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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杨（William Yang）是当今澳大利亚最具知名度也最受人尊崇的“故事讲述者”之一。他将照片和文字结合在一起—把视觉图像和口头叙述融为一体从而构建出一种情感丰富、内涵复杂的表述形式。同时，他的表达非常个人化，但绝非“唯我主义”，更像是用一组透镜折射周遭世界，从而让观者产生情感和身临其境的触动，充分体会到讲述者对于当时情境和人物的感受。他对于自己行为和感觉的分析也相当真挚坦诚，颇具洞察力。他并不想将自己塑造成某种高尚的形象，宁愿剖析自己性格中的不确定性、脆弱和瑕疵，并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身边的世界。这一切基于个人的诚实视角，而不是人们一般所假设的中立视角。
1970年代早期，威廉·杨开始从事摄影，当时在悉尼他是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主要拍摄人物，尤其擅长拍摄聚会和社会活动。不久，他开始投身现代男同性恋运动，参与1969年的美国“石墙事件”（注：1969年，同性恋酒吧“石墙旅馆 （Stonewall Inn）”的顾客抵制警察强制关闭该酒吧，这被看作是美国同性恋维权运动的开始）。几年后，该运动仍然影响着澳大利亚和诸多西方国家。这类活动被称作“同志解放”（Gay Liberation），其主要诉求是政治上的。威廉从那时起便决定“出柜”，向社会公开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
1989年，威廉开始创作一系列剧场表演。他一边在音乐的伴奏下讲故事，一边用投影展示照片。这些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继而在澳大利亚和西方各国进行广泛而频繁的巡演。他意识到通常每张图像都包含一个故事，观者借助文字来解读，文字能够帮助观者理解这些照片中摄影师的所思所感，他用这种方式引导观者来解读摄影师更深一层的私人视角，并体会出一幅照片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对于文字的利用也延伸到他发表和展出的作品中—他开始在图像表面写字，用文字叙述和画面冲击兼备的方式讲述故事。
1943年，威廉·杨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是第三代澳大利亚华裔。他的大量作品都聚焦于其家族广泛的族系血脉—继1880年他的祖母一辈迁徙到澳大利亚后，他们家的华裔亲属散居在世界各地。虽然威廉生就一副华裔外表，他的成长经历却十分“澳式”，也不会说汉语。现在，随着年纪渐长，他感觉愈发被自己的文化根源地中国所吸引，但他也承认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精神回归”，在祖先的土地上他必然只能以外国人的角色存在。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不仅是文化上，也有性取向方面），赋予威廉·杨的作品一丝微妙的忧郁之美，温柔细腻而不失敏锐坦诚，融成了一幕幕来自社会边缘，触动很多人心灵的故事。
阿拉斯戴尔对话威廉·杨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摄影师的？
一开始我是一名建筑师，后来又做过编剧，在这两段时期我也拍照片。1969年我从布里斯班搬到悉尼，本想靠写剧本谋生，却难以实现，但同时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做自由摄影师来养活自己。
我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全是自学的。只要别人付钱让我做的，我都会做。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还算凑合—并不是特别“专业”，但客户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所以我总能再度受聘。回想起来，我可能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出色一些。（笑）
那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知道人们想要什么，我想这是在拍照时最重要的事情。当然，顾客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讨人喜欢的照片，但事实上我并不十分擅长拍阿谀奉承的照片，那更多的是影楼摄影师所擅长的。最重要的是，被摄者会想要表现自己。我发现，尤其当我的作品涉及到边缘人群时，只要能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即使我并没有以逢迎讨好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形象，他们也很满足。他们会从照片中辨认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我想我的特殊技巧在于能够进入某个情境，并用一种视觉化的方法将其重现。我了解社会运动的叙事过程，也理解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些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会额外关注那些陆续登场的“剧中人”，正是这样我才能以此谋生。
这是1970年代的事吗？
对，一直持续到1980年。我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狂……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一直拍照片。因此，很自然地，我收集了一大堆照片。那時，我开始为杂志工作，为他们的社会栏目拍照，因此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并接触到一些商业活动，也拍摄了很多颁奖晚会。
后来你为什么又改变了方向？
因为自己和那些商业性的工作完全不搭—那些宣传性的形象对我而言完全不如人们的私人化社交生活那样真切，所以我觉得应该转而关注后者。
我想我应该是在1980年代那会儿“发现了自我”。1978年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ACP）举办了一场名叫“悉尼癖”（Sydneyphiles）的展览。1984年我还出版了一本书—《悉尼日记》（Sydney Diaries），反响非常好。然后我开始尝试投影照片……我有大量的彩色正片，但当时要把正片冲印出来非常贵，于是我就干脆用放幻灯片的方式来呈现我手头的彩色影像，同时播放背景音乐并讲述故事。
我当时非常清楚，幻灯片的表演形式是我应该走的路。对我而言，它比单纯的做展览或出书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更生动有趣。尽管如此，从我最初尝试投影，到最后创作了一场包含9段“摄影散文”的演出，共历时7年。
在那段时间里你学到了什么？
有两个观念在我心里得到了强化，那就是人们真正想要看的是自己的照片—这非常合情合理。如果照片中能出现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事物，哪怕仅仅是他们认识的某个人的身影，他们都会对这张照片产生亲切的归属感……就像对救生筏一样紧抓不放。
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关于自己生活的图片，但在1970～1980年代，还没人能这样做，而你用你的作品给了人们展现自我的机会。
对！在“博客”这个词还没发明之前，我就已经是知名“博客”了。（笑）
从中你还学到什么？ 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非常重要。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明白这点，事实上，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太过于被社会名流所吸引。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对我最重要的事物（因为我感觉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是我所进入的文化群体。
你怎样形容那个群体？
现在我差不多把它划分为三部分：一个是艺术群体，也是我在悉尼所处的社交圈；一个是我的家族，也就是散居各处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一个是男同性恋群体。
在过去，男同性恋的圈子是非常“地下”的，你是怎样进入这个圈子的？
其实这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们把我看作一名记录男同性恋群体的主要摄影师，所以他们会邀请我参加聚会……那只是某些人之间的特别聚会，并非全是男同性恋的群体聚会。就这样，我认识了Peter Tully和David McDiarmid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又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大门向我敞开。我就这样进入了男同性恋群体，并且参加后来的“悉尼同志嘉年华会（Mardi Gras festival）”和同性恋游行，因为他们俩偶尔会担任这些活动的指导者。
你是否公开展出过这些摄影作品？
是的，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举办的“悉尼派”（Sydneysiders）展览中，很多照片都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我非常清楚在普通大众面前展示男同性恋的照片有违规或冒犯之嫌，嗯，应该不算非常过分，但有些人对此并不赞成。
人们或许知道你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希望被动接受。
你说得对。他们可能甚至并不清楚有男同性恋存在，但他们就是感觉这种事情不应该公诸于众。
当时，这样的行为与你的“亚裔”的身份贴合吗？
因为我看上去是华人，所以人们会对我有某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明白那是因为当时的文化环境，好像华人或者“亚裔”就不应该有任何性诉求。性诉求仍然仅限于白人。所以，挺复杂的。
1970年代初，我就已经“出柜”，公开自己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而不再遮遮掩掩，因此我变得趋向政治化（即希望影响国家相关政策，为自己的群体赢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编者注）。
差不多12年后，我意识到我的民族身份正如我的性取向一样，使我遭受到社会压制。我想说我成了一名“重生”的华人，真的，我刚刚认识到自己对中华文化应有所传承，虽然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我开始讲述华人的故事，描述一名华裔身处英语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的感受。
公众对此反应如何？
人们喜欢这些华裔家庭的故事甚于同性恋的故事。男同性恋主题貌似太过挑衅，毕竟性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于是我开始讲述在一个讲英语的澳大利亚白人为主的社会中，身为华裔的故事。在当时（19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华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我想事实上我是第一个做此事的人。
我做过三四个关于自己家族的剧场表演，但关于男同性恋的表演我只做过一回。《多萝茜的朋友们》（Friends of Dorothy）就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悲伤》（Sadness）是我创作于1992年的华人故事，主人公是早在1922年我的一位被谋杀的舅叔，和一位得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这部作品非常成功，因为是它开启了我持续了15年的国际巡演生涯。
你会根据观众的反应来改变作品吗？
会的。观众的反应验证了作品的价值。如果他们对某些事物没有反应，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吗？如果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反应，你就会想：“哦！这比我想象得还好。”这就像是一场对话。
你目前正在做什么项目？
我仍在推敲讲故事的方法。可能我的技艺就在于如何打磨出一个动人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从现场表演转到制作DVD。这就像是寻找讲述一段故事的捷径，寻找叙事长河中的垫脚石。讲故事需要足够的信息，但也不能太过冗长繁杂，否则会让人陷入信息的泥潭。如果能留出一些想象的空间会更好，这样你的故事就能自己延伸出去。
除了现场表演和DVD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还制作过一个电视版的《悲伤》，你有参与其中吗？
那是Tony Ayres制作的，我多多少少在他的影片中扮演了角色。Tony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制片人，我认为他把那个故事演绎得非常好，非常具有戏剧感。但作为表演者，我感觉整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好，可能我从拍摄那部片子中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说台词时没有太紧张结巴。（笑）
但我现在开始制作DVD，也因此对这种新的媒介有了更多了解。我花了3年时间制作，外加大量的练习。同时，能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访问学者，对我来说真是奢侈的事。
你目前还在整理新的故事吗？还是着力于把你的全部作品做成一种新式的网络消费品？
其实，你说的这两样我都在做。我本希望能把我所有的表演用DVD记录下来，但这似乎很难实现。最后如果能用DVD收录三场演出，我就很高兴了。大体来说，我正在把我现有的所有作品有序地整理出来，以便传给后代。
我认为编辑是摄影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大部分人并不認真遵循的工作。人们总是倾向于拍越来越多的照片，而你真正需要的却是把它们剪辑得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我还教课，但教授摄影较少，更多地是教授讲故事的方法。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把一些东西传承下去；但这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今天尤其艰难，因为现在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快速”。我的作品演变得相当慢，历经20余年，所幸能看出其间的进展非常鲜明。
在你看来何为成功？
我认为如果你得到了尊重，那就证明了你的价值。人们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有些意外，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杰出的人。当然，每当我觉得作品本应该卖得更好时，也会抱怨。我真的觉得人们已经赋予了我极高的尊重，我觉得我已经获得了认可，对此我非常高兴。
1970年代早期，威廉·杨开始从事摄影，当时在悉尼他是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主要拍摄人物，尤其擅长拍摄聚会和社会活动。不久，他开始投身现代男同性恋运动，参与1969年的美国“石墙事件”（注：1969年，同性恋酒吧“石墙旅馆 （Stonewall Inn）”的顾客抵制警察强制关闭该酒吧，这被看作是美国同性恋维权运动的开始）。几年后，该运动仍然影响着澳大利亚和诸多西方国家。这类活动被称作“同志解放”（Gay Liberation），其主要诉求是政治上的。威廉从那时起便决定“出柜”，向社会公开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
1989年，威廉开始创作一系列剧场表演。他一边在音乐的伴奏下讲故事，一边用投影展示照片。这些表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继而在澳大利亚和西方各国进行广泛而频繁的巡演。他意识到通常每张图像都包含一个故事，观者借助文字来解读，文字能够帮助观者理解这些照片中摄影师的所思所感，他用这种方式引导观者来解读摄影师更深一层的私人视角，并体会出一幅照片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对于文字的利用也延伸到他发表和展出的作品中—他开始在图像表面写字，用文字叙述和画面冲击兼备的方式讲述故事。
1943年，威廉·杨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是第三代澳大利亚华裔。他的大量作品都聚焦于其家族广泛的族系血脉—继1880年他的祖母一辈迁徙到澳大利亚后，他们家的华裔亲属散居在世界各地。虽然威廉生就一副华裔外表，他的成长经历却十分“澳式”，也不会说汉语。现在，随着年纪渐长，他感觉愈发被自己的文化根源地中国所吸引，但他也承认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精神回归”，在祖先的土地上他必然只能以外国人的角色存在。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不仅是文化上，也有性取向方面），赋予威廉·杨的作品一丝微妙的忧郁之美，温柔细腻而不失敏锐坦诚，融成了一幕幕来自社会边缘，触动很多人心灵的故事。
阿拉斯戴尔对话威廉·杨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摄影师的？
一开始我是一名建筑师，后来又做过编剧，在这两段时期我也拍照片。1969年我从布里斯班搬到悉尼，本想靠写剧本谋生，却难以实现，但同时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做自由摄影师来养活自己。
我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摄影训练，全是自学的。只要别人付钱让我做的，我都会做。作为一名摄影师我还算凑合—并不是特别“专业”，但客户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所以我总能再度受聘。回想起来，我可能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出色一些。（笑）
那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知道人们想要什么，我想这是在拍照时最重要的事情。当然，顾客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讨人喜欢的照片，但事实上我并不十分擅长拍阿谀奉承的照片，那更多的是影楼摄影师所擅长的。最重要的是，被摄者会想要表现自己。我发现，尤其当我的作品涉及到边缘人群时，只要能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即使我并没有以逢迎讨好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形象，他们也很满足。他们会从照片中辨认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
我想我的特殊技巧在于能够进入某个情境，并用一种视觉化的方法将其重现。我了解社会运动的叙事过程，也理解其中的主要人物。这些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会额外关注那些陆续登场的“剧中人”，正是这样我才能以此谋生。
这是1970年代的事吗？
对，一直持续到1980年。我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狂……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一直拍照片。因此，很自然地，我收集了一大堆照片。那時，我开始为杂志工作，为他们的社会栏目拍照，因此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并接触到一些商业活动，也拍摄了很多颁奖晚会。
后来你为什么又改变了方向？
因为自己和那些商业性的工作完全不搭—那些宣传性的形象对我而言完全不如人们的私人化社交生活那样真切，所以我觉得应该转而关注后者。
我想我应该是在1980年代那会儿“发现了自我”。1978年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ACP）举办了一场名叫“悉尼癖”（Sydneyphiles）的展览。1984年我还出版了一本书—《悉尼日记》（Sydney Diaries），反响非常好。然后我开始尝试投影照片……我有大量的彩色正片，但当时要把正片冲印出来非常贵，于是我就干脆用放幻灯片的方式来呈现我手头的彩色影像，同时播放背景音乐并讲述故事。
我当时非常清楚，幻灯片的表演形式是我应该走的路。对我而言，它比单纯的做展览或出书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更生动有趣。尽管如此，从我最初尝试投影，到最后创作了一场包含9段“摄影散文”的演出，共历时7年。
在那段时间里你学到了什么？
有两个观念在我心里得到了强化，那就是人们真正想要看的是自己的照片—这非常合情合理。如果照片中能出现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事物，哪怕仅仅是他们认识的某个人的身影，他们都会对这张照片产生亲切的归属感……就像对救生筏一样紧抓不放。
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关于自己生活的图片，但在1970～1980年代，还没人能这样做，而你用你的作品给了人们展现自我的机会。
对！在“博客”这个词还没发明之前，我就已经是知名“博客”了。（笑）
从中你还学到什么？ 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非常重要。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明白这点，事实上，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太过于被社会名流所吸引。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对我最重要的事物（因为我感觉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是我所进入的文化群体。
你怎样形容那个群体？
现在我差不多把它划分为三部分：一个是艺术群体，也是我在悉尼所处的社交圈；一个是我的家族，也就是散居各处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一个是男同性恋群体。
在过去，男同性恋的圈子是非常“地下”的，你是怎样进入这个圈子的？
其实这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们把我看作一名记录男同性恋群体的主要摄影师，所以他们会邀请我参加聚会……那只是某些人之间的特别聚会，并非全是男同性恋的群体聚会。就这样，我认识了Peter Tully和David McDiarmid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又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大门向我敞开。我就这样进入了男同性恋群体，并且参加后来的“悉尼同志嘉年华会（Mardi Gras festival）”和同性恋游行，因为他们俩偶尔会担任这些活动的指导者。
你是否公开展出过这些摄影作品？
是的，我在澳大利亚摄影中心举办的“悉尼派”（Sydneysiders）展览中，很多照片都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我非常清楚在普通大众面前展示男同性恋的照片有违规或冒犯之嫌，嗯，应该不算非常过分，但有些人对此并不赞成。
人们或许知道你所展示的事物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希望被动接受。
你说得对。他们可能甚至并不清楚有男同性恋存在，但他们就是感觉这种事情不应该公诸于众。
当时，这样的行为与你的“亚裔”的身份贴合吗？
因为我看上去是华人，所以人们会对我有某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明白那是因为当时的文化环境，好像华人或者“亚裔”就不应该有任何性诉求。性诉求仍然仅限于白人。所以，挺复杂的。
1970年代初，我就已经“出柜”，公开自己男同性恋者的身份，而不再遮遮掩掩，因此我变得趋向政治化（即希望影响国家相关政策，为自己的群体赢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编者注）。
差不多12年后，我意识到我的民族身份正如我的性取向一样，使我遭受到社会压制。我想说我成了一名“重生”的华人，真的，我刚刚认识到自己对中华文化应有所传承，虽然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我开始讲述华人的故事，描述一名华裔身处英语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的感受。
公众对此反应如何？
人们喜欢这些华裔家庭的故事甚于同性恋的故事。男同性恋主题貌似太过挑衅，毕竟性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于是我开始讲述在一个讲英语的澳大利亚白人为主的社会中，身为华裔的故事。在当时（19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华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我想事实上我是第一个做此事的人。
我做过三四个关于自己家族的剧场表演，但关于男同性恋的表演我只做过一回。《多萝茜的朋友们》（Friends of Dorothy）就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悲伤》（Sadness）是我创作于1992年的华人故事，主人公是早在1922年我的一位被谋杀的舅叔，和一位得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这部作品非常成功，因为是它开启了我持续了15年的国际巡演生涯。
你会根据观众的反应来改变作品吗？
会的。观众的反应验证了作品的价值。如果他们对某些事物没有反应，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吗？如果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反应，你就会想：“哦！这比我想象得还好。”这就像是一场对话。
你目前正在做什么项目？
我仍在推敲讲故事的方法。可能我的技艺就在于如何打磨出一个动人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从现场表演转到制作DVD。这就像是寻找讲述一段故事的捷径，寻找叙事长河中的垫脚石。讲故事需要足够的信息，但也不能太过冗长繁杂，否则会让人陷入信息的泥潭。如果能留出一些想象的空间会更好，这样你的故事就能自己延伸出去。
除了现场表演和DVD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还制作过一个电视版的《悲伤》，你有参与其中吗？
那是Tony Ayres制作的，我多多少少在他的影片中扮演了角色。Tony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制片人，我认为他把那个故事演绎得非常好，非常具有戏剧感。但作为表演者，我感觉整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好，可能我从拍摄那部片子中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说台词时没有太紧张结巴。（笑）
但我现在开始制作DVD，也因此对这种新的媒介有了更多了解。我花了3年时间制作，外加大量的练习。同时，能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访问学者，对我来说真是奢侈的事。
你目前还在整理新的故事吗？还是着力于把你的全部作品做成一种新式的网络消费品？
其实，你说的这两样我都在做。我本希望能把我所有的表演用DVD记录下来，但这似乎很难实现。最后如果能用DVD收录三场演出，我就很高兴了。大体来说，我正在把我现有的所有作品有序地整理出来，以便传给后代。
我认为编辑是摄影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大部分人并不認真遵循的工作。人们总是倾向于拍越来越多的照片，而你真正需要的却是把它们剪辑得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我还教课，但教授摄影较少，更多地是教授讲故事的方法。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把一些东西传承下去；但这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今天尤其艰难，因为现在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快速”。我的作品演变得相当慢，历经20余年，所幸能看出其间的进展非常鲜明。
在你看来何为成功？
我认为如果你得到了尊重，那就证明了你的价值。人们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有些意外，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杰出的人。当然，每当我觉得作品本应该卖得更好时，也会抱怨。我真的觉得人们已经赋予了我极高的尊重，我觉得我已经获得了认可，对此我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