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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报，多次看到“道德银行”这个词眼，甚感新鲜，好奇之下上网搜索，发现它早已并非新鲜事物，自世纪之初到现在，从社会到学校，从大学到小学，“道德银行”早就层出不穷了。“道德银行”的基本做法是：为相关人员开设一个“道德账户”，发给一本“道德存折”，户主凡有善举善行得到确认便可作为“道德货币”记入存折，日积月累，最后根据“道德货币”储量，或评选“道德富翁”，或兑取道德教育所需的“学分”，或在自己需要时换得相应的社会回报。
毋庸讳言，当今世风不佳，社会道德滑坡，那么唤醒良知，重建道德大厦，路在何方？计将安出？令人深深忧虑。学校不是真空，社会的不良之风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教师，影响学生，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生思想品德教育，遭遇严重挑战，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道德教育有何良策？出路何在？学校在困惑中思索，在迷惘中探寻……在这样的困境中，对首创“道德银行”的人，我钦羡其智慧；对以“道德银行”为途径引导人积极走向尚德向善的轨道，我感动于其美好愿望；但是凭借“道德银行”或者类似“道德银行”的道德教育方式，能否真正唤醒人们心灵深处业已沉睡的道德天性，能否真正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还是值得忧虑的，理由如下。
一、 “道德银行”的“时尚”性可能造就道德“空宅”
设立“道德银行”系某些学校、社区、机关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实行的道德教育举措，属社会性行为。不能否认，这样的社会性行为的发起者肯定有着良好的初衷，那就是试图在组织中全面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整体提升组织成员的道德境界。事实上，从学校层面看，采取有效形式，搭建有形平台来开发道德资源，激发道德需求，鼓励人们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而开设“道德银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失为道德教育的一项崭新举措、一种独特方式，甚至，在其最初阶段，会有“热点”效应。
然而，它的“崭新”和“独特”恰恰成为我们的忧虑，因为“崭新”和“独特”往往首先只是作为“时尚”呈现，“时尚”假如没有及时找到植根的土壤，就无法成为文化而被自觉传承。在我看来，“道德银行”有这样的“时尚”性，它的“时尚”，首先是理念的“时尚”，运用跨领域类比思维，迁移了金融行业术语，将无形的精神元素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元素，这可以说是对道德教育传统思维的重要突破。其次是运作的“时尚”，在思维上将无形元素转化为有形元素之后，继之以道德货币形式来计量道德行为，借此评估道德行为的价值，让道德主体不仅可以在自觉践行道德的过程中看到自己“道德银行”中的储蓄日积月累愈来愈多，还可以据其存量多寡“兑换”相应的“荣誉”或“利益”回报，这对行善者是一种公开化的肯定和实质性的激励，具有放大教育效应的作用。
这样的“时尚”性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效仿者，产生所谓的“道德银行”热。但纵观现代社会诸多“时尚”，大多在“热”过一阵之后便冷却下来，最终“风过无痕”，销声匿迹；而与“政治”有关的“时尚”，大多又是官员们表征施政成就的“政绩工程”。那么，现时正当“时尚”的“道德银行”，在某些校长、某些学校看来，是否也有可能“沦为”道德教育创新的一种“盆景”，并最终遗忘其初衷，虚化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空宅”呢？有些地方“道德银行”相继偃旗息鼓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 “道德银行”的“计量”性可能导致道德“误会”
银行以存兑货币为基本功能，计量是实现货币存兑行为的“杠杆”和“桥梁”。设立“道德银行”，作为道德教育的创新举措，其包含的若干创新元素中，引入“计量”方法，恐怕是“道德银行”得以运作的“核心技术”，否则，不仅“道德货币”的概念无法立足，“道德货币”的“存兑”与“流通”都将无法实现。也许，道德行为因借助了“计量”技术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直观”到道德行为的“价值”，激发人们聚细流而成江河、积小善而成大德的道德“乐趣”和道德“期待”，从而在相关组织或社会区域内将“尚德”之风由小气候变为大气候。
但是，道德行为果真可以“计量”吗？如果可以“计量”，我们能够轻易地“找到”它的“计量”单位、“计量”方式，并且建立一套完备的“计量”运算体系来评估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道德行为吗？笔者对此保留质疑，且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实行此项举措为的是整体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应预期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高尚道德的自觉践行者，就应期望各种有德的事情都会有人去践行，假如“道德银行”中仅有有限的“币种”供人“存兑”，或者仅关注“道德货币”的“面值”而不顾内在含量，这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引起人们对道德的“误会”。
比如慈善募捐，身家亿万的富家子弟捧出数千上万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而拾荒捡废的贫民孩子拿出数十上百，却已是竭尽善心倾囊相助了。比如结对帮学，智力居上、成绩优异的学生确有能力辅导学业落后者，但智力平平学习差强人意的学生却只能叹息自己力不从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道德银行”可能储蓄的“道德货币”及其“存款”数据焉能顾及内在的复杂情形，焉能确切评定学生真实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看似“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潜藏着严重有违道德实际的因素，由此可能引起人的道德“误会”，继而产生相应的道德“纠结”，在这样“纠结”中，有人可能遭遇道德绑架，“被”自愿参与某些道德行动，有人可能因道德“计量”不公而选择放弃某些道德行动。
三、 “道德银行”的“回馈”性可能损害道德“基因”
社会为何要建设道德——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普遍意识形态，用以调节其日常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个人为何要践行道德——一是为满足其内在的道德需要，追求一种精神幸福，二是为满足其外在的道德需要，求得某种荣誉或利益回报。社会道德的建设水平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个人内在道德需要的成熟水平，而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需要成熟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水平。
如果说社会道德是一棵大树，那么个人道德便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或根须；这棵大树所以是道德之树，而不是科学之树抑或其他什么树，是因为道德之树有着属于自己的道德“基因”，这种“基因”便是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固有之“善”，固有的“利他”之情。学界有人认为，“人性中具有趋美向善的根源性情感”，道德教育所以可能，就是由“人的内在善的本源所决定的”，道德教育的使命就是使人固有的“向善”之情“得到扩展与张扬”，“达成一定的道德品质直至形成道德人格”[1]，唯有以此为根基，方能使社会道德之树真正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然而，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设立“道德银行”时，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源于主体内在需求的道德“基因”的重要性，他们所采用的以“道德货币”储蓄累积来换取诸如“道德富翁”荣誉、课程进修学分以及日后可能需要的回报性救助等做法，是“外铄性”的道德教育方式，与道德的“内生性”规律相悖。如若总以这种做法来鼓励和奖赏学生或公民的善举，久而久之，人的外在道德需求有可能不断放大和膨胀，心灵深处的向善“基因”则有可能长期沉睡而蜕化、而萎缩、而变异，被刺激生成甚至强化的却是人们表面为他人其实为自己、眼前服务社会日后谋取回报的功利主义道德意识。这样成就的是个人的虚假道德，是社会的表面和谐，而虚假道德和表面和谐都潜伏着人类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总有一天可能倾覆人类道德大厦。
综上所述，“道德银行”与道德本义存在严重悖论，它难以造就真正具备高尚品行的“道德富翁”，也难以造就真正具备良好道德风尚的和美社会。因此，类似“道德银行”的道德教育举措，作为某个特定时间、某种特定内容的趣味性道德教育主题活动，未尝不是一种好形式，但若要作为一种道德教育传统去持续实施，笔者以为有诸多疑点和漏洞，须三思而后行。
参考文献
[1] 朱小蔓，朱曦.中国传统的情感性道德教育及其模式.教育研究，1996（9）.
【责任编辑：白文军】
毋庸讳言，当今世风不佳，社会道德滑坡，那么唤醒良知，重建道德大厦，路在何方？计将安出？令人深深忧虑。学校不是真空，社会的不良之风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教师，影响学生，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学生思想品德教育，遭遇严重挑战，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道德教育有何良策？出路何在？学校在困惑中思索，在迷惘中探寻……在这样的困境中，对首创“道德银行”的人，我钦羡其智慧；对以“道德银行”为途径引导人积极走向尚德向善的轨道，我感动于其美好愿望；但是凭借“道德银行”或者类似“道德银行”的道德教育方式，能否真正唤醒人们心灵深处业已沉睡的道德天性，能否真正从整体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还是值得忧虑的，理由如下。
一、 “道德银行”的“时尚”性可能造就道德“空宅”
设立“道德银行”系某些学校、社区、机关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实行的道德教育举措，属社会性行为。不能否认，这样的社会性行为的发起者肯定有着良好的初衷，那就是试图在组织中全面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整体提升组织成员的道德境界。事实上，从学校层面看，采取有效形式，搭建有形平台来开发道德资源，激发道德需求，鼓励人们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而开设“道德银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失为道德教育的一项崭新举措、一种独特方式，甚至，在其最初阶段，会有“热点”效应。
然而，它的“崭新”和“独特”恰恰成为我们的忧虑，因为“崭新”和“独特”往往首先只是作为“时尚”呈现，“时尚”假如没有及时找到植根的土壤，就无法成为文化而被自觉传承。在我看来，“道德银行”有这样的“时尚”性，它的“时尚”，首先是理念的“时尚”，运用跨领域类比思维，迁移了金融行业术语，将无形的精神元素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元素，这可以说是对道德教育传统思维的重要突破。其次是运作的“时尚”，在思维上将无形元素转化为有形元素之后，继之以道德货币形式来计量道德行为，借此评估道德行为的价值，让道德主体不仅可以在自觉践行道德的过程中看到自己“道德银行”中的储蓄日积月累愈来愈多，还可以据其存量多寡“兑换”相应的“荣誉”或“利益”回报，这对行善者是一种公开化的肯定和实质性的激励，具有放大教育效应的作用。
这样的“时尚”性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效仿者，产生所谓的“道德银行”热。但纵观现代社会诸多“时尚”，大多在“热”过一阵之后便冷却下来，最终“风过无痕”，销声匿迹；而与“政治”有关的“时尚”，大多又是官员们表征施政成就的“政绩工程”。那么，现时正当“时尚”的“道德银行”，在某些校长、某些学校看来，是否也有可能“沦为”道德教育创新的一种“盆景”，并最终遗忘其初衷，虚化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空宅”呢？有些地方“道德银行”相继偃旗息鼓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 “道德银行”的“计量”性可能导致道德“误会”
银行以存兑货币为基本功能，计量是实现货币存兑行为的“杠杆”和“桥梁”。设立“道德银行”，作为道德教育的创新举措，其包含的若干创新元素中，引入“计量”方法，恐怕是“道德银行”得以运作的“核心技术”，否则，不仅“道德货币”的概念无法立足，“道德货币”的“存兑”与“流通”都将无法实现。也许，道德行为因借助了“计量”技术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直观”到道德行为的“价值”，激发人们聚细流而成江河、积小善而成大德的道德“乐趣”和道德“期待”，从而在相关组织或社会区域内将“尚德”之风由小气候变为大气候。
但是，道德行为果真可以“计量”吗？如果可以“计量”，我们能够轻易地“找到”它的“计量”单位、“计量”方式，并且建立一套完备的“计量”运算体系来评估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道德行为吗？笔者对此保留质疑，且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实行此项举措为的是整体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应预期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高尚道德的自觉践行者，就应期望各种有德的事情都会有人去践行，假如“道德银行”中仅有有限的“币种”供人“存兑”，或者仅关注“道德货币”的“面值”而不顾内在含量，这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引起人们对道德的“误会”。
比如慈善募捐，身家亿万的富家子弟捧出数千上万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而拾荒捡废的贫民孩子拿出数十上百，却已是竭尽善心倾囊相助了。比如结对帮学，智力居上、成绩优异的学生确有能力辅导学业落后者，但智力平平学习差强人意的学生却只能叹息自己力不从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道德银行”可能储蓄的“道德货币”及其“存款”数据焉能顾及内在的复杂情形，焉能确切评定学生真实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看似“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潜藏着严重有违道德实际的因素，由此可能引起人的道德“误会”，继而产生相应的道德“纠结”，在这样“纠结”中，有人可能遭遇道德绑架，“被”自愿参与某些道德行动，有人可能因道德“计量”不公而选择放弃某些道德行动。
三、 “道德银行”的“回馈”性可能损害道德“基因”
社会为何要建设道德——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普遍意识形态，用以调节其日常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个人为何要践行道德——一是为满足其内在的道德需要，追求一种精神幸福，二是为满足其外在的道德需要，求得某种荣誉或利益回报。社会道德的建设水平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个人内在道德需要的成熟水平，而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需要成熟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水平。
如果说社会道德是一棵大树，那么个人道德便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或根须；这棵大树所以是道德之树，而不是科学之树抑或其他什么树，是因为道德之树有着属于自己的道德“基因”，这种“基因”便是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固有之“善”，固有的“利他”之情。学界有人认为，“人性中具有趋美向善的根源性情感”，道德教育所以可能，就是由“人的内在善的本源所决定的”，道德教育的使命就是使人固有的“向善”之情“得到扩展与张扬”，“达成一定的道德品质直至形成道德人格”[1]，唯有以此为根基，方能使社会道德之树真正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然而，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设立“道德银行”时，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源于主体内在需求的道德“基因”的重要性，他们所采用的以“道德货币”储蓄累积来换取诸如“道德富翁”荣誉、课程进修学分以及日后可能需要的回报性救助等做法，是“外铄性”的道德教育方式，与道德的“内生性”规律相悖。如若总以这种做法来鼓励和奖赏学生或公民的善举，久而久之，人的外在道德需求有可能不断放大和膨胀，心灵深处的向善“基因”则有可能长期沉睡而蜕化、而萎缩、而变异，被刺激生成甚至强化的却是人们表面为他人其实为自己、眼前服务社会日后谋取回报的功利主义道德意识。这样成就的是个人的虚假道德，是社会的表面和谐，而虚假道德和表面和谐都潜伏着人类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总有一天可能倾覆人类道德大厦。
综上所述，“道德银行”与道德本义存在严重悖论，它难以造就真正具备高尚品行的“道德富翁”，也难以造就真正具备良好道德风尚的和美社会。因此，类似“道德银行”的道德教育举措，作为某个特定时间、某种特定内容的趣味性道德教育主题活动，未尝不是一种好形式，但若要作为一种道德教育传统去持续实施，笔者以为有诸多疑点和漏洞，须三思而后行。
参考文献
[1] 朱小蔓，朱曦.中国传统的情感性道德教育及其模式.教育研究，1996（9）.
【责任编辑：白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