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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社会发展，我国家事矛盾日趋复杂，案件类型多元化，家事审判面临时代挑战。家事审判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兼具司法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双重属性，可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庭和睦。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文简称《民法典》）正式出台生效，“婚姻家庭编”脱单入典，成为家事实体法体系完善、内容规范的标志。良好的家事审判需要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轨并行，也需因地制宜，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实况统筹规划。本文结合民族地区实践调研，深入剖析家事审判改革取得成效，分析民族地区家事案件审理症结所在，为推动结合民族特色的家事审判程序立法进程提供建议。
关键词：《民法典》;民族;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3.057
0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家庭问题日趋复杂，家庭纠纷呈多样化态势，现代家庭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法学视角观之，婚姻家庭实质上就是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家事案件主要由与婚姻、家庭、继承相关的案件构成，结合对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的性质分析，有的学者对家事案件予以“具有隐私性、公益性、复杂性”的特征归纳。目前，理应充分认识到新时期中国婚姻家庭关系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不同婚姻家庭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多元化解决路径。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家事试点意见》），在总结两年100余所法院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总体要求作出相应规定。然有学者指出，家事审判改革之路仍面临诸多问题与实践困难。迄今为止，我国仍无独立家事审判制度，匮乏明确家事案件范围划分，也没有独立家事案件审理机构。换言之，尽管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基于司法實务提出了诸多创新举措，但匮乏完整的程序支撑与制度保障，多表现为实务导向的工作模式创新，致使各地家事审判进程不同，法官裁量尺度不一，甚至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大量出现。
继《民法典》正式出台，婚姻家庭编中“树立优良家风”入法等亮点频现，也侧面凸显家事审判改革对立法的积极意义及其实务探索必要性。作为家事实体法，其内容规范与体系完善，也为家事审判的深入推进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推动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实现家事审判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轨并行是时代之需。此外，改革过程中，民族地区所面临的特殊类型家事纠纷，也仍匮乏针对性重视及相应举措。目前亟待构建符合家事审判改革背景，适应民族地区的特色家事审判改革路径。
1 家事案件范围及家事审判程序构建必要性
1.1 家事案件审理范围
国内学界对家事案件审理范围存在“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主流观点。“广义说”多认为家事案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包括财产关系及由之衍生的家事非讼案件;而“狭义说”多认为家事案件仅限身份关系纠纷，包括婚姻、亲子和收养三大基本类型。对此，笔者认同“广义说”观点，家庭生活从不可孤立看待，它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以情感的亲密互通、资源的交融共享将彼此衔接。而《家事试点意见》中，也以广义说为基础，将家事案件定义为指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及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家庭纠纷，并分列六类案件类型以便司法实务操作。
1.2 家事审判程序构建必要性
良好的程序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实体法的应用价值，司法改革进入深水期，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的家事审判改革历经四余年发展，涌现出许多扎根实务的先进经验与创新举措，其中“离婚冷静期”“财产申报制”等模式已为《民法典》选择性吸收。2021年，《民法典》出台生效，“婚姻家庭编”脱单入典，家事案件的对应实体法已拥有更为完整系统的体系。因此，与实体法相匹配的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势在必行。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响应纠纷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新型家事案件之司法需求，也有助于规范家事案件裁量尺度，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使其区别于传统民事诉讼只论是非曲直，案结即为事了的“刚性”裁判模式，真正实现人性化、社会化的“柔性”家事审判，进而达到弘扬优良家风，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目的。
2 民族地区调研点家事审判改革发展成效
一是注重专业化机构设置，推进家事案件审理专业化。2016年8月，茂县人民法院凤仪人民法庭被省高院确定为全省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单位，结合区域实况与案件特质，明确界定受案范围，并配备羌文化特色家事审判文化走廊、心理疏导室等系列设施。2019年，小金县人民法院在美兴法庭成立家事审判团队，以推进家事案件审理专业化;2020年12月，在4个基层法庭设立了反家暴法官工作室及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更好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并特意设置民族特色坐垫、“礼之用，和为贵”等标语，以温馨和谐的氛围营造、专业化的家事机构设置、家事审判法官团队建设更好提升家事案件服务质量。
二是探索特色家事审判改革路径，注重司法落实本土化。如茂县充分结合羌文化，特意使用羌绣坐垫、以羊角图腾等装饰打造特色家事法庭，并用父母、夫妻等称谓模式取代传统的原被告称谓，消除群众心中对法院的隔阂感。小金县着力推进巡回审判，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更好与群众交流沟通，特邀乡镇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减轻群众顾虑，也自思想角度着力对村规民约予以法律角度的系统引导。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与部门联动，推进优良家风建设成为新常态。据调研了解，茂县人民法院为更好地了解妇女儿童实际需求，通过“法官进校园”“法官进社区”等方式，开展家事审判庭公众开放日等活动，拍摄《和以为家》等普法微电影向群众更好普及优良家风思想。小金县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反家暴工作联席会，制定《关于反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明确反家暴工作职责分工，建立起民政、司法、行政、卫生、妇联等多单位协调合作机制。 3 民族地区家事案件审理突出问题
3.1 诉源治理呈反向效果，面临“案多人少”窘境
据调研可知，“诉源治理”推进后，两地诉讼案件量却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民族地区群众的整体法律意识进程相对滞后于普通地区，随普法理念深入，以往潜在的家暴等系列家庭问题也不再埋没于“忍气吞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适用在面对人身关系等复杂问题时，又存在着适用的天然局限性，只能通过司法裁决途径解决，法官愈发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窘境。除此之外，对于案件数量的硬性控制要求与考核指标，也难免令法官被“数字”拴住手脚，忽视了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存在背离司法本意的潜在问题。
3.2 立法本土化程度不足，民族地区发展脱节
民族习惯在民族地区的作用即为规范群众行为，内化为人们心中约定俗成所遵循的道德规则，这也是制定法与民族习惯存在冲突的重要问题，即在不同受众心中“公信力”的分量。民族地区自治条例在变通领域基本呈现空白，如在司法实务中仅关于婚龄的内容具有可操作性，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第五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整体内容套改上位法居多，缺少本地特色与特殊性，匮乏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如今诉讼量的飞速增长，也很难说是地区人民司法理念的真正进步，倒像是一种被动适应的妥协，以个人利益为导向选择性使用民族习惯与国家制定法。
3.3 部门协调联动不足，案后保障有待加强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需政府主导、法院推动、多方参与，目前两地法院虽已在联动方面有所探索，如加强“府、庭、村”联动共治、推进家暴联动机制建立等，但自整体观之，实践操作中仍显困难重重，如政府缺少主导意识、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尚不成熟、缺乏体系化运转致使诉调对接不畅、司法调解员专业素养欠缺等，又如两县外出务工人员较多，间接引发系列“聚少离多”的离婚难题，子女后续的抚养保障、身心健康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受影响，单独依靠法官的案后回访显然“孤木难支”，也匮乏长效性保障。
3.4 他方法律人才缺位，法官调解耗费精力多
民族地区法律资源相对短缺，如小金县全县仅有一家律所，群众法律意识又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法官其实于无形中承担部分律师的职责，从诉状撰写、证据收集等方面皆需关心，超越职务责任范围。同时，相较于一般地区的调解工作，民族地区单纯释法说理认可度低，强行剥离民族文化并不现实，往往还需融合地方民族习惯加以解释，并需灵活把握融合的程度与角度。而与之相对，优良的民族习惯缺少系统化梳理，并无明确鉴别标准与尺度，如何在立法框架内合理的运用民族习惯与善良风俗，是民族地区法官面临的又一挑战。
4 推进民族地区特色家事审判程序构建的建议对策
4.1 注重民族地区善良风俗与家事审判立法的有机结合
将国家的法律条文与民族地区习惯法中的善良风俗相结合，更好行使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权，合理运用习惯法，适度制定变通规定、补充规定，探索变通领域民族习俗与制定法契合互通之处，是推进民族和谐，维护家庭稳定的有效途径。同时，可考虑建立立法助理制度，在家事审判程序构建进程中邀请相关民族法领域专家及一线实务工作人员，协助立法机关及人民代表履行立法职责，通过系统化梳理优良习俗，择优加以提炼整合，进而有效化解冲突矛盾，提高民族地区司法公信力。
4.2 极构建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民族地区的民间调解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纠纷调解机制，例如黑水县“大司巴”调解模式等，此种方式可以在情理上对当事人起缓和作用。其次，纠纷多元解决在于政府兜底、其他部门联动参与，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做好总体规划，主导各方密切协作，细化职责分工，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而在部门联动方面，各部门也应主动作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等;再次，亦可采取要素化审查法，通过系统整理案由、纠纷类型、典型案例等建立审查表，作为统一裁判尺度的裁判参考，对高频案件类型进行针对性突破，进而促进民族地区家庭和谐稳定。
4.3 完善民族地區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应加强双语人才制度构建，引导并规范术语翻译中的系统化运用，更好保障当事人诉权;其次，在双语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可以聘任专职翻译人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定期“问诊把脉”，提供教学培训与翻译援助;最后，应当促进法官职务技能与法律思维与时俱进，也应定期对司法调解员的业务水平及专业素养加强培训，以更好发挥其调解作用，通过两方合力共同缓解“案多人少”的处境，推进家事案件的高质高量处理。
5 结语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是社会稳定、国家和谐的核心支撑力量，需要各方主体明确的角色定位、相互紧密的协作关系、科学明确的职能分工、因地制宜的实情考量及统筹规划的体系保障，理应综合考虑民族地区特色元素，以动态化视角推进民族善良风俗与国家制定法的有机融合，在家事审判程序立法进程中对民族地区的优良家风与良好习惯加以吸收，进而实现民族地区本土化司法体系立体构建。
参考文献
[1]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方俊.家事审判改革的实践困境与改进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3]李拥军.作为治理技术的司法：家事审判的中国模式[J].法学评论，2019，（6）.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203120072）。
作者简介：周宛央（2000-），女，汉族，安徽合肥人，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在读;杨晨星（1999-），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在读;陈昊（1999-），女，汉族，吉林吉林人，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在读。
关键词：《民法典》;民族;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3.057
0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家庭问题日趋复杂，家庭纠纷呈多样化态势，现代家庭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法学视角观之，婚姻家庭实质上就是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家事案件主要由与婚姻、家庭、继承相关的案件构成，结合对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的性质分析，有的学者对家事案件予以“具有隐私性、公益性、复杂性”的特征归纳。目前，理应充分认识到新时期中国婚姻家庭关系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不同婚姻家庭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多元化解决路径。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家事试点意见》），在总结两年100余所法院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总体要求作出相应规定。然有学者指出，家事审判改革之路仍面临诸多问题与实践困难。迄今为止，我国仍无独立家事审判制度，匮乏明确家事案件范围划分，也没有独立家事案件审理机构。换言之，尽管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基于司法實务提出了诸多创新举措，但匮乏完整的程序支撑与制度保障，多表现为实务导向的工作模式创新，致使各地家事审判进程不同，法官裁量尺度不一，甚至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大量出现。
继《民法典》正式出台，婚姻家庭编中“树立优良家风”入法等亮点频现，也侧面凸显家事审判改革对立法的积极意义及其实务探索必要性。作为家事实体法，其内容规范与体系完善，也为家事审判的深入推进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推动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实现家事审判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轨并行是时代之需。此外，改革过程中，民族地区所面临的特殊类型家事纠纷，也仍匮乏针对性重视及相应举措。目前亟待构建符合家事审判改革背景，适应民族地区的特色家事审判改革路径。
1 家事案件范围及家事审判程序构建必要性
1.1 家事案件审理范围
国内学界对家事案件审理范围存在“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主流观点。“广义说”多认为家事案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包括财产关系及由之衍生的家事非讼案件;而“狭义说”多认为家事案件仅限身份关系纠纷，包括婚姻、亲子和收养三大基本类型。对此，笔者认同“广义说”观点，家庭生活从不可孤立看待，它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以情感的亲密互通、资源的交融共享将彼此衔接。而《家事试点意见》中，也以广义说为基础，将家事案件定义为指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及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家庭纠纷，并分列六类案件类型以便司法实务操作。
1.2 家事审判程序构建必要性
良好的程序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实体法的应用价值，司法改革进入深水期，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的家事审判改革历经四余年发展，涌现出许多扎根实务的先进经验与创新举措，其中“离婚冷静期”“财产申报制”等模式已为《民法典》选择性吸收。2021年，《民法典》出台生效，“婚姻家庭编”脱单入典，家事案件的对应实体法已拥有更为完整系统的体系。因此，与实体法相匹配的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势在必行。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响应纠纷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新型家事案件之司法需求，也有助于规范家事案件裁量尺度，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使其区别于传统民事诉讼只论是非曲直，案结即为事了的“刚性”裁判模式，真正实现人性化、社会化的“柔性”家事审判，进而达到弘扬优良家风，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目的。
2 民族地区调研点家事审判改革发展成效
一是注重专业化机构设置，推进家事案件审理专业化。2016年8月，茂县人民法院凤仪人民法庭被省高院确定为全省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单位，结合区域实况与案件特质，明确界定受案范围，并配备羌文化特色家事审判文化走廊、心理疏导室等系列设施。2019年，小金县人民法院在美兴法庭成立家事审判团队，以推进家事案件审理专业化;2020年12月，在4个基层法庭设立了反家暴法官工作室及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更好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并特意设置民族特色坐垫、“礼之用，和为贵”等标语，以温馨和谐的氛围营造、专业化的家事机构设置、家事审判法官团队建设更好提升家事案件服务质量。
二是探索特色家事审判改革路径，注重司法落实本土化。如茂县充分结合羌文化，特意使用羌绣坐垫、以羊角图腾等装饰打造特色家事法庭，并用父母、夫妻等称谓模式取代传统的原被告称谓，消除群众心中对法院的隔阂感。小金县着力推进巡回审判，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更好与群众交流沟通，特邀乡镇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减轻群众顾虑，也自思想角度着力对村规民约予以法律角度的系统引导。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与部门联动，推进优良家风建设成为新常态。据调研了解，茂县人民法院为更好地了解妇女儿童实际需求，通过“法官进校园”“法官进社区”等方式，开展家事审判庭公众开放日等活动，拍摄《和以为家》等普法微电影向群众更好普及优良家风思想。小金县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反家暴工作联席会，制定《关于反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明确反家暴工作职责分工，建立起民政、司法、行政、卫生、妇联等多单位协调合作机制。 3 民族地区家事案件审理突出问题
3.1 诉源治理呈反向效果，面临“案多人少”窘境
据调研可知，“诉源治理”推进后，两地诉讼案件量却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民族地区群众的整体法律意识进程相对滞后于普通地区，随普法理念深入，以往潜在的家暴等系列家庭问题也不再埋没于“忍气吞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适用在面对人身关系等复杂问题时，又存在着适用的天然局限性，只能通过司法裁决途径解决，法官愈发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窘境。除此之外，对于案件数量的硬性控制要求与考核指标，也难免令法官被“数字”拴住手脚，忽视了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存在背离司法本意的潜在问题。
3.2 立法本土化程度不足，民族地区发展脱节
民族习惯在民族地区的作用即为规范群众行为，内化为人们心中约定俗成所遵循的道德规则，这也是制定法与民族习惯存在冲突的重要问题，即在不同受众心中“公信力”的分量。民族地区自治条例在变通领域基本呈现空白，如在司法实务中仅关于婚龄的内容具有可操作性，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第五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整体内容套改上位法居多，缺少本地特色与特殊性，匮乏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如今诉讼量的飞速增长，也很难说是地区人民司法理念的真正进步，倒像是一种被动适应的妥协，以个人利益为导向选择性使用民族习惯与国家制定法。
3.3 部门协调联动不足，案后保障有待加强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需政府主导、法院推动、多方参与，目前两地法院虽已在联动方面有所探索，如加强“府、庭、村”联动共治、推进家暴联动机制建立等，但自整体观之，实践操作中仍显困难重重，如政府缺少主导意识、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尚不成熟、缺乏体系化运转致使诉调对接不畅、司法调解员专业素养欠缺等，又如两县外出务工人员较多，间接引发系列“聚少离多”的离婚难题，子女后续的抚养保障、身心健康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受影响，单独依靠法官的案后回访显然“孤木难支”，也匮乏长效性保障。
3.4 他方法律人才缺位，法官调解耗费精力多
民族地区法律资源相对短缺，如小金县全县仅有一家律所，群众法律意识又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法官其实于无形中承担部分律师的职责，从诉状撰写、证据收集等方面皆需关心，超越职务责任范围。同时，相较于一般地区的调解工作，民族地区单纯释法说理认可度低，强行剥离民族文化并不现实，往往还需融合地方民族习惯加以解释，并需灵活把握融合的程度与角度。而与之相对，优良的民族习惯缺少系统化梳理，并无明确鉴别标准与尺度，如何在立法框架内合理的运用民族习惯与善良风俗，是民族地区法官面临的又一挑战。
4 推进民族地区特色家事审判程序构建的建议对策
4.1 注重民族地区善良风俗与家事审判立法的有机结合
将国家的法律条文与民族地区习惯法中的善良风俗相结合，更好行使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权，合理运用习惯法，适度制定变通规定、补充规定，探索变通领域民族习俗与制定法契合互通之处，是推进民族和谐，维护家庭稳定的有效途径。同时，可考虑建立立法助理制度，在家事审判程序构建进程中邀请相关民族法领域专家及一线实务工作人员，协助立法机关及人民代表履行立法职责，通过系统化梳理优良习俗，择优加以提炼整合，进而有效化解冲突矛盾，提高民族地区司法公信力。
4.2 极构建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民族地区的民间调解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纠纷调解机制，例如黑水县“大司巴”调解模式等，此种方式可以在情理上对当事人起缓和作用。其次，纠纷多元解决在于政府兜底、其他部门联动参与，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做好总体规划，主导各方密切协作，细化职责分工，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而在部门联动方面，各部门也应主动作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等;再次，亦可采取要素化审查法，通过系统整理案由、纠纷类型、典型案例等建立审查表，作为统一裁判尺度的裁判参考，对高频案件类型进行针对性突破，进而促进民族地区家庭和谐稳定。
4.3 完善民族地區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应加强双语人才制度构建，引导并规范术语翻译中的系统化运用，更好保障当事人诉权;其次，在双语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可以聘任专职翻译人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定期“问诊把脉”，提供教学培训与翻译援助;最后，应当促进法官职务技能与法律思维与时俱进，也应定期对司法调解员的业务水平及专业素养加强培训，以更好发挥其调解作用，通过两方合力共同缓解“案多人少”的处境，推进家事案件的高质高量处理。
5 结语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是社会稳定、国家和谐的核心支撑力量，需要各方主体明确的角色定位、相互紧密的协作关系、科学明确的职能分工、因地制宜的实情考量及统筹规划的体系保障，理应综合考虑民族地区特色元素，以动态化视角推进民族善良风俗与国家制定法的有机融合，在家事审判程序立法进程中对民族地区的优良家风与良好习惯加以吸收，进而实现民族地区本土化司法体系立体构建。
参考文献
[1]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方俊.家事审判改革的实践困境与改进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3]李拥军.作为治理技术的司法：家事审判的中国模式[J].法学评论，2019，（6）.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203120072）。
作者简介：周宛央（2000-），女，汉族，安徽合肥人，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在读;杨晨星（1999-），女，纳西族，云南丽江人，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在读;陈昊（1999-），女，汉族，吉林吉林人，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