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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年４月２８日，我国文化艺术类最高规格政府奖——“文华奖”的子项目“文华艺术院校奖·第四届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演奏比赛”在沈阳落下帷幕。此次比赛按乐器类别分为七个板块，即吹奏组、拉弦组、弹拨组、打击组、小型民乐组合、传统器乐合奏组以及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组。赛事分别在成都和沈阳两个分赛区展开。全国（内地）共有３７所艺术院校的一千三百余名选手参与了博弈。在录像选拔（即初赛）环节中，取得复赛资格的独奏选手有２６５名、组合有２９个。通过复赛最终进入决赛的独奏选手有１３５名、组合有２５个。由此看来，从复赛到决赛的晋级比例分别为２∶１和１．２∶１。
由于进入决赛即有奖，所以最终共计产生１６０个奖项。本届文华艺术院校奖在设奖规则上变“分级”为“分类”，取消了原“等次奖”中惯用的“金、银、铜（牌）”或“一、二、三（等奖）”，也取消了原“入围奖”或“优秀奖”。原“等次奖”现通称“演奏奖”，原“优秀奖”现通称“鼓励奖”。在笔者看来，这种新规则的积极意义至少有三点：１．减少主观争议，尊重客观差距；２．削弱等级观念，鼓励积极参与；３．构建和谐竞赛，倡导“以赛促学”。这是多年来国家级赛事在评分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改革，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长期以来，“金、银、铜”评价机制所诱导出的等级意识以及由等级意识发酵产生的功利心，让多少选手在赛场诚惶诚恐，让多少家长、老师在场外焦虑不安。这不仅严重影响到选手的正常发挥，更严重的是使原本一个诣在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健康的竞技活动变质变味，成了某些人“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追名逐利的跳板，也从根本上改变和违背了赛事的初衷。此外，“艺术院校奖”的参与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艺术类高校。在目前还无法彻底消除或缩小地域发展差距的情况下，如果再不适时调整评奖机制，再不适度调整平衡机制，地方院校参与比赛的积极性必定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丧失殆尽，发展到极端就是干脆放弃。届时，舞台上可能只会留下少数几所优势院校的身影。此种“孤月独明”显然不是相关部门希望看到的局面！而现在取消了“金、银、铜”，并不是否定差距和掩饰差距，相反是最有效地抑制了偶然因素，最大限度地肯定优势、肯定成绩，最大范围地保护了选手参赛的积极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本届赛事评奖机制的改革显得更人性、更合理、更朴实。
在新的评奖规则下，今年共产生７２项演奏奖和８８项鼓励奖。其比例为１∶１．２，二者基本保持了平衡。
一、各学院的奖项数量及结构
１．奖项数量呈现出三个层次
在上述１６０个奖项中，九所音乐学院囊括１１６项，占总数的７２．５％。其中演奏奖６０项、鼓励奖５６项。各学院具体的获奖数目及奖别见表１。
从表１反映的数据来看，九所音乐院校明显呈现出三个层次：
第一、以中央、中国、上海三所音乐学院为龙头的第一层次。它们共获得奖项７７项（其中演奏奖４８项、鼓励奖２９项），占九大院校总额的６６％。
第二、以沈阳和四川音乐学院为中间力量的第二层次。它们共获得奖项２１项（其中演奏奖１０项、鼓励奖１１项），占九大院校总额的１８％。
其他院校共同构成第三层次。
２．往届同类赛事的回顾
作为“文华奖”子项目的“文华艺术院校奖”设立于２００５年，也就是第二届民族乐器演奏比赛的时候。那一年，中宣部对“全面开花”的各类冠以“全国性”名号的文艺评奖活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之后，便确立了此项政府奖。第二届民族乐器演奏比赛由沈阳音乐学院承办。当时设置的常规乐器赛项只有琵琶、古筝、二胡和竹笛的独奏比赛，另外还增加了小型民族乐器组合和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及组合的比赛项目。当时全国共有１５００名专业选手报名参赛。经初评后，有３９７位独奏类选手进入复赛，最终９６名选手获奖。其中，８９名为九大音乐院校的选手（４５名等次奖，４４名优秀奖），其奖项分类见表２。
２００８年８月底“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三届全国民族器乐比赛”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笔者当时也对九所专业音乐院校的比赛结果作了一个详细统计，见表３。
３．三届赛事的比较
迄今为止，距第一届“文华艺术院校奖”的设立已走过８个年头。８年来，三次同类赛事一次比一次精彩纷呈，一次比一次更加催人奋进。当然，如果单从奖牌来看，分界的特点也很明显。
第一，总体的“三六线”。这是一条硬线，中央、中国、上海等三所音乐学院在三次比赛中所获奖项数量分别为７５项、７２项和７７项，分别占九所院校总量的８３．７％、７３．４％和６６．３％，显示出绝对优势。尤其是中央音乐学院始终当仁不让地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
第二，局部的“一五线”。相对而言，这是一条软线。它横亘于赛事承办方与其他地方院校之间，使赛事结果在局部体现出些许的差异。如第二届的沈阳音乐学院和第三届的西安音乐学院，特别是本届的沈阳和四川两所音乐学院，和上次相比，奖牌涨幅高达５５０％到１０００％，在排序上分别为向前跃进了５个位次。
二、本次赛事的两大突出特色
与以往相比，本次赛事的现场呈现出两大特色。
１．少数民族特色乐器令人振奋
本届赛事继续沿袭第二届同类赛事的特色项目，即在传统常规乐器的基础上增加了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组的比赛。在此项目中，新疆艺术学院、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等民族性艺术学院大放异彩，选手的才能以及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乐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据统计，该组共展示出１５种少数民族乐器。其中，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伽倻琴、杖鼓，云南民族大学的小闷笛以及西南民族大学的四胡的确鲜为人知。此次文华奖设立该项目的比赛，为弘扬我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器乐艺术普及发展，传承少数民族乐器、乐种，挖掘、选拔优秀民族乐器演奏人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曾几何时，在ＣＣＴＶ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流行唱法的出现刚开始也是招来责声一片。后来又合并专业组和业余组，直至推出原生态唱法。面对这些革故鼎新之举，大家似乎再没有万炮齐鸣，而是逐渐从宽容到接受，从接受到欣赏，最后从欣赏到赞赏。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主办方在不断思考如何才能适应电视观众的需求、适应时代的发展，探索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滞。第二，事实证明，新品种的推出，满足观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需求。本次赛事设立的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体现的正是百花齐放。 ２．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审美
音乐表演是一种舞台艺术。舞台艺术则意味着表演者要借助特定的舞台语言全面展示艺术的本质。对选手而言，技术的重要性当然是首当其冲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变化的趋势是评委们开始从单一对技术的评估发展到愈来愈重视舞台礼仪。也就是说先“形”夺人的视觉审美也在润物细无声地考量着评委和选手。
首先，关于服饰美。在这方面，大家一致认为，准备比较充分的还是上海和中央、中国三所音乐学院。服饰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表演元素。音乐表演比赛都是未闻其声，先见其人。如何将良好的艺术修养全面呈现给评委，得体的服饰是重要一环。需要说明的是，服饰美绝对不是价格贵贱的比拼，更不是炫富，而是如何量体裁衣和量“曲”裁衣。尤其是量“曲”裁衣，里面包含着对乐曲风格的拿捏和音乐情绪的理解。综合来看，体现着选手及指导教师的艺术修养。
其次，关于动作美。舞台上的肢体行为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从选手走上舞台的第一步开始，其步态、手势以及一笑一颦均被评委尽收眼底。用“行内”的话来说就是“选手走上舞台，评委就开始在心里打分了”。在演奏过程中更是如此，要讲究动静适宜。太静，则不生动；太动又有哗众取宠之嫌。
总之，肢体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应该服务于音乐内在的表现，是辅助性的表达。
三、比赛显示的三个平衡问题
比赛结果中的几组数据彰显九所音乐学院在办学中的诸多特点或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个平衡问题：
１．乐器品种设置中的平衡问题
本届赛事所设置的“吹、拉、弹、打”四个组别基本上包含了民乐中的所有常规乐器。中央、中国、上海等三所院校在比赛中之所以名列前茅，它们的选手本身基础好、实力强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们注重各组别的乐器品种（除上海音乐学院的打击乐外）均衡发展，齐头并进，见表４。
上海音乐学院在这三所院校中为什么排第三位？很显然，最重要的因素是品种失衡——失利在打击乐！表４显示，这三所院校在打击乐组共产生２０个奖项，其中１２个为演奏奖、８个为鼓励奖。而所有演奏奖则完全被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包揽，上海音乐学院只在鼓励奖中占有１个奖项的份额。此现象所反映出的问题，无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专业（方向）设置的角度，上海音乐学院都要引起必要的重视。
地方院校在乐器品种方面的不平衡更显突出，有些甚至有盲区。盲区主要集中在“吹”、“打”以及“组合”方面，见表５。
这既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田野。完全有理由预见，谁迅速调整结构，保持乐器组别的均衡发展，下一届比赛就有可能“突出重围”。
２．大学与附中发展中的平衡问题
对九所音乐院校参赛选手的年龄组别而言，青年组与少年组几乎就是大学部与附中的代名词。本次赛事中九所院校青年组与少年组的获奖数目见表６。
对于演奏类的比赛，获奖选手的年龄组别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差别。一般来说，中央、中国、上海等音乐学院的青年组和少年组差别不大，而地方院校往往多靠少年组（即附中）的选手取胜，这是俗称的所谓“童子功”。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长期积累而成且“愈演愈烈”的现象和趋势。个中原因十分简单，也非常质朴。因为人往高处走，“附中的孩子向‘中央’，‘中央’的孩子向国外”。多年来，许多地方院校衡量其附中办学质量高低的标准就是：今年有多少学生考取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院。而对于这个事实，这三所院校又似乎并不领情。但不论怎样，地方院校只要“闪”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选手，而且在某个赛事中“一不小心被上面盯住了”，则谁也挽留不了，谁也阻挡不住。就这样，地方院校的专业老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优秀的生源一个个“远走高飞”。这既是残酷的现实，确实也是常理常道。好比“山里的孩子想着山外，城里的孩子想着国外”，谁能抵挡？
从表６来看，绝大多数院校所表现出来的大学与附中的比例超乎寻常的平衡。但沈阳音乐学院的情况有些特殊，居然大学部与附中的实力相差如此悬殊。此现象委实耐人寻味。
３．技术与艺术的平衡问题
客观地说，能够进入复赛，选手的技术肯定不会太差。而能从复赛中脱颖而出，继续保持领先，则绝对不仅仅是技术的优势，而是综合素质、是艺术层面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了。艺术讲究超乎其技，得乎其道。无论是一名选手，还是一名演员，技术的高超都不是全部，艺术的魅力才真正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前面提到过，全国从复赛进入决赛的独奏类选手平均比例为２∶１，但北京和上海的三所音乐学院平均为１．５∶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如此，它们进入决赛后的选手最终冲刺演奏奖的比例也高达１．６∶１。这充分说明它们在教学过程中，既注重对技术的训练，也重视对素质的培养。相比之下，其他从复赛中出局或与演奏奖失之交臂的选手，其实技术上的差别微乎其微。究其因，普遍认为是缺少“艺术”含量。表演学科的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保持“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如何造就艺术家而不是培养技术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
“大赛承载的是希望，拼搏的是过程，收获的是经验；大赛继承的是传统，展示的是当下，开拓的是未来。”——这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感言，也是所有参赛选手的共识。评估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质量，比赛的奖牌当然不是全部、更不是惟一的参照，它只是我们多维度认识问题的一个支点。成绩比奖牌重要，进步比成绩重要！提升实力、持续发展永远是硬道理，调整结构、合理布局永远是实现学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推进民族乐器演奏艺术的创新，加强学术交流，谋求共同发展永远是比赛的主题。我们愿意怀着美好的愿景拭目以待，因为真正的比拼永远在“下一次”。
陈明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责任编辑 荣英涛）
由于进入决赛即有奖，所以最终共计产生１６０个奖项。本届文华艺术院校奖在设奖规则上变“分级”为“分类”，取消了原“等次奖”中惯用的“金、银、铜（牌）”或“一、二、三（等奖）”，也取消了原“入围奖”或“优秀奖”。原“等次奖”现通称“演奏奖”，原“优秀奖”现通称“鼓励奖”。在笔者看来，这种新规则的积极意义至少有三点：１．减少主观争议，尊重客观差距；２．削弱等级观念，鼓励积极参与；３．构建和谐竞赛，倡导“以赛促学”。这是多年来国家级赛事在评分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改革，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长期以来，“金、银、铜”评价机制所诱导出的等级意识以及由等级意识发酵产生的功利心，让多少选手在赛场诚惶诚恐，让多少家长、老师在场外焦虑不安。这不仅严重影响到选手的正常发挥，更严重的是使原本一个诣在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健康的竞技活动变质变味，成了某些人“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追名逐利的跳板，也从根本上改变和违背了赛事的初衷。此外，“艺术院校奖”的参与对象是全国范围内的艺术类高校。在目前还无法彻底消除或缩小地域发展差距的情况下，如果再不适时调整评奖机制，再不适度调整平衡机制，地方院校参与比赛的积极性必定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丧失殆尽，发展到极端就是干脆放弃。届时，舞台上可能只会留下少数几所优势院校的身影。此种“孤月独明”显然不是相关部门希望看到的局面！而现在取消了“金、银、铜”，并不是否定差距和掩饰差距，相反是最有效地抑制了偶然因素，最大限度地肯定优势、肯定成绩，最大范围地保护了选手参赛的积极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本届赛事评奖机制的改革显得更人性、更合理、更朴实。
在新的评奖规则下，今年共产生７２项演奏奖和８８项鼓励奖。其比例为１∶１．２，二者基本保持了平衡。
一、各学院的奖项数量及结构
１．奖项数量呈现出三个层次
在上述１６０个奖项中，九所音乐学院囊括１１６项，占总数的７２．５％。其中演奏奖６０项、鼓励奖５６项。各学院具体的获奖数目及奖别见表１。
从表１反映的数据来看，九所音乐院校明显呈现出三个层次：
第一、以中央、中国、上海三所音乐学院为龙头的第一层次。它们共获得奖项７７项（其中演奏奖４８项、鼓励奖２９项），占九大院校总额的６６％。
第二、以沈阳和四川音乐学院为中间力量的第二层次。它们共获得奖项２１项（其中演奏奖１０项、鼓励奖１１项），占九大院校总额的１８％。
其他院校共同构成第三层次。
２．往届同类赛事的回顾
作为“文华奖”子项目的“文华艺术院校奖”设立于２００５年，也就是第二届民族乐器演奏比赛的时候。那一年，中宣部对“全面开花”的各类冠以“全国性”名号的文艺评奖活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之后，便确立了此项政府奖。第二届民族乐器演奏比赛由沈阳音乐学院承办。当时设置的常规乐器赛项只有琵琶、古筝、二胡和竹笛的独奏比赛，另外还增加了小型民族乐器组合和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及组合的比赛项目。当时全国共有１５００名专业选手报名参赛。经初评后，有３９７位独奏类选手进入复赛，最终９６名选手获奖。其中，８９名为九大音乐院校的选手（４５名等次奖，４４名优秀奖），其奖项分类见表２。
２００８年８月底“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三届全国民族器乐比赛”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笔者当时也对九所专业音乐院校的比赛结果作了一个详细统计，见表３。
３．三届赛事的比较
迄今为止，距第一届“文华艺术院校奖”的设立已走过８个年头。８年来，三次同类赛事一次比一次精彩纷呈，一次比一次更加催人奋进。当然，如果单从奖牌来看，分界的特点也很明显。
第一，总体的“三六线”。这是一条硬线，中央、中国、上海等三所音乐学院在三次比赛中所获奖项数量分别为７５项、７２项和７７项，分别占九所院校总量的８３．７％、７３．４％和６６．３％，显示出绝对优势。尤其是中央音乐学院始终当仁不让地扮演着领跑者的角色。
第二，局部的“一五线”。相对而言，这是一条软线。它横亘于赛事承办方与其他地方院校之间，使赛事结果在局部体现出些许的差异。如第二届的沈阳音乐学院和第三届的西安音乐学院，特别是本届的沈阳和四川两所音乐学院，和上次相比，奖牌涨幅高达５５０％到１０００％，在排序上分别为向前跃进了５个位次。
二、本次赛事的两大突出特色
与以往相比，本次赛事的现场呈现出两大特色。
１．少数民族特色乐器令人振奋
本届赛事继续沿袭第二届同类赛事的特色项目，即在传统常规乐器的基础上增加了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组的比赛。在此项目中，新疆艺术学院、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等民族性艺术学院大放异彩，选手的才能以及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乐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据统计，该组共展示出１５种少数民族乐器。其中，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伽倻琴、杖鼓，云南民族大学的小闷笛以及西南民族大学的四胡的确鲜为人知。此次文华奖设立该项目的比赛，为弘扬我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促进民族器乐艺术普及发展，传承少数民族乐器、乐种，挖掘、选拔优秀民族乐器演奏人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
曾几何时，在ＣＣＴＶ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流行唱法的出现刚开始也是招来责声一片。后来又合并专业组和业余组，直至推出原生态唱法。面对这些革故鼎新之举，大家似乎再没有万炮齐鸣，而是逐渐从宽容到接受，从接受到欣赏，最后从欣赏到赞赏。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主办方在不断思考如何才能适应电视观众的需求、适应时代的发展，探索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滞。第二，事实证明，新品种的推出，满足观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需求。本次赛事设立的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体现的正是百花齐放。 ２．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审美
音乐表演是一种舞台艺术。舞台艺术则意味着表演者要借助特定的舞台语言全面展示艺术的本质。对选手而言，技术的重要性当然是首当其冲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变化的趋势是评委们开始从单一对技术的评估发展到愈来愈重视舞台礼仪。也就是说先“形”夺人的视觉审美也在润物细无声地考量着评委和选手。
首先，关于服饰美。在这方面，大家一致认为，准备比较充分的还是上海和中央、中国三所音乐学院。服饰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表演元素。音乐表演比赛都是未闻其声，先见其人。如何将良好的艺术修养全面呈现给评委，得体的服饰是重要一环。需要说明的是，服饰美绝对不是价格贵贱的比拼，更不是炫富，而是如何量体裁衣和量“曲”裁衣。尤其是量“曲”裁衣，里面包含着对乐曲风格的拿捏和音乐情绪的理解。综合来看，体现着选手及指导教师的艺术修养。
其次，关于动作美。舞台上的肢体行为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从选手走上舞台的第一步开始，其步态、手势以及一笑一颦均被评委尽收眼底。用“行内”的话来说就是“选手走上舞台，评委就开始在心里打分了”。在演奏过程中更是如此，要讲究动静适宜。太静，则不生动；太动又有哗众取宠之嫌。
总之，肢体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应该服务于音乐内在的表现，是辅助性的表达。
三、比赛显示的三个平衡问题
比赛结果中的几组数据彰显九所音乐学院在办学中的诸多特点或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三个平衡问题：
１．乐器品种设置中的平衡问题
本届赛事所设置的“吹、拉、弹、打”四个组别基本上包含了民乐中的所有常规乐器。中央、中国、上海等三所院校在比赛中之所以名列前茅，它们的选手本身基础好、实力强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们注重各组别的乐器品种（除上海音乐学院的打击乐外）均衡发展，齐头并进，见表４。
上海音乐学院在这三所院校中为什么排第三位？很显然，最重要的因素是品种失衡——失利在打击乐！表４显示，这三所院校在打击乐组共产生２０个奖项，其中１２个为演奏奖、８个为鼓励奖。而所有演奏奖则完全被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包揽，上海音乐学院只在鼓励奖中占有１个奖项的份额。此现象所反映出的问题，无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专业（方向）设置的角度，上海音乐学院都要引起必要的重视。
地方院校在乐器品种方面的不平衡更显突出，有些甚至有盲区。盲区主要集中在“吹”、“打”以及“组合”方面，见表５。
这既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田野。完全有理由预见，谁迅速调整结构，保持乐器组别的均衡发展，下一届比赛就有可能“突出重围”。
２．大学与附中发展中的平衡问题
对九所音乐院校参赛选手的年龄组别而言，青年组与少年组几乎就是大学部与附中的代名词。本次赛事中九所院校青年组与少年组的获奖数目见表６。
对于演奏类的比赛，获奖选手的年龄组别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差别。一般来说，中央、中国、上海等音乐学院的青年组和少年组差别不大，而地方院校往往多靠少年组（即附中）的选手取胜，这是俗称的所谓“童子功”。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长期积累而成且“愈演愈烈”的现象和趋势。个中原因十分简单，也非常质朴。因为人往高处走，“附中的孩子向‘中央’，‘中央’的孩子向国外”。多年来，许多地方院校衡量其附中办学质量高低的标准就是：今年有多少学生考取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院。而对于这个事实，这三所院校又似乎并不领情。但不论怎样，地方院校只要“闪”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选手，而且在某个赛事中“一不小心被上面盯住了”，则谁也挽留不了，谁也阻挡不住。就这样，地方院校的专业老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优秀的生源一个个“远走高飞”。这既是残酷的现实，确实也是常理常道。好比“山里的孩子想着山外，城里的孩子想着国外”，谁能抵挡？
从表６来看，绝大多数院校所表现出来的大学与附中的比例超乎寻常的平衡。但沈阳音乐学院的情况有些特殊，居然大学部与附中的实力相差如此悬殊。此现象委实耐人寻味。
３．技术与艺术的平衡问题
客观地说，能够进入复赛，选手的技术肯定不会太差。而能从复赛中脱颖而出，继续保持领先，则绝对不仅仅是技术的优势，而是综合素质、是艺术层面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了。艺术讲究超乎其技，得乎其道。无论是一名选手，还是一名演员，技术的高超都不是全部，艺术的魅力才真正感人肺腑，动人心魄。
前面提到过，全国从复赛进入决赛的独奏类选手平均比例为２∶１，但北京和上海的三所音乐学院平均为１．５∶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如此，它们进入决赛后的选手最终冲刺演奏奖的比例也高达１．６∶１。这充分说明它们在教学过程中，既注重对技术的训练，也重视对素质的培养。相比之下，其他从复赛中出局或与演奏奖失之交臂的选手，其实技术上的差别微乎其微。究其因，普遍认为是缺少“艺术”含量。表演学科的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保持“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如何造就艺术家而不是培养技术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
“大赛承载的是希望，拼搏的是过程，收获的是经验；大赛继承的是传统，展示的是当下，开拓的是未来。”——这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感言，也是所有参赛选手的共识。评估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质量，比赛的奖牌当然不是全部、更不是惟一的参照，它只是我们多维度认识问题的一个支点。成绩比奖牌重要，进步比成绩重要！提升实力、持续发展永远是硬道理，调整结构、合理布局永远是实现学科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推进民族乐器演奏艺术的创新，加强学术交流，谋求共同发展永远是比赛的主题。我们愿意怀着美好的愿景拭目以待，因为真正的比拼永远在“下一次”。
陈明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