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梁启超在1902—1906年间出版的《新民说》中极力倡导西方文化关于公德的诸多观念,但在最后三节转向对私德的重视。1905年12月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德育鉴》延伸了他此时对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7BKS14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启超在1902—1906年间出版的《新民说》中极力倡导西方文化关于公德的诸多观念,但在最后三节转向对私德的重视。1905年12月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德育鉴》延伸了他此时对于儒家注重私德传统的推崇。他撷取多年研习所服膺的65位先贤大儒421条语录,阐述了辨术、立志、正本的德育之道,存养、省克的修身之术,以及致用、救世的处世之议。他力主以王学养育私德,成就伟大人格,匡救颓废国势。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既体现了淬厉其所本有,对固有文化传统价值的推崇,也体现了他采补其所本无,吸收外来思想为传统文化增添活气的融合意图
其他文献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
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持续深入开展,推进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的基础性工程。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是指政府、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
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之誉之,已经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
代价是一个衡量得失的尺度,从代价的角度对流入地放开农民工子女义务阶段后教育的可能代价进行预测,可以得出,在当前条件下流入地放开农民工子女义务阶段后教育的时机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