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者袁褧（jiǒng）曾在北宋灭亡时四处逃难。可无论他到哪个地方，都会遭遇火灾。
　　1130年，袁褧在南京，南京“火药局”不慎爆炸，火药局里的工人全部被炸死，方圆三里以内的民宅不是被震塌，就是被烧毁。当时袁褧正在火药局西侧不远处的一个小杂院里租房，因为出门走亲戚，侥幸躲过一劫。
　　1132年，袁褧到杭州定居。这年农历五月，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烧毁了杭州城内一万三千多家民宅。袁褧大难不死，带着母亲和老婆逃到了西湖岸边的渔船上，但是他刚刚购买的房子却烧成了白地。这场火灾之后，袁褧心有余悸，不敢再定居城中，携家带口去杭州远郊开荒种地，当起了农民。
　　1208年，经历多次火灾而大难不死的袁褧突然病死于家中，其儿子记录了那年农历三月杭州城发生的又一场特大火灾：大火延烧四天四夜，皇宫以北的街区全被烧毁，大半个杭州被夷为平地，至少六万所房屋变成灰土，连知府都找不到办公的地方，只好去西湖里的民船上指挥救灾。
　　以上火灾都出自袁褧父子的私人记录，虽然切实可靠，但还不足以刻画宋朝火灾的全貌。在宋朝的官方档案中，大型火灾俯拾皆是，比袁褧父子所记事件要多出几十倍。那宋朝为什么会频发火灾呢？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一是住宅的密集度过高，二是建材的易燃程度过强。
　　1133年农历十一月，在一场小型火灾发生过后，宋高宗痛定思痛，强行规定每个社区周边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火巷”，如果一个社区发生火灾，至少可以通过宽旷的火巷来隔阻火苗。但杭州知府拒不执行，因为城区里的人口太多，居住需求十分旺盛，即使朝廷强行拆除民宅、开辟火巷，隔不了仨月，火巷当中又会冒出不计其数的新房子，政府拆不胜拆，防不胜防，与其阻拦，不如顺其自然。
　　与此同时，火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老百姓重建家园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减少成本，杭州民宅从瓦顶变成席顶，从席顶变成草顶，易燃性越来越强，引发火灾也就越来越容易。
　　易发生火灾，就一定要有消防队。在北宋开封，每隔四五百米就有一个“军巡铺”，兼管治安及消防。每个军巡铺发放水桶、火叉、铁锚、斧锯、消防梯等消防器具。水桶可以灭火，火叉、铁锚、斧锯是干什么的呢？答案是拆房。宋朝没有消防车、高压水枪，大火一起，仅用水桶泼水无法扑灭，只能将燃烧范围控制住，使已燃烧的地带尽快烧完，尽可能不引燃相邻房屋。怎样控制燃烧范围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斧锯、火叉、铁锚拆房，使墙体倒塌，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二是能让倒塌的墙体压灭一部分火苗。
　　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宋朝政府试图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火灾发生的频率。在北宋与南宋法典中，“放火”均被列入“十恶”（最高级别的刑事犯罪）。1131年，绍兴大火，延烧民房近千间，死者约七百人，事后朝廷调查罪魁祸首，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宋高宗大怒，命令从绍兴试行防火保甲法：每相邻十家为一保，每相邻十保为一团，以后无论哪一保、哪一团发生火灾，都要交出引火之人，如果交不出，同保、同团之人一起承担责任。
　　此法无论在法理还是在情理上都说不通，野蛮之极，可是也确实能收到一定成效：百姓之间互相监督、风险共担，朝廷监管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不能杜绝火灾，至少能降低火灾發生的频率。
　　编 辑 / 夕 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