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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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立法、实践、学界以及舆论等各个层面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不论是保护未成年人角度还是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2019年,关于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议案被提上两会,关于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在立法层面终于拿到“台前”.2020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对“低年龄”+“恶性罪”的规定,除了在未成年人保护与追责上更上一层楼,也标志着我国法治充分考虑个体差异的重大进步.然而仅仅这一条款并不能尽然预防以及整治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现象.在此背景下,“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极具参考价值,本文拟借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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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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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立法、实践、学界以及舆论等各个层面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不论是保护未成年人角度还是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2019年,关于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议案被提上两会,关于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在立法层面终于拿到“台前”.2020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对“低年龄”+“恶性罪”的规定,除了在未成年人保护与追责上更上一层楼,也标志着我国法治充分考虑个体差异的重大进步.然而仅仅这一条款并不能尽然预防以及整治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现象.在此背景下,“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极具参考价值,本文拟借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一定程度弥补该条款在具体实施中的不足.本文将从问题提出分析,检视立法中的不足,结合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完善建议,以助力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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