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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益女校的老师阵容堪称一绝。张闻天赴莫斯科时，曾受到张武龄的资助，他感慨：“张老先生当年送我的大洋，情重千金”
张武龄（1889—1938），安徽合肥人。1913年，张武龄携全家搬到上海，1917年迁往苏州。1921年秋，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中学（乐益女校）。乐益女校的任教老师阵容堪称一绝：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这些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不影响深远，乐益女校亦成为苏州的红色起点。张武龄在苏州办学17年。1937年，日军逼近，乐益女校无奈关闭，张武龄回到合肥，于1938年患痢疾去世。
张武龄虽然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但与当时的世家子弟不同，他更像是一个决然的反叛者。张武龄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不吸烟、不喝酒。他广闻博览，思想开化，孩子陆续出生后，庞杂的合肥老宅中渐现慵散之风，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张武龄毅然举家辞别祖居，为“苏州张家”的历史画出了第一笔。正是在苏州，他开始致力于毕生的理想——办学。
出走的贵公子
张华奎膝下无子，张武龄出生后，被从五房过继来，成为张家的长子长孙。张华奎为他取名绳进，取意“绳其祖武”，字武龄，希望他如祖父张树声一样英勇。
张武龄4个月时，张华奎上任四川川东道台，张武龄乘船同去（张华奎去世后，张武龄回到合肥）。船日夜行驶在江中，在风浪和机械的巨大声响的伤害下，张武龄自幼听力不好。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远离了张家祖辈的勇武，一改张家世代从政的传统，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1906年，张武龄17岁，和来自扬州的大家闺秀陆英成亲。1913年，24岁的他携家眷搬到上海。张武龄这次举家出走，和他从小受到的开明教育不无关系，他始终关注、向往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张武龄之女张允和后来在《张家旧事》中回忆：
辛亥革命后，父亲觉得，这样一个衣食富足的大家庭，众多子弟中很可能会有坐享其成、游手好闲，甚至纵情声色之徒，在骄奢淫逸中消磨时光和生命。如果长久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的子女将来说不定也会受影响沾染恶习。同时也受到祖父办“洋务”的思想影响，父亲早有志于办教育以强国，遂决定离开合肥。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
张武龄离开“合肥张家”这一支，也从此离开了旧式士绅大家族的种种家规陈俗，一步迈进了开风气之先、充满活力的上海，为“苏州张家”的历史画出了第一笔。
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一些张家兄弟远走他乡。如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张鼎和，随其父于20世纪初定居天津，并就读于南开中学，这里是周恩来的母校，张鼎和的革命启蒙从此开始。
还有张乔龄，不满16岁，一人赴直隶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后成为国民党中少数的常胜将军。1937年，他参加抗日战争。因不愿和共产党作战，日本投降后，他申请了退役。
“书痴”张武龄
张武龄出生时，张家在合肥已经有良田万亩，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作为张家的嫡长孙，他天资聪慧，没有沾染半点儿恶习，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不吸烟、不喝酒，深得祖父疼爱。
张武龄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藏书，家中的书全是他买回来的。张武龄买书堪称传奇，他在上海买书，身边需要跟着人帮忙拎书。到后来实在拎不动了，就一一寄存，全部买好后，再雇车一家家去收取。
在苏州，观前街两家大书店小说林、振新书店的老板都认识“张大主顾”，只要他来了，老板伙计都跟在他身后，陪着挑选书籍。凡是店里有新进的书，不需多言，直接成捆送到张家。
韦布是张武龄继室韦均一的弟弟（1921年陆英去世，张武龄带着9个孩子，难以维持家庭，于第二年同韦均一结婚），他称张武龄是个奇人。重听、近视、瘦弱，高鼻子、瘦下巴、秃头顶，长得像书中的国际大侦探福尔摩斯，有一双神采奕奕而敏锐的眼睛，“他是有高贵气质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无洋气”。韦布说：“我好多年来接触张奇友（张武龄），从未发现他有任何一样坏习气。要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坐马桶的时间较长。他的注意力一定在身前凳子上的报纸上了！”韦布跟随姐夫办学多年，发现姐夫家里连一副麻将牌都找不到。
从上海搬到苏州后，为了解社会动向与时代思潮，张武龄每天都要翻阅当时能订到的所有报纸。张武龄家里订的报纸和藏书位列苏州缙紳之冠，仅报纸就有30多种：《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晶报》《金钢钻报》……
张武龄之子张寰和说，父亲这个习惯早在上海就形成了，就连那些不知名的小报小刊他都要看，有时到上海办事住酒店，如果三天不搬走，房间就会堆积很多报刊，再想挪窝就费事了。
学校的经费落实有余后，才考虑儿女的学费
1916年12月27日，张武龄的第3个儿子在上海出生。鉴于12月25日是蔡锷云南起义一周年，张武龄为儿子取名“定和”，字“锷还”，意在“重定共和”，“蔡锷还中国”。
和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张武龄对国家大事非常关注，忧心国家未来。“五四运动”前，他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祖父以赫赫军功积累的大笔财富，该怎么运用？张武龄想用这笔钱报效国家，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不久，他开始致力于毕生的理想——办学。有史料称他早期曾在上海投资实业，但经营失败。事实上，他从未做过任何生意，而是将一生的精力全用在办学上了。
张武龄对自己的革新是从名字开始的。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封建，更名为冀牖，意思是希望在纷乱不清的时代，洞开一扇小窗户。为了办学，他做足准备，先后请教过苏州、上海、南京等地的教育界知名人士，还邀请张一麐（袁世凯政府内务秘书长，担任过教育总长）做校董事会董事长。
1921年秋，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创办了平林中学、乐益女子中学。定名“乐益”，是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现唯一保存下来的乐益女中校刊（民国二十一年毕业班纪念刊）中有张武龄自撰的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泰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从办学的那天起，张武龄就不计代价。他生活朴素，自奉甚俭，但是只要是学校所需，他无不竭力予以满足。他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20余亩，建校舍40余间，教学所需要的设备，无不具备。他有10个子女，如按3000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3万元就能全部送出国留学，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
每年开学时，张武龄的子女往往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能返回学校上学。张寰和记得，父亲总是先把学校的经费落实有余后，才给姐姐和哥哥分配学费和路费。
当时有人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儿女身上
有人曾为张武龄算了一笔账：“张冀牖办乐益女中，花费2万余元建设校舍，购置设备（钢琴、化学仪器、图书、运动器材、演出道具等）。对教职员工亦从丰付酬，高中教师每时1元，初中教师每时5角到7角。一年教职员薪金达5000余元，其他校工伙食、办公费用等每年需2000余元，合计年需7000余元。但是学费收入不多……年收入不到2000元，收入相抵要贴5000多元。平林中学租民房办学，每年租金3000余元。”这里面的资金缺口，全由张武龄一人填补。
从1921年到1937年，张武龄为创办乐益女校花费了25万银元。办学所有费用，全靠他一人支出。张武龄的儿女说：“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他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捐助，一概谢绝，唯有如此，才能在办学上独立自主。
张武龄每年还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穷困人家的女儿入学。比例之高，在江浙一带罕见。他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当时有人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儿女身上。
张武龄将办学当作一生的事业，他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为朋友。后来，他的子女延续着父亲爱家报国的志趣，纷纷投身于慈善事业。
有一天深夜，张武龄悄悄跑到乐益女中的操场上，大喊有火，女学生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急忙爬起来，夺门而出，环顾四周，却连火星都没见着，睡眼惺忪中只见张武龄站在操场上。
张武龄把惊魂未定、莫名其妙的女学生们集中起来，即席发表演讲：“我今天是意在检验大家临事能否镇静，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样才做得大事。另外，如果邻家真的有火，你们是否有舍己救人的仁勇义风呢？”一番演讲，让学生们都肃然起来。
张允和后来回忆：
爸爸接近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深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80多岁的王莲话，是抗战前的乐益学生，她听说我要编乐益校史，特地把她珍藏60多年的毕业纪念册送给我。册中有爸爸的照片、为她们班级的题词、校舍和校园的照片等。她谈起爸爸鼓励她参加童子军，还特殊批准她去镇江参加集训。想起当年的喜悦，还十分高兴和激动。
有些女孩小学毕业后，家贫不能升学，爸爸知道后，就叫教师动员她们免费入学。同时还设置了较多的免费名额，使有些女孩能继续升学深造。她们和家长都十分感激爸爸的帮助。
爸爸自己虽然不上课，但经常参加学生的各种活动，如运动会、游艺会、远足等。匡亚明（老师）指导学生演出田汉的《南归》《湖上的悲剧》等话剧，爸爸都十分赞许。
乐益的学生对学校和校主都有深切的感情。幼年的我，经常在乐益嬉戏，有些高班的学生待我很好。我看到她们临近毕业时，舍不得离开学校，哭哭啼啼在梅花树下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和她们朝夕相处的竹片名牌，用小手绢包好，深深埋入土中，表示她们虽然远离母校，但是要永远和乐益在一起。
张闻天赴莫斯科时，曾受到张武龄的资助，张闻天说：“张老先生当年送我的大洋，情重千金”
乐益女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苏州的红色起点。
1925年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成立后，以乐益女校为据点，先后邀请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安东晚等来苏作演讲，宣传革命形势，推动党团组织的发展。
乐益女校的任教老师阵容也堪称一绝：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这些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不影响深远。而乐益女校，可以说是张闻天革命的第一站。
求贤若渴的张武龄曾亲自跑到松江，邀请侯绍裘前来兼任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的教务主任。侯绍裘是共产党人，但张武龄用人从来不讲党派。他只觉得他们年轻有为，“学问好思想新”，就把他们请来了。
张武龄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未依附任何组织，连上海学校（松江景贤中学）主动前来要求合并，也被他婉言拒绝。正是这种高度的独立，让他敢于开辟从未有过的课程及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热衷办学的张武龄，自己却没上过正规学校，但这也让他不受传统教育藩篱的约束。不夸张地说，乐益的校风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稍加查询当年的苏州报纸，就可以发现，乐益并不是闷头办学。
1925年9月7日，本是乐益正式开课的日子，但为铭记《辛丑条约》（9月7日签订）国耻，乐益停课，举行演讲活动，由侯绍裘主持、张闻天主讲《帝国主义与辛丑条约》，老师叶天底主讲《九七与五卅》。
很多年后，张允和在回忆乐益女中上课的情景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张闻天给她们讲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是一篇翻译过来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一种新风：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大家都知道的爱国主义好文章，当时给我们女孩子很大的震动，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在乐益女中，张闻天先生只教了我半年国文，可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广阔的世界，给了我一辈子的长远影响。我永远不能忘懷他的谆谆叮咛：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乐益停课10天，上街宣传、募捐，分散在各个城门口、火车站口……乐益募捐得了第一名，上海、苏州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为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学们自编自演了节目，父亲还请来了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义演募捐，共演了三天……
乐益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多次来找麻烦。那时爸爸是校主，继母韦均一是校长。当局要求必须辞退几位教师，否则就封闭乐益女中，逮捕他们。万不得已，爸爸忍痛辞退了几位可敬的老师，实际是给他们一定的资助，请他们避避风头。乐益女中因此停办了高中部，我和大姐、三妹转到南京读高中。
张闻天老师不久到苏联去了，后来才知道侯绍裘、叶天底两位老师先后遇害了。
1937年，日军已经逼近，前景一片灰暗。乐益女校无奈关闭，张武龄夫妇迁回合肥。在他们离去后，日本人把乐益改成医院，后又改成监狱。
张允和说：“要不是卢沟桥事变，（乐益）还会一直办下去……1938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的爸爸去世了。爸爸是由合肥、六安逃难到霍丘去的。后来听人说，爸爸是吃了日本人放了毒的井水，患痢疾去世的。那时候爸爸才49岁。”从1921年到1937年，张武龄在苏州办学17年。
张武龄离世后，他的子女秉承父志，纷纷投身教育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乐益女中恢复办校。1946年至解放前，校长由长子张宗和担任。解放后，张宗和任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五子张寰和接任校长一职。
1960年，张闻天重访苏州乐益女中。1925年，他受中央指派赴莫斯科，临行前张武龄曾送他数十元大洋作为旅资，想起此事，张闻天感慨道：“张老先生当年送我的大洋，情重千金。”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合肥四姊妹》，金安平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1版;《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撰，三联书店2014年7月第1版;《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王道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张武龄家的不动产 向内寻求精神富有》，佚名/文，《北广人物》2017年第41期等）
张武龄（1889—1938），安徽合肥人。1913年，张武龄携全家搬到上海，1917年迁往苏州。1921年秋，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中学（乐益女校）。乐益女校的任教老师阵容堪称一绝：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这些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不影响深远，乐益女校亦成为苏州的红色起点。张武龄在苏州办学17年。1937年，日军逼近，乐益女校无奈关闭，张武龄回到合肥，于1938年患痢疾去世。
张武龄虽然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但与当时的世家子弟不同，他更像是一个决然的反叛者。张武龄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不吸烟、不喝酒。他广闻博览，思想开化，孩子陆续出生后，庞杂的合肥老宅中渐现慵散之风，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张武龄毅然举家辞别祖居，为“苏州张家”的历史画出了第一笔。正是在苏州，他开始致力于毕生的理想——办学。
出走的贵公子
张华奎膝下无子，张武龄出生后，被从五房过继来，成为张家的长子长孙。张华奎为他取名绳进，取意“绳其祖武”，字武龄，希望他如祖父张树声一样英勇。
张武龄4个月时，张华奎上任四川川东道台，张武龄乘船同去（张华奎去世后，张武龄回到合肥）。船日夜行驶在江中，在风浪和机械的巨大声响的伤害下，张武龄自幼听力不好。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远离了张家祖辈的勇武，一改张家世代从政的传统，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1906年，张武龄17岁，和来自扬州的大家闺秀陆英成亲。1913年，24岁的他携家眷搬到上海。张武龄这次举家出走，和他从小受到的开明教育不无关系，他始终关注、向往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张武龄之女张允和后来在《张家旧事》中回忆：
辛亥革命后，父亲觉得，这样一个衣食富足的大家庭，众多子弟中很可能会有坐享其成、游手好闲，甚至纵情声色之徒，在骄奢淫逸中消磨时光和生命。如果长久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的子女将来说不定也会受影响沾染恶习。同时也受到祖父办“洋务”的思想影响，父亲早有志于办教育以强国，遂决定离开合肥。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
张武龄离开“合肥张家”这一支，也从此离开了旧式士绅大家族的种种家规陈俗，一步迈进了开风气之先、充满活力的上海，为“苏州张家”的历史画出了第一笔。
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一些张家兄弟远走他乡。如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张鼎和，随其父于20世纪初定居天津，并就读于南开中学，这里是周恩来的母校，张鼎和的革命启蒙从此开始。
还有张乔龄，不满16岁，一人赴直隶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后成为国民党中少数的常胜将军。1937年，他参加抗日战争。因不愿和共产党作战，日本投降后，他申请了退役。
“书痴”张武龄
张武龄出生时，张家在合肥已经有良田万亩，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作为张家的嫡长孙，他天资聪慧，没有沾染半点儿恶习，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不吸烟、不喝酒，深得祖父疼爱。
张武龄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藏书，家中的书全是他买回来的。张武龄买书堪称传奇，他在上海买书，身边需要跟着人帮忙拎书。到后来实在拎不动了，就一一寄存，全部买好后，再雇车一家家去收取。
在苏州，观前街两家大书店小说林、振新书店的老板都认识“张大主顾”，只要他来了，老板伙计都跟在他身后，陪着挑选书籍。凡是店里有新进的书，不需多言，直接成捆送到张家。
韦布是张武龄继室韦均一的弟弟（1921年陆英去世，张武龄带着9个孩子，难以维持家庭，于第二年同韦均一结婚），他称张武龄是个奇人。重听、近视、瘦弱，高鼻子、瘦下巴、秃头顶，长得像书中的国际大侦探福尔摩斯，有一双神采奕奕而敏锐的眼睛，“他是有高贵气质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无洋气”。韦布说：“我好多年来接触张奇友（张武龄），从未发现他有任何一样坏习气。要勉强说有的话，那就是坐马桶的时间较长。他的注意力一定在身前凳子上的报纸上了！”韦布跟随姐夫办学多年，发现姐夫家里连一副麻将牌都找不到。
从上海搬到苏州后，为了解社会动向与时代思潮，张武龄每天都要翻阅当时能订到的所有报纸。张武龄家里订的报纸和藏书位列苏州缙紳之冠，仅报纸就有30多种：《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晶报》《金钢钻报》……
张武龄之子张寰和说，父亲这个习惯早在上海就形成了，就连那些不知名的小报小刊他都要看，有时到上海办事住酒店，如果三天不搬走，房间就会堆积很多报刊，再想挪窝就费事了。
学校的经费落实有余后，才考虑儿女的学费
1916年12月27日，张武龄的第3个儿子在上海出生。鉴于12月25日是蔡锷云南起义一周年，张武龄为儿子取名“定和”，字“锷还”，意在“重定共和”，“蔡锷还中国”。
和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张武龄对国家大事非常关注，忧心国家未来。“五四运动”前，他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祖父以赫赫军功积累的大笔财富，该怎么运用？张武龄想用这笔钱报效国家，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不久，他开始致力于毕生的理想——办学。有史料称他早期曾在上海投资实业，但经营失败。事实上，他从未做过任何生意，而是将一生的精力全用在办学上了。
张武龄对自己的革新是从名字开始的。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封建，更名为冀牖，意思是希望在纷乱不清的时代，洞开一扇小窗户。为了办学，他做足准备，先后请教过苏州、上海、南京等地的教育界知名人士，还邀请张一麐（袁世凯政府内务秘书长，担任过教育总长）做校董事会董事长。
1921年秋，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创办了平林中学、乐益女子中学。定名“乐益”，是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现唯一保存下来的乐益女中校刊（民国二十一年毕业班纪念刊）中有张武龄自撰的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泰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从办学的那天起，张武龄就不计代价。他生活朴素，自奉甚俭，但是只要是学校所需，他无不竭力予以满足。他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20余亩，建校舍40余间，教学所需要的设备，无不具备。他有10个子女，如按3000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3万元就能全部送出国留学，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
每年开学时，张武龄的子女往往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能返回学校上学。张寰和记得，父亲总是先把学校的经费落实有余后，才给姐姐和哥哥分配学费和路费。
当时有人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儿女身上
有人曾为张武龄算了一笔账：“张冀牖办乐益女中，花费2万余元建设校舍，购置设备（钢琴、化学仪器、图书、运动器材、演出道具等）。对教职员工亦从丰付酬，高中教师每时1元，初中教师每时5角到7角。一年教职员薪金达5000余元，其他校工伙食、办公费用等每年需2000余元，合计年需7000余元。但是学费收入不多……年收入不到2000元，收入相抵要贴5000多元。平林中学租民房办学，每年租金3000余元。”这里面的资金缺口，全由张武龄一人填补。
从1921年到1937年，张武龄为创办乐益女校花费了25万银元。办学所有费用，全靠他一人支出。张武龄的儿女说：“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他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捐助，一概谢绝，唯有如此，才能在办学上独立自主。
张武龄每年还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穷困人家的女儿入学。比例之高，在江浙一带罕见。他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当时有人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儿女身上。
张武龄将办学当作一生的事业，他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为朋友。后来，他的子女延续着父亲爱家报国的志趣，纷纷投身于慈善事业。
有一天深夜，张武龄悄悄跑到乐益女中的操场上，大喊有火，女学生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急忙爬起来，夺门而出，环顾四周，却连火星都没见着，睡眼惺忪中只见张武龄站在操场上。
张武龄把惊魂未定、莫名其妙的女学生们集中起来，即席发表演讲：“我今天是意在检验大家临事能否镇静，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样才做得大事。另外，如果邻家真的有火，你们是否有舍己救人的仁勇义风呢？”一番演讲，让学生们都肃然起来。
张允和后来回忆：
爸爸接近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深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80多岁的王莲话，是抗战前的乐益学生，她听说我要编乐益校史，特地把她珍藏60多年的毕业纪念册送给我。册中有爸爸的照片、为她们班级的题词、校舍和校园的照片等。她谈起爸爸鼓励她参加童子军，还特殊批准她去镇江参加集训。想起当年的喜悦，还十分高兴和激动。
有些女孩小学毕业后，家贫不能升学，爸爸知道后，就叫教师动员她们免费入学。同时还设置了较多的免费名额，使有些女孩能继续升学深造。她们和家长都十分感激爸爸的帮助。
爸爸自己虽然不上课，但经常参加学生的各种活动，如运动会、游艺会、远足等。匡亚明（老师）指导学生演出田汉的《南归》《湖上的悲剧》等话剧，爸爸都十分赞许。
乐益的学生对学校和校主都有深切的感情。幼年的我，经常在乐益嬉戏，有些高班的学生待我很好。我看到她们临近毕业时，舍不得离开学校，哭哭啼啼在梅花树下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和她们朝夕相处的竹片名牌，用小手绢包好，深深埋入土中，表示她们虽然远离母校，但是要永远和乐益在一起。
张闻天赴莫斯科时，曾受到张武龄的资助，张闻天说：“张老先生当年送我的大洋，情重千金”
乐益女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苏州的红色起点。
1925年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成立后，以乐益女校为据点，先后邀请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安东晚等来苏作演讲，宣传革命形势，推动党团组织的发展。
乐益女校的任教老师阵容也堪称一绝：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这些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不影响深远。而乐益女校，可以说是张闻天革命的第一站。
求贤若渴的张武龄曾亲自跑到松江，邀请侯绍裘前来兼任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的教务主任。侯绍裘是共产党人，但张武龄用人从来不讲党派。他只觉得他们年轻有为，“学问好思想新”，就把他们请来了。
张武龄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未依附任何组织，连上海学校（松江景贤中学）主动前来要求合并，也被他婉言拒绝。正是这种高度的独立，让他敢于开辟从未有过的课程及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热衷办学的张武龄，自己却没上过正规学校，但这也让他不受传统教育藩篱的约束。不夸张地说，乐益的校风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稍加查询当年的苏州报纸，就可以发现，乐益并不是闷头办学。
1925年9月7日，本是乐益正式开课的日子，但为铭记《辛丑条约》（9月7日签订）国耻，乐益停课，举行演讲活动，由侯绍裘主持、张闻天主讲《帝国主义与辛丑条约》，老师叶天底主讲《九七与五卅》。
很多年后，张允和在回忆乐益女中上课的情景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张闻天给她们讲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是一篇翻译过来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一种新风：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大家都知道的爱国主义好文章，当时给我们女孩子很大的震动，激发了我们的爱国心。
在乐益女中，张闻天先生只教了我半年国文，可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广阔的世界，给了我一辈子的长远影响。我永远不能忘懷他的谆谆叮咛：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乐益停课10天，上街宣传、募捐，分散在各个城门口、火车站口……乐益募捐得了第一名，上海、苏州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为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学们自编自演了节目，父亲还请来了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义演募捐，共演了三天……
乐益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多次来找麻烦。那时爸爸是校主，继母韦均一是校长。当局要求必须辞退几位教师，否则就封闭乐益女中，逮捕他们。万不得已，爸爸忍痛辞退了几位可敬的老师，实际是给他们一定的资助，请他们避避风头。乐益女中因此停办了高中部，我和大姐、三妹转到南京读高中。
张闻天老师不久到苏联去了，后来才知道侯绍裘、叶天底两位老师先后遇害了。
1937年，日军已经逼近，前景一片灰暗。乐益女校无奈关闭，张武龄夫妇迁回合肥。在他们离去后，日本人把乐益改成医院，后又改成监狱。
张允和说：“要不是卢沟桥事变，（乐益）还会一直办下去……1938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的爸爸去世了。爸爸是由合肥、六安逃难到霍丘去的。后来听人说，爸爸是吃了日本人放了毒的井水，患痢疾去世的。那时候爸爸才49岁。”从1921年到1937年，张武龄在苏州办学17年。
张武龄离世后，他的子女秉承父志，纷纷投身教育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乐益女中恢复办校。1946年至解放前，校长由长子张宗和担任。解放后，张宗和任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五子张寰和接任校长一职。
1960年，张闻天重访苏州乐益女中。1925年，他受中央指派赴莫斯科，临行前张武龄曾送他数十元大洋作为旅资，想起此事，张闻天感慨道：“张老先生当年送我的大洋，情重千金。”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小婷 来源/《合肥四姊妹》，金安平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1版;《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撰，三联书店2014年7月第1版;《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王道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张武龄家的不动产 向内寻求精神富有》，佚名/文，《北广人物》2017年第4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