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雷爆炸”事故之后，上马PX项目需要地方政府更为透明的决策机制，更为严苛的执法环境，更为规范的行业管理。
一路走来，中国的PX产业可谓波折坎坷，多个地区因为PX项目落户不断爆发群体性事件，民众对于环境问题、安全健康问题日益关注的今天，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矛盾也不断尖锐。
认识鸿沟
7月30日凌晨4点35分，福建漳州古雷PX（对二甲苯）项目一条尚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充入氢气测试压力时，发生焊缝开裂闪燃爆炸，大火焚毁了石化园区内的部分设施，而在紧邻园区的漳浦县古雷镇杏仔村，民居的房屋有的吊顶被震塌，有的玻璃被震碎。
此次漳州PX项目事故，无疑将加重民众对于PX项目安全性的担忧，也定将加剧PX项目在中国落户的难度。在这个各地政府不断为PX正名的时候，爆炸事故给各地政府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漳州古雷半岛的PX项目正是原计划兴建于厦门市海沧南部区域的项目，但由于2007年5月和6月在厦门受到民众短信交流和散步反对，决策方于当年12月将此项目迁往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本来，这一项目在古雷还算进行顺利，预计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项目施工进度达78%，已于6月试投产，但没料到一声爆炸，似乎又坐实了人们对PX项目不安全的怀疑。
作为基础化工产品的PX处于石油化工产业链中间，目前全球生产的PX绝大部分都成为聚酯纤维的原料。国内外棉价“倒挂”的形势，导致下游产品转向替代性的化学纤维。在某种意义上，PX解决了自然纤维与粮食争地的问题。每万吨合成纤维大约相当于7万亩耕地所产的自然纺织纤维。2012年，我国生产合成纤维约2800万吨。如果生产同等数量的自然纤维，则需要耕地近2亿亩。同时，PX又是提高汽油品质的必需品。另外，它还是药物胶囊、矿泉水瓶等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的原料，并用于生产油漆溶剂。
鉴于PX的应用十分广泛，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对PX的需求量逐渐猛增。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对PX的实际需求为1385万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X消费国，占全球消费量的32%，但中国PX总产能仅为880万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对本刊表示，当下，我国的PX需求量60%依赖进口，国内市场被日本、韩国等控制。郑新立建议，可以在人烟稀少的海边、岛屿上，集中力量发展PX项目。
正是因为自给率不足，才导致国内企业和政府在利益和政绩的驱使下，对PX项目投资、上马的冲动与日俱增。近十年来，国内的PX产能和产量翻了不止一番，但用量需求增长得同样迅速。在这种背景之下，从沿海的上海、大连、青岛，沿江的南京、洛阳，到内陆的乌鲁木齐，PX版图不断扩张。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范围内共有13家PX生产企业、16套生产装置。一边是政府不断为PX项目的安全性正名，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抗议声音不断。在当下中国，政府、专家与民众，对于PX项目安全性的认识几乎截然相反，在他们之间，已经构筑了一道极为深广的认知鸿沟。
此次的漳州PX项目也给急于求成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了个醒，千万百计上项目的同时，也要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不能只顾利益，而忽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选址之争
对于PX项目，很多人担心的是一旦发生重大泄漏事故是否会对人群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而这种担心也不显多余，在2000年，国内某化纤厂一套产量25万吨/年的PX项目发生火灾。事后调查，主要是设计上有欠缺，塔底没有切断阀，火焰超过100米，烧了十几个小时。这次重大的事故造成3名操作工人遇难，并对当地的大气环境产生了污染。
在对厦门PX项目的反对声中，反对者提出“国外PX项目必须选址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的地方”，这种观点同样出现在大连等地PX项目的反对声中。专家表示，国内外任何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章制度，都没有规定PX项目必须建立在距离居民区100公里以外。国际上一些PX项目距离城区要比我国的距离还要近。比如，韩国釜山的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美国休斯顿PX装置距城区1.2公里；荷兰鹿特丹PX装置距市中心8公里；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PX装置距居民区0.9公里；日本横滨NPRC炼厂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
而在国内，天津石化PX装置距大港区中心5公里；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PX装置距居民区仅为600米；上海金山石化PX装置距居民区最近距离约1公里；大连PX项目选址距大连市区21公里，距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3公里，距离小孤山居住区7.5公里。从距离上看，似乎国内外并没有太大差异。
专家介绍说，PX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主要分为两大类：火灾爆炸事故和化学品泄漏事故。预测结果表明，火灾爆炸事故近距离内对建筑物和人员均会造成严重损害，但影响范围大约为100米。统计显示，石化行业构成对环境重大影响的事故概率在1×10-5次/年，即十万年一遇。
显然，PX工厂以及其他大型化工项目与城市的距离绝不是控制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工厂是否符合环保的标准。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马天杰认为，目前国内一些大的化工项目环评报告的确存在走过场的问题，因为这些大的化工项目动辄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造成一些化工项目“未批先建”。他说，包括大连的PX项目，从媒体报道来看，在审批之前就已经建设开工了。
一位参加大连PX项目环评报告的专家说，该项目一期40万吨的环评报告中根本就不涉及防波堤的问题，项目选址是在距离海边很远且80米高的地方，根本看不到海。但是，在二期扩建的过程中，由辽宁省环保局负责环保报告审批时，规划产生了变化，在海边设计了原料罐等设施，并设计了防波堤。
马天杰认为，不能单独以对二甲苯有没有毒性来确定它是一种危险的化学品。 PX本身的性质和危险性不能等同于整个PX项目的环境风险，因为项目本身涉及到的化学品不止PX，还有其他一些危险化学品，它们应该全部被考虑在建设这个项目时的环境风险中。 而对于石油化工企业来说，产生污染物则是勿庸置疑的。比如，在生产对二甲苯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邻二甲苯和苯，其毒性要远高于对二甲苯。
但为何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可以将PX项目设立在居民区附近，并使居民放心？举例来说，为保证安全营运，日本的川崎制造所采取了多项措施：每年开展各种与安全相关的教育训练，提高员工安全生产能力；设置专职“安全工程师”，负责风险管理，减少风险隐患；收集并研究各种灾害和安全保障案例，建立数据库，保障每名员工都可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全信息。在川崎制造所，废气排放口安装有测量装置，测量到的氧化氮浓度、氧气浓度以及燃料使用量等数据，都会通过遥测仪实时传送到川崎市环保部门。同样，川崎制造所的废水排放要按规定的浓度规则和总量规则执行。执行废水总量规则时，要依靠遥测仪实时传送给环保部门；执行废水浓度规则时，工厂也要定期将分析结果向环保部门报告。
国外PX项目与居民小区近在咫尺是因为有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中国是否有这样的风险控制制度，不仅公众怀疑，就连承建者、生产者也未必心中有底。如果没有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哪怕PX项目建在离居民区100公里外，也不会安全。这也是公众反对PX项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往何处去？
2007年以来，成都、南京、青岛，福建，大连各地陆续传出抗议PX（对二甲苯）项目的声音。为何官方、专家解释下危害性很小的PX，会变成人们心中的洪水猛兽，进而演变成群体事件？这恐怕是中国特色“邻避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民众承认有生态风险的公共设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些有潜在隐患的设施建在自家附近。人们因担忧而引发的抗议性群体性事件，被称作“邻避冲突”，在当下中国，建立在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的邻避冲突正处于多发期。
面对邻避冲突，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将选定厂址、兴建与营运等环节透明化、法治化，并对利益受损方给予合理补偿。在欧美，邻避运动曾推动了法治、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在德国，在一些具备邻避冲突的项目选址建设前，地方政府会与当地居民代表沟通对话，反复讨论。居民可选择自己信赖的专家主持环评，一同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这个取得共识的过程不会轻松，高昂的时间成本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共识建立起来之后，就不用担心突发的散步。
而在中国，如能应对得当，也会对政府改革和体制转轨形成积极推动，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使其变成善于倾听、尊重民意的协调者、沟通者，进而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倘无视邻避运动勃兴的现实，则未来类似事件更易激化，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当前，石油和化学工业既面临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需求，也面临公众希望进一步提高安全环保水平的要求。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才是当前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PX事件”的频发，也在不断地提醒着地方政府与企业，在项目立项时，有没有充分论证新建项目厂址和布局，加强科学规划；有没有严格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对于可能出现的城市品质下降，有没有考虑过对市民生活条件、房价等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流失进行补偿？PX项目除了增加地方税收，拉动产业链之外，又能为当地民众带来些什么？
要重建PX的声誉，并达到最终的和解，除了要求公众以科学精神认识PX，媒体全面客观报道PX等化工产品的利害外，更需要政府、企业和市民三者间建成合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把公众拒之门外的决策机制，还是广遭诟病的执法环境，亦或是劣迹斑斑的行业管理现状，无论哪一项都足以成为公众反对的理由。长此以往的结果是，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说话，公众都会产生怀疑。甚至，PX本身就会成为导火索。
一路走来，中国的PX产业可谓波折坎坷，多个地区因为PX项目落户不断爆发群体性事件，民众对于环境问题、安全健康问题日益关注的今天，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矛盾也不断尖锐。
认识鸿沟
7月30日凌晨4点35分，福建漳州古雷PX（对二甲苯）项目一条尚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充入氢气测试压力时，发生焊缝开裂闪燃爆炸，大火焚毁了石化园区内的部分设施，而在紧邻园区的漳浦县古雷镇杏仔村，民居的房屋有的吊顶被震塌，有的玻璃被震碎。
此次漳州PX项目事故，无疑将加重民众对于PX项目安全性的担忧，也定将加剧PX项目在中国落户的难度。在这个各地政府不断为PX正名的时候，爆炸事故给各地政府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漳州古雷半岛的PX项目正是原计划兴建于厦门市海沧南部区域的项目，但由于2007年5月和6月在厦门受到民众短信交流和散步反对，决策方于当年12月将此项目迁往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本来，这一项目在古雷还算进行顺利，预计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项目施工进度达78%，已于6月试投产，但没料到一声爆炸，似乎又坐实了人们对PX项目不安全的怀疑。
作为基础化工产品的PX处于石油化工产业链中间，目前全球生产的PX绝大部分都成为聚酯纤维的原料。国内外棉价“倒挂”的形势，导致下游产品转向替代性的化学纤维。在某种意义上，PX解决了自然纤维与粮食争地的问题。每万吨合成纤维大约相当于7万亩耕地所产的自然纺织纤维。2012年，我国生产合成纤维约2800万吨。如果生产同等数量的自然纤维，则需要耕地近2亿亩。同时，PX又是提高汽油品质的必需品。另外，它还是药物胶囊、矿泉水瓶等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的原料，并用于生产油漆溶剂。
鉴于PX的应用十分广泛，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对PX的需求量逐渐猛增。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对PX的实际需求为1385万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X消费国，占全球消费量的32%，但中国PX总产能仅为880万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对本刊表示，当下，我国的PX需求量60%依赖进口，国内市场被日本、韩国等控制。郑新立建议，可以在人烟稀少的海边、岛屿上，集中力量发展PX项目。
正是因为自给率不足，才导致国内企业和政府在利益和政绩的驱使下，对PX项目投资、上马的冲动与日俱增。近十年来，国内的PX产能和产量翻了不止一番，但用量需求增长得同样迅速。在这种背景之下，从沿海的上海、大连、青岛，沿江的南京、洛阳，到内陆的乌鲁木齐，PX版图不断扩张。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范围内共有13家PX生产企业、16套生产装置。一边是政府不断为PX项目的安全性正名，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抗议声音不断。在当下中国，政府、专家与民众，对于PX项目安全性的认识几乎截然相反，在他们之间，已经构筑了一道极为深广的认知鸿沟。
此次的漳州PX项目也给急于求成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了个醒，千万百计上项目的同时，也要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不能只顾利益，而忽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选址之争
对于PX项目，很多人担心的是一旦发生重大泄漏事故是否会对人群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而这种担心也不显多余，在2000年，国内某化纤厂一套产量25万吨/年的PX项目发生火灾。事后调查，主要是设计上有欠缺，塔底没有切断阀，火焰超过100米，烧了十几个小时。这次重大的事故造成3名操作工人遇难，并对当地的大气环境产生了污染。
在对厦门PX项目的反对声中，反对者提出“国外PX项目必须选址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的地方”，这种观点同样出现在大连等地PX项目的反对声中。专家表示，国内外任何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章制度，都没有规定PX项目必须建立在距离居民区100公里以外。国际上一些PX项目距离城区要比我国的距离还要近。比如，韩国釜山的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美国休斯顿PX装置距城区1.2公里；荷兰鹿特丹PX装置距市中心8公里；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PX装置距居民区0.9公里；日本横滨NPRC炼厂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
而在国内，天津石化PX装置距大港区中心5公里；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PX装置距居民区仅为600米；上海金山石化PX装置距居民区最近距离约1公里；大连PX项目选址距大连市区21公里，距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3公里，距离小孤山居住区7.5公里。从距离上看，似乎国内外并没有太大差异。
专家介绍说，PX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主要分为两大类：火灾爆炸事故和化学品泄漏事故。预测结果表明，火灾爆炸事故近距离内对建筑物和人员均会造成严重损害，但影响范围大约为100米。统计显示，石化行业构成对环境重大影响的事故概率在1×10-5次/年，即十万年一遇。
显然，PX工厂以及其他大型化工项目与城市的距离绝不是控制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工厂是否符合环保的标准。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马天杰认为，目前国内一些大的化工项目环评报告的确存在走过场的问题，因为这些大的化工项目动辄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造成一些化工项目“未批先建”。他说，包括大连的PX项目，从媒体报道来看，在审批之前就已经建设开工了。
一位参加大连PX项目环评报告的专家说，该项目一期40万吨的环评报告中根本就不涉及防波堤的问题，项目选址是在距离海边很远且80米高的地方，根本看不到海。但是，在二期扩建的过程中，由辽宁省环保局负责环保报告审批时，规划产生了变化，在海边设计了原料罐等设施，并设计了防波堤。
马天杰认为，不能单独以对二甲苯有没有毒性来确定它是一种危险的化学品。 PX本身的性质和危险性不能等同于整个PX项目的环境风险，因为项目本身涉及到的化学品不止PX，还有其他一些危险化学品，它们应该全部被考虑在建设这个项目时的环境风险中。 而对于石油化工企业来说，产生污染物则是勿庸置疑的。比如，在生产对二甲苯的过程中就会产生邻二甲苯和苯，其毒性要远高于对二甲苯。
但为何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可以将PX项目设立在居民区附近，并使居民放心？举例来说，为保证安全营运，日本的川崎制造所采取了多项措施：每年开展各种与安全相关的教育训练，提高员工安全生产能力；设置专职“安全工程师”，负责风险管理，减少风险隐患；收集并研究各种灾害和安全保障案例，建立数据库，保障每名员工都可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全信息。在川崎制造所，废气排放口安装有测量装置，测量到的氧化氮浓度、氧气浓度以及燃料使用量等数据，都会通过遥测仪实时传送到川崎市环保部门。同样，川崎制造所的废水排放要按规定的浓度规则和总量规则执行。执行废水总量规则时，要依靠遥测仪实时传送给环保部门；执行废水浓度规则时，工厂也要定期将分析结果向环保部门报告。
国外PX项目与居民小区近在咫尺是因为有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中国是否有这样的风险控制制度，不仅公众怀疑，就连承建者、生产者也未必心中有底。如果没有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哪怕PX项目建在离居民区100公里外，也不会安全。这也是公众反对PX项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往何处去？
2007年以来，成都、南京、青岛，福建，大连各地陆续传出抗议PX（对二甲苯）项目的声音。为何官方、专家解释下危害性很小的PX，会变成人们心中的洪水猛兽，进而演变成群体事件？这恐怕是中国特色“邻避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民众承认有生态风险的公共设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些有潜在隐患的设施建在自家附近。人们因担忧而引发的抗议性群体性事件，被称作“邻避冲突”，在当下中国，建立在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的邻避冲突正处于多发期。
面对邻避冲突，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将选定厂址、兴建与营运等环节透明化、法治化，并对利益受损方给予合理补偿。在欧美，邻避运动曾推动了法治、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在德国，在一些具备邻避冲突的项目选址建设前，地方政府会与当地居民代表沟通对话，反复讨论。居民可选择自己信赖的专家主持环评，一同参与设施的规划、补偿等各个环节。这个取得共识的过程不会轻松，高昂的时间成本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共识建立起来之后，就不用担心突发的散步。
而在中国，如能应对得当，也会对政府改革和体制转轨形成积极推动，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使其变成善于倾听、尊重民意的协调者、沟通者，进而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倘无视邻避运动勃兴的现实，则未来类似事件更易激化，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当前，石油和化学工业既面临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需求，也面临公众希望进一步提高安全环保水平的要求。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才是当前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PX事件”的频发，也在不断地提醒着地方政府与企业，在项目立项时，有没有充分论证新建项目厂址和布局，加强科学规划；有没有严格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对于可能出现的城市品质下降，有没有考虑过对市民生活条件、房价等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流失进行补偿？PX项目除了增加地方税收，拉动产业链之外，又能为当地民众带来些什么？
要重建PX的声誉，并达到最终的和解，除了要求公众以科学精神认识PX，媒体全面客观报道PX等化工产品的利害外，更需要政府、企业和市民三者间建成合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把公众拒之门外的决策机制，还是广遭诟病的执法环境，亦或是劣迹斑斑的行业管理现状，无论哪一项都足以成为公众反对的理由。长此以往的结果是，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说话，公众都会产生怀疑。甚至，PX本身就会成为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