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农业情况是否好，农村社会是否稳，农民人心是否安，对政局是否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良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视的问题。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的调研用心最重、用力最大、用功最深的，也是中国共产党。
　　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大的农村调查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
　　建党初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但在纲领和目标中是明确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重要内容的。在中共一、二、三次代表大会上，农民问题均得到高度的重视，各项决议中的农村工作的分量越来越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创始人成为领导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们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动员组织，掀起一个又一个农民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最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办成了一个关心农村、了解农村、运动农村的大阵地。仅以第六届农讲所300多人所作的各省农村状况调查来看，成果就很丰硕，所汇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由毛泽东亲自为其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予以肯定。
　　红军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农村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
　　井冈山时期，工农革命军占领宁冈、永新两地后，毛泽东就写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两篇调查报告。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后，曾停留一个月，毛泽东抓紧时间做寻乌调查，写出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这是毛泽东所写调研材料中最长的一篇。同时，他还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著名的调查研究理论观和方法论。
　　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建立起经常化的调查研究制度，以毛泽东起草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为开端，到1933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公开发行《中国农村》月刊，农村调研之风逐渐兴起。
　　延安时期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指出党内存在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的浓厚风气。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决定》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系统化、制度化、普遍化的开端。
　　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开展的土地调查，在各解放区次递铺开。
　　同时，对如何搞好土改，处理好农村各阶段关系以及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各地都要以调查研究为决策基础，逐步理顺和解决好各种问题，特别是注重在具体工作中纠“左”。可以说，这为推动全国性土改而开展的调查研究，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既能打仗也能做好地方工作的干部队伍。
　　正因为全国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翻身农民的愿望，调动起了千千万万农民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才能迅速发展，战无不胜。
　　共和国成立后
　　围绕新解放区的土改调查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各级党委、政府为顺利开展改革工作，十分重视摸清情况、尊重实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调查研究，《人民日报》及各级党报、党刊经常刊登优秀的调查报告，出版部门也编印很多的专门材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加快推进合作化建设的调查是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上的一次集中专题活动。1955年3月起，各地广泛开展整顿农业合作社工作。为了对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是“高级一点”还是“初级一点”把握得更加精准，毛泽东亲自抓调研，全党迅速形成专题调研之风。围绕这主题，毛泽东还组织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亲自编辑的篇幅最大的一套农村调查文集。
　　农村调查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基础与方式。“大跃进”造成了严重后果，为了吸取教训，党组织了两次公社化调查，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业六十条”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都是这个时期党的调研和决策成果。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为农村发展和改革带来了春天。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农村调研直接推动出来的成果。
　　1981年2月12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成立一年后即从各大学选拔300—400名插过队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在读的年轻人从事农村调查。1982年至1986年5个战略性“一号文件”和这个机构、这批人马是难以分开的。他們抱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的基本信念，坚持“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有办好，中国的事就不能说办好了”的工作理念，以农村改革为支点，面对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新要求，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依原则、教条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总结形成新的改革理论与战略。这个小组最先的调查报告《农村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双包到户”后的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首立其功。
　　这个阶段，专业化的调研机构作用日渐突显。在中央层面，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以及体制改革系统的相关研究院所，每年都进行全国性调研，为写好“农村文章”总结经验、探索路子。
　　新世纪新时代
　　从2004年开始，中共中央每年下发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到2021年，连续发出18个，这是因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一号”问题。
　　历史进入新时代，“三农”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用中央“一号”文件求解“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特色”。从新世纪18个“一号文件”构成看，围绕的是农村民主自治、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稳定发展的主线，针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大主题、大问题出台政策。从文件标题，我们可以感受到农村政策的变动情况。
　　这些政策之所以能够出台，和调研工作直接相关。每年，农业部都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农村调查，就“三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剖析。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国性调研成果基础上就重大问题持续跟踪，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出谋划策，确定主题，形成文件。
　　中央“一号文件”的连续下发，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大特点，历史上没有过，世界上是唯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