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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琱生簋铭文中有“仆墉土田”一词，结合文献中的“土田附庸”来看，“仆墉”即是“附墉”，是当时人聚居的小邑，这样的小城围绕在区域中心大城的四周，又牢牢地附着在广大土田之上，所以称为“附墉”。
关键词：琱生器;“土田仆墉”;附庸
2006 年 11 月，陕西扶风县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名为“琱生尊”[1]。它与传世的两件琱生簋关系密切，其中它与五年琱生簋铭文中都记有“仆墉土田”[2]一词，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前辈学者孙诒让认为“仆墉土田”就是《诗·鲁颂·閟宫》中的“土田附庸”，也即是《左传》中的“土田陪敦”[3]。王国维也持类似的看法，并指出《左传》中的“敦”字当是“墉”的讹字[4]。他们的观点，被很多学者所接受。但是，对于“仆墉土田”一词具体的解释，却产生了分歧。郭沫若曾把《鲁颂·閟宫》中的“附庸”解释为附属于土田的农夫[5]，后又指出应理解为土田周围附有墙垣[6]，之后又否定了先前的看法，认为“仆墉”是一种耕作奴隶[7]。后来学者多持此说[8]。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杨宽认为“附庸”是小城的意思，“土田附庸”是指大块土田而有城郭的居民[9]。此说有理。王人聪引陈汉平之说，将铭文中的“墉”字和询簋、逆钟铭文中的“庸”字对比，指出两者形体不同，意义也不相同，只是字音相同而已[10]。沈长云也指出，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作 ”[11]、“取 ”[12]等词，其“”字与琱生簋铭中的“ （墉）”[13]字用例相同，属于象形字的构形，而卜辞中另有表示被人役使的从庚从用的“庸”字，是会意兼形声的字，两者迥然两异[14]。此说当是。
不过，王人聪认为“仆墉”应解释为附庸小国[15]，学者已经指出，这样的理解可能不太妥当[16]。琱生诸器发现于扶风境内，因此争议的土地当是召氏宗族在王畿内的采邑，采邑面积本来就不大，周围还有附属的小国，恐怕不太可能。也有学者主张，“仆墉土田”实际是指靠近城垣的土田，类似于文献中记载的“负郭田”[17]。恐怕非是。《鲁颂·閟宫》在追述成王的册命时提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若“土田附庸”仅是指靠近城郭的田地，成王所赐未免太少了些，在已有关于册命的金文和传世文献中也鲜有这样的例子，使我们困惑。
墉，甲骨文作[18]、[19]，金文中两种形式皆有，唐兰指出，这是一个象形字，象征着在城墙的四周建立门楼[20]。《说文》：“墉，城垣也”，《礼记·王制》注曰：“庸，城也。”（庸与墉音同，此当读为墉）。所以，琱生器中“仆墉”之“墉”的本义是城，应当没有问题。
《诗经》中有关于周人作墉的记载，如《大雅·崧高》叙述申伯受封于南国时云：“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传御，迁其私人。”毛传训庸为“城”，庸与墉音同，实可通。申伯受封于谢，谢人当是此地的土著居民。在申伯未到之前，谢人就已经建造起了“庸”（墉）。《大雅·韩奕》叙述周王任命韩侯时提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实墉实壑，实亩实藉。”韩侯所居住的城，由燕师修建。“实墉”的“墉”指的就是韩侯所居的城。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篇其实提及了分封过程中很重要的两个层面，即生活居住和农业生产。所以，《鲁颂·閟宫》中的“土田附庸”，很可能就包括了这两个层面。
那么，当时的人是以怎样的形式居住在这些墉中呢？商代的非王卜辞记载有“己丑子卜，贞，余有乎出墉？”“子 乎出墉？” [21]其中的“子”是占卜的主體，“余”是其自称。“子”是家族首脑们的尊称[22]，是家族的族长。从卜辞中可见，有呼者呼唤这些族的族长出墉。学者已经指出，商人家族的成员按照族系聚居[23]，所以，当时的人应该是以族为单位聚居在墉中。对重视宗族和血缘关系的周人而言，应该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墉可能不会很大，《礼记·王制》提及“附庸”，郑玄注云：“小城曰附庸”，《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朱凤瀚指出，这里所指的“城郭”实际上只是一种土围子[24]。墉这样的小城大概也不会很高级。
先秦时代，常见的聚落单位是“邑”，邑的种类很多[25]，墉这样的小城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是一些规模并不大的邑。宜侯夨簋在记载周王赐予夨土地人民时提到：“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锡在宜王人□又七里;锡奠七伯，厥卢□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26]既言赐土，则所赐内容中应当言及土田，所以两个残泐的“厥□”中有一处当是指土田，李零怀疑“厥□百又廿”中第二字是“山”[27]。如果以上推测大致不错，那么铭文所提及的赐土内容就有山、川、宅邑和土田，正可与“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对读，前者其实是后者的具体化。这为理解“附庸（墉）”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所指可能是供人居住的宅邑。
铭文中的“王人”，是属于王这一族的贵族，他们以里为单位，居住在城中[28]，而一般的民众诸如庶人，则居住在城外的三十五个邑中。先秦时期的劳役，常以夫为单位，所以“一夫”其实还包括了一个“家”，六百多夫实际上还指六百多个家，他们居住在城外的三十五个邑中，可见这样的邑不会很大。陈梦家曾据《周礼》推算邑中居民大约为三十家[29]，与此大致相合。
再来看琱生诸器中的“仆墉土田”。琱生诸器铭文涉及的是西周晚期召氏宗族内部划分财产的事情，其中提到“仆墉土田多 ”， 字学者释为“讼”[30]或“扰”[31]，其所表达的都是“仆墉土田”不太平这一事实，琱生与大宗召氏所争议的核心也在于此。与财产划分相关的争讼，西周金文中提及不少，西周晚期的 攸比鼎在记述两方争讼田地时提到“其且射分田邑”[32]，不仅提及了田，还涉及到了邑。 比盨提到周王命有司“复付 比田十又三邑”[33]，可见在涉及财产划分时常会将田和邑联系在一起进行划分，两者关系密切，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等质性”[34]。所以，琱生与大宗所争议的“仆墉土田”，可能也包含了田和邑两个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仆墉”所指的应该是宅邑，而不是旧释供人役使的奴役。 据师 簋记载，琱生此前在王室中担任了宰官[35]，他可能有了另立一族的资格，因而要分召族公室中的财产自立一族。所以，铭文中的君氏所谓“公仆墉土田多 ”其实是讲给琱生听的，是他要求分族，才挑起了这件事，使得宗族不太平。而土田本身是不会纷扰的，即使是旧释的“仆庸”其也只是奴役，没有什么发言权，也不会产生什么纷争，所以，真正对划分产生意见的其实是那些居住在小邑中的庶人。他们以族为单位居住在墉中，原属于召族大宗，所祭祀的都是召族的祖先，而琱生要求划分土田，便连带着土田上的邑也有一部分要划给他，邑中庶人的从属关系可能就要发生改变，所以庶人多扰。正基于此，所以君氏说要妥善地处理这件事请，“勿使散亡”[36]，琱生也在琱生尊的最后盟誓“其又敢乱兹命，曰毋事召人，公则明亟”[37]。这话既是说给召族大宗听的，也是说给居住在邑中的庶人听的。
这件的事最后妥善地解决了，召氏大宗将五分之二的田邑划给了琱生，如前所述，田和邑有时有某种“等质性”，所以在六年琱生簋中，召伯虎才会“以邑讯有司”，即将最后的划分结果（哪些土田和邑划给了琱生）报告给“有司”登记造册，丝毫没有提及有关奴役的事。所以综合来看，铭文中的“仆墉”不应当看作是“奴役”。
那么，时人为什么会将聚居的小城称作“附墉”呢？在先秦时期，田与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邑可能就在田附近，每个邑的周围有着一定比例的土田，所以划分田地即代表着划分宅邑。朱凤瀚在研究商代政治区划形式时指出，区域的中心是都邑，为宗族长所居，四郊是农田，有若干的小邑，田在邑的周围，人们在小邑中聚族而居[38]。由于这些小城附着在广大的土田之上，所以将它们称作“附墉”。
同时，从宏观来看，他们又以某些城邑或都邑为中心，环绕在大城的四周，所以也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是附着在大城四周的墉。直到春秋时期也依然如此，春秋晚期的叔夷钟铭文提到：“余赐汝莱都脒剺，其县三百”[39]，李家浩指出“其县三百”是附着在都城“脒剺”四周鄙野地区的三百个邑[40]，这些邑应该不会很大，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小邑可能差不多。这些小邑对中心的大城来讲，看上去就像一种附属关系，故而称其为“附墉”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1] 陈絜.琱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J]，朱凤瀚主编.金文与西周历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2-10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 4292，中华书局，2007：6493.以下简称《集成》。汪玉堂，胡社生.陕西扶风县新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2007（4）：3-11.
[3] 孙诒让.名原[M]，中华书局，2016：284-285.
[4]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六册）[M]，上海古籍书店，1983：93-94.
[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人民出版社，1954：130.
[6] 见[5]第 162 页.
[7] 郭沫若.夨簋铭考释[J]，考古学报，1956（1）：9.
[8]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611-627;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66-386;林沄.林沄学术文集[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57-165;朱凤瀚.琱生簋铭新探[J]，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9-96;陈絜文见[1]所引.
[9] 杨宽.西周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06-407.
[10] 王人聪.琱生簋铭“仆墉土田”辨析[J]，考古，1994（5）：443-446.
[11]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M] 13514，中华书局，1999.以下简称《合集》。
[12] 《合集》20570。
[13] 集成《4292》。
[14] 沈长云.琱生簋铭“仆墉土田”新释[J]，古文字研究，中华书局，2000：73-78.
[15] 王人聪.琱生簋铭“仆墉土田”辨析[J]，考古，1994（5）：443-446.
[16] 见[8]所引裘锡圭文.
[17]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中华书局，1988：37;沈长云文见[14].
[18] 贝塚茂树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M]324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
[19] 《合集》8289 正。
[20]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J]，文物，1973（7）：5-14.
[21] 《甲研》B.3241+《前》8.10.1。
[22] 林沄.林沄學术文集[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2.
[23]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17.
[24] 见[24]所引第 154 页.
[25] 同[1].
[26] 《集成》4320。
[27] 李零.李零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8.
[28] 陈絜.血族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族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16-123.
[2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323.
[30] 见[8]所引朱凤瀚文.
[31] 同[1].
[32] 《集成》2818。
[33] 《集成》4466。
[34] （日）伊藤道治，江蓝生译.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M]，中华书局，2002：145.
[35] 《集成》4325。
[36] 李学勤.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J]，文物，2007（8）：71-75.
[37] 同[36].
[38] 见[24]所引第 154-156 页.
[39] 《集成》273。
[40] 李家浩.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5-34.
关键词：琱生器;“土田仆墉”;附庸
2006 年 11 月，陕西扶风县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名为“琱生尊”[1]。它与传世的两件琱生簋关系密切，其中它与五年琱生簋铭文中都记有“仆墉土田”[2]一词，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前辈学者孙诒让认为“仆墉土田”就是《诗·鲁颂·閟宫》中的“土田附庸”，也即是《左传》中的“土田陪敦”[3]。王国维也持类似的看法，并指出《左传》中的“敦”字当是“墉”的讹字[4]。他们的观点，被很多学者所接受。但是，对于“仆墉土田”一词具体的解释，却产生了分歧。郭沫若曾把《鲁颂·閟宫》中的“附庸”解释为附属于土田的农夫[5]，后又指出应理解为土田周围附有墙垣[6]，之后又否定了先前的看法，认为“仆墉”是一种耕作奴隶[7]。后来学者多持此说[8]。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杨宽认为“附庸”是小城的意思，“土田附庸”是指大块土田而有城郭的居民[9]。此说有理。王人聪引陈汉平之说，将铭文中的“墉”字和询簋、逆钟铭文中的“庸”字对比，指出两者形体不同，意义也不相同，只是字音相同而已[10]。沈长云也指出，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作 ”[11]、“取 ”[12]等词，其“”字与琱生簋铭中的“ （墉）”[13]字用例相同，属于象形字的构形，而卜辞中另有表示被人役使的从庚从用的“庸”字，是会意兼形声的字，两者迥然两异[14]。此说当是。
不过，王人聪认为“仆墉”应解释为附庸小国[15]，学者已经指出，这样的理解可能不太妥当[16]。琱生诸器发现于扶风境内，因此争议的土地当是召氏宗族在王畿内的采邑，采邑面积本来就不大，周围还有附属的小国，恐怕不太可能。也有学者主张，“仆墉土田”实际是指靠近城垣的土田，类似于文献中记载的“负郭田”[17]。恐怕非是。《鲁颂·閟宫》在追述成王的册命时提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若“土田附庸”仅是指靠近城郭的田地，成王所赐未免太少了些，在已有关于册命的金文和传世文献中也鲜有这样的例子，使我们困惑。
墉，甲骨文作[18]、[19]，金文中两种形式皆有，唐兰指出，这是一个象形字，象征着在城墙的四周建立门楼[20]。《说文》：“墉，城垣也”，《礼记·王制》注曰：“庸，城也。”（庸与墉音同，此当读为墉）。所以，琱生器中“仆墉”之“墉”的本义是城，应当没有问题。
《诗经》中有关于周人作墉的记载，如《大雅·崧高》叙述申伯受封于南国时云：“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传御，迁其私人。”毛传训庸为“城”，庸与墉音同，实可通。申伯受封于谢，谢人当是此地的土著居民。在申伯未到之前，谢人就已经建造起了“庸”（墉）。《大雅·韩奕》叙述周王任命韩侯时提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实墉实壑，实亩实藉。”韩侯所居住的城，由燕师修建。“实墉”的“墉”指的就是韩侯所居的城。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篇其实提及了分封过程中很重要的两个层面，即生活居住和农业生产。所以，《鲁颂·閟宫》中的“土田附庸”，很可能就包括了这两个层面。
那么，当时的人是以怎样的形式居住在这些墉中呢？商代的非王卜辞记载有“己丑子卜，贞，余有乎出墉？”“子 乎出墉？” [21]其中的“子”是占卜的主體，“余”是其自称。“子”是家族首脑们的尊称[22]，是家族的族长。从卜辞中可见，有呼者呼唤这些族的族长出墉。学者已经指出，商人家族的成员按照族系聚居[23]，所以，当时的人应该是以族为单位聚居在墉中。对重视宗族和血缘关系的周人而言，应该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墉可能不会很大，《礼记·王制》提及“附庸”，郑玄注云：“小城曰附庸”，《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朱凤瀚指出，这里所指的“城郭”实际上只是一种土围子[24]。墉这样的小城大概也不会很高级。
先秦时代，常见的聚落单位是“邑”，邑的种类很多[25]，墉这样的小城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是一些规模并不大的邑。宜侯夨簋在记载周王赐予夨土地人民时提到：“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锡在宜王人□又七里;锡奠七伯，厥卢□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26]既言赐土，则所赐内容中应当言及土田，所以两个残泐的“厥□”中有一处当是指土田，李零怀疑“厥□百又廿”中第二字是“山”[27]。如果以上推测大致不错，那么铭文所提及的赐土内容就有山、川、宅邑和土田，正可与“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对读，前者其实是后者的具体化。这为理解“附庸（墉）”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所指可能是供人居住的宅邑。
铭文中的“王人”，是属于王这一族的贵族，他们以里为单位，居住在城中[28]，而一般的民众诸如庶人，则居住在城外的三十五个邑中。先秦时期的劳役，常以夫为单位，所以“一夫”其实还包括了一个“家”，六百多夫实际上还指六百多个家，他们居住在城外的三十五个邑中，可见这样的邑不会很大。陈梦家曾据《周礼》推算邑中居民大约为三十家[29]，与此大致相合。
再来看琱生诸器中的“仆墉土田”。琱生诸器铭文涉及的是西周晚期召氏宗族内部划分财产的事情，其中提到“仆墉土田多 ”， 字学者释为“讼”[30]或“扰”[31]，其所表达的都是“仆墉土田”不太平这一事实，琱生与大宗召氏所争议的核心也在于此。与财产划分相关的争讼，西周金文中提及不少，西周晚期的 攸比鼎在记述两方争讼田地时提到“其且射分田邑”[32]，不仅提及了田，还涉及到了邑。 比盨提到周王命有司“复付 比田十又三邑”[33]，可见在涉及财产划分时常会将田和邑联系在一起进行划分，两者关系密切，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等质性”[34]。所以，琱生与大宗所争议的“仆墉土田”，可能也包含了田和邑两个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仆墉”所指的应该是宅邑，而不是旧释供人役使的奴役。 据师 簋记载，琱生此前在王室中担任了宰官[35]，他可能有了另立一族的资格，因而要分召族公室中的财产自立一族。所以，铭文中的君氏所谓“公仆墉土田多 ”其实是讲给琱生听的，是他要求分族，才挑起了这件事，使得宗族不太平。而土田本身是不会纷扰的，即使是旧释的“仆庸”其也只是奴役，没有什么发言权，也不会产生什么纷争，所以，真正对划分产生意见的其实是那些居住在小邑中的庶人。他们以族为单位居住在墉中，原属于召族大宗，所祭祀的都是召族的祖先，而琱生要求划分土田，便连带着土田上的邑也有一部分要划给他，邑中庶人的从属关系可能就要发生改变，所以庶人多扰。正基于此，所以君氏说要妥善地处理这件事请，“勿使散亡”[36]，琱生也在琱生尊的最后盟誓“其又敢乱兹命，曰毋事召人，公则明亟”[37]。这话既是说给召族大宗听的，也是说给居住在邑中的庶人听的。
这件的事最后妥善地解决了，召氏大宗将五分之二的田邑划给了琱生，如前所述，田和邑有时有某种“等质性”，所以在六年琱生簋中，召伯虎才会“以邑讯有司”，即将最后的划分结果（哪些土田和邑划给了琱生）报告给“有司”登记造册，丝毫没有提及有关奴役的事。所以综合来看，铭文中的“仆墉”不应当看作是“奴役”。
那么，时人为什么会将聚居的小城称作“附墉”呢？在先秦时期，田与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邑可能就在田附近，每个邑的周围有着一定比例的土田，所以划分田地即代表着划分宅邑。朱凤瀚在研究商代政治区划形式时指出，区域的中心是都邑，为宗族长所居，四郊是农田，有若干的小邑，田在邑的周围，人们在小邑中聚族而居[38]。由于这些小城附着在广大的土田之上，所以将它们称作“附墉”。
同时，从宏观来看，他们又以某些城邑或都邑为中心，环绕在大城的四周，所以也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是附着在大城四周的墉。直到春秋时期也依然如此，春秋晚期的叔夷钟铭文提到：“余赐汝莱都脒剺，其县三百”[39]，李家浩指出“其县三百”是附着在都城“脒剺”四周鄙野地区的三百个邑[40]，这些邑应该不会很大，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小邑可能差不多。这些小邑对中心的大城来讲，看上去就像一种附属关系，故而称其为“附墉”也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1] 陈絜.琱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J]，朱凤瀚主编.金文与西周历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2-10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 4292，中华书局，2007：6493.以下简称《集成》。汪玉堂，胡社生.陕西扶风县新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2007（4）：3-11.
[3] 孙诒让.名原[M]，中华书局，2016：284-285.
[4]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六册）[M]，上海古籍书店，1983：93-94.
[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人民出版社，1954：130.
[6] 见[5]第 162 页.
[7] 郭沫若.夨簋铭考释[J]，考古学报，1956（1）：9.
[8]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611-627;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66-386;林沄.林沄学术文集[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57-165;朱凤瀚.琱生簋铭新探[J]，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9-96;陈絜文见[1]所引.
[9] 杨宽.西周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06-407.
[10] 王人聪.琱生簋铭“仆墉土田”辨析[J]，考古，1994（5）：443-446.
[11]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M] 13514，中华书局，1999.以下简称《合集》。
[12] 《合集》20570。
[13] 集成《4292》。
[14] 沈长云.琱生簋铭“仆墉土田”新释[J]，古文字研究，中华书局，2000：73-78.
[15] 王人聪.琱生簋铭“仆墉土田”辨析[J]，考古，1994（5）：443-446.
[16] 见[8]所引裘锡圭文.
[17]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中华书局，1988：37;沈长云文见[14].
[18] 贝塚茂树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M]324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
[19] 《合集》8289 正。
[20]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J]，文物，1973（7）：5-14.
[21] 《甲研》B.3241+《前》8.10.1。
[22] 林沄.林沄學术文集[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2.
[23]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17.
[24] 见[24]所引第 154 页.
[25] 同[1].
[26] 《集成》4320。
[27] 李零.李零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8.
[28] 陈絜.血族组织地缘化与地缘组织血族化——关于周代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几点看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16-123.
[2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323.
[30] 见[8]所引朱凤瀚文.
[31] 同[1].
[32] 《集成》2818。
[33] 《集成》4466。
[34] （日）伊藤道治，江蓝生译.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M]，中华书局，2002：145.
[35] 《集成》4325。
[36] 李学勤.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J]，文物，2007（8）：71-75.
[37] 同[36].
[38] 见[24]所引第 154-156 页.
[39] 《集成》273。
[40] 李家浩.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