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带着“世纪末的恐慌情绪”进入了“众生与喧哗”的局面。文学的“半亩方塘”里除了小说，诗歌、戏剧之外，散文也是令人瞩目的。一方面，90年代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生态的营造，使散文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情志自由写作主体的参与，使90年代成为一个散文的时代。”①特别是商品社会的迅速来临，给“纯文学”（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学作为人类精神和灵魂的产物，它在“主体性”上完成了“现代”与“后现代”的角色转换之后，意识形态及文学的组织者，操控者，管理者已经不再迫切期许文学“教化”作用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王蒙语），作家自身又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介入现实的可能性。知识分子自身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种令人讨厌的“质疑”使得90年代的“中国文学很快丧失了80年代文学的那种宏大、坚定不移的自信心和方向感”。文学在各种各样的炒作、包装；各种混乱的价值观和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新都市、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人类、后先锋等）中，毫无准备地坠入了金钱和利欲深渊。文学成了媚俗与媚权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政客”获得荣誉、金钱、社会地位的阶梯。这种人为的“利用”，从某种意义上阻隔了90年代文学继续承接80年代文学精神的可能性，同时又制约了90年代文学自身演进的轨迹。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体性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本质上是反对‘统一’（政治）、反对束缚、反对‘一元’（主流意识形态）的。”②加上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自身具有一种抵制外在干扰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在多种价值观念并存的格局中，就显得弱不禁风。就拿散文来说吧，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文坛上出现了“大散文”（贾平凹）、“小女人散文”（黄爱东西）、“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余秋雨）等。从世界观角度上来看，散文作为文化艺术“守望人类精神，抱负人文情怀，探询历史，洞察现实，关注人性，都具有一种显见的责任感和焦虑。”③“这与中国现代散文试图在个体生命本位找到美学根基”④有关系。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非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他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时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间的准备。”彭学明的《娘》就是这样一篇“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虽然它不能成为“鲁迅式”的投枪和匕首，读起来也不那么令人愉快，甚至显得沉重，但它却是一篇给当下散文指明道路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美学作品。如果要给彭学明在“湘西文学界”下一个定义，他是继沈从文之后湘西又一位重要的作家；倘若要给他的《娘》下一个定义，《娘》是继《湘行散记》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娘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又以“符号化”的方式从我的记忆力淡出，这一切的一切都与现代文明的冷硬与荒寒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娘》的朴实性具有沈从文《湘行散记》的朴实性——已近消逝的童年梦境，对“自我”和“历史”关系思索构成了《娘》的现实主题。
一、 “浮出历史的地表”的真实与自由
1979-1986年，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五卷本的“诞生”被中国知识界誉为“说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在《随想录》里强调，“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特别是那篇大大提升中国散文品质和品格形象的文章《怀念萧珊》。巴金先生打破了杨朔、刘白羽等传统文人固有的散文写作模式——“形散神不散”的“八股”叙述策略。他首次将“我”与“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以深沉、悲泣、充满绝望之意的方式对“自我”进行了一场真诚的拷问和反省批判。彭学明的《娘》就是这样一篇将“我”与“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的，以深沉、悲泣、充满绝望之意的方式对“自我”进行真诚拷问和反省批判的文章。从文学的“进化论”上来看，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文章描述了的是个人成长的无名幻觉和模糊不清的湘西人文景观。“回忆、农村、城市、幼年无知的行为，各种离奇的现实力量”共同构成了《娘》的美学风貌。从叙述策略上来看，《娘》的叙述策略是严格复制巴金先生《怀念萧珊》的叙述策略。但从文学的“内质”上来讲，这是一篇继《怀念萧珊》之后又一次将“自我”与“历史”的错位关系推向高潮的文章。
文章开篇就写娘因为生活困难背着我去找父亲讨要抚养费，讨要不成反遭羞辱。父亲非但不给抚养费，反而要把我留下。娘说我是法院判给她的，与父亲没有关系，坚持不给，可是父亲蛮不讲理地说，没有关系来给我要抚养费，要抚养费就是与我有关系。一来二去，为了我父亲和母亲就再大庭广众之下争执起来了。在父亲和母亲争执的过程中，我被吓的胡乱哭喊。母亲作为一个“女性”，男权社会的弱者，以最后的妥协方式带着我再次离开了熬溪。从此之后，母亲开始了流浪生活，我自然成了“流浪生活”的伴随着。母亲到了古丈县，这个地方以物理空间狭小和历史上的两个人（何继光和宋祖英）而闻名。母亲带着我到了古丈县之后，便嫁给了一个懒汉。关于母亲和这个懒汉之间的细枝末节，对于今天的我来讲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至于他们是在何种情况下结合又在何种情况下分离，我都不甚清楚。我唯一记得的两件事情一是二姐的婚姻；二是因为我和小伙伴打架被小伙伴的家长不分青红皂白从十多米高的谷场里垃圾一样地扔向了稻田里后，母亲了为了维护我的权利（生存的合法性）。不顾一切地和别人家长打起来的，打人不成反被别人狠狠打一顿。再就是关于二姐的婚姻，是母亲的一个错误判断造成的。“二姐夫的爹在砍一棵大椿树时，躲闪不及，倒下的椿树压死了二姐夫的爹，二姐夫一见就晕倒在地。娘由此认定二姐夫是个心好的人，二姐跟着他不会吃亏。二姐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人，娘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二姐夫不花一分钱就把二姐娶到了家。” 娘的这个轻率的决定“日后给二姐带来了好多不幸，吃尽婚姻苦头的二姐，为娘的这个轻率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个物质匮乏人伦丧失的年代，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定论往往不是以“理智”来判定，大多数是停留在“感性”上。就像女性的婚姻，女性挑选男性不是以男性是否具备“个性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而是看“品性”，这个“品性”与今天的品德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地与“憨厚、老实”紧紧捆绑在一起；用今天人的价值观点来说，就是愚昧或愚蠢。二姐也就是在这种落后的、愚昧甚至愚蠢的观念影响下的一个牺牲品。至于二姐的婚姻最后如何不幸，彭学明只是粗略向我们做交代，至于造成二姐深层次的不幸我也不得而知。但就文化的“变态感”上看，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彭学明的创作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各种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又不断覆灭的年代里，他的意义更符合“向内转”这个词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一个所谓向内转的作家，他其实并不是割断自己与生活的关系，而主要把他和生活的关系通过心灵，通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么一个中介转换地表达。”⑤对于《娘》这篇文章本身上来讲，我觉她不是一篇简单意义上的“忏悔录”，忏悔从古至今都不能构成文学的母题，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母题不在忏悔，而在救赎。这也不是一篇打着“娘”的旗号的审美文章，相反，它是一篇以“娘的名义”来“审丑”的文章，因为“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苦难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自身的许多丑的特征一起出现的，屈辱与耻辱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加上，《娘》的现实意义是带血的，它是我们在“守望”之后的“回归”；是一个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痛苦呻吟。作者看到历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轮回，无论这种轮回多么深刻地进行着，这里（湘西农村）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显得毫无意义，然而一提到他们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只会让人生出痛感。正如摩罗曾说：“我们曾经这样不可思议地侮辱人的尊严，侮辱我们自身，这不只表现了我们的愚昧和残忍，更表现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堕落。”⑥我想彭学明写这篇散文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忏悔，更是希望通过“忏悔”这种形式来反应当下文化的“常态”，他应该是有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民族文化基因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结构中去寻找造成灾难的根源。于是，他才想尽一切办法，用“诗”的坦诚与宗教的情结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德楷模，这个楷模就是“娘”。 二、残酷的现实与被“妥协”的爱
邓晓芒在《灵魂之舞——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一书中说：“真正的天堂不是‘回头看看往昔’和变成小孩子就能进入的，而必须努力去寻找和创造。要经历苦难和血污，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冒险突围，才能逐渐接近。”⑦彭学明无疑就是那个经力了苦难和血污后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进行冒险突围的人。翻开中国文学史，以娘为“母题”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琳琅满目铺天盖地。但真正能把娘的伟大和渺小、善良和泼辣、坚强与脆弱全面反映的作品却很少。《娘》虽然寥寥几万言，却让我看到了“娘”的伟大和渺小、善良与泼辣、坚强与脆弱被融合的一面。正如评论家牛学智所言：“《娘》并不单是彭学明的文学创作，它实在是“我们”或“他们”的一部生命履历。《娘》中的“娘”的生命过程，生命印痕，精神创伤，将是一个社会学意义的划界。《娘》之后，所有的中国城市娘都将是另一面孔，所有的中国农村娘也都将是另一形象。”⑧当然，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娘是一个“自尊心”严重受挫的自食其力者——一个四婚女人。中国是一个奇怪观念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农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传统观念更是坚硬如铁。而“娘”却一嫁再嫁一婚再婚。她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向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体制提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击。她之所以，没有向流言蜚语、冷酷无聊低头，那是因为心中有爱。
我在这里做个假设，倘若娘向父亲讨要抚养费不成，父亲真的把我留下了，在现实生活面前娘会做出一个怎样的选择。或许我们看到就不是今天的娘，她的结果像鲁迅先生说娜拉那样，要么再次嫁人，要么死掉。以我看，娘嫁人的可能性有，但死掉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一个母亲来讲，丈夫固然重要，但孩子却是她的整个世界，没有了孩子她将生活在一个黯淡无光的世界里。因为有了“我”，娘才在现实生活里战无不胜。特别是我们在上布尺生活的时候，娘第四次改嫁后，娘带了两个孩子，我和妹妹，继父也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娘刚嫁给继父的时候，日子过得相安无事，但时间长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了，比如我和妹妹学习非常好，继父的儿子和女儿偏偏就是个蠢蛋，连基本的算术都不会。继父为此恼羞成怒，不让他儿子读书的时候也不让我读书了，娘为此和继父大干了一仗。在娘被继父狠狠打的时候，我尽然不晓得帮娘的忙，而是对娘生出一种厌恶来，认为我来到这个寨子让人看不起，是因为娘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家庭。少年成长的无知和离奇幻觉在这个时候凸显的淋漓尽致。彭学明在这里把一个少年成长时所具有的正常心理用一种激越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无知与自尊的二元对立。在生存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尊严和生命那个更重要？而娘却不，她是集合了屈辱与耻辱、苦难与卑贱于一体的，她面对这样的问题自然有一个合理的处理，就是再次冷静做出选择。这个选择自然也是我不愿意接受的，娘在此和继父离婚。
彭学明写了娘四次婚姻，每次都描写的含混不清，只给予读者一种数学逻辑上的简单交代，但这四次婚姻给娘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四次婚姻不仅把娘推向了现实的深渊，使她成为一个流窜犯的同时，又把娘推向里历史的深渊，使她成为文革时代被羞辱，被迫害的对象。我们知道，“文革”所形成的文化生态里，最冷硬荒寒的部分就体现在“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上。娘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里经历生命的人。如此苦难的生命体最终孕育的果实确实是令人欣慰的，“我”在两次高考失败中再接再厉，最终拿到了吉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能读大学对“我”来讲，无疑是一件无比渴望又无比光荣的事情，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我”土鸡变凤凰，“化蛹为蝶”的岁月里，娘和妹妹依然过着那种清贫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古丈县第一中学教英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内心深处的一种回归意识。更本质一点的解释，就是“寻根”。但“我”在古丈中学教书不成，反怕误人弟子，于是就调到保靖县文化馆，从此开始走上了仕途道路。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人对“官本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的看法是他们既想被用又怕被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到儒家那里，儒家文化归根结蒂其实就是一个“官学文化”，读书做官论是其核心。彭学明在文章的最后，依然没能逃脱几千年的文化牢笼，这是令我感到意外的。但如果解决了“读书不做官”的问题后，同时会又新的问题出现，就是人在现实生活面前，究竟该要理想还是该要生活，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问题。我的回答是二者都要，正如彭学明的最后选择一样。
当然，这更多地可能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学思维的问题，因为“文学的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作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作家凭借自己的感受和生活的逻辑以及自己的感情逻辑去进行创作时，往往会冲破作家原来的设想，出现他们未曾预料的结局。这种逻辑思维的特点保证了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也保证了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生动性。⑨娘被接到城市后，我们就看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尖锐对抗，即“乡土”与“现代”的对抗。在“现代”的眼里“乡土”太土，在“乡土”的眼里“现代”太污秽，加上城市化进程催生的一个附带景观就是人的高度冷漠化和“排他化”，城市人蜗居在几十平米的钢筋混凝土楼层里，完全没有了农村人的那种朴实感。这种感觉让娘极不习惯，甚至连吃饭穿衣刷牙洗脸包括讲话的方式都是娘不习惯的。娘在一个不习惯的物理空间里带着对儿子妥协的爱离去了。从某种意义上将，不是疾病夺取了娘的生命，是坚硬如铁，冷漠如冰的城市和城市空间夺取了娘的生命。因为，娘是乡土的，自然的，更是自由的。
注 释
①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1917-2000》（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
②吴义勤：《守望的尺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05页。
③洪子诚：《冷漠的证词——当代学者散文精品·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
⑤陈思和：《一次演讲：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代序）》，《不可一世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⑥摩罗：《耻辱者手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⑦邓晓芒：《灵魂之舞——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⑧牛学智：《彭学明的<娘>属于中国》，新浪网，2011年1月12日。
⑨刘再复：《关于“文学任务”的思考》，《文学的反思》，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
一、 “浮出历史的地表”的真实与自由
1979-1986年，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五卷本的“诞生”被中国知识界誉为“说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在《随想录》里强调，“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特别是那篇大大提升中国散文品质和品格形象的文章《怀念萧珊》。巴金先生打破了杨朔、刘白羽等传统文人固有的散文写作模式——“形散神不散”的“八股”叙述策略。他首次将“我”与“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以深沉、悲泣、充满绝望之意的方式对“自我”进行了一场真诚的拷问和反省批判。彭学明的《娘》就是这样一篇将“我”与“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的，以深沉、悲泣、充满绝望之意的方式对“自我”进行真诚拷问和反省批判的文章。从文学的“进化论”上来看，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文章描述了的是个人成长的无名幻觉和模糊不清的湘西人文景观。“回忆、农村、城市、幼年无知的行为，各种离奇的现实力量”共同构成了《娘》的美学风貌。从叙述策略上来看，《娘》的叙述策略是严格复制巴金先生《怀念萧珊》的叙述策略。但从文学的“内质”上来讲，这是一篇继《怀念萧珊》之后又一次将“自我”与“历史”的错位关系推向高潮的文章。
文章开篇就写娘因为生活困难背着我去找父亲讨要抚养费，讨要不成反遭羞辱。父亲非但不给抚养费，反而要把我留下。娘说我是法院判给她的，与父亲没有关系，坚持不给，可是父亲蛮不讲理地说，没有关系来给我要抚养费，要抚养费就是与我有关系。一来二去，为了我父亲和母亲就再大庭广众之下争执起来了。在父亲和母亲争执的过程中，我被吓的胡乱哭喊。母亲作为一个“女性”，男权社会的弱者，以最后的妥协方式带着我再次离开了熬溪。从此之后，母亲开始了流浪生活，我自然成了“流浪生活”的伴随着。母亲到了古丈县，这个地方以物理空间狭小和历史上的两个人（何继光和宋祖英）而闻名。母亲带着我到了古丈县之后，便嫁给了一个懒汉。关于母亲和这个懒汉之间的细枝末节，对于今天的我来讲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至于他们是在何种情况下结合又在何种情况下分离，我都不甚清楚。我唯一记得的两件事情一是二姐的婚姻；二是因为我和小伙伴打架被小伙伴的家长不分青红皂白从十多米高的谷场里垃圾一样地扔向了稻田里后，母亲了为了维护我的权利（生存的合法性）。不顾一切地和别人家长打起来的，打人不成反被别人狠狠打一顿。再就是关于二姐的婚姻，是母亲的一个错误判断造成的。“二姐夫的爹在砍一棵大椿树时，躲闪不及，倒下的椿树压死了二姐夫的爹，二姐夫一见就晕倒在地。娘由此认定二姐夫是个心好的人，二姐跟着他不会吃亏。二姐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人，娘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二姐夫不花一分钱就把二姐娶到了家。” 娘的这个轻率的决定“日后给二姐带来了好多不幸，吃尽婚姻苦头的二姐，为娘的这个轻率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个物质匮乏人伦丧失的年代，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定论往往不是以“理智”来判定，大多数是停留在“感性”上。就像女性的婚姻，女性挑选男性不是以男性是否具备“个性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而是看“品性”，这个“品性”与今天的品德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地与“憨厚、老实”紧紧捆绑在一起；用今天人的价值观点来说，就是愚昧或愚蠢。二姐也就是在这种落后的、愚昧甚至愚蠢的观念影响下的一个牺牲品。至于二姐的婚姻最后如何不幸，彭学明只是粗略向我们做交代，至于造成二姐深层次的不幸我也不得而知。但就文化的“变态感”上看，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彭学明的创作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各种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又不断覆灭的年代里，他的意义更符合“向内转”这个词语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一个所谓向内转的作家，他其实并不是割断自己与生活的关系，而主要把他和生活的关系通过心灵，通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么一个中介转换地表达。”⑤对于《娘》这篇文章本身上来讲，我觉她不是一篇简单意义上的“忏悔录”，忏悔从古至今都不能构成文学的母题，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母题不在忏悔，而在救赎。这也不是一篇打着“娘”的旗号的审美文章，相反，它是一篇以“娘的名义”来“审丑”的文章，因为“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苦难史总是伴随着人们自身的许多丑的特征一起出现的，屈辱与耻辱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加上，《娘》的现实意义是带血的，它是我们在“守望”之后的“回归”；是一个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痛苦呻吟。作者看到历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轮回，无论这种轮回多么深刻地进行着，这里（湘西农村）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显得毫无意义，然而一提到他们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只会让人生出痛感。正如摩罗曾说：“我们曾经这样不可思议地侮辱人的尊严，侮辱我们自身，这不只表现了我们的愚昧和残忍，更表现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堕落。”⑥我想彭学明写这篇散文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忏悔，更是希望通过“忏悔”这种形式来反应当下文化的“常态”，他应该是有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民族文化基因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结构中去寻找造成灾难的根源。于是，他才想尽一切办法，用“诗”的坦诚与宗教的情结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德楷模，这个楷模就是“娘”。 二、残酷的现实与被“妥协”的爱
邓晓芒在《灵魂之舞——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一书中说：“真正的天堂不是‘回头看看往昔’和变成小孩子就能进入的，而必须努力去寻找和创造。要经历苦难和血污，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冒险突围，才能逐渐接近。”⑦彭学明无疑就是那个经力了苦难和血污后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进行冒险突围的人。翻开中国文学史，以娘为“母题”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琳琅满目铺天盖地。但真正能把娘的伟大和渺小、善良和泼辣、坚强与脆弱全面反映的作品却很少。《娘》虽然寥寥几万言，却让我看到了“娘”的伟大和渺小、善良与泼辣、坚强与脆弱被融合的一面。正如评论家牛学智所言：“《娘》并不单是彭学明的文学创作，它实在是“我们”或“他们”的一部生命履历。《娘》中的“娘”的生命过程，生命印痕，精神创伤，将是一个社会学意义的划界。《娘》之后，所有的中国城市娘都将是另一面孔，所有的中国农村娘也都将是另一形象。”⑧当然，从现实层面上来讲，娘是一个“自尊心”严重受挫的自食其力者——一个四婚女人。中国是一个奇怪观念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农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传统观念更是坚硬如铁。而“娘”却一嫁再嫁一婚再婚。她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向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体制提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击。她之所以，没有向流言蜚语、冷酷无聊低头，那是因为心中有爱。
我在这里做个假设，倘若娘向父亲讨要抚养费不成，父亲真的把我留下了，在现实生活面前娘会做出一个怎样的选择。或许我们看到就不是今天的娘，她的结果像鲁迅先生说娜拉那样，要么再次嫁人，要么死掉。以我看，娘嫁人的可能性有，但死掉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一个母亲来讲，丈夫固然重要，但孩子却是她的整个世界，没有了孩子她将生活在一个黯淡无光的世界里。因为有了“我”，娘才在现实生活里战无不胜。特别是我们在上布尺生活的时候，娘第四次改嫁后，娘带了两个孩子，我和妹妹，继父也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娘刚嫁给继父的时候，日子过得相安无事，但时间长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了，比如我和妹妹学习非常好，继父的儿子和女儿偏偏就是个蠢蛋，连基本的算术都不会。继父为此恼羞成怒，不让他儿子读书的时候也不让我读书了，娘为此和继父大干了一仗。在娘被继父狠狠打的时候，我尽然不晓得帮娘的忙，而是对娘生出一种厌恶来，认为我来到这个寨子让人看不起，是因为娘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家庭。少年成长的无知和离奇幻觉在这个时候凸显的淋漓尽致。彭学明在这里把一个少年成长时所具有的正常心理用一种激越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无知与自尊的二元对立。在生存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尊严和生命那个更重要？而娘却不，她是集合了屈辱与耻辱、苦难与卑贱于一体的，她面对这样的问题自然有一个合理的处理，就是再次冷静做出选择。这个选择自然也是我不愿意接受的，娘在此和继父离婚。
彭学明写了娘四次婚姻，每次都描写的含混不清，只给予读者一种数学逻辑上的简单交代，但这四次婚姻给娘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四次婚姻不仅把娘推向了现实的深渊，使她成为一个流窜犯的同时，又把娘推向里历史的深渊，使她成为文革时代被羞辱，被迫害的对象。我们知道，“文革”所形成的文化生态里，最冷硬荒寒的部分就体现在“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上。娘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里经历生命的人。如此苦难的生命体最终孕育的果实确实是令人欣慰的，“我”在两次高考失败中再接再厉，最终拿到了吉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能读大学对“我”来讲，无疑是一件无比渴望又无比光荣的事情，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我”土鸡变凤凰，“化蛹为蝶”的岁月里，娘和妹妹依然过着那种清贫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古丈县第一中学教英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内心深处的一种回归意识。更本质一点的解释，就是“寻根”。但“我”在古丈中学教书不成，反怕误人弟子，于是就调到保靖县文化馆，从此开始走上了仕途道路。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人对“官本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的看法是他们既想被用又怕被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到儒家那里，儒家文化归根结蒂其实就是一个“官学文化”，读书做官论是其核心。彭学明在文章的最后，依然没能逃脱几千年的文化牢笼，这是令我感到意外的。但如果解决了“读书不做官”的问题后，同时会又新的问题出现，就是人在现实生活面前，究竟该要理想还是该要生活，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问题。我的回答是二者都要，正如彭学明的最后选择一样。
当然，这更多地可能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学思维的问题，因为“文学的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作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作家凭借自己的感受和生活的逻辑以及自己的感情逻辑去进行创作时，往往会冲破作家原来的设想，出现他们未曾预料的结局。这种逻辑思维的特点保证了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也保证了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生动性。⑨娘被接到城市后，我们就看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尖锐对抗，即“乡土”与“现代”的对抗。在“现代”的眼里“乡土”太土，在“乡土”的眼里“现代”太污秽，加上城市化进程催生的一个附带景观就是人的高度冷漠化和“排他化”，城市人蜗居在几十平米的钢筋混凝土楼层里，完全没有了农村人的那种朴实感。这种感觉让娘极不习惯，甚至连吃饭穿衣刷牙洗脸包括讲话的方式都是娘不习惯的。娘在一个不习惯的物理空间里带着对儿子妥协的爱离去了。从某种意义上将，不是疾病夺取了娘的生命，是坚硬如铁，冷漠如冰的城市和城市空间夺取了娘的生命。因为，娘是乡土的，自然的，更是自由的。
注 释
①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1917-2000》（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
②吴义勤：《守望的尺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05页。
③洪子诚：《冷漠的证词——当代学者散文精品·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
⑤陈思和：《一次演讲：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代序）》，《不可一世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⑥摩罗：《耻辱者手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⑦邓晓芒：《灵魂之舞——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⑧牛学智：《彭学明的<娘>属于中国》，新浪网，2011年1月12日。
⑨刘再复：《关于“文学任务”的思考》，《文学的反思》，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