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临汾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战略位置重要。抗战期间，这里驻守着日军重兵，兵锋直指太岳根据地。1940年6月太岳军区成立后，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军区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薄一波决定在日军重兵布防的同蒲铁路、白晋铁路沿线建立情报网。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敌工股副股长朱向离受命前往临汾，组建和领导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
巧妙立足，潜伏于虎穴狼窟
太岳军区临汾情报工作始于1940年。中共地下党员陈涛（曾化名为王桐、陈香元、陈焕章）成功取得日军的信任，当上驻临汾日伪“大汉义军”司令。以此为基础，1941年初，太岳军区开始陆续派遣同志加强这里的情报工作。
朱向离到临汾后，依托伪“大汉义军”司令部，及时获得并向太岳军区传回日军对太岳根据地“扫荡”部署的重要情报。但他认为开展长期的情报工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掩护身份问题，因为同志们需要频繁往返根据地与敌占区，还要和打入伪军司令部的同志联系，长此以往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其次情报站也需要一个可以掩护的安全据点，以便进行各种活动。陈涛得知临汾城东关有家小纺织厂即将倒闭，就想把厂子接过来。朱向离很赞同，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纺织厂作掩护，但接手这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厂需要一笔钱，有同志提出可向太岳军区申请经费。朱向离觉得不妥，他认为，后方正处于日军反复“扫荡”之中，经济十分困难，因此不能向军区申请。最后，陈涛出面，找到主管伪“大汉义军”的日军少佐山下，提议为解决伪“大汉义军”的军服问题，需要办个纺织厂，而眼下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这家工厂接手过来，肯定是只赚不赔。山下少佐被说动后，日军司令部很快如数拨了款，巧妙解决了他们接手纺织厂的经费问题。
1941年冬，在旧纺织厂基础上建立的晋南纺织厂正式开张。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也建起自己的活动据点。开始，有同志提出给朱向离一个副经理的头衔，但他认为自己的目标不能太大，还是采办的身份更为合适。于是，朱向离化名张文成，先后以纺织厂采办、营业主任和经理等身份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晋南纺织厂为后来情报站开展活动提供了安全场地，为朱向离等人的身份提供了掩护，工厂的经营所得还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充裕的活动资金。朱向离的个人能力也在这个工厂的经营中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根据太岳军区指示，晋南纺织厂成为军区的地下经济据点和采购各种急需物资、药品的采购点。临汾情报站每年不仅不需要经费支持，反而向太岳军区提供了不少资金。
1942年，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接替第四十一师团驻扎临汾。一天，陈涛得知日军要重建情报班，立即回来和大家商量。当时，不少同志认为伪“大汉义军”的发展势头正盛，规模达千人，陈涛已是伪军少将，情报班班长不如伪军司令重要，只要掌握伪军就可以掌握日军的动向，还能掌握不少武装，建议陈涛当伪军司令。朱向离则力主趁此机会打入日军情报班，开辟新的情报阵地，建议陈涛当情报班班长。因事关重大，朱向离立即返回军区请示。陈赓听了他的汇报后很高兴，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让陈涛当上情报班班长，还要“当好，当久”。陈赓说，别看情报班名声不大、机构小，却是个收集情报的难得位置，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敌人的耳目，情报工作就是要“设法搞到较好位置，取得较重要情报”。
事实证明，陈赓的决定正确且富有远见。几个月后，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华兵力捉襟见肘，便将日占区的各路伪军统一整编，实行集中指挥。伪“大汉义军”因此被撤编，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情报班就成为临汾情报站在敌人中心地区获取情报的唯一渠道。
在得知伪“大汉义军”即将被撤编解散的消息后，临汾情报站的同志提议，乘机起义，将武装拉到根据地去。陈赓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不同意率领伪军起义”，并指出，保住这个情报站，随时了解敌人的动向意图，对于保卫抗日根据地来说要比那些迫击炮、机关枪和几百良莠不齐的人员重要得多。他谆谆教诲大家，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不能只顾眼前小利而忽视长远利益。要从大局着眼，全面衡量轻重利弊，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抓住关键和本质，不为某些现象所迷惑，才能圆满完成党交给的情报任务。
陈涛当上日军情报班班长后，根据军区的指示，陆续安排穆彬、赵铭、袁之平等几位同志进入情报班，把日军的“耳目喉舌”逐步控制在我方手中。此后，情报工作视野更宽、手段也更多了。临汾情报站的工作由此延伸到阎锡山军队辖区，掌握了阎军的动向及其与日军勾结等情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情报班，将一些以假乱真的“情报”提供给日军司令部，既取得了敌人的信任，还起到在战略上欺骗麻痹敌人的作用。
1943年3月，根据太岳军区的指示，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正式成立。朱向离任党支部书记（政委），负责主持全面工作;陈涛任站长，负责同日军上层打交道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穆彬、赵铭负责通过情报分析日军的动向和意图;袁之平等人负责和军区联络。临汾情报站是一个整体，内部分工明确，大家各司其职，重要事项集体商量。
沉着机智，一次次转危为安
朱向离和情报站的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中心地区，时刻都在与魔鬼打交道，斗争异常复杂尖锐，稍有闪失或处理不当，后果都不堪设想。由于朱向离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且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多次使情报站化险为夷。
1941年4月的一天，陈涛突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寄信人高田原是日军第四十一师团的特务顾问，正是他力荐陈涛担任伪军司令，对陈可谓信任有加。信中，高田原措辞严厉地斥责陈涛欺骗他。原来，高田原在闲聊中曾问过陈涛家住哪里，陈涛随口说住天津某地。这个高田原很有心机，结束任期经天津回国时就按陈涛说的地址找了过去，结果发现门牌号码和地址都是假的。见此信后，陈涛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日本人已开始怀疑他，那他和整个情报站就都处于危险之中了。如果撤离，情报工作不就戛然而止了吗？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朱向离冷静地指出，既然问题是这封信引起的，就应当在这封信上多下功夫研究。反復推敲信的内容后，朱向离分析，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说陈涛欺骗了他;二是要断绝往来。高田原为什么要给陈涛写这封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日军司令部写信来抓人？说明高田原虽然怀疑陈涛，但也担心自己因用人不当而受牵连，影响前程。狡猾的高田原写这封信的目的应该是敲山震虎，想以此事为要挟，把陈涛吓跑，以除去隐患。即使陈涛没被吓跑，那么这封信也表明他和陈涛撇清了关系。这样一分析，同志们觉得留下来工作还是有安全把握的。朱向离叮嘱陈涛，为安全起见，这几天上班前一定要在远处仔细观察伪军司令部四周有无异动，确认安全再过去。一连几天果然平安无事，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后的一天，陈涛一大早被叫到日军司令部办公室，刚到门口就被缴了枪。一个叫松田的日军少佐板着脸吼道：“你的人把我的人打死了，你看怎么办？”语气极为严厉。松田和几个持枪日军押着一头雾水的陈涛到隘口调查，一路上松田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到现场后，陈涛得知，驻隘口哨所的伪军无法忍受日军平日的肆意欺凌，才合谋半夜杀死两个日本兵后逃跑了。这事对日军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怒火发泄到了时任伪军司令的陈涛身上。之前已经发生过日军为泄愤而杀死汉奸头目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不仅仅是关系陈涛个人的安危，还势必会影响在临汾初见成效的情报工作。
晚上，日军把陈涛放了回来。听他讲述完白天的情况后，同志们都吃了一惊，大家更担心下一步怎么办？朱向离仔细研究了松田一天的行为，渐渐理清了思路。他认为，松田一路上沉默不语，很可能是不想让陈涛察觉出他内心的活动，猜出他的决定。朱向离进一步分析道，松田内心的矛盾之处在于，对日军来说，这件事必须严加处理，但如何办是个问题。整治伪军司令陈涛固然影响大又名正言顺，但这样做可能牵连出几个月前未上报的“伪军哗变”事件。这样，日军上层会质疑松田的办事能力，他必须要考虑自己在上级眼里的印象。另外，如果杀了陈涛，很可能会造成伪军内部人人自危，一旦有风吹草动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朱向离和同志们商量，既然松田左右为难，不妨第二天上午让陈涛主动出击，以治军不严酿成大错为由进行自责，看松田如何处理。果然，第二天陈涛还没“自责”完，松田就表示对此事不再追究，要他今后一定严管部下，加强中日亲善，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并发还了陈涛的佩枪。这件突发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不但没有对他们的情报工作造成危害，还提高了陈涛在伪军中的威望。
尽管朱向离化名张文成，有了掩护身份，但日本人还是对他存有戒心，经常进行试探。当时，他已近而立之年，又是当地人，却孑然一身，因此日本人经常有意无意地问他为何不把家眷带进城来享福。经反复考虑，朱向离回平遥县北营村老家把一双年幼的儿女接到临汾城里，并对日本人说，他的妻子已离世，为了不让孩子们受苦，自己不再续娶了，以此来打消日本人的怀疑。朱向离为党开展情报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甚至时刻准备牺牲亲生骨肉。
1943年夏，因叛徒出卖，临汾地下党组织遭日军破坏，有多人被捕。情报站的一位同志也被敌人逮捕，情况危险。朱向离认真分析了各方情况，提出“暂时保护阵地，主要人员避开风头，观察一段时间敌人的动静，看看威胁的大小”的应对策略，并向军区汇报。陈赓了解情况后，为安全起见，让情报站的几名骨干暂时外避。朱向离受命回太岳军区参加整风运动。临行前，他布置了营救狱中同志的方案，向日本人谎称家中有事，要回老家看看。整风结束后，朱向离重新回到临汾，先是隐蔽在城外，探明城里的情况安全后才进城，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返回。他的脸晒黑了，额头上也多出一道戴军帽留下的印痕。日本人当然也注意到了，狡黠地说，张经理头上的这道印子，像是戴军帽留下的。朱向离反应迅速，立即回应：“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军帽也还有草帽嘛。”他故作漫不经心地唠叨说：“夏收大忙，家里劳力不够，雇了几个人，母亲非要我去监工。没几天工夫脸就晒黑了，所以留下了草帽遮挡的这么一圈儿白印。”就这样从容不迫地化解了日本人的怀疑。
精心布局，韩略伏击壮声威
1943年秋，在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策划下，日军驻太原第一军司令部以驻临汾第六十九师团为主力，抽调驻长治的第三十六师团等附近日军共18个大队及伪军，由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担任总指挥，第一军参谋长阵前督战，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铁滚扫荡”。冈村宁次集以往“扫荡”战法之“大成”，挖空心思搞了一个自认为最先进、最完善的 “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妄图一举消灭太岳军区部队和指挥机关，建立所谓的“山岳剿共示范区”。
朱向离从军区参加完整风运动返回临汾不久，情报站的同志就发现驻临汾日军高层军官在短期内即出现明显人员异动，平时负责情报班的山下少佐突然换成了经理部的加藤，并很快得知这个管后勤的大尉军官已成为临汾城的留守司令。显然，临汾城里大尉以上军官已经倾城而出，再根据敌人对情报班提出的情报收集要求和日军每年对根据地“扫荡”的规律，大家敏锐地觉察到，敌人的秋季“扫荡”即将开始且规模比往常更大。因此，获取此次“扫荡”的情报就成为当务之急。正当同志们绞尽脑汁考虑如何下手时，上任伊始的加藤到情报班来“视察”。这家伙一进门两眼就直勾勾盯着临时雇傭的年轻女抄写员黄至斋。看着加藤的表现，有同志提出可以利用黄至斋去接近加藤获取情报，但朱向离严肃地指出，且不说黄至斋是否可靠，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决不许用“美人计”这种卑鄙龌龊的做法。不搞“美人计”应该成为一项原则、一项纪律，希望大家严格遵守。
此后几天，加藤总是变着法地找理由到情报班来接近黄至斋。为安全起见，大家不让他轻易接触到黄至斋。急不可耐的加藤一大早把陈涛叫到办公室闲聊，陈涛对其用意心知肚明。中午，加藤拿出啤酒和罐头招待陈涛，正巧驻霍县的一个日军中尉来找加藤请示物资运输问题。后勤军官在日军序列里地位很低，加藤大概觉得该向陈涛炫耀一下自己的司令派头了，索性拿出军用地图，将“扫荡”的部署、路线、时间向这个日军中尉一一指点。加藤以为陈涛不懂日语，殊不知陈涛对日语的一些军事用语和根据地的地名还是听得懂的。原来敌人的这次“扫荡”计划是在太岳根据地北部集结，向南步步为营“滚扫”至曲沃和高平之间的隆华镇，然后回头向北再来一次“滚扫”，妄图通过这两次“滚扫”一举消灭太岳根据地的部队。
这份情报看似得来全不费工夫，有同志提出是否要进一步核实？敌人是否还有别的路线？朱向离认为敌人“扫荡”已经开始，军区一定急于了解敌人的安排部署，不能浪费宝贵时间，要立即将情报报告上去，供军区领导参考。他还告诉大家，军区获得的一切情报都要经过必要的验证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此后，从时间推进和地点上都验证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为粉碎敌人的“扫荡”，陈赓还亲自布置了假情报和与这些情报相适应的迹象让情报班提供给日军，使敌人误认为这次“扫荡”进展得十分顺利。 10月中旬的一天，交通员袁之平从前线返回，根据事先商量起草了一份太岳军区部队的最新动态“情报”，经穆彬审核，按日军规定准备上报，但陈涛找遍加藤平时可能去的地方都没见其踪影，此时遇到日军翻译官丸山。丸山说刚从北平来了个士官学校参观团，有100多人，要出发去前线参观，加藤正忙着安排此事。他得意地说，“扫荡”进行得很顺利，这对日军其他地区的“扫荡”作战都有巨大参考价值，因此，派这些即将毕业的后起之秀前来观战。为此，大本营特别选派了一些优秀的高级军官给他们现场讲解指导。陈涛迅即返回与朱向离、穆彬等同志商量。朱向离分析说，这个观战团的到来，表明日军大本营的所有人已经被“扫荡”胜局已定的错觉冲昏了头脑。显然，打掉敌人的这个参观团，击破敌人的美梦，对粉碎敌人的“扫荡”有很大意义。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情报非常重要，需立即向军区报告。
傍晚，加藤匆匆跑到情报班来，看大家还在“工作”很高兴。他表示，东山共军即将被消灭，必须派人去东山北面侦察一下，看看那里有无漏网共军，防止“扫荡”的日军腹背受敌，破坏业已形成的合围。袁之平当即请缨，表示愿意马上出发去侦察，不过需要加藤开具夜间出城证明。加藤一听大喜，一边吩咐发放路费，一边提笔写好了证明。就这样，这份重要情报被我们的交通员持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留守司令亲自开具的“通行证明”，连夜送往太岳军区司令部。
事后了解到，军区情报科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这一紧急情报，立即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根据战场上的形势判断出敌人必经临（汾）屯（留）公路前来，此时赶赴延安的第三八六旅十六团恰好运动到附近地区。陈赓急令第十六团团长王近山布置伏击，要“速战、速决、速离”。王近山经过侦察，大胆决定在沟深坡陡、附近还有日军据点的洪洞县韩略村设伏。敌人进入伏击地段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歼灭。清查战果后发现，被歼灭的这个参观团是由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第五、第六两个中队及来观战和指导的官佐组成，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6名，其余多为中队长以上的军官，连同负责保卫的日军小队共计180余人。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日军军官，当时尚无先例。这个伏击战的胜利打乱了日军“铁滚扫荡”的部署，之后不久日军便偃旗息鼓，撤回了临汾城。
延安《解放日报》撰文高度评价此次战斗，称之为敌后伏击战的光辉典范。中共中央社会部和太岳纵队首长都认为临汾情报站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敌人“扫荡”进程和日军参观团到来的情报，对韩略村伏击战和整个反“扫荡”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专电予以表扬。
敌人“扫荡”被粉碎后，冈村宁次大动肝火，怀疑内部有奸細。日军随即对第六十九师团司令部及其周围的敌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专门派人到情报班审核了两天。由于临汾情报站按军区指令提供给日军的“情报”件件可信、样样准确，经得起推敲，敌人没有找到疑点，反而确认了情报班的可靠。盛怒的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得将第一军参谋长调离，罢免了驻临汾的翼宁道尹，并将韩略村附近据点一名“负有直接责任”的日军小队长处死了事。
1945年8月，成立5年的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完成使命后奉命撤离。
相关链接
朱向离（1911.9—1950.2），又名朱指南、朱向篱，山西平遥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50年2月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任上奉调外交部，准备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驻外武官，在前往成都途中遭遇国民党土匪袭击，壮烈牺牲。
（责编 王燕萍）
巧妙立足，潜伏于虎穴狼窟
太岳军区临汾情报工作始于1940年。中共地下党员陈涛（曾化名为王桐、陈香元、陈焕章）成功取得日军的信任，当上驻临汾日伪“大汉义军”司令。以此为基础，1941年初，太岳军区开始陆续派遣同志加强这里的情报工作。
朱向离到临汾后，依托伪“大汉义军”司令部，及时获得并向太岳军区传回日军对太岳根据地“扫荡”部署的重要情报。但他认为开展长期的情报工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掩护身份问题，因为同志们需要频繁往返根据地与敌占区，还要和打入伪军司令部的同志联系，长此以往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其次情报站也需要一个可以掩护的安全据点，以便进行各种活动。陈涛得知临汾城东关有家小纺织厂即将倒闭，就想把厂子接过来。朱向离很赞同，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纺织厂作掩护，但接手这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厂需要一笔钱，有同志提出可向太岳军区申请经费。朱向离觉得不妥，他认为，后方正处于日军反复“扫荡”之中，经济十分困难，因此不能向军区申请。最后，陈涛出面，找到主管伪“大汉义军”的日军少佐山下，提议为解决伪“大汉义军”的军服问题，需要办个纺织厂，而眼下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这家工厂接手过来，肯定是只赚不赔。山下少佐被说动后，日军司令部很快如数拨了款，巧妙解决了他们接手纺织厂的经费问题。
1941年冬，在旧纺织厂基础上建立的晋南纺织厂正式开张。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也建起自己的活动据点。开始，有同志提出给朱向离一个副经理的头衔，但他认为自己的目标不能太大，还是采办的身份更为合适。于是，朱向离化名张文成，先后以纺织厂采办、营业主任和经理等身份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晋南纺织厂为后来情报站开展活动提供了安全场地，为朱向离等人的身份提供了掩护，工厂的经营所得还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充裕的活动资金。朱向离的个人能力也在这个工厂的经营中得到充分发挥。后来根据太岳军区指示，晋南纺织厂成为军区的地下经济据点和采购各种急需物资、药品的采购点。临汾情报站每年不仅不需要经费支持，反而向太岳军区提供了不少资金。
1942年，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接替第四十一师团驻扎临汾。一天，陈涛得知日军要重建情报班，立即回来和大家商量。当时，不少同志认为伪“大汉义军”的发展势头正盛，规模达千人，陈涛已是伪军少将，情报班班长不如伪军司令重要，只要掌握伪军就可以掌握日军的动向，还能掌握不少武装，建议陈涛当伪军司令。朱向离则力主趁此机会打入日军情报班，开辟新的情报阵地，建议陈涛当情报班班长。因事关重大，朱向离立即返回军区请示。陈赓听了他的汇报后很高兴，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让陈涛当上情报班班长，还要“当好，当久”。陈赓说，别看情报班名声不大、机构小，却是个收集情报的难得位置，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敌人的耳目，情报工作就是要“设法搞到较好位置，取得较重要情报”。
事实证明，陈赓的决定正确且富有远见。几个月后，鉴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华兵力捉襟见肘，便将日占区的各路伪军统一整编，实行集中指挥。伪“大汉义军”因此被撤编，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情报班就成为临汾情报站在敌人中心地区获取情报的唯一渠道。
在得知伪“大汉义军”即将被撤编解散的消息后，临汾情报站的同志提议，乘机起义，将武装拉到根据地去。陈赓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不同意率领伪军起义”，并指出，保住这个情报站，随时了解敌人的动向意图，对于保卫抗日根据地来说要比那些迫击炮、机关枪和几百良莠不齐的人员重要得多。他谆谆教诲大家，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不能只顾眼前小利而忽视长远利益。要从大局着眼，全面衡量轻重利弊，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抓住关键和本质，不为某些现象所迷惑，才能圆满完成党交给的情报任务。
陈涛当上日军情报班班长后，根据军区的指示，陆续安排穆彬、赵铭、袁之平等几位同志进入情报班，把日军的“耳目喉舌”逐步控制在我方手中。此后，情报工作视野更宽、手段也更多了。临汾情报站的工作由此延伸到阎锡山军队辖区，掌握了阎军的动向及其与日军勾结等情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情报班，将一些以假乱真的“情报”提供给日军司令部，既取得了敌人的信任，还起到在战略上欺骗麻痹敌人的作用。
1943年3月，根据太岳军区的指示，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正式成立。朱向离任党支部书记（政委），负责主持全面工作;陈涛任站长，负责同日军上层打交道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穆彬、赵铭负责通过情报分析日军的动向和意图;袁之平等人负责和军区联络。临汾情报站是一个整体，内部分工明确，大家各司其职，重要事项集体商量。
沉着机智，一次次转危为安
朱向离和情报站的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中心地区，时刻都在与魔鬼打交道，斗争异常复杂尖锐，稍有闪失或处理不当，后果都不堪设想。由于朱向离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且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多次使情报站化险为夷。
1941年4月的一天，陈涛突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寄信人高田原是日军第四十一师团的特务顾问，正是他力荐陈涛担任伪军司令，对陈可谓信任有加。信中，高田原措辞严厉地斥责陈涛欺骗他。原来，高田原在闲聊中曾问过陈涛家住哪里，陈涛随口说住天津某地。这个高田原很有心机，结束任期经天津回国时就按陈涛说的地址找了过去，结果发现门牌号码和地址都是假的。见此信后，陈涛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日本人已开始怀疑他，那他和整个情报站就都处于危险之中了。如果撤离，情报工作不就戛然而止了吗？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朱向离冷静地指出，既然问题是这封信引起的，就应当在这封信上多下功夫研究。反復推敲信的内容后，朱向离分析，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说陈涛欺骗了他;二是要断绝往来。高田原为什么要给陈涛写这封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日军司令部写信来抓人？说明高田原虽然怀疑陈涛，但也担心自己因用人不当而受牵连，影响前程。狡猾的高田原写这封信的目的应该是敲山震虎，想以此事为要挟，把陈涛吓跑，以除去隐患。即使陈涛没被吓跑，那么这封信也表明他和陈涛撇清了关系。这样一分析，同志们觉得留下来工作还是有安全把握的。朱向离叮嘱陈涛，为安全起见，这几天上班前一定要在远处仔细观察伪军司令部四周有无异动，确认安全再过去。一连几天果然平安无事，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后的一天，陈涛一大早被叫到日军司令部办公室，刚到门口就被缴了枪。一个叫松田的日军少佐板着脸吼道：“你的人把我的人打死了，你看怎么办？”语气极为严厉。松田和几个持枪日军押着一头雾水的陈涛到隘口调查，一路上松田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到现场后，陈涛得知，驻隘口哨所的伪军无法忍受日军平日的肆意欺凌，才合谋半夜杀死两个日本兵后逃跑了。这事对日军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把怒火发泄到了时任伪军司令的陈涛身上。之前已经发生过日军为泄愤而杀死汉奸头目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不仅仅是关系陈涛个人的安危，还势必会影响在临汾初见成效的情报工作。
晚上，日军把陈涛放了回来。听他讲述完白天的情况后，同志们都吃了一惊，大家更担心下一步怎么办？朱向离仔细研究了松田一天的行为，渐渐理清了思路。他认为，松田一路上沉默不语，很可能是不想让陈涛察觉出他内心的活动，猜出他的决定。朱向离进一步分析道，松田内心的矛盾之处在于，对日军来说，这件事必须严加处理，但如何办是个问题。整治伪军司令陈涛固然影响大又名正言顺，但这样做可能牵连出几个月前未上报的“伪军哗变”事件。这样，日军上层会质疑松田的办事能力，他必须要考虑自己在上级眼里的印象。另外，如果杀了陈涛，很可能会造成伪军内部人人自危，一旦有风吹草动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朱向离和同志们商量，既然松田左右为难，不妨第二天上午让陈涛主动出击，以治军不严酿成大错为由进行自责，看松田如何处理。果然，第二天陈涛还没“自责”完，松田就表示对此事不再追究，要他今后一定严管部下，加强中日亲善，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并发还了陈涛的佩枪。这件突发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不但没有对他们的情报工作造成危害，还提高了陈涛在伪军中的威望。
尽管朱向离化名张文成，有了掩护身份，但日本人还是对他存有戒心，经常进行试探。当时，他已近而立之年，又是当地人，却孑然一身，因此日本人经常有意无意地问他为何不把家眷带进城来享福。经反复考虑，朱向离回平遥县北营村老家把一双年幼的儿女接到临汾城里，并对日本人说，他的妻子已离世，为了不让孩子们受苦，自己不再续娶了，以此来打消日本人的怀疑。朱向离为党开展情报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甚至时刻准备牺牲亲生骨肉。
1943年夏，因叛徒出卖，临汾地下党组织遭日军破坏，有多人被捕。情报站的一位同志也被敌人逮捕，情况危险。朱向离认真分析了各方情况，提出“暂时保护阵地，主要人员避开风头，观察一段时间敌人的动静，看看威胁的大小”的应对策略，并向军区汇报。陈赓了解情况后，为安全起见，让情报站的几名骨干暂时外避。朱向离受命回太岳军区参加整风运动。临行前，他布置了营救狱中同志的方案，向日本人谎称家中有事，要回老家看看。整风结束后，朱向离重新回到临汾，先是隐蔽在城外，探明城里的情况安全后才进城，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返回。他的脸晒黑了，额头上也多出一道戴军帽留下的印痕。日本人当然也注意到了，狡黠地说，张经理头上的这道印子，像是戴军帽留下的。朱向离反应迅速，立即回应：“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军帽也还有草帽嘛。”他故作漫不经心地唠叨说：“夏收大忙，家里劳力不够，雇了几个人，母亲非要我去监工。没几天工夫脸就晒黑了，所以留下了草帽遮挡的这么一圈儿白印。”就这样从容不迫地化解了日本人的怀疑。
精心布局，韩略伏击壮声威
1943年秋，在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策划下，日军驻太原第一军司令部以驻临汾第六十九师团为主力，抽调驻长治的第三十六师团等附近日军共18个大队及伪军，由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担任总指挥，第一军参谋长阵前督战，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铁滚扫荡”。冈村宁次集以往“扫荡”战法之“大成”，挖空心思搞了一个自认为最先进、最完善的 “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妄图一举消灭太岳军区部队和指挥机关，建立所谓的“山岳剿共示范区”。
朱向离从军区参加完整风运动返回临汾不久，情报站的同志就发现驻临汾日军高层军官在短期内即出现明显人员异动，平时负责情报班的山下少佐突然换成了经理部的加藤，并很快得知这个管后勤的大尉军官已成为临汾城的留守司令。显然，临汾城里大尉以上军官已经倾城而出，再根据敌人对情报班提出的情报收集要求和日军每年对根据地“扫荡”的规律，大家敏锐地觉察到，敌人的秋季“扫荡”即将开始且规模比往常更大。因此，获取此次“扫荡”的情报就成为当务之急。正当同志们绞尽脑汁考虑如何下手时，上任伊始的加藤到情报班来“视察”。这家伙一进门两眼就直勾勾盯着临时雇傭的年轻女抄写员黄至斋。看着加藤的表现，有同志提出可以利用黄至斋去接近加藤获取情报，但朱向离严肃地指出，且不说黄至斋是否可靠，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决不许用“美人计”这种卑鄙龌龊的做法。不搞“美人计”应该成为一项原则、一项纪律，希望大家严格遵守。
此后几天，加藤总是变着法地找理由到情报班来接近黄至斋。为安全起见，大家不让他轻易接触到黄至斋。急不可耐的加藤一大早把陈涛叫到办公室闲聊，陈涛对其用意心知肚明。中午，加藤拿出啤酒和罐头招待陈涛，正巧驻霍县的一个日军中尉来找加藤请示物资运输问题。后勤军官在日军序列里地位很低，加藤大概觉得该向陈涛炫耀一下自己的司令派头了，索性拿出军用地图，将“扫荡”的部署、路线、时间向这个日军中尉一一指点。加藤以为陈涛不懂日语，殊不知陈涛对日语的一些军事用语和根据地的地名还是听得懂的。原来敌人的这次“扫荡”计划是在太岳根据地北部集结，向南步步为营“滚扫”至曲沃和高平之间的隆华镇，然后回头向北再来一次“滚扫”，妄图通过这两次“滚扫”一举消灭太岳根据地的部队。
这份情报看似得来全不费工夫，有同志提出是否要进一步核实？敌人是否还有别的路线？朱向离认为敌人“扫荡”已经开始，军区一定急于了解敌人的安排部署，不能浪费宝贵时间，要立即将情报报告上去，供军区领导参考。他还告诉大家，军区获得的一切情报都要经过必要的验证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此后，从时间推进和地点上都验证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为粉碎敌人的“扫荡”，陈赓还亲自布置了假情报和与这些情报相适应的迹象让情报班提供给日军，使敌人误认为这次“扫荡”进展得十分顺利。 10月中旬的一天，交通员袁之平从前线返回，根据事先商量起草了一份太岳军区部队的最新动态“情报”，经穆彬审核，按日军规定准备上报，但陈涛找遍加藤平时可能去的地方都没见其踪影，此时遇到日军翻译官丸山。丸山说刚从北平来了个士官学校参观团，有100多人，要出发去前线参观，加藤正忙着安排此事。他得意地说，“扫荡”进行得很顺利，这对日军其他地区的“扫荡”作战都有巨大参考价值，因此，派这些即将毕业的后起之秀前来观战。为此，大本营特别选派了一些优秀的高级军官给他们现场讲解指导。陈涛迅即返回与朱向离、穆彬等同志商量。朱向离分析说，这个观战团的到来，表明日军大本营的所有人已经被“扫荡”胜局已定的错觉冲昏了头脑。显然，打掉敌人的这个参观团，击破敌人的美梦，对粉碎敌人的“扫荡”有很大意义。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情报非常重要，需立即向军区报告。
傍晚，加藤匆匆跑到情报班来，看大家还在“工作”很高兴。他表示，东山共军即将被消灭，必须派人去东山北面侦察一下，看看那里有无漏网共军，防止“扫荡”的日军腹背受敌，破坏业已形成的合围。袁之平当即请缨，表示愿意马上出发去侦察，不过需要加藤开具夜间出城证明。加藤一听大喜，一边吩咐发放路费，一边提笔写好了证明。就这样，这份重要情报被我们的交通员持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留守司令亲自开具的“通行证明”，连夜送往太岳军区司令部。
事后了解到，军区情报科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这一紧急情报，立即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根据战场上的形势判断出敌人必经临（汾）屯（留）公路前来，此时赶赴延安的第三八六旅十六团恰好运动到附近地区。陈赓急令第十六团团长王近山布置伏击，要“速战、速决、速离”。王近山经过侦察，大胆决定在沟深坡陡、附近还有日军据点的洪洞县韩略村设伏。敌人进入伏击地段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歼灭。清查战果后发现，被歼灭的这个参观团是由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第五、第六两个中队及来观战和指导的官佐组成，有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6名，其余多为中队长以上的军官，连同负责保卫的日军小队共计180余人。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日军军官，当时尚无先例。这个伏击战的胜利打乱了日军“铁滚扫荡”的部署，之后不久日军便偃旗息鼓，撤回了临汾城。
延安《解放日报》撰文高度评价此次战斗，称之为敌后伏击战的光辉典范。中共中央社会部和太岳纵队首长都认为临汾情报站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敌人“扫荡”进程和日军参观团到来的情报，对韩略村伏击战和整个反“扫荡”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专电予以表扬。
敌人“扫荡”被粉碎后，冈村宁次大动肝火，怀疑内部有奸細。日军随即对第六十九师团司令部及其周围的敌伪人员进行了一次大甄别，专门派人到情报班审核了两天。由于临汾情报站按军区指令提供给日军的“情报”件件可信、样样准确，经得起推敲，敌人没有找到疑点，反而确认了情报班的可靠。盛怒的日军大本营最后只得将第一军参谋长调离，罢免了驻临汾的翼宁道尹，并将韩略村附近据点一名“负有直接责任”的日军小队长处死了事。
1945年8月，成立5年的太岳军区临汾情报站完成使命后奉命撤离。
相关链接
朱向离（1911.9—1950.2），又名朱指南、朱向篱，山西平遥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50年2月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任上奉调外交部，准备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驻外武官，在前往成都途中遭遇国民党土匪袭击，壮烈牺牲。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