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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在山西发生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钟明的左眼角，并从头顶穿射而出。在无麻醉的情况下，他接受了手术，在太平间里三进三出，几次差点被埋掉，最终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样的情况1000个人也难幸存一个，医生都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广昌失守导致战略转移
“长征本来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钟明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说道。
1916年1月，钟明出生于于都县银坑镇一个普通百姓家庭，1932年4月，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仅16岁的他第一次接受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思想洗礼。
1933年，身为团员的钟明带领几名同龄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家里很反对，因为我是独子。那时，我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把‘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的道理跟父母讲通了。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1933年2月，钟明带着8名同乡到红三军团六师卫生队参军，由于生病，进入第三后方医院治疗。病好后，医院见钟明能吃苦，又肯学习，就把他留了下来。他先后在中央苏区6师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卫生班长，后到红1军团后方医院当护士。至今，钟明还能唱出那时学的药诀：“碳酸氧酸水氧酸，阿司匹林配格林酸，预备软膏消毒杀菌、治腐防腐。”
他表示，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改变了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防御，敌人在装备上又占有很大的优势。
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要死保广昌。于是，一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开始了。
“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失守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战略转移，那次战役中，我就在广昌前线的医治所里做卫生员。”钟明说：“太困难了，因为敌人封锁，我们没有药。前线抬下来那么多伤员，只好用淡盐水洗擦伤创，而盐也是最匮乏的物资之一！”开始一块大洋可以买二两盐，后来8块大洋也买不到一两盐了。
“棉花、纱布、绷带也不够用，一用完就丢进锅里煮，晒干了再蒸，消毒后再用。直到棉花用成坨，纱布、绷带用成线。”广昌失守前夕，钟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奋力抢救伤员，对战争的惨烈有了更深的感受。
随着苏区面积的日益减小，红军不得不准备远征。
转移的信号早已发出。1934年5月，红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要“扩大铁的红军100万”。从粮食、衣服到子弹壳，都在大力收集之列。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分别于7月、8月向东、西两路出征。
或许，于都的乡亲们也意识到红军这次的离开不同寻常。“家家都给红军打草鞋、捐粮食，为了搭浮桥，有的把家里的门板全拆了。”钟明说。
“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一样”
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从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南门、西门，罗坳乡的孟口、鲤鱼、石尾和靖石乡的渔翁埠条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过河的。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钟明说，自己的家就在于都，但因为忙着安置伤员，领取粮食、子弹等物资，始终也没抽出时间回去一趟。
从10月12日離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以来，小小的于都城大军云集。钟明和战友们一直忙着把大量伤员托付给老乡们。
“安置了6000多名伤员。”钟明说，几乎每个老乡家里都安置了伤员，有一家甚至安置了7位伤员。
从10月16日开始，各路红军开始从于都的8个渡口开始渡江。粮食、衣服、草鞋都领足了，空了好久的子弹袋几个月来头一次装得满满的。钟明回忆说：“各种工厂设备、印钞机、发动机……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一样。”
成立于1931年深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要搬走了。自从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坚持打“正规战”以来，红军就一败再败，最终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夹杂在8.6万人的大军中，钟明黯然告别了自己曾浴血捍卫过的红色故土，告别了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战友，踏上了生死难卜的征程。
长征开始后，他与战友们是在乌江过的年，但不记得是春节还是元旦了，此后部队开始精简、合并，撤销了一些部门。
子弹穿脑后三进三出太平间
由于是卫生员，他在长征初期主要负责抢治伤病员，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他的首次作战便是在遵义。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上级要求红4连迅速占领遵义城外一座山的制高点，这座山被黔军占领着。
100米、80米、50米、30米……当红四连的一百多名战士接近山头约20米时，刘连长一声令下：“打！”钟明和其他战友们几乎在同一瞬间，扣响了扳机。山头上的黔军发出一阵惨叫声。与此同时，钟明和战友们一跃而起，端起亮晃晃的刺刀，朝敌群冲去。短兵相接，黔军纷纷溃逃。红4连占领了这座山头，钟明的枪管里还剩一发子弹！
钟老回忆说，长征途中，红军的弹药极其匮乏。有的部队不得不规定，每次战斗每人只许用三发子弹，而且还不能全部用完，要留一发备用。
“因此，我们一般是打一枪，就往上冲，临近时，再开一枪，然后，就肉搏。如果有谁在一次战斗中把子弹打完，要受处罚。所以，红军战士基本都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钟明回忆，长征中，红军中的子弹分两种，一种是尖头子弹，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这种子弹质量好，一般要交给机枪手用。另一种是圆头子弹，是从苏区弹药厂生产的，有时连50米都打不到。“这种子弹里，装的是土火药，弹头也不是铜的——苏区非常缺铜，而是锡的，因为大余县有一个锡矿。但是，锡比较轻，所以做弹头，既打不远，也打不准。”
1936年4月，东渡黄河在山西发生的一次战斗让钟明终生难忘，因为那次打仗差点要了他的命。
钟明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八军一起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发生在一个叫郭家庄的地方，敌人是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开始他们只有四五个团的兵力。”钟明说，“部队想消灭这几个团以攻打太原，后来蒋介石调了十几个团的兵力来增援，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只有一个出口可以突围。”
那次战斗持续了两三天，“刘志丹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钟明说。
他与战友们往山下冲锋，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眼角，并从头顶穿射而出，他当即昏迷，倒在地上的他在迷糊中看到地上一大摊鲜血，还有脑浆。
“后来，我通过战友才知道那次战斗后来的情况。”当时连长吼道，无论是死是活，快把钟明抬回去。军医检查后说：“头上有碎骨，不取出来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当时药品匮乏，连麻醉药都没有，钟明只能强忍剧痛接受手术。
后来战友告诉钟明，他曾死了3次，在太平间里三进三出，几次差点将他埋掉，“医生都说那简直是个奇迹”。钟明说，“这样的情况1000个人也难幸存一个。”后来他右半身还瘫痪了一年，起初被评为特等伤残军人，伤好后，再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至今头顶上有一处没有头发。
除此之外，钟明还有许多“传奇”：“有一次是夜行军时从悬崖掉入河里，好在那河已枯，河底都是软沙；还有一次，炸弹投在我埋伏的地方，当时以为完蛋了，不料炸开在我身上的是一大块土，我就对自己说，好吧，还能活着，继续战斗。”
（《解放军报》2017.7.14、《赣州晚报》2011.11.7等）
广昌失守导致战略转移
“长征本来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钟明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说道。
1916年1月，钟明出生于于都县银坑镇一个普通百姓家庭，1932年4月，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仅16岁的他第一次接受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思想洗礼。
1933年，身为团员的钟明带领几名同龄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家里很反对，因为我是独子。那时，我耐心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把‘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的道理跟父母讲通了。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
1933年2月，钟明带着8名同乡到红三军团六师卫生队参军，由于生病，进入第三后方医院治疗。病好后，医院见钟明能吃苦，又肯学习，就把他留了下来。他先后在中央苏区6师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卫生班长，后到红1军团后方医院当护士。至今，钟明还能唱出那时学的药诀：“碳酸氧酸水氧酸，阿司匹林配格林酸，预备软膏消毒杀菌、治腐防腐。”
他表示，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改变了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防御，敌人在装备上又占有很大的优势。
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要死保广昌。于是，一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开始了。
“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失守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战略转移，那次战役中，我就在广昌前线的医治所里做卫生员。”钟明说：“太困难了，因为敌人封锁，我们没有药。前线抬下来那么多伤员，只好用淡盐水洗擦伤创，而盐也是最匮乏的物资之一！”开始一块大洋可以买二两盐，后来8块大洋也买不到一两盐了。
“棉花、纱布、绷带也不够用，一用完就丢进锅里煮，晒干了再蒸，消毒后再用。直到棉花用成坨，纱布、绷带用成线。”广昌失守前夕，钟明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奋力抢救伤员，对战争的惨烈有了更深的感受。
随着苏区面积的日益减小，红军不得不准备远征。
转移的信号早已发出。1934年5月，红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要“扩大铁的红军100万”。从粮食、衣服到子弹壳，都在大力收集之列。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分别于7月、8月向东、西两路出征。
或许，于都的乡亲们也意识到红军这次的离开不同寻常。“家家都给红军打草鞋、捐粮食，为了搭浮桥，有的把家里的门板全拆了。”钟明说。
“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一样”
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从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南门、西门，罗坳乡的孟口、鲤鱼、石尾和靖石乡的渔翁埠条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过河的。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钟明说，自己的家就在于都，但因为忙着安置伤员，领取粮食、子弹等物资，始终也没抽出时间回去一趟。
从10月12日離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以来，小小的于都城大军云集。钟明和战友们一直忙着把大量伤员托付给老乡们。
“安置了6000多名伤员。”钟明说，几乎每个老乡家里都安置了伤员，有一家甚至安置了7位伤员。
从10月16日开始，各路红军开始从于都的8个渡口开始渡江。粮食、衣服、草鞋都领足了，空了好久的子弹袋几个月来头一次装得满满的。钟明回忆说：“各种工厂设备、印钞机、发动机……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一样。”
成立于1931年深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要搬走了。自从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坚持打“正规战”以来，红军就一败再败，最终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夹杂在8.6万人的大军中，钟明黯然告别了自己曾浴血捍卫过的红色故土，告别了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战友，踏上了生死难卜的征程。
长征开始后，他与战友们是在乌江过的年，但不记得是春节还是元旦了，此后部队开始精简、合并，撤销了一些部门。
子弹穿脑后三进三出太平间
由于是卫生员，他在长征初期主要负责抢治伤病员，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他的首次作战便是在遵义。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上级要求红4连迅速占领遵义城外一座山的制高点，这座山被黔军占领着。
100米、80米、50米、30米……当红四连的一百多名战士接近山头约20米时，刘连长一声令下：“打！”钟明和其他战友们几乎在同一瞬间，扣响了扳机。山头上的黔军发出一阵惨叫声。与此同时，钟明和战友们一跃而起，端起亮晃晃的刺刀，朝敌群冲去。短兵相接，黔军纷纷溃逃。红4连占领了这座山头，钟明的枪管里还剩一发子弹！
钟老回忆说，长征途中，红军的弹药极其匮乏。有的部队不得不规定，每次战斗每人只许用三发子弹，而且还不能全部用完，要留一发备用。
“因此，我们一般是打一枪，就往上冲，临近时，再开一枪，然后，就肉搏。如果有谁在一次战斗中把子弹打完，要受处罚。所以，红军战士基本都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钟明回忆，长征中，红军中的子弹分两种，一种是尖头子弹，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这种子弹质量好，一般要交给机枪手用。另一种是圆头子弹，是从苏区弹药厂生产的，有时连50米都打不到。“这种子弹里，装的是土火药，弹头也不是铜的——苏区非常缺铜，而是锡的，因为大余县有一个锡矿。但是，锡比较轻，所以做弹头，既打不远，也打不准。”
1936年4月，东渡黄河在山西发生的一次战斗让钟明终生难忘，因为那次打仗差点要了他的命。
钟明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八军一起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发生在一个叫郭家庄的地方，敌人是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开始他们只有四五个团的兵力。”钟明说，“部队想消灭这几个团以攻打太原，后来蒋介石调了十几个团的兵力来增援，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只有一个出口可以突围。”
那次战斗持续了两三天，“刘志丹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钟明说。
他与战友们往山下冲锋，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眼角，并从头顶穿射而出，他当即昏迷，倒在地上的他在迷糊中看到地上一大摊鲜血，还有脑浆。
“后来，我通过战友才知道那次战斗后来的情况。”当时连长吼道，无论是死是活，快把钟明抬回去。军医检查后说：“头上有碎骨，不取出来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当时药品匮乏，连麻醉药都没有，钟明只能强忍剧痛接受手术。
后来战友告诉钟明，他曾死了3次，在太平间里三进三出，几次差点将他埋掉，“医生都说那简直是个奇迹”。钟明说，“这样的情况1000个人也难幸存一个。”后来他右半身还瘫痪了一年，起初被评为特等伤残军人，伤好后，再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至今头顶上有一处没有头发。
除此之外，钟明还有许多“传奇”：“有一次是夜行军时从悬崖掉入河里，好在那河已枯，河底都是软沙；还有一次，炸弹投在我埋伏的地方，当时以为完蛋了，不料炸开在我身上的是一大块土，我就对自己说，好吧，还能活着，继续战斗。”
（《解放军报》2017.7.14、《赣州晚报》2011.11.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