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与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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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国家层面专门发布设立的一个节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国家、当地政府、坳瑶民众、游客等多元表征主体的共同参与互动下,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农民丰收节音乐活动展现出地方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文化建构的积极行动。在传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综合元素文化互文的当代语境下,这一音乐活动是维系当地瑶族村落与族群和谐稳定内生秩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农民丰收节及其音乐文化实践不只是对传统的“再构”,更是在复兴着悠久厚重的中华农耕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关键词:农民丰收节;音乐文化;金秀坳瑶;意义表征;国家在场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3-0094-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3.012
  从远古先民的击壤而歌,到历久成俗的“籍田礼”,祝愿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传统文化习俗绵延不绝。广袤的田野,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企盼丰收,是农民美好的心愿;礼赞丰收,是农民喜悦心情的表达。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国家层面专门发布设立一个节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必将唤起人们对传统节日蕴含的历史文化的记忆,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同时赋予它新时代的内容,让它发挥记忆历史、娱乐性情、传承文化、培育感情、凝聚人心的作用”[1],将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瓜果飘香、蟹肥菊黄的2018年金秋,首次具有“国家”意义的农民丰收节翩然而至。秋分前后,全国各地各族农民群众举办了农产品展示、民俗表演、农民歌舞、农事与农耕文化体验等一系列异彩纷呈的丰收节庆祝活动。国庆期间,笔者来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与各族兄弟姐妹共同欢度丰收节,共享丰收喜悦。
  一、大美金秀:金秀瑶族与瑶族文化概览
  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主体山脉上,成立于1952年5月,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瑶族自治县,也是中国瑶族主要聚居县之一,有“天下瑶都”的美誉。笔者初入金秀,就被大瑶山的美景所折服:绵亘不绝的朦胧远山,笼罩着轻纱薄雾,影影绰绰。云烟之中,山峰忽远忽近,像是几笔淡墨,抹在蓝色的天边。
  “岭南无山不有瑶”,据史书记载,瑶族自明代以后陆续迁入金秀,并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瑶家人依山而居,大大小小的瑶寨星罗棋布于大瑶山的层峦叠嶂之中,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世代承继,保存较为完整。因源流、语言、民俗、信仰、服饰等各有不同,金秀瑶族又分为坳瑶、盘瑶、茶山瑶、花蓝瑶和山子瑶五个支系。行走瑶乡,宛若漫步于瑶族风情的缤纷画廊。
  金秀瑶族自治县首届农民丰收节的举办地点位于距县城近40公里的罗香乡罗运村委横村瑶寨。寨子座落于国家4A级景区圣堂山脚下,寨前滴水河环绕,寨后倚靠巍峨的圣堂山,村前屋后,古树葱郁,美不胜收。全寨约200余人,以务农的坳瑶百姓居多,主要有苏、盘、李三姓。坳瑶自称“标门”[piau33 men21],通用勉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主要分布在金秀的罗香、六巷、大樟等地。“坳”是瑶语的音译,指头髻耸耸的样子,该支系群众读“瑶”字的发音与汉字的“坳”字相似,即“坳”字为“瑶”字之讹音。虽然坳瑶进入大瑶山的具体时间已无确切资料可考,但从各姓群众能列入大瑶山后十四至十六代祖先的姓名来看,其祖先进入大瑶山距今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
  二、在娱神与娱人之间:农民丰收节中祈宁圣会的音乐表达
  农耕活动在包括坳瑶在内的瑶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不但养育了瑶族民众,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瑶民还形成了一套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农事节庆礼俗,祈宁圣会就是其中的代表。
  祈宁圣会是金秀坳瑶村寨在丰收年集体举办的盛大祈福还愿活动。祈宁圣会历史悠久,源遠流长。相传宋代有位刘大娘,在容山顶上修行得道,后归隐乡间,灭除虫害,保护农田,村寨连年五谷丰登。从此,瑶族百姓修庙将刘大娘供奉为护苗女神。祈宁圣会通常每隔3年,在农历八月农田收割后举行一次。
  (一)仪式场域
  1.广场亭台
  进入横村瑶寨前,要经过一座小桥,过了小桥就是一个宽敞平坦的广场,这里是农民丰收节盛会的主场地。精致的六角亭台位于广场一侧,紧邻舞台,亭台右边有一条供人小憩的风情长廊。亭台里用竹子和茅草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棚子作为祈宁圣会的坛场。上面贴满了各种颜色的符条,坛场中间供奉着三元神,两张木桌拼在一起,桌上整齐地摆放着香火、米、茶、唱本,前为香案,摆设香炉、烛台。木桌周围下方摆放着唢呐、锣、鼓、钹等乐器,师公、乐手们围圈而坐。
  2.圣堂山祖祠
  圣堂山祖祠位于横村后山西北部,是祈宁圣会中祭拜坳瑶先祖的地方。祖祠位于山林深处,车不可往,只能行人通过。
  3.亭台东南方田地
  祈宁圣会涉及的第三个场域,便是基地亭台东南方的一片田地,最后一晚将在此处举行“过火链”仪式,据说这一活动距上次举行已时隔30年。
  (二)执仪人员
  年逾七旬的李日生先生应邀担任本次祈宁圣会的主坛师公。他自幼生长于横村,身体康健,长期从事当地坳瑶传统仪式活动,经验丰富。年近花甲的韦熬山先生担任助坛师公。两位师公身穿黑底并刺绣着龙、虎、魅、魍、魉、神等的长衫,头戴红色八角帽。配合师公行法的乐班则由一些坳瑶民众自行组成,相关情况如表1。
  (三)仪式程序
  整个祈宁圣会活动内容丰富、严谨有序,历时3个昼夜,基本情况如表2。
  12∶00-13∶00送 神主坛师公手持“开山刀”,走于队列前方,念经将各路仙神送回圣堂山祖祠,助坛师公在其后念唱送野鬼经文,乐手和瑶族民众紧随其后,边走边拜,恭送神灵离开,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国泰民安。710月5日19∶00-21∶00过火链两位师公先垒起干木柴,烧成长6米、宽1米的火红炭链。主坛师公唱过火链歌后便脚踏炭火从头至尾一口气走完。助坛师公、乐班成员及一些瑶民也依次从炭火上疾行而过。过火链寓意经过火的洗礼,人的灵魂得以净化,一方百姓也可消灾免难。   (四)仪式中的音乐
  在祈宁圣会仪式过程中,师公总共唱诵了十余首经腔,分别为:《贺喜歌》《酒礼敬亡灵》《大歌》《大路书》等。其中,《酒礼敬亡灵》为师公在看堂等仪程时演唱,仪式进行中使用频率较高,意在使亡魂野鬼领受供品早得超升,勿要妨害节日的欢庆。
  《酒礼敬亡灵》为e羽五声调式,将窄腔音列(高音re、do、la;sol、mi、re)、宽腔音列(la 高音re、mi)、小腔音列(mi、re、do)结合使用,并以高音re、do、la窄腔音列作为骨干音型进行延展,构成重复引申型的三句体乐段结构(4+7.5+5.5)。全曲以級进进行为主,偶见四、五、七度跳进,为旋律增添了生动盎然的因素;从唱词句式看,《酒礼敬亡灵》属于长短句式,共有6句唱词,各句实意唱词字数分别为6、7、7、7、6、9。词曲结合方面,每一个乐句基本容纳了两句唱词,有趣的是,第三乐句前两个字“举杯”运用“过板掏”技法,越过强拍的界线,砍断第二乐句末尾的时值,造成不稳定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音乐的紧张度和动力性。
  师公演仪完一本经书后,坳瑶乐班通常会演奏一段打击乐过场(谱例2),作为转换下册经书前的过渡。
  三、从瑶族礼俗到文化遗产:农民丰收节中的非遗节目展演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各级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陆续重新挖掘、整理了一批金秀坳瑶传统文化事象与音乐艺术活动,并以一种非遗“文化展演”的现代性方式展现于公众的视线。这些大都植根于农业文明的瑶族文化艺术,在此次丰收节庆典中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方表演场域,在原生性的传统礼俗与舞台化的非遗节目的相互转换中,实现着自身的传承与延续。
  10月3、4日丰盛的长桌晚宴后,一场坳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晚会在横村瑶寨旅游基地舞台如约而至,广场上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瑶民与游客。两晚的节目演出完全相同。从演员构成看,大多都是罗香乡当地坳瑶民众,也有少数来自县城的学生、教师及自由职业者等。
  即使不做进一步深描,坳瑶非遗展演与传统礼俗的区别也一目了然:前者发生在舞台之上,审美性、娱乐性功能凸显;后者存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以实用性功能为主。根据展演信息,笔者就部分非遗节目之本源礼俗事象进行了原生场域的参与观察,通过比较,两者间整体文化要素的差异已然清晰呈现(见表4)。不难发现,坳瑶传统礼俗中充满了林林总总的文化符号,对于局内人来说,这些符号是被赋予定向意义的公共知识与族群经验。在进入非遗展演场域后,则被执行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构,他们将那些从既有民俗语境抽离的文化符号进行了整合与重组,并赋予其新的象征意义,即从带有神圣性的地方礼俗艺术转型为媒介化并具有现代时间感与公众展示性的文化遗产展示。
  四、节庆与欢歌:农民丰收节中的公众场域音乐
  公众场域的音乐主要指在丰收节每天的篝火晚会、长桌宴以及祈宁圣会、非遗节目表演间歇在广场实时演唱与使用手机音乐APP或计算机播放软件,借助现场调音台、音箱等设备播放的音乐。这类音乐多作为烘托氛围的环境音乐出现,以歌曲为主,也有少量器乐作品。
  (一)篝火晚会和长桌宴中的瑶歌
  每场非遗展示晚会结束后,广场中央都会点燃篝火,坳瑶阿哥阿妹唱起悠扬动听的当地瑶歌,带领大家手牵着手,围着篝火边唱边舞。热情欢乐的氛围洋溢在广场的每个角落,笔者也加入其中,与其他游客一起细细品味着瑶歌的独特韵味。罗香乡一位李姓文化干部告诉笔者,坳瑶无论男女老少都喜爱唱瑶歌,火塘、山林、田野、乡路都可以是坳瑶人的歌场。无论是坳瑶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还是人生仪礼、节庆民俗甚或春夏秋冬、风霜雨雪等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瑶歌生动地表现出来。
  瑶族儿女向来好客,每当客人来访必定要敬酒歌唱以示欢迎。丰收节每天午、晚的祈宁长桌宴在菜肴齐备、游客落座后,坳瑶村民便端起酒杯,唱起酒歌,用婉转悠扬的歌声向所有来访宾朋传递着诚挚温馨的祝福和问候。
  (二)使用音乐APP播放的音乐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智能手机、计算机、调音台和音箱等设备在瑶寨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在本次丰收节活动期间,这些设备和音乐APP等软件一起,播放出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的南腔北调,穿透力十足的音响划破了山寨往日的宁静。
  从上述曲目可以看出,通过网络传输,坳瑶民众熟悉与喜爱的许多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美好幸福生活的红歌、新民歌及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等汇聚一堂,参与到丰收节活动中,成为丰收节音乐文化的有机组成。笔者注意到,3天节庆期间只播放了1首纯音乐作品,即作曲家刘铁山、茅沅根据粤北瑶族传统歌舞乐为素材创作的管弦乐《瑶族舞曲》。在曲目播放过程中,笔者曾询问在场聆听的许多坳瑶民众,他们均表示对这首旋律优美并充满民族韵味的作品“很喜欢”,很多坳瑶中青年还能准确说出曲名。
  五、多元音乐传播中的“想象共同体”:农民丰收节音乐的意义表征
  英国文化学家斯图尔德·霍尔(Stuart Hall)认为:表征,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3]金秀瑶族自治县首届农民丰收节通过不同场域的音乐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相互映射,在意义层面形成一种“文化的循环”。艺术的表演、文化的表征与族群的表达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丰收节音乐,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今日少数民族节庆的存现状态。
  (一)圣俗间的音声覆盖
  纵观此次农民丰收节音乐,自始至终处于各种流动的音乐声音覆盖之中。祈宁圣会法事音乐、非遗节目展演、公众场域的音乐共同构筑起丰收节音乐文化的多层综合性内涵。如果以“近-远”两级变量思维去理解上述不同时空情境的音乐就会发现,祈宁圣会法事音乐是彰显坳瑶纯正信仰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公共场域的瑶歌与音箱播放的音乐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世俗性与公众性特征;非遗节目展演保留了本源礼俗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基本艺术特色,并使其更有艺术观赏性,是一种继承式的创新再造,在属性上可谓圣、俗兼具。   (二)非遗节目展演与“想象的共同体”
  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观看丰收节坳瑶非遗节目时,笔者一直在品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经典语词耐人回味的深意。非遗展演的执行者大都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坳瑶家族共同体或乡民共同体,此次活动的交流协作,不仅增进了这些共同体之间的感情连接与集体凝聚,也使其族群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得以进一步提升与强化。“想象”则一语道破非遗节目的主观建构性,执行者通过舞台展演彰显坳瑶音乐文化的独特与神秘,这当然不是完全本真的表达,而是在读出官方对于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凝视”和游客对于瑶族文化艺术的“想象”之双重诉求后做出的回应性表述。于是,所有的展演节目都加上了喧闹的电子伴奏音乐,钓鱼舞变得像情景剧,观众也可以上台互动,敲击平日绝不能随意触碰的黄泥鼓……
  前文已述,坳瑶传统礼俗中的文化符号被非遗节目的执行者进行了整合与重构,以此抽象出新的象征涵义。重温霍尔“表征还意味着象征”之论断,对非遗展演新型象征意义的追寻,其实也可以作为理解官方与民间共谋的重要切入点:一方面,官方征用传统礼俗符号的直接意义在于服务丰收节庆典与地方文化旅游,使之成为与旅游消费有关的艺术商品;另一方面,坳瑶民众在展演中收获着节日带给自己的节庆享受与经济利益,也通过文化展演的方式,为自己的传统礼俗行为寻找正式或非正式认可的传承展示平台,由此展示出瑶族文化的另一种生存之道。
  (三)多元音乐传播活动的有机构筑
  “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4]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离不开复杂而多样的传播活动。根据传播的方式和内容,人类的传播活动可划分为五种类型: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以及网絡传播。[5]通过观察,这些传播活动对于节庆音乐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它们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为营造喜庆浓郁的节日氛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农民丰收节中,师公和乐班成员、非遗节目表演者、瑶歌演唱者都有着“主我”(I)与“客我”(Me)之间的音乐信息自我交流活动。人际口头音乐传播是丰收节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此次节庆活动中,它主要体现在师公的法事唱诵以及非遗展演与公共场域的瑶歌演唱中。虽然受语言所限,只有听得懂方言的当地人才能对其中的音乐信息进行有效解码,但这类音乐带给聆听者的却不仅仅是声音本身的感官参与度,而是演唱与身体实践表达的坳瑶族群深沉的历史记忆与族性坚守。由上到下、由官方到民间的层层组织动员及祈宁圣会、非遗节目、瑶歌演唱等不同表演群体/社团间的音乐信息交流所构成的音乐组织传播,使整场丰收节音乐活动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等传媒的出现为音乐的大众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丰收节活动现场,金秀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多家媒体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让更多的人足不出户就能在不同时空中欣赏到节庆盛况,传播受众的覆盖面不断扩展。
  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现代传播方式,已然成为今日人类文化的崭新景观,并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作为网络媒体的延伸,智能手机具有高度的便携性与移动性、信息传播的互动性与及时性、多媒体传输、私密性与整合性、受众资源极其丰富、同步和异步传播的有机统一等独特优势,是以往的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丰收节现场,无论是坳瑶民众还是外来游客,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记录音乐活动,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和各种直播、短视频自媒体平台予以分享,已成为普遍现象。一言以蔽之,网络传播使丰收节音乐文化通过立体、丰富、形象且极具个人化、个性化的媒介信息向各种虚拟空间中的受众群体进行传送,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节庆音乐的整体传播效应与社会影响力,并赋予丰收节新的生命活力。
  六、“国家”话语下农民丰收节音乐文化再思
  金秀瑶族自治县农民丰收节是国家、当地政府、坳瑶民众、游客等多元表征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所构建的一场集传统祭仪、非遗舞台展演、流行文化、地方旅游经济推广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对于表征问题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表征的社会文化建构意义,积极反思表征文化符码的社会语境及深层权力话语。[6]瑶族与藏族、畲族、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秋季庆丰的节日习俗,国家专门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后,这些民族的节日习俗在国家话语背景的外力推动下,完成了从地方性、民族性节俗到国家节日的文化嬗变,并由此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成为多民族互融、互惠、共享的文化空间及国家与社会的“主旋律”,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再生产。
  (一)农民丰收节及其音乐显现的“国家在场”
  “国家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社会意识共同体,国家同时是知识、规范的生产者和维护者,同时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7]近年,“国家在场”作为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兴范式被广泛运用于国家与节日、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口头传统、国家与乡村社会等研究课题。在国家在场的语境下,透过农民丰收节这一文化场域连接当下的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与梳理该节庆及其音乐在彰显、延续和强化坳瑶的族群特性与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是通过何种方式表述着国家符号与国家意志的话语。
  丰收节主场地显目位置悬挂的宣传横幅如“办好农民丰收节,促进民族团结”“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打造最美瑶寨”等是节庆里最为明显的国家在场图景。坳瑶民间文艺力量也在丰收节音乐活动中注入国家符号,展现当地瑶民心中的国家观念。如在祈宁圣会中,主坛师公在《贺喜歌》中祈愿中华大地国泰民安、横村物阜粮丰的经腔唱诵,将家园的祥和安宁与国家命运荣辱与共。作为非遗节目的坳瑶大声歌将党和国家的英明领导与各种惠民政策导向下的瑶寨欢乐幸福生活等内容融入歌曲编唱,不仅体现出瑶族族群成员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自然而然地唤起并强化了现场听众的国家认同意识。随着考察的进一步深入,笔者还注意到,“国家在场”也对丰收节中不少音乐表演者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产生影响,使其从普通的坳瑶民间艺术拥有者,转化为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传承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纳入国家治理范畴的农民丰收节音乐文化
  国家权力话语的介入和实践是当代节日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不同民族优秀文化展演的盛大舞台,也是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与政府部门同心同德、同喜同贺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助推着“国家治理”在当今丰收节音乐文化空间架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纳入国家治理范畴的农民丰收节是蕴含着多元开放内涵的文化综合体:凝心聚气是节日存续发展的重要宗旨;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是节日的主要内容;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是节日的实际效果;化育民众是节日的核心功能。那么,农民丰收节及其音乐如何在国家治理与节庆文化发展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共生互动关系以凸显饱满的公民价值与公共意义,值得我们深思。笔者建议,作为推动农民丰收节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国家和政府应切实发挥主导性作用,在今后应动态调整观念思路,将政府操办转变为政府统筹与引导,将节日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实现社会整合、加强区域交流、促进民族和睦的重要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重视节庆内涵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把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时代气息融入节日音乐文化之中,使农民丰收节升华为具有仪式感的国家符号;其次,不能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机械推动,要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团结,让各民族广大农民群众成为节日真正的主角,扶持地方、民族基层社群组织自发组织策划百姓喜闻乐见的节日文娱活动,聚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协同办节、特色办节的强大精神智慧与社会合力;再者,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如“中国农民丰收节”官方网站、“中国农民丰收节”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推介的平台优势,不断拓展农民丰收节的社会影响力,并进一步深入挖掘节日音乐的综合带动效应,构建“节日+农业”“节日+观光”“节日+康养”“节日+生态”的全产业链,实现节日文化发展的社会动能转换。
  结 语
  “节日作为文化生存的节点,是民众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时机,是民众精神的重要寄托方式,在文化多样性地区,节日为人们提供了多一個互相沟通和理解的公共世界,提供了多一份供人们分享的知识成果,提供了多一个供人们交流和实践传统知识的平台。”[8]设立与生活时序结合的农民丰收节,是国家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一件蕴涵人民情怀的好事。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农民丰收节及其音乐实践,展现出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地方遗产保护和国家文化建构的积极行动,也成为传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综合元素文化互文的当代语境下,维系当地瑶族村落与族群和谐稳定内生秩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农民丰收节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日。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农耕为本、以乡土为重,其中蕴含着以农为基、崇农重农的深刻思想。“运锄耕劚侵星起,陇亩丰盈满家喜。”将农民丰收节设置为公共时间资源,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群体的关爱与尊重以及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没有不变的传统,传统须与不同时代、不同时空‘交往’并不断发展、选择和建构。”[9]农民丰收节及其音乐文化实践不只是对传统的“再构”,更是在复兴着悠久厚重的中华农耕文化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是保持在历史的连续性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新传统”[10]。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挚爱。每一位农民,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期待农民丰收节在新的时代演绎出新的篇章,真正成为农业的嘉年华、农民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展与文化的大舞台,成为全体国民赖以依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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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Festival and Mirth: on Music ethnography of “Chinese Farmers’ Harvest Festival”
  in Jinxiu Yao Autonomous County of Guangxi Province
  JIANG Xie, XIANG Jingjing
  (Music College,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China)
  Abstract:As a festival specially set up by the State, “Chinese Farmers’ Harvest Festival”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s. The music activity of Farmers’ Harvest Festival in Jinxiu Yao Autonomous County demonstrates local minorities’ positive ac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nvolves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State, local government, Aoyao people and tourists. The ev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maintain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endogenous orders of local Yao villages 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armers’ Harvest Festival and its practice of music culture are not merel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 rather, it is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cepts and humanistic spirits of Chinese agrarian culture that constantly endows it with new connotations.
  Key words:Chinese Farmers' Harvest Festival; music culture; Aoyao group in Jinxiu County;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presence of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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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遗”的传承是“文化持有者”内部的一种基于原生语境的纵向文化接续,“非遗”的传播更多是跨文化、跨族群间文化的横向传播与流动,强调剥离原生语境的一种“原形态”的习得行为;由专家学者与文化部门联合制定的“非遗”传承人的遴选标准,以及“传承人”身份的建构,彰显其“专家系统”“国家在场”话语的互文建构;地方传统乐舞文化在经历“非遗”语境的重建之后,从表演者、参与者到文化的享用者的主体正在发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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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达20年的创作之中,倪瓒不断重复“一河两岸”的构图程式,作为倪瓒绘画创作生命中的“谜”之图式,“一河两岸”在经典化的衍变历程背后,所承载的是他的身份焦虑与遗民自我形塑及元代文人隐逸之风的悖论。从《秋林野兴图》到《江岸望山图》再到《渔庄秋霁图》,在元代易代危机之下,倪瓒的遗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隐逸形象的自我形塑通过“一河两岸”的经典化将这一复杂的心理转变暗示出来。倪瓒将自身与故国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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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人李调元所撰《剧话》,其中大部分条目实系剿自翟灏的《通俗编》,其剿录方式主要表现为照录原文、精简赅括、增补修订以及整合多则为一则等四种。在版本流传上,《剧话》《通俗编》及收录它们的《函海》也表现出了彼此牵缠、棼丝难解的面貌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函海》的不同编者在不同时段的编订意图不同而造成的。此外,《剧话》尽管主要系剿录而成,但也具有它自身独特的历史贡献与文献价值。  关键词:《通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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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暑期,仙侠玄幻剧《琉璃》在网络平台播出,引发了一段时间内的追剧热潮。与《花千骨》《香蜜沉沉烬如霜》《三生三世枕上书》等“女性向”仙幻作品一样,该剧仍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爱情故事。剧中,略显公式化的情节不仅勾勒着主人公的爱情缘与事业线,使观众在愉悦与悲苦的两极情感中来回体验,亦显现出仙幻IP从文字到影像的一般改编策略和惯用转换技巧。事实上,《琉璃》的热播并非偶然,而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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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梅山文化师公教“抛牌”与道教“奏职”仪式场域中,音声的共享是其鲜明的区域文化属性的独特表达,在人神之间、众神之间以及西乐的穿插中仪式的神圣性与世俗性是梅山民间信仰文化音声观念的表征,包涵丰富的所指和意指意义。互文性主要表现在原始巫傩文化的遗存、民间山歌的运用、师公教与道教仪式文本之间的借用与交织上。  关键词:梅山;仪式;音声;抛牌;奏职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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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电影着力于现实中男性工人形象的塑造,男性工人气质有了契合时代脉搏的呈现。成为过往时代精神代言人的老一代力量型工人淡出;知识型青年工人形象成为主流,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气质;改革“铁腕男子汉”被打造成阳刚硬汉,他们的男子气概所表征的是新时期改革语境下对于理想男性气质的想象。  关键词:工人;男性气质;改革  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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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4-0001-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4.001  陈雄(以下简称陈):王老师您好,能否简单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王启发(以下简称王):我1979年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到毕业前,学校成立了独立的考古学系。我们的前期课程与中国史专业差不多,也有专门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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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旨在构建起一套独属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电影新模式,在这一新模式的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方式成为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性的重要能指,承担着先验的崇高主体性身份的功能。这一时期的影片依照马克思主义崇高美学观念体现了“革命悲剧”特点,银幕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因此扮演着召唤历史个体成为历史主体的启蒙者角色,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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