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撤离瑞金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临行前，首长对他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大家要用名来保护它。随后，爷爷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有一位传奇老红军，虽然已经去世20年，但他的故事仍然被老百姓传颂着。长征途中，这位身高1.89米的红军战士，有项特殊使命，就是和战友一起抬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后来，全连牺牲得只剩3人，他就一个人背着近70公斤的发电机，从过草地一直背到延安。他就是于都籍老红军谢宝金。
初夏时节，记者在离于都县城15公里的岭背镇谢屋村一间旧泥瓦房里，老红军谢宝金的孙子谢华元面对爷爷的一个瓷像，给我们讲述着谢宝金的一件件往事。
我要用命来保护它
“爷爷1米89的个头，有力气，年轻时能挑150公斤。1932年参加红军，那时他已36岁，结婚好几年了，家里还有3个儿子。参加红军后，爷爷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使用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那台发电机很重，近70公斤，又是手摇的，别人摇不动，只有爷爷能对付它。”
“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撤离瑞金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临行前，首长对我爷爷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大家要用命来保护它。随后，爷爷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当时，中革军委仅有1台发报机和发电机，中央派了一个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开始是8个人轮着抬它走。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减员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爷爷见战友一个个倒下，眼睛都红了：‘就是剩下我一人，也要背着它走到底！’就这样，爷爷一人背着它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背着走到了延安。128人的加强连，最后只剩下我爷爷、段九长、钟起汉3个人。”
收破铜烂铁有什么不好？
“在延安期间，爷爷就做了延安生活合作社主任。1949年，爷爷进北京，分配到总参工作，负责管理金库，保管各地收缴来的反动派的财物。1952年，爷爷因患肺结核病，从北京转业回到了家乡于都。因为没文化他被分到水头乡当总支部书记，组织民兵训练、培养党员。1956年，乡里成立供销合作社，爷爷被调去当了副主任兼收购员。收废品、收牛皮，收猪小肠来加工肠衣，又脏又累。牛皮收上来，还要把皮上面的肉刮干净，臭死人了，爷爷天天都从早上干到半夜。有人看不过去，说：‘怎么把一个老红军派去做这样的事？’爷爷反问人家：‘做这样的事有什么不好？’人家说他傻，他说：‘做这样的傻子有什么不好？我就愿意当一辈子这样的傻子。’”
“在别人眼里，爷爷真是傻到顶了。现在我们这里，‘宝金’倒成了傻子的‘代名词’。如果有人说你‘真是个宝金’,就是说你太傻太老实。”
公家的东西，不能动！
“上世纪70年代以前，于都是个产棉区。爷爷每年手里管着收来的几万斤棉花。一次，我大伯想做床好棉被，就拿了几斤五等棉花去找他换点一等棉，被爷爷骂了出来。大伯想不通，顶了起来：‘在你那棉花堆里随便拿一坨出来也看不出什么啊！’爷爷坚定地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动。’”
“1966年，爷爷肺病发作了。他的战友请他去北京治病，爷爷就把我也带去了。那年我16岁，跟他到北京见了他的好多老战友、老首长。当时住的是总参招待所，我看那里的地毯好软，一踩就有一个深深的脚印，就找招待所的刁所长，说：‘爷爷年纪大了，在家还睡稻草垫床，能不能给我几张带回去，让他睡舒服点？’刁所长满口答应，把四大块地毯打了包给我带走。爷爷看见了，就马上把刁所长叫来，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你凭什么拿来送人情啊？’搞得刁所长脸都红了。就这样，我们爷孙俩空着手回家了，爷爷一路上还批评我，说：‘公物不能要。以前我在总参管着那么多金银珠宝，有好多还是用马车拉来的，要发财容易得很，但那些财物拿不得的，是公家的。’”
“爷爷经常到县里开会，有15公里路，他总是自己走路去。有人说，他干吗那么傻，不去坐车，按资格就算派专车接也不过分啊！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怕这30里路？！’”
发电机就像我的儿子
“爷爷生了3个儿子，就是我爸爸和大伯、二伯。大伯是个木匠；二伯18岁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当了团长的二伯，在兴国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爸爸也参加过红军，后来与队伍失散就回家了。我们全家有14人吃饭，生活很困难，可爷爷从不向组织伸手要照顾，他的5个孙子谁也没能沾上他一点光，解决个工作。”
“1952年爷爷转业，转业费是200担稻谷的领条，他到县里换了现金，回岭背圩上盖了两间房。到1956年乡里成立供销社，爷爷说社里房子紧张，就把那两间房子让给了供销社，供销社后来给了点钱让爷爷在乡下盖了一间房，全家人就住到乡下老家。好像是1965年春节吧，家里十几口人过年都没钱买菜。那时我十几岁了，肚子饿得难受，心里憋得更是难受，我偷看了爷爷的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中央首长的通讯地址，于是我瞒着爷爷给北京一个首长的信箱寄了封信，后来就收到了300元钱。爷爷知道后，把我拎到面前，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几个孙子里最看重你，没想到你这么没骨气！太让我伤心，太丢我的脸了。’他骂完后要我把钱退回去。我当时哭红了鼻子：‘爷爷，桌上餐餐只有一碗霉豆腐，没钱我们还过不过年？’爷爷听了半天没吭声，眼腔也红红的，最后才说：‘下不为例！’”
“爷爷5个孙子中，我是1970年大招工时自己考进于都县食品公司的，我哥哥也是自己找到赣州储木场当上了工人，还有三个弟弟就一直在家种田，于是他们缠着爷爷找老战友帮帮忙：‘你以前的通讯员都当了军长，还有那么多战友在北京当大官，只要你开个口，给我们找个工作有什么难？’可他一直不吭声，吵得他心烦了，就对孙子们发脾气：‘你要工作，他要工作，全国人民都要工作，那谁来种田？’就这样，我那三个兄弟一直在家当农民。”
“1976年，爷爷又去北京看了次病，还是我跟去照顾。有一天，我和爷爷去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参观。在展厅里，爷爷看到了一台老发电机，当时就很激动，几步跑过去想摸一摸。工作人员跑过来拦住他，说这是珍贵文物，不能乱碰。爷爷大滴大滴的眼泪流出来，指着那发电机，说：‘这台发电机是我背着它从中央苏区走到延安、走完长征的，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亲啊！’说完，扑在展台上哭起来。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傻了，没想到一个老农，竟然就是背发电机的老红军，禁不住肃然起敬，急忙搬了一张凳子让他坐下。也就是那次，我知道了爷爷与那台发电机的故事。”
谢华元的眼泪不停地掉下来：“不讲了，不讲了，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们想找找谢宝金生前的照片，谢华元他妻子翻了老半天才从箱底找出2张，并翻出一块谢宝金的瓷像，可惜碎成了几片，我们拼起来才把它翻拍下来。
来源：《赣南日报》
有一位传奇老红军，虽然已经去世20年，但他的故事仍然被老百姓传颂着。长征途中，这位身高1.89米的红军战士，有项特殊使命，就是和战友一起抬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后来，全连牺牲得只剩3人，他就一个人背着近70公斤的发电机，从过草地一直背到延安。他就是于都籍老红军谢宝金。
初夏时节，记者在离于都县城15公里的岭背镇谢屋村一间旧泥瓦房里，老红军谢宝金的孙子谢华元面对爷爷的一个瓷像，给我们讲述着谢宝金的一件件往事。
我要用命来保护它
“爷爷1米89的个头，有力气，年轻时能挑150公斤。1932年参加红军，那时他已36岁，结婚好几年了，家里还有3个儿子。参加红军后，爷爷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使用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那台发电机很重，近70公斤，又是手摇的，别人摇不动，只有爷爷能对付它。”
“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撤离瑞金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临行前，首长对我爷爷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大家要用命来保护它。随后，爷爷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当时，中革军委仅有1台发报机和发电机，中央派了一个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开始是8个人轮着抬它走。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减员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爷爷见战友一个个倒下，眼睛都红了：‘就是剩下我一人，也要背着它走到底！’就这样，爷爷一人背着它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背着走到了延安。128人的加强连，最后只剩下我爷爷、段九长、钟起汉3个人。”
收破铜烂铁有什么不好？
“在延安期间，爷爷就做了延安生活合作社主任。1949年，爷爷进北京，分配到总参工作，负责管理金库，保管各地收缴来的反动派的财物。1952年，爷爷因患肺结核病，从北京转业回到了家乡于都。因为没文化他被分到水头乡当总支部书记，组织民兵训练、培养党员。1956年，乡里成立供销合作社，爷爷被调去当了副主任兼收购员。收废品、收牛皮，收猪小肠来加工肠衣，又脏又累。牛皮收上来，还要把皮上面的肉刮干净，臭死人了，爷爷天天都从早上干到半夜。有人看不过去，说：‘怎么把一个老红军派去做这样的事？’爷爷反问人家：‘做这样的事有什么不好？’人家说他傻，他说：‘做这样的傻子有什么不好？我就愿意当一辈子这样的傻子。’”
“在别人眼里，爷爷真是傻到顶了。现在我们这里，‘宝金’倒成了傻子的‘代名词’。如果有人说你‘真是个宝金’,就是说你太傻太老实。”
公家的东西，不能动！
“上世纪70年代以前，于都是个产棉区。爷爷每年手里管着收来的几万斤棉花。一次，我大伯想做床好棉被，就拿了几斤五等棉花去找他换点一等棉，被爷爷骂了出来。大伯想不通，顶了起来：‘在你那棉花堆里随便拿一坨出来也看不出什么啊！’爷爷坚定地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动。’”
“1966年，爷爷肺病发作了。他的战友请他去北京治病，爷爷就把我也带去了。那年我16岁，跟他到北京见了他的好多老战友、老首长。当时住的是总参招待所，我看那里的地毯好软，一踩就有一个深深的脚印，就找招待所的刁所长，说：‘爷爷年纪大了，在家还睡稻草垫床，能不能给我几张带回去，让他睡舒服点？’刁所长满口答应，把四大块地毯打了包给我带走。爷爷看见了，就马上把刁所长叫来，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你凭什么拿来送人情啊？’搞得刁所长脸都红了。就这样，我们爷孙俩空着手回家了，爷爷一路上还批评我，说：‘公物不能要。以前我在总参管着那么多金银珠宝，有好多还是用马车拉来的，要发财容易得很，但那些财物拿不得的，是公家的。’”
“爷爷经常到县里开会，有15公里路，他总是自己走路去。有人说，他干吗那么傻，不去坐车，按资格就算派专车接也不过分啊！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怕这30里路？！’”
发电机就像我的儿子
“爷爷生了3个儿子，就是我爸爸和大伯、二伯。大伯是个木匠；二伯18岁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当了团长的二伯，在兴国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爸爸也参加过红军，后来与队伍失散就回家了。我们全家有14人吃饭，生活很困难，可爷爷从不向组织伸手要照顾，他的5个孙子谁也没能沾上他一点光，解决个工作。”
“1952年爷爷转业，转业费是200担稻谷的领条，他到县里换了现金，回岭背圩上盖了两间房。到1956年乡里成立供销社，爷爷说社里房子紧张，就把那两间房子让给了供销社，供销社后来给了点钱让爷爷在乡下盖了一间房，全家人就住到乡下老家。好像是1965年春节吧，家里十几口人过年都没钱买菜。那时我十几岁了，肚子饿得难受，心里憋得更是难受，我偷看了爷爷的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中央首长的通讯地址，于是我瞒着爷爷给北京一个首长的信箱寄了封信，后来就收到了300元钱。爷爷知道后，把我拎到面前，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几个孙子里最看重你，没想到你这么没骨气！太让我伤心，太丢我的脸了。’他骂完后要我把钱退回去。我当时哭红了鼻子：‘爷爷，桌上餐餐只有一碗霉豆腐，没钱我们还过不过年？’爷爷听了半天没吭声，眼腔也红红的，最后才说：‘下不为例！’”
“爷爷5个孙子中，我是1970年大招工时自己考进于都县食品公司的，我哥哥也是自己找到赣州储木场当上了工人，还有三个弟弟就一直在家种田，于是他们缠着爷爷找老战友帮帮忙：‘你以前的通讯员都当了军长，还有那么多战友在北京当大官，只要你开个口，给我们找个工作有什么难？’可他一直不吭声，吵得他心烦了，就对孙子们发脾气：‘你要工作，他要工作，全国人民都要工作，那谁来种田？’就这样，我那三个兄弟一直在家当农民。”
“1976年，爷爷又去北京看了次病，还是我跟去照顾。有一天，我和爷爷去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参观。在展厅里，爷爷看到了一台老发电机，当时就很激动，几步跑过去想摸一摸。工作人员跑过来拦住他，说这是珍贵文物，不能乱碰。爷爷大滴大滴的眼泪流出来，指着那发电机，说：‘这台发电机是我背着它从中央苏区走到延安、走完长征的，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亲啊！’说完，扑在展台上哭起来。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傻了，没想到一个老农，竟然就是背发电机的老红军，禁不住肃然起敬，急忙搬了一张凳子让他坐下。也就是那次，我知道了爷爷与那台发电机的故事。”
谢华元的眼泪不停地掉下来：“不讲了，不讲了，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们想找找谢宝金生前的照片，谢华元他妻子翻了老半天才从箱底找出2张，并翻出一块谢宝金的瓷像，可惜碎成了几片，我们拼起来才把它翻拍下来。
来源：《赣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