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取代胶片，曾经让影像工业逐渐远离化学并最终投入物理学的怀抱，但这远远不够，只有当Digital Video这一物理学术语被Social Video这一社会学术语取代，影像在这一两个世纪的巨大变革才可以宣告完成。当一种新事物产生时，我们往往率先在技术层面给予识别与定位，但最终，它必将激起社会层面的巨大回想——当一种技术强大不到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生活时，我们无法赋予它革命性意义。从这个角度考量，影像在其化学工业时期，只是一门精英阶层的手艺，他们借此来炫智并对大众进行谆谆教诲；而在它的物理学时期，人人手执DV让“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样的口号变成庶众占领殿堂的狂欢，但终归来讲，廉价介质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全民DV盛景，只是一种工具与大众教育层面的物理性铺垫；其旨归，毫无疑问，应该是对社会生活的重新组织——基于此，Social Video才可简化为SV，并在社会性向度上完成对DV的取代。
　　问题在于影像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组织社会生活？我们知道文字对社会生活的组织是完备而深刻的，小到交通指示牌、大到法律条款，甚至一个国家的建国基石，都不外乎一堆契约式文本，从这个层面讲，文字的神圣性依然不可取代。而图形，诸如LOGO之类，向来都是引领人类的标识，如基督教的十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斧头镰刀、苹果公司的被咬去一口的苹果等。迄今为止，影像这种媒介还没有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性力量，尽管我们从《新闻联播》中脑补国家政治并重拾生活的信心，从《非诚勿扰》中捕捉社会价值观念的流变，但是，只要宪法还不是用影像来表述的，只要外交条约还不是用影像来缔结的，我们就不能认为影像已经完全社会化了。这有两个意思：一是影像的社会化潜力非常巨大，二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消除影像在表意实践方面的短板，比如，不够精确，逻辑太过于线性。
　　延续以上话题。我们对SV的潜力持完全乐观态度的原因是，在文字、图形的历史上，也曾历经从不精确到精确、从私有化到社会化这一进程——这种进程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完全建基于人类乃视觉动物这一物理性事实。文字、图形与影像，不过是视觉场域的三个梯度。事实上，影像乃是一种返祖，它符合早期人类对形象化的追求。不了解原始人类，我们潜藏在意识深层的本能便无法获得理解——形象化是我们的本能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字是人类历史上对本能的一次反动，它是对图像、对声音的一种抽象：先将形象化世界编码，输入、存储并传输后，再解码为形象。这种工作原理与电脑无异，也就是说，在漫长的文字宰制时代，人类不得不将自身异化为理性机器，这与该物种的本性何其迥异！文字是形象的压缩格式，当存储空间足够大、运算速度足够快时，我们还需要压缩格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至于精确性，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值得指出的是，精确性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当一个族群面对同一个文字符号，产生大致相同的感受时，我们不认为是该符号表意的精确性所致，恰恰是因为长期训练而导致的共同经验、甚至共同的条件反射所致。所谓文字与语言的精确性，不过是巴甫洛夫之狗眼中肉片的确凿性。当你看到“花”这个字，头脑中会唤起花的形象，同时联想起美好的事物，并激发起美好的情感，这一系列过程，不是先验的，而是训练得来。行文至此，我们也许能够明白，精确性与社会化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儿童在语言能力上不够精确，是因为他的社会化进程刚刚开启——影像依旧处于儿童阶段，在诞生之初的100年，它只是完成了器质上的成形，正如一个人从受精卵赋得人形一样。
　　还有，文字无法消除种族之间的交流障碍与隔阂，而影像，则完全可以——镜头语言具有更大的普世性。全球化时代，影像地位的迅速上升，已经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惮于最为大胆地预测，当人脸识别技术日臻成熟之后，名字对人而言将不再重要，当你签署一项文件时，不再是郑重地写下名字，而是扫一下脸。届时，文件将主要由视频构成，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文本、来往函件等等。一种媒介的社会化，意味着它在组织社会生活方面，将起决定性作用，但前提是，该种媒介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神圣并必须予以掌握的，就跟农业时代的“识字”一样。印刷技术的廉价化让文盲迅速减少，从而推升了文字整合社会的能力，同理，视频摄制与传播技术的普及化，也会迅速推升影像整合社会的能力——手机摄像头就跟印刷术一样，势必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不可磨灭的角色。
　　抛开这些乐观的预言，要推动影像的社会化进程，我们依旧需要在影像的表意化实践方面进行艰苦而卓绝的努力。DV完成了器质化赋形，SV没有理由不在社会化理路上一路狂奔。表意实践本质上就是社会化实践，但究其路径，不外乎两点：一是生产层面的精确性；二是消费层面的可篡改性。前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者在大众层面压根没有开始。精确是一切表意实践的最高准则，而可篡改，则是一切表意实践得以完成的……保障机制。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最准确的词汇，而影像制作者，则在找那个最准确的镜头；对文本读者而言，他通过行使篡改权来完成对作品的占有，从而使其变成消费品，对影像观众而言，其篡改权因为技术门槛等原因，暂且无法行使。也就是说，即便再低劣、再粗制滥造的影像，目前依旧是作品，而不是消费品——因为购买者无法真正占有它。从物权关系来讲，影像制作者让渡给观众的，也仅仅是观看权、批评权，而不是真正的影像主权。主权意味着围墙与边界，意味着单向度，意味着梯度，它与民主、与互联网精神不相兼容。当然，这主要是技术壁垒所致。但我们依旧乐观，因为文字当初也经历过这些——如果文字没有技术壁垒，曾经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大面积的文盲就不可理解，但今天，这样的壁垒显然被瓦解了。当初之读与写，正如今日之观看与摄制。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都能用影像自由表达时，影像的社会化即宣告完成。
　　自由表达是促进媒介技术廉价化的不二动力，有了这种坚实的人性基础，我们相信，SV只是时间问题。抽象、隐喻与象征，这种伴随文字转码、解码产生的修辞方式，将彻底衰落；而形象、直接的影像表意方式，将完全主导未来人类的表意实践，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影像是拒绝修辞的，社会化也是拒绝修辞的——影像与社会化在这里已经完全同构，既如此，还有什么疑惑吗？
　　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会着重分析社会化视频在表意实践方面的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