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央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口，这具有重要的信号价值。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意义，本刊在926期封面故事《企业家新时代》中已做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做详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意见》不但包含了对企业家的激励内容，也包含了约束的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信号。
　　首先，《意见》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红顶商人”一直是困扰部分中国企业家的阴影。过去几十年或近几年，一些现代“红顶商人”曾被国法惩处。显然，他们所取得的商业成功，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换言之，即是对其他竞争企业机会和资源的剥夺。
　　《意见》还提出在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的同时，也要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还要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
　　其实，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比方说，完备的企业家个人诚信档案显然有利于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最终会增加民企的融资可得性和降低其融资的成本。
　　客观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做法包括“桌面之上”和“桌面之下”的手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法律制度体系及其执行的完善，为企业处理政府关系提供了公开的、阳光的规则与途径，即桌面上的手段。在政府政策制定方面，企业通过参政议政，通过行业协会，通过向政府部门提供行业发展趋势信息与报告等方式产生影响；在政府政策执行方面，企业就自己的投资、开业、新业务开展、新厂房建设、促销活动、国际化活动等方面提前与政府部门沟通，解释这些活动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就业等的作用。
　　所谓“桌面之上”与“桌面之下”的區别，实际上是“大我路径”与“小我路径”之间的区别。“大我路径”是指企业家（企业高管）通过企业的合法经营与良好运作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地方利益、集体利益做出贡献，并在履行社会责任、道德规范、环境保护、公平、人类文明與价值观等方面表现良好，从而赢得代表“大我”利益的政府支持，使企业获得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政府资源等。在“大我路径”下，“企业发展—促进国家、集体与社会利益增长—政府给企业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个人获益”形成良性循环。
　　政商关系在中国似乎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三次官员下海潮，到近几年政商两界背后的繁复关系被媒体频频曝光与解读。
　　在这个充满任何可能性的国家，政商关系拥有着别于他国的独特运行法则，政商间的扭结也变得越来越紧。每一位在政商关系史中留下足迹的当事人，无论出身与经历，都深陷于这个难解的场域。也许部分商企人士不愿亲近政治，但政治永远客观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