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央企“丑闻”井喷一样爆发，几成公众的“眼中钉”，对此，不仅国资委前任主任李荣融想不通，央企高管对此同样表示困惑：为什么国企搞好搞不好都要挨骂。看来，这中间一定存在某种“误会”。为化解这种“误会”，央企不惜耗巨资（少则一年投入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建立了舆情监测和应对媒体机制（6月15日《新京报》）。
　　我也想不通了，应对媒体用得着花这么多钱吗？这些钱来自哪里，花在何处，与央企上缴红利的去向一样成谜，而且均无须由其“所有人”即全国民众点头授权。从报道披露的消息看，这些钱用在了建立央企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立舆情监测部门及委托一些高校与媒体的舆情监测中心予以合作等上面了。内情到底如何，我等“主人”不得而知。
　　央企畢竟牛X，为消除公众“误会”，就能耗资百万、千万，专门成立这样的舆情应对机制。但事与愿违，央企的这番苦心与这笔钱财都白白地打了水漂，非但没消除公众的“误会”，反而更加激化了民众对央企的怨气，因为这笔冤枉钱让央企又多了一个滥用“所有人”钱财的罪名。不值，太不值了！
　　央企有所不知，民众之所以视央企为“眼中钉”，并非出于“误会”，而是基于他们的觉醒和觉悟：种种事实告诉他们，央企并非全民所有，他们也并非是央企的主人，央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与民争利的垄断企业。这哪里是什么“误会”，分明是央企自己教会他们的。有事实为证：
　　其一，央企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极不相称。央企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长期来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得“天”独厚，而且总能置消费者呼声于不顾，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攫取着市场的“超额利润”，赚得盆满钵满，可上缴红利则少得可怜。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而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人均不到一元（201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其二，央企高管与职工不但享受高薪还享受高福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2008年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甚至达到4.46万元(2010年9月5日半月谈网）。如此之大的行业收入差距焉能不触犯众怒？
　　其三，不断惊爆的腐败案让公众日益看清了垄断行业的腐败本质。陈同海贪污受贿两亿的特大案子尚未令公众的怒火平息下来，紧接着又爆出“天价吊灯”事件，接下来犹如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广东爆出“天价酒”事件，安徽省电力公司以“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一周后，安徽省电力公司又被曝出为职工集资建房，在合肥建造豪华小区，随后，被称为最赚钱央企的中移动证实，公司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据统计，2009年以来，中移动已有7名高管相继落马，包括原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央企如此腐败，怎能不让公众怒火中烧？
　　不从改革垄断机制、监管机制、薪酬机制等方面着手去化解公众的怨气，还装出一副小女人受委屈时的楚楚可怜相，将公众的不满理解为“误会”，不惜耗资百万、千万建立舆情监测和应对媒体机制，谁“误会”谁了？结果是把错了脉吃错了药。为化解“天价酒”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4月21日的《中国石化报》精心策划了一则中石化内部食堂员工“萝卜也会分部位进行红烧或凉拌”的新闻，大谈如何节约，结果还不是成为笑柄被外界广为传诵。
　　原来如此！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的轰轰烈烈的舆情监测和应对媒体大工程，却正如拉封丹寓言里的大山临盆，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最后生下的却是一只小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