽或放宽到何种程度等问题，相关部门目前并没无明确规定。
对于管理层而言，由于“村镇银行”规模较小，数量较多，如何将其纳入支付结算体系，结算渠道是直接纳入当地人民银行还是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代理，需要进一步探讨并加以明确规定。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这些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基层央行何时介入、以何种方式介入以化解金融危机，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定位之惑
村镇银行在遍地开花的同时，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面临困惑。
按照银监会《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规定，村镇银行是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人士据此认为，村镇银行首先应该为农村最贫困、最需要扶助的人提供帮助，比如对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在小额金融贷款方面有更多保障性和鼓励性措施。
但事实是，部分村镇银行对“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三农”业务兴趣缺少，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的小企业主及出口企业上，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当时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
以汇丰设立的曾都村镇银行为例，该行董事会主席王冬胜表示，曾都村镇银行初期的贷款服务主要针对出口型企业，数额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与一般村镇银行设立在乡镇不同，汇丰村镇银行干脆直接设立在湖北随州市区。
某银行界人士对此表示：“（汇丰）根本没按游戏规则玩，拿了村镇银行的牌子，却完全不是服务“三农”，纯粹为了赚钱。经营村镇银行本身是很艰难的，他们这样弄当然容易多了。”
“他们的价值取向是趋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评价说，“当然，作为商业银行，追逐利润是无可厚非。不过，我看过他们的业务介绍，他们目前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小型工商企业，还没有办法顾到农民身上。”
杜晓山认为，外资银行在农村设立金融机构，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他们不是本地的自主金融体系，是否会像已有的金融机构那样，只吸储不贷款，还很难说。
由于《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农村新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应全部投向农村，杜晓山担心这可能导致新成立的“村镇银行”将资金投向利润更大的城市地区。
杜晓山说，村镇银行的独特性与村镇经济的分散性是对称关系，因此，村镇银行应把服务范围划定在某几个村或者某几个镇，就像过去的信用分社一样，融通部分村镇的资金，基本满足部分村镇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求，让农民得到便利、实惠的金融服务。
“农村不缺钱，我们缺的是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杜晓山说，目前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固然有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效率低、手段落后且网点覆盖率亦不高等因素，更在于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只吸储不贷款。一些银行通过系统内资金上存，或通过邮政储蓄划走，使从县域内吸收的资金有时无法回流到本区域，反而转移到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使农村资金短缺状况雪上加霜。
杜晓山因此建议银行监管部门应该采取措施限制农村资金的转出，让农村资金在区域内流动，以避免重蹈过去农村金融机构的覆辙。
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郭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村镇银行的根本义务是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没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扶助过程，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镇银行。
他主张，不管村镇银行实行什么样的法人结构，也不管它的经营网点设置在什么地方，市场定位要关注的重点是贷款的投向。金融监管部门应该设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年度或阶段性考评，对不符合市场定位要求的村镇银行提出改进建议，直至责令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村镇银行的组建和运行都是经济现象，但要看到它的政治背景，这个政治背景也就是民生问题。这要站在农村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局上，或者说站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上。”郭俊说。
他警告说，村镇银行市场定位与政策目标的差异应得到及时矫正，否则，试点效应一旦扩散，再来进行规范（走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进行规范的老路），将会导致很被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亦指出，农村的金融困境源于金融制度安排的非强制性，他建议利用法律手段强制所有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必须将所吸收资金的一定份额投放在当地，且对中小及民营企业、小额农户贷款也应达到一定比例和份额要求。对执行、执法不力者，可自行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勒令限期退出，将其原先占有的金融资源转让给执法优良的机构。
不过，这在学术界也存在一定争议，毕竟强制性的规定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是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力。对此，杜晓山认为并无不可。他举例说，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就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存款为其所在社区服务提供贷款支持。“在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尚可如此，从传统计划经济中走过来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银行不能只知道从农村吸收储蓄而不放贷，这是银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杜晓山如是说。
在杜晓山看来，理想的村镇银行应该是尤努斯式的。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曾提出“社会企业”理念。在他看来，贫穷是制度失灵所致。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的失灵和缺位，有责任感、有良心的商业人士应站出来采取行动，建立有社会基础，由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驱动的“社会企业”。
为了实践这一理念，尤努斯于1976年创立了基于诚信原则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给穷人贷款。现在，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拥有2万多名员工，总共贷出60亿美元，有700万名左右的借款者，偿还率高达近100%，有95%的借款人是女人。“我们应该在信任的基础上，向任何需要的人提供贷款，这就是我们在孟加拉所做的事情。”尤努斯说。
杜晓山建议，村镇银行首要目标应当效仿“尤努斯模式”，以扶贫为目标，真正服务于拿不出任何抵押的广大贫困农民，使他们早日摆脱贫困的束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