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商人的合伙之道
随着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热映，经典的台词逐渐被人所知。不管是王阳那句忠言逆耳的“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别跟比你想法多的女人上床，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还是那些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企业家们感同身受以致于落泪的“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严。”“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可电影终究是电影。电影中的三位合伙人最终为了公司“新梦想”继续拼搏；现实中，“新梦想”的原型“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如今只剩俞敏洪一人独挑大梁，徐小平和王强的身份已与新东方形同陌路。
而更多的现实是，三十年间成长起来的中国商人们，每天都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演着合伙人之间的悲欢离合。他们中，有的人携手走进富豪榜；也有人，在同甘苦将企业做大之后争锋相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更多更多的合伙人选择了一条平淡无奇的路：痛并快乐着。
企业的经营之道是什么？这是中国商人们一直探求的问题，在这个做企业找合伙人比找老婆更难的时代，也许摸清了合伙之道，便能琢磨出企业的经营之道。
2011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长沙三一重工总部的食堂里，时年55岁的梁稳根和几十人并排坐在一张近30米长的餐桌旁。这只是普通的一日三餐中的一餐，总裁助理以上级别的人必须参加，迟到的还会被罚款100元。
那天，恰好是福布斯富豪榜发榜的日子，而在此之前，胡润富豪榜已经发布。榜单显示，梁稳根在2011年成为福布斯、胡润富豪榜的双料首富。为此，在当天的饭桌上，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开玩笑说：“你们不知道梁总是首富了吗？怎么还是这几个菜？”唐修国的一番话引来一桌人的哄堂大笑。
入围2011胡润、福布斯富豪榜的何止梁稳根？在两大富豪榜上，三一集团成为造富人数最多的公司，共有7人上榜：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三一重装董事长毛中吾、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三一重工执行总裁易小刚、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周福贵。梁稳根和他的合伙人们携手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那群人。
贩羊买卖首战失利
说起梁稳根与他合伙人的故事，不得不从1984年，中国范围内大规模出现现代民营公司雏形的那一年说起。
那年，28岁的梁稳根带着他的三位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在湖南涟源卖羊。策划和指挥的是梁稳根，袁金华负责羊源，唐修国负责交货。当时，他们的身份都只是涟源洪源机械厂的普通职工。唐修国是在一次晨跑时遇到了梁稳根，梁稳根对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三年跑到华盛顿。”梁稳根说这话，是想激励唐修国去考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只是，当时的梁稳根并不知道，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而不是华盛顿。读哈佛是梁稳根的一个梦想，但当时他已经28岁并已经成家，而唐修国只有21岁。
在卖羊路上，迈出第一步的是袁金华。他揣着宰羊刀、麻布袋和几件破衣服出了家门。湘西、常德、甚至贵州的铜仁，这些盛产羊群的地方都留下了袁金华的足迹。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对信息进行分析，等买回了一大批羊才知道，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跟日本签订了一个合同，过了元旦就会取消，价格就会下跌。
1986年元旦，贩羊失败的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待在新晃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三人顿时没了主意。而在那个电话稀缺的年代，又无法和梁稳根及时取得联系，三人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等到梁稳根发来电报，看到电报内容，三人立刻傻了眼：“羊不要，毛留”。三人捧着电报，百思不得其解，而这五个莫名其妙的字还被电报局的人当成特务暗号，报告到当地派出所。好在派出所对三人进行了准确调查才没有闹出更大的误会。
唐修国他们对“羊低卖”的理解是，把所有买回来的羊全部以低价卖给羊肉贩子，但左思右想就是不明白“毛留”作何解释。最后，毛中吾理解为：梁稳根是想将羊毛留下。虽然不明白梁稳根的意图，但他们还是照做了。
然而，当三人辛辛苦苦把羊毛带回去后，毛中吾才知道，自己的理解错大发了。原来，梁稳根当时为了节省电报费，将“羊低价卖给羊贩子，毛中吾暂时留下”一句话省略成五个字。
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哭笑不得。考虑到往返的辛劳和费用，以及有误信息所导致的失败，梁稳根决定放弃羊贩子买卖，重新琢磨别的机会。
从“四大金刚”
到“九人董事会”
那年是1986年，一种叫105铜基焊料的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对外行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产品，但真正解释起来却简单极了，就是把铜和锌两种金属按比例熔在一起，因为这种合金的熔点比单元素的金属要低，所以可以用于焊接。当时，国内原有的四家生产厂家当中有三家已经停产，剩下的一家因为接到了外贸订单，优先供应外贸产品，导致国内该产品供不应求，价格成倍上涨。
梁稳根他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兴奋不已。在那个时代，不仅没有人来弥补这个市场的空白，而且对于梁稳根他们来说，选择特种焊接材料作为创业突破口，正是他们的特长所在。四人中有三人是材料专业，再加上中南大学材料专业方面颇有建树的梁稳根的恩师翟登科教授，他们的底气从来没有这么足过。
正是这个机会，造就了后来的三一集团，也成就了后来的“九人董事会”。1985年，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四个年轻人向厂里递交辞职报告，这是最原始的团队。
1986年，四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6万元钱，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他们的第一个产品——105铜基焊料问世；9月，他们收到了第一笔货款——8000元。四人欣喜若狂，紧紧地抱成一团，热泪盈眶。
上世纪90年代初，四个年轻人在一个山头焚香、磕头、刺破中指以血盟誓：“以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为己任，自愿结为兄弟。如有违誓言，愿遭五雷轰顶……”而后，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从茅塘乡搬进了湖南涟源县，更名三一新型材料厂，每年的利润也达到上千万。1991年，向文波加入三一，而后，周福贵、王佐春也先后进入三一。这时，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工厂在当地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企业。也是在这一年，梁稳根和唐修国等三人商议后，决定将企业的名称改为“三一”，并将涟源的材料基地改造为“三一材料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在向文波的建议下，三一将总部搬到长沙，并且将目标瞄准了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一集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室小作坊逐渐被世人所熟知。 1994年，梁稳根召集驻守在涟源和长沙两处的兄弟在长沙的潇湘城宾馆开会，明晰两个公司的产权，这也是公司近十年来第一次讨论“分家产”的问题。从梁稳根宣布方案到通过，10分钟都没有。梁稳根的方案是：涟源材料厂的股权，梁、唐各21%，毛、袁各20%，翟登科11%，王佐春5%，向文波、周福贵各1%；长沙三一当时还是负资产，梁稳根占56%，唐、袁、毛分别占8%，向文波7%，周福贵12%，王佐春1%，另外预留5%的机动，暂时划在梁稳根名下，并由梁稳根暂代行使这5%所代表的权力与义务。
后来，易小刚加盟，梁稳根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了2%给易。2007年，负责财务与投资的三一集团副总裁赵想章，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为三一集团贡献了近20个亿的利润，被提拔为董事，也握有集团的部分股权。
说到如今已是三一重工执行总裁易小刚的加入，颇有些江湖气息。
1995年，三一重工陷入困境。由于三一重工基本采用焊接技术，而当时紧缺的却是液压技术，因为拖泵的核心产品是液压控制系统。对于这一技术，不管是三一重工的头号人物梁稳根、管理大将唐修国，还是战略能人向文波都还没有掌握。此时，沈阳盛港通过与日本石川岛合作，获得了这一关键系统，而拖泵产品当时的两大竞争对手之一的湖北建设机械则从贵阳183厂购买到了日本技术的国产化产品。
对于三一重工而言，买日本人的设备资金不够，而且不一定买得到；向贵阳183厂进货，不仅质量难以保证，对方也不一定愿意供货给他们。产品积压、大量欠款、银根紧缩贷不到款……那段时间，三一所有在公司的领导，每个人都要出去跑销售，拿到订单才能回来。现金不够，梁稳根就卖国库券换差旅费。岌岌可危的局面，直到易小刚的出现情况才得到缓解。
1995年6月的一天，梁稳根从湖南赶到北京，他这次北上是为了向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的专家求救，而这位专家正是易小刚。彼时，易小刚已是所里的主任，主持着几百万的项目，娶了美丽的妻子，还与朋友合开了公司。
时年九月，易小刚以技术合作者的身份来到三一。也许易小刚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人生将与三一的事业与未来紧紧捆绑在一起。
半年后，易小刚与北京的一切决裂：和妻子离婚，与所长从朋友变为陌路，同时也退出了与人合伙开的公司，住进了三一在长沙的工棚。在易小刚父母兄弟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疯子，只是，这位他人眼中的疯子和曾经的妻子至今都没有再婚，两人感情依然很好。
从一起开创事业的四兄弟，到后来加入核心团队的向文波、周福贵、王佐春，再到合伙人易小刚、赵想章，多年来，这个合伙人团队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动。
独特的合伙人文化
在如今的三一集团，梁稳根担任董事长，唐修国任三一集团总裁，负责集团管理事务；向文波是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总裁，也是集团里与梁稳根一样露脸最多的人；毛中吾坐镇北京，主管三一电气，同时任H股上市公司三一国际董事局主席；袁金华主管三一巴西公司。
在三一，对于合伙做生意，几个人有着近乎一致的看法：“长久合作是好，但万一合作不好呢？还不如一人做一摊。以后大家互相持股，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于是几个人商量好，企业由谁做，就由谁控股，每个人之间是独立、平等的，相互之间是共事关系。
事实上，在创业初期几个人共患难将企业做大的例子不少见，但成功后分道扬镳的事例也数不胜数。随着三一集团规模的扩大，不断有新的高管加入团队，但核心团队却从未动摇。
“九人董事会”是现在三一集团的最高决策层。除了早年的“梁袁毛唐”，在三一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陆续加入了王佐春、向文波、周福贵、易小刚、赵想章五人。其中，唐修国因为注重细节，在集团内以“大管家”的角色出现，而与唐修国年纪相仿性格却恰恰相反的向文波也成为了集团的灵魂人物；王佐春、毛中吾、袁金华三人则分别在外地开辟了新的战场。
“九人董事会”成员都生长在农村，从小经历了贫苦的洗礼。袁金华虽不是湖南人，却有着和湖南人一样火辣的性格，说话带劲，做事耿直；而向文波因为善言、敢言，几乎成为了三一集团的“名片”，他的新浪微博已有二十多万粉丝。“如果不说，我会憋死”是向文波常挂在嘴上的的口头禅。
梁稳根在岳麓山下的爱晚亭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三一集团很多重要的决定都诞生于此。有幸目睹过梁稳根他们开会的某投行人士在看完三一集团的会议后很是吃惊，“从来没有见过哪家企业这么开会，董事们以各种方式争吵、质疑，每个人都冒汗。”
27年前的“四大天王”如今已经扩大为“九人董事会”，三一集团的成功离不开九位合伙人的共同打拼。作为集团的最高决策层，三一团队独有的合伙人文化恐怕也是三一得以壮大的原因。
随着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热映，经典的台词逐渐被人所知。不管是王阳那句忠言逆耳的“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别跟比你想法多的女人上床，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还是那些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企业家们感同身受以致于落泪的“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严。”“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可电影终究是电影。电影中的三位合伙人最终为了公司“新梦想”继续拼搏；现实中，“新梦想”的原型“新东方”的“三驾马车”如今只剩俞敏洪一人独挑大梁，徐小平和王强的身份已与新东方形同陌路。
而更多的现实是，三十年间成长起来的中国商人们，每天都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演着合伙人之间的悲欢离合。他们中，有的人携手走进富豪榜；也有人，在同甘苦将企业做大之后争锋相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更多更多的合伙人选择了一条平淡无奇的路：痛并快乐着。
企业的经营之道是什么？这是中国商人们一直探求的问题，在这个做企业找合伙人比找老婆更难的时代，也许摸清了合伙之道，便能琢磨出企业的经营之道。
2011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长沙三一重工总部的食堂里，时年55岁的梁稳根和几十人并排坐在一张近30米长的餐桌旁。这只是普通的一日三餐中的一餐，总裁助理以上级别的人必须参加，迟到的还会被罚款100元。
那天，恰好是福布斯富豪榜发榜的日子，而在此之前，胡润富豪榜已经发布。榜单显示，梁稳根在2011年成为福布斯、胡润富豪榜的双料首富。为此，在当天的饭桌上，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开玩笑说：“你们不知道梁总是首富了吗？怎么还是这几个菜？”唐修国的一番话引来一桌人的哄堂大笑。
入围2011胡润、福布斯富豪榜的何止梁稳根？在两大富豪榜上，三一集团成为造富人数最多的公司，共有7人上榜：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三一重装董事长毛中吾、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三一重工执行总裁易小刚、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周福贵。梁稳根和他的合伙人们携手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那群人。
贩羊买卖首战失利
说起梁稳根与他合伙人的故事，不得不从1984年，中国范围内大规模出现现代民营公司雏形的那一年说起。
那年，28岁的梁稳根带着他的三位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在湖南涟源卖羊。策划和指挥的是梁稳根，袁金华负责羊源，唐修国负责交货。当时，他们的身份都只是涟源洪源机械厂的普通职工。唐修国是在一次晨跑时遇到了梁稳根，梁稳根对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三年跑到华盛顿。”梁稳根说这话，是想激励唐修国去考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只是，当时的梁稳根并不知道，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而不是华盛顿。读哈佛是梁稳根的一个梦想，但当时他已经28岁并已经成家，而唐修国只有21岁。
在卖羊路上，迈出第一步的是袁金华。他揣着宰羊刀、麻布袋和几件破衣服出了家门。湘西、常德、甚至贵州的铜仁，这些盛产羊群的地方都留下了袁金华的足迹。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对信息进行分析，等买回了一大批羊才知道，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跟日本签订了一个合同，过了元旦就会取消，价格就会下跌。
1986年元旦，贩羊失败的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待在新晃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三人顿时没了主意。而在那个电话稀缺的年代，又无法和梁稳根及时取得联系，三人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等到梁稳根发来电报，看到电报内容，三人立刻傻了眼：“羊不要，毛留”。三人捧着电报，百思不得其解，而这五个莫名其妙的字还被电报局的人当成特务暗号，报告到当地派出所。好在派出所对三人进行了准确调查才没有闹出更大的误会。
唐修国他们对“羊低卖”的理解是，把所有买回来的羊全部以低价卖给羊肉贩子，但左思右想就是不明白“毛留”作何解释。最后，毛中吾理解为：梁稳根是想将羊毛留下。虽然不明白梁稳根的意图，但他们还是照做了。
然而，当三人辛辛苦苦把羊毛带回去后，毛中吾才知道，自己的理解错大发了。原来，梁稳根当时为了节省电报费，将“羊低价卖给羊贩子，毛中吾暂时留下”一句话省略成五个字。
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哭笑不得。考虑到往返的辛劳和费用，以及有误信息所导致的失败，梁稳根决定放弃羊贩子买卖，重新琢磨别的机会。
从“四大金刚”
到“九人董事会”
那年是1986年，一种叫105铜基焊料的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对外行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产品，但真正解释起来却简单极了，就是把铜和锌两种金属按比例熔在一起，因为这种合金的熔点比单元素的金属要低，所以可以用于焊接。当时，国内原有的四家生产厂家当中有三家已经停产，剩下的一家因为接到了外贸订单，优先供应外贸产品，导致国内该产品供不应求，价格成倍上涨。
梁稳根他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兴奋不已。在那个时代，不仅没有人来弥补这个市场的空白，而且对于梁稳根他们来说，选择特种焊接材料作为创业突破口，正是他们的特长所在。四人中有三人是材料专业，再加上中南大学材料专业方面颇有建树的梁稳根的恩师翟登科教授，他们的底气从来没有这么足过。
正是这个机会，造就了后来的三一集团，也成就了后来的“九人董事会”。1985年，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四个年轻人向厂里递交辞职报告，这是最原始的团队。
1986年，四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6万元钱，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他们的第一个产品——105铜基焊料问世；9月，他们收到了第一笔货款——8000元。四人欣喜若狂，紧紧地抱成一团，热泪盈眶。
上世纪90年代初，四个年轻人在一个山头焚香、磕头、刺破中指以血盟誓：“以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为己任，自愿结为兄弟。如有违誓言，愿遭五雷轰顶……”而后，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从茅塘乡搬进了湖南涟源县，更名三一新型材料厂，每年的利润也达到上千万。1991年，向文波加入三一，而后，周福贵、王佐春也先后进入三一。这时，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工厂在当地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企业。也是在这一年，梁稳根和唐修国等三人商议后，决定将企业的名称改为“三一”，并将涟源的材料基地改造为“三一材料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在向文波的建议下，三一将总部搬到长沙，并且将目标瞄准了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一集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室小作坊逐渐被世人所熟知。 1994年，梁稳根召集驻守在涟源和长沙两处的兄弟在长沙的潇湘城宾馆开会，明晰两个公司的产权，这也是公司近十年来第一次讨论“分家产”的问题。从梁稳根宣布方案到通过，10分钟都没有。梁稳根的方案是：涟源材料厂的股权，梁、唐各21%，毛、袁各20%，翟登科11%，王佐春5%，向文波、周福贵各1%；长沙三一当时还是负资产，梁稳根占56%，唐、袁、毛分别占8%，向文波7%，周福贵12%，王佐春1%，另外预留5%的机动，暂时划在梁稳根名下，并由梁稳根暂代行使这5%所代表的权力与义务。
后来，易小刚加盟，梁稳根从自己的股份中拿出了2%给易。2007年，负责财务与投资的三一集团副总裁赵想章，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为三一集团贡献了近20个亿的利润，被提拔为董事，也握有集团的部分股权。
说到如今已是三一重工执行总裁易小刚的加入，颇有些江湖气息。
1995年，三一重工陷入困境。由于三一重工基本采用焊接技术，而当时紧缺的却是液压技术，因为拖泵的核心产品是液压控制系统。对于这一技术，不管是三一重工的头号人物梁稳根、管理大将唐修国，还是战略能人向文波都还没有掌握。此时，沈阳盛港通过与日本石川岛合作，获得了这一关键系统，而拖泵产品当时的两大竞争对手之一的湖北建设机械则从贵阳183厂购买到了日本技术的国产化产品。
对于三一重工而言，买日本人的设备资金不够，而且不一定买得到；向贵阳183厂进货，不仅质量难以保证，对方也不一定愿意供货给他们。产品积压、大量欠款、银根紧缩贷不到款……那段时间，三一所有在公司的领导，每个人都要出去跑销售，拿到订单才能回来。现金不够，梁稳根就卖国库券换差旅费。岌岌可危的局面，直到易小刚的出现情况才得到缓解。
1995年6月的一天，梁稳根从湖南赶到北京，他这次北上是为了向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的专家求救，而这位专家正是易小刚。彼时，易小刚已是所里的主任，主持着几百万的项目，娶了美丽的妻子，还与朋友合开了公司。
时年九月，易小刚以技术合作者的身份来到三一。也许易小刚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人生将与三一的事业与未来紧紧捆绑在一起。
半年后，易小刚与北京的一切决裂：和妻子离婚，与所长从朋友变为陌路，同时也退出了与人合伙开的公司，住进了三一在长沙的工棚。在易小刚父母兄弟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疯子，只是，这位他人眼中的疯子和曾经的妻子至今都没有再婚，两人感情依然很好。
从一起开创事业的四兄弟，到后来加入核心团队的向文波、周福贵、王佐春，再到合伙人易小刚、赵想章，多年来，这个合伙人团队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动。
独特的合伙人文化
在如今的三一集团，梁稳根担任董事长，唐修国任三一集团总裁，负责集团管理事务；向文波是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总裁，也是集团里与梁稳根一样露脸最多的人；毛中吾坐镇北京，主管三一电气，同时任H股上市公司三一国际董事局主席；袁金华主管三一巴西公司。
在三一，对于合伙做生意，几个人有着近乎一致的看法：“长久合作是好，但万一合作不好呢？还不如一人做一摊。以后大家互相持股，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于是几个人商量好，企业由谁做，就由谁控股，每个人之间是独立、平等的，相互之间是共事关系。
事实上，在创业初期几个人共患难将企业做大的例子不少见，但成功后分道扬镳的事例也数不胜数。随着三一集团规模的扩大，不断有新的高管加入团队，但核心团队却从未动摇。
“九人董事会”是现在三一集团的最高决策层。除了早年的“梁袁毛唐”，在三一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陆续加入了王佐春、向文波、周福贵、易小刚、赵想章五人。其中，唐修国因为注重细节，在集团内以“大管家”的角色出现，而与唐修国年纪相仿性格却恰恰相反的向文波也成为了集团的灵魂人物；王佐春、毛中吾、袁金华三人则分别在外地开辟了新的战场。
“九人董事会”成员都生长在农村，从小经历了贫苦的洗礼。袁金华虽不是湖南人，却有着和湖南人一样火辣的性格，说话带劲，做事耿直；而向文波因为善言、敢言，几乎成为了三一集团的“名片”，他的新浪微博已有二十多万粉丝。“如果不说，我会憋死”是向文波常挂在嘴上的的口头禅。
梁稳根在岳麓山下的爱晚亭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三一集团很多重要的决定都诞生于此。有幸目睹过梁稳根他们开会的某投行人士在看完三一集团的会议后很是吃惊，“从来没有见过哪家企业这么开会，董事们以各种方式争吵、质疑，每个人都冒汗。”
27年前的“四大天王”如今已经扩大为“九人董事会”，三一集团的成功离不开九位合伙人的共同打拼。作为集团的最高决策层，三一团队独有的合伙人文化恐怕也是三一得以壮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