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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你说葡萄是我带回来的？我咋不知道
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就开始面临巨大的国际政治难题——是攀附遥远的汉朝，还是继续搞好和近邻匈奴的关系。西域很多国家（特别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城邦小国）国力薄弱，必须在强邻的夹缝中周旋求存。当西汉的力量遥不可及，而匈奴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这些国家也只能背汉向匈。
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有个楼兰国，扼守着“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向西的交通要道，这时便首当其冲，成为大国相争的牺牲品。元封三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赵破奴向西域开战，先俘获了楼兰王，又攻破楼兰东边的姑师国。楼兰王无奈，只能派出一个儿子作为西汉的人质表示屈服，但同时又派出一个儿子作为匈奴的人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国，匈奴便让楼兰国在远征军主力过去之后截杀队尾的人马，结果被汉军发现，楼兰王再度被俘，押往长安。面对汉武帝，楼兰王直言不讳，说小国只能两头讨好，才能求得安宁。汉武帝佩服楼兰王的直率，便把他放返故国。再说李广利，最终攻破大宛都城外城，掳获汗血宝马，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凯旋长安。同时带回的，还有优良的饲料植物苜蓿（Medicago sativa），以及这篇文章的主角——葡萄。
赵破奴和李广利，后来一个因为巫蛊案被杀，一个因为密谋废立太子的事情被满门抄斩。相比之下，张骞不仅是“凿空”西域第一人，又得善终，实在是完美的英雄形象，于是后世便不断拔高他的地位，把汉通西域之后陆续引入的作物全挂在他名下。即使是苜蓿、葡萄这样在史书上对引入时间和引入者均有明确记载的作物，都不免要被视为张骞的功劳，更不用说史无明文的亚麻（胡麻）、蚕豆（胡豆）、大蒜（胡蒜）、芫荽（胡荽）、胡桃（核桃）、石榴、红花、黄瓜（胡瓜）之类了。这情形，就像古人把很多重要的技术创新都堆垒在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他的妻妾身上一样，于是黄帝本人不仅成了首创宫室、舟车、衣裳的大发明家，连他的妻子嫘祖也被尊为养蚕业之祖。
传进中国的葡萄：我诞生于一场性别错乱
葡萄（Vitis vinifera）是葡萄科葡萄属植物。整个葡萄属有大约60种，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东亚地区（中国东部至日本）、地中海至中亚地区，以及北美洲东南部。其中，东亚地区种类最多，达30种以上；北美洲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区次之，有28种左右；相比之下，地中海至中亚地区仅有2种，从数目上看根本无法和另2个分布中心相提并论。
然而，恰恰就在西亚地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人把野葡萄驯化成了如今栽培已经遍及全球的葡萄。应该说，这是一件颇有些幸运的事情。和葡萄属绝大多数种一样，野葡萄是雌雄异株植物，也就是说，一部分植株只开雄花，一部分植株只开雌花。农学家早就发现，野葡萄的性别基本只由其2号染色体上的1个基因控制。这个基因有2种形式，一个是显性的雄性形式（M），一个是隐性的雌性形式（F）。遗传学告诉我们，显性和隐性形式相遇，植株的性状将由显性形式决定。所以，如果一株野葡萄藤的基因型是MM或MF，它都会是雄株，只有当它的基因型是FF时才是雌株。
但是，偏偏就在西亚地区，一个野葡萄居群变异出了这个基因的第3种形式——两性形式（H）。两性形式相对雄性形式是隐性，但相对雌性形式却是显性。于是，MH基因型的植株虽然仍为雄性，但HH和HF基因的植株却可以开出两性花——同一朵花中既有雄蕊又有雌蕊，既可以给别的花传粉，又可以接受花粉孕育出果实。因为可以白花授粉，这样的变异植株可以结出多得多的果实，因而引发了早期农人的兴趣。接下来，漫长的引种驯化过程便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考古研究表明，葡萄最早由西亚高加索地区的野葡萄驯化而成，时间是大约6000～8000年前。这也得到了分子研究的支持。人们利用和驯化葡萄的主要用途就是酿酒，在今伊朗扎格罗斯山区发现了年代为7 000年前的葡萄酒遗存，一度被认作世界最古老的酒饮遗存。到5 000年前时，栽培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已经传入新月沃地的两河流域、约旦河谷和古埃及。此后，葡萄便向西、东两方向传播。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各国已经普遍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这得到了史书和考古的双重确证。
葡萄这个名字也来自外来语，一般认为是古波斯语budawa的音译。起初，这个名字的用字并不固定，有“蒲陶”“蒲桃”“蒲萄”等多种写法。然而，它们都没有葡萄这个词形来得悦目——这2个字既有草字头，下边又有“勺”旁，可谓整饬美丽。时至今日，充满了汉字美感的葡萄一词便成为唯一规范写法。
尽管葡萄在中原地区已经有2 000多年栽培史，但它对气候要求较苛刻，又不耐病虫害，所以难于推广种植。一直到唐代初年，葡萄都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果品。唐代苦心经营西域，从高昌（今吐鲁番）等地获得了较为优质的葡萄品种，才让葡萄酒在中原一度成为流行的酒品。然而在西域地区以外，葡萄终归是一种较难栽培的果树，加上葡萄酒酿造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加曲酿酒法差别很大，除了元代葡萄酒又曾昙花一现外，唐以后的大部分时期，葡萄酒在中国东部地区都难得一见。葡萄和葡萄酒在中国真正普及开来，已经是19世纪末以后的事情了。
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产地在河南吗
不过，尽管葡萄是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的，但东亚的先民们恐怕并非没有想过利用本土野生的葡萄属植物。通过发掘遗址，考古学家发现葡萄属植物与中国历史的第一段缘分，很可能在9000年前就结下了。
在淮河上游流域，有个大名鼎鼎的遗址叫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1983-1987年，考古学家对遗址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2001年和2013年又进行了2次发掘，获得了丰硕成果。今天我们知道，贾湖遗址定年为7500～9000年前，属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早期。贾湖遗址最让世界震惊之处，在于其中竟然发现了酒饮遗存。200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麦克伽文和多次主持贾湖遗址发掘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古学家张居中合作，研究了贾湖出土的一些陶器内壁上的附着物，发现贾湖人已经开始酿酒。这些9000年前的残迹比伊朗的同类遗存早了2000年，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化学分析表明，这些酒是用稻米、蜂蜜和一些水果混合酿造而成的。这些水果可能是野生葡萄属植物，或是野生山楂属植物，也可能是龙眼或山茱萸。几千年过去，可用来准确鉴定这些水果的标志性化學物质都降解殆尽了，只剩下器壁沉淀中的酒石酸，还能模模糊糊勾勒出它们的大致种类范围。
尽管相关研究论文认为，考虑到在贾湖遗址中曾经发现过野生山楂的遗存（可能是山楂Crataeguspbmatifida或野山楂Crataeguscuneata），用来酿造这种酒的原料更有可能是野生山楂，但山楂酒显然不如葡萄酒更吸引眼球。麦克伽文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学者。他每分析出一种古酒的原料，便和美国一家叫角鲨头（Dogfish Head）的酿酒坊合作，推出一种现代仿制品。贾湖酒饮遗存的发现公布之后，角鲨头很快在2006年酿造了一款名为“贾湖城”（Chateau Jiahu）的啤酒新品。这款啤酒用大麦芽替换稻米，加上橙花蜜、麝香葡萄汁和山楂果酿造。酒名中的Chateau（城堡）一词明……白无误地表明，葡萄成分是它的最大卖点，因为在闻名世界的法国葡萄酒中，有很多酒名都带这个词。
当然，就算贾湖人酿造酒饮时的确用了葡萄属植物，它也不可能是今天中国和世界栽培最广的葡萄，而是原产东亚的野生种类，最有可能是山葡萄（Vitis amurensis）或毛葡萄（Vitis heyneana）。
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就开始面临巨大的国际政治难题——是攀附遥远的汉朝，还是继续搞好和近邻匈奴的关系。西域很多国家（特别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城邦小国）国力薄弱，必须在强邻的夹缝中周旋求存。当西汉的力量遥不可及，而匈奴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这些国家也只能背汉向匈。
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有个楼兰国，扼守着“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向西的交通要道，这时便首当其冲，成为大国相争的牺牲品。元封三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赵破奴向西域开战，先俘获了楼兰王，又攻破楼兰东边的姑师国。楼兰王无奈，只能派出一个儿子作为西汉的人质表示屈服，但同时又派出一个儿子作为匈奴的人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国，匈奴便让楼兰国在远征军主力过去之后截杀队尾的人马，结果被汉军发现，楼兰王再度被俘，押往长安。面对汉武帝，楼兰王直言不讳，说小国只能两头讨好，才能求得安宁。汉武帝佩服楼兰王的直率，便把他放返故国。再说李广利，最终攻破大宛都城外城，掳获汗血宝马，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凯旋长安。同时带回的，还有优良的饲料植物苜蓿（Medicago sativa），以及这篇文章的主角——葡萄。
赵破奴和李广利，后来一个因为巫蛊案被杀，一个因为密谋废立太子的事情被满门抄斩。相比之下，张骞不仅是“凿空”西域第一人，又得善终，实在是完美的英雄形象，于是后世便不断拔高他的地位，把汉通西域之后陆续引入的作物全挂在他名下。即使是苜蓿、葡萄这样在史书上对引入时间和引入者均有明确记载的作物，都不免要被视为张骞的功劳，更不用说史无明文的亚麻（胡麻）、蚕豆（胡豆）、大蒜（胡蒜）、芫荽（胡荽）、胡桃（核桃）、石榴、红花、黄瓜（胡瓜）之类了。这情形，就像古人把很多重要的技术创新都堆垒在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他的妻妾身上一样，于是黄帝本人不仅成了首创宫室、舟车、衣裳的大发明家，连他的妻子嫘祖也被尊为养蚕业之祖。
传进中国的葡萄：我诞生于一场性别错乱
葡萄（Vitis vinifera）是葡萄科葡萄属植物。整个葡萄属有大约60种，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东亚地区（中国东部至日本）、地中海至中亚地区，以及北美洲东南部。其中，东亚地区种类最多，达30种以上；北美洲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区次之，有28种左右；相比之下，地中海至中亚地区仅有2种，从数目上看根本无法和另2个分布中心相提并论。
然而，恰恰就在西亚地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人把野葡萄驯化成了如今栽培已经遍及全球的葡萄。应该说，这是一件颇有些幸运的事情。和葡萄属绝大多数种一样，野葡萄是雌雄异株植物，也就是说，一部分植株只开雄花，一部分植株只开雌花。农学家早就发现，野葡萄的性别基本只由其2号染色体上的1个基因控制。这个基因有2种形式，一个是显性的雄性形式（M），一个是隐性的雌性形式（F）。遗传学告诉我们，显性和隐性形式相遇，植株的性状将由显性形式决定。所以，如果一株野葡萄藤的基因型是MM或MF，它都会是雄株，只有当它的基因型是FF时才是雌株。
但是，偏偏就在西亚地区，一个野葡萄居群变异出了这个基因的第3种形式——两性形式（H）。两性形式相对雄性形式是隐性，但相对雌性形式却是显性。于是，MH基因型的植株虽然仍为雄性，但HH和HF基因的植株却可以开出两性花——同一朵花中既有雄蕊又有雌蕊，既可以给别的花传粉，又可以接受花粉孕育出果实。因为可以白花授粉，这样的变异植株可以结出多得多的果实，因而引发了早期农人的兴趣。接下来，漫长的引种驯化过程便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考古研究表明，葡萄最早由西亚高加索地区的野葡萄驯化而成，时间是大约6000～8000年前。这也得到了分子研究的支持。人们利用和驯化葡萄的主要用途就是酿酒，在今伊朗扎格罗斯山区发现了年代为7 000年前的葡萄酒遗存，一度被认作世界最古老的酒饮遗存。到5 000年前时，栽培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已经传入新月沃地的两河流域、约旦河谷和古埃及。此后，葡萄便向西、东两方向传播。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各国已经普遍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这得到了史书和考古的双重确证。
葡萄这个名字也来自外来语，一般认为是古波斯语budawa的音译。起初，这个名字的用字并不固定，有“蒲陶”“蒲桃”“蒲萄”等多种写法。然而，它们都没有葡萄这个词形来得悦目——这2个字既有草字头，下边又有“勺”旁，可谓整饬美丽。时至今日，充满了汉字美感的葡萄一词便成为唯一规范写法。
尽管葡萄在中原地区已经有2 000多年栽培史，但它对气候要求较苛刻，又不耐病虫害，所以难于推广种植。一直到唐代初年，葡萄都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果品。唐代苦心经营西域，从高昌（今吐鲁番）等地获得了较为优质的葡萄品种，才让葡萄酒在中原一度成为流行的酒品。然而在西域地区以外，葡萄终归是一种较难栽培的果树，加上葡萄酒酿造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加曲酿酒法差别很大，除了元代葡萄酒又曾昙花一现外，唐以后的大部分时期，葡萄酒在中国东部地区都难得一见。葡萄和葡萄酒在中国真正普及开来，已经是19世纪末以后的事情了。
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产地在河南吗
不过，尽管葡萄是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的，但东亚的先民们恐怕并非没有想过利用本土野生的葡萄属植物。通过发掘遗址，考古学家发现葡萄属植物与中国历史的第一段缘分，很可能在9000年前就结下了。
在淮河上游流域，有个大名鼎鼎的遗址叫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1983-1987年，考古学家对遗址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2001年和2013年又进行了2次发掘，获得了丰硕成果。今天我们知道，贾湖遗址定年为7500～9000年前，属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早期。贾湖遗址最让世界震惊之处，在于其中竟然发现了酒饮遗存。200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麦克伽文和多次主持贾湖遗址发掘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古学家张居中合作，研究了贾湖出土的一些陶器内壁上的附着物，发现贾湖人已经开始酿酒。这些9000年前的残迹比伊朗的同类遗存早了2000年，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化学分析表明，这些酒是用稻米、蜂蜜和一些水果混合酿造而成的。这些水果可能是野生葡萄属植物，或是野生山楂属植物，也可能是龙眼或山茱萸。几千年过去，可用来准确鉴定这些水果的标志性化學物质都降解殆尽了，只剩下器壁沉淀中的酒石酸，还能模模糊糊勾勒出它们的大致种类范围。
尽管相关研究论文认为，考虑到在贾湖遗址中曾经发现过野生山楂的遗存（可能是山楂Crataeguspbmatifida或野山楂Crataeguscuneata），用来酿造这种酒的原料更有可能是野生山楂，但山楂酒显然不如葡萄酒更吸引眼球。麦克伽文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学者。他每分析出一种古酒的原料，便和美国一家叫角鲨头（Dogfish Head）的酿酒坊合作，推出一种现代仿制品。贾湖酒饮遗存的发现公布之后，角鲨头很快在2006年酿造了一款名为“贾湖城”（Chateau Jiahu）的啤酒新品。这款啤酒用大麦芽替换稻米，加上橙花蜜、麝香葡萄汁和山楂果酿造。酒名中的Chateau（城堡）一词明……白无误地表明，葡萄成分是它的最大卖点，因为在闻名世界的法国葡萄酒中，有很多酒名都带这个词。
当然，就算贾湖人酿造酒饮时的确用了葡萄属植物，它也不可能是今天中国和世界栽培最广的葡萄，而是原产东亚的野生种类，最有可能是山葡萄（Vitis amurensis）或毛葡萄（Vitis heyne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