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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我没有看懂。”一位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媒体同行，看完《刺客聂隐娘》之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和他一样，不少记者一边夸赞画面、制作的精致和诗意，一边表示看着还是有些吃力。侯孝贤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是“拳头加枕头”。拳头，是指它的动作武侠类型;枕头，形容还是拍了一部闷片，会让人看得睡着。
2000年12月4日，侯孝贤（右）与李安在金马奖庆功宴相聚
在本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科恩兄弟宣布侯孝贤获得最佳导演的那一刻，镜头里的侯孝贤很镇定，微微侧头冲过道方向一笑，反倒是舒淇有些激动。
“为什么《刺客聂隐娘》没有拿金棕榈？是因为这部电影太难理解，还是因为文化上的鸿沟？”之后的发布会上，现场媒体直接向科恩兄弟发问，但他们没有直接回答。
“金棕榈是很简单的，只要拍得好。”侯孝贤并不希望大家过多关注电影节政治，“但评审也是个问题，我的片子他们不见得看得清楚，能得导演奖已经算他们很有能力了，已经很不错了。”
《刺客聂隐娘》改编自唐人小说，原文不超过1700字，现在它是一部110分钟的侯孝贤作品。虽然宣传过程中大家已经得知这是武侠动作片，但动作打斗不超过十场，短则数秒，长不过一分钟左右。舒淇饰演的聂隐娘只有9句台词，尽管侯孝贤一再解释，这些台词偏白话，但对于内地观众，它们依然显得过于文言。
“现在没人这么拍电影了，但我只会这样拍。”在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侯孝贤对拦下他的记者又一次重申，有些小津的“我是开豆腐店，我只卖豆腐”的意思。时隔8年，再度与侯孝贤新作相遇，影坛内外的各种感受和从前依然如此相似。读懂《刺客聂隐娘》和侯孝贤，真的那么难吗？
造一座冰山
出道至今，侯孝贤可能没有像最近这样说过这么多话。从我们杭州见面开始，他正式进入公映前的宣传档期，接下来开始辗转各大城市，参加接踵而来的见面会。一个在镜头里如此节制和安静的人，要像这个时代所有宣传期的导演一样，顶着超过拍摄的工作强度，打起精神，和一群又一群人反复地讲着相同的话。除了制作耗资9000万人民币，《刺客聂隐娘》也是侯孝贤第一部在内地正式公映的作品。
“我看唐人小说其实很早，大学时候就看。”侯孝贤精神很好，一落座就讲起了拍摄渊源。大学时，台湾河洛图书出版了白居易弟弟白行简的《唐人小说》，“我那时就看了非常多这种笔记小说。”
大学毕业后从编剧开始入行，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改编自元杂剧的《桃花女斗周公》，也是摄影师赖成英转型导演的处女作。票房成功之后，二人再度合作，他创作了新剧本《月下老人》，改编自唐传奇《定婚店》。从那时开始，他就想改编《聂隐娘》。最后改编的版本，选自唐人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
“我喜欢隐娘这个人物，她的名字就很吸引我。”侯孝贤回忆，“但这里面有很多神怪的部分，很难拍，所以需要改。”
侯孝贤来到杭州的日子正值农历七月初七，在杭州木马剧场有一场见面会，名为“时代的对话——七夕，凝视侯孝贤”。活动刚一开始，他就向满场观众谈及创作的初衷。
“聂隐娘是一个刺客，永远在树上，隐藏在无形中，眼睛一睁开就会直接下来，出现在刺杀对象面前。第一次刺杀是成功的，第二次她就发现了自己的弱点，这个弱点给了她很大的变化，从此很难再杀人。”侯孝贤解释，“其实它主要描述了一个人的状态，这个人是个刺客，之前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但碰到小孩的时候她发现了。”
聂隐娘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期间，其时藩镇割据，纷乱不已。藩镇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10岁时被一位道姑带走，训练成武功盖世的刺客。13年后隐娘奉师命返家，取青梅竹马的表兄、藩主田季安性命，“杀一独夫贼子救千百人”。生母却告诉隐娘，田子年幼，杀掉田季安会招致其妻元氏一族乘虚而入，到时魏博一定大乱，生灵涂炭。隐娘违抗师命，和磨镜少年一起救下遭元氏势力沿途追杀的魏博避难统帅田兴，随后返回节度使府救下差点被元氏请人用妖术杀害的田妾胡姬。道姑得知隐娘不能断人伦之亲，师徒交手之后，聂隐娘护送磨镜少年返回故土，一起离开。
侯孝贤作品最重要的标签是写实，如何将古人寥寥千字传奇里的一个个乱世儿女栩栩如生地复活？怎样带观众重返公元8世纪的唐代藩镇？编剧谢海盟说：造一座冰山。她是作家唐诺与朱天心的女儿、朱天文的外甥女。朱天文几乎参与了侯孝贤所有经典作品的编剧。
“冰山理论出自作家海明威，其实电影里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座冰山，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部分，只是冰山露在海面的一小角。这一个小角要足够精确，免不了得打造完完整整的冰山，包括海面下看不见的大部分。”谢海盟说。
这也是侯孝贤一直以来的创作习惯。他后来解释，之所以要准备远远超出景框的资料，是因为台湾电影环境使然。遇上恶劣环境，很多东西拍不到，只能被迫临时调整，只有建构了合理的人物角色，调整中才不会超出原来设定的大方向。
侯孝贤花了好几年时间，一直在消化《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等史料，研习内容包括：南北朝到隋唐的社会风俗史、节度使官阶、胡人和汉人的关系、遣唐使和唐的关系。
据知名美术指导黄文英介绍：场景、道具制作，每一件服饰、丝绸、器具都经过严格考据，力求构筑时代氛围。节度使府议事厅、宴会厅等乐舞场面要能建构出藩镇社会场域;炼丹房的陈设、字画和符箓道具、水流涡旋等意向，都要营造幻逸诡谲的视觉氛围;帘幕隔间、屏风、榻、箱、箪笥要符合唐式格局和细节。 “电影美术与服装设计是一项技术上浩繁费工、而美学表现上又得极其幽微节制的艺术。想象，是视觉传达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想象剧情所处的时代风尚与世界观，其实也是认识世界与凝聚自己内在思绪的过程。原则是尽量精确、节制、彰而不显地交待情境与人物造型，这是从事美术与服装设计的魅力所在，适度隐藏技巧，让观众得以自然而然对影像中的时空情境和人物投射感情。”黄文英是侯孝贤班底里多次合作的美术师，他的这番话也是走进《聂隐娘》、打开侯孝贤电影美学密码的钥匙之一。
“打动我的主要是隐娘，但你所有的背景都需要设计，如果都是空的，这些人要怎么摆呢？”侯孝贤说，“她师父为什么会有以杀止杀的观念？为什么会训练她当刺客？这些都有来源。她师父以前就是睢阳围城被救，这个正好跟唐的历史背景同一个脉络。嘉诚公主为什么下嫁，就是和藩嘛，那时候藩镇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为什么没有送玉珏，因为珏就是‘绝’，送环的话，就可以回。所有这些细节，都需要去考证。任何题材都是从真实延展出去，真实不足，延展就会有问题。你要有一个真实的背景，你的表达才会专注。你有焦点，就会集中在这个焦点辐射出去。没有这个，你就漫无边际。”
“老实说，我很担心，因为我没办法想象侯导拍武侠片。”金马电影节执行长闻天祥被誉为“台湾最年轻的资深影评人”，他早上6点从台湾出发，赶来杭州与侯孝贤做见面会对话嘉宾。“之前我看到他非常劳心劳力做准备，然后描述的一些情景的难度又让我们难以想象，所以在看之前非常担心。”闻天祥也是戛纳首批看片的观众，看完之后兴奋不已，“这部电影的风声、鸟叫、光亮都这么有戏。”他给侯孝贤发了一条短信：“一个人，没有同类。你在拍你自己。”
“那时候的人怎样生活？”侯孝贤说，“晨鼓三千，暮鼓五百。京城里，核心鼓先起，各个里的鼓都要跟着。我本来也想做这个，但是太难了，那个节奏很难弄。因为声音远近很难把握，有时候听起来会很干扰。我试过，没做好，就算了。”
“为什么要这样尝试？我问。”
“要像嘛。”他停了一会，“不然不真。”
《聂隐娘》的拍摄选景横跨台北、宜兰、内地各处，甚至日本京都和奈良这些唐建筑保留较多的地方。仅在内地，就先后在湖北神农架、武当山、大九湖、利川、随州、内蒙、涿州多地取景。
在台湾中影的拍摄现场，侯孝贤放弃现成的摄影棚，让美术组把内景搭在空地上，建造了片中的大殿、聂府、天元寺等场景。“因为摄影棚你要制造风，要挡光，那些都是假的，没办法那么好。搭在空地上，那些光线都是真实的，风也是自然的，纱帐什么的被风吹得鼓起来，有时就啪啦啪啦。那些自然光线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只需要补一点点光。”侯孝贤说，这样做的目的，依然还是为了抵达那两个字：写实。
“引进阳光，整个空间就有了穿透感。”摄影师李屏宾说，他也是侯孝贤的御用金牌摄影师。
片尾部分，聂隐娘上山见师父，拍摄地是在湖北神龙架大九湖湿地，海拔两千公尺，山间盆地有9个大小湖泊，因而得名。拍摄之初，剧组也尝试过放烟，营造一派山间空濛隐逸。但效果始终不理想，烟饼对演员身体和环境都不利。正好一拨一拨的云飘过来，李屏宾深知侯孝贤工作习惯，及时地抓住了眼前的神奇一景。
“跟导演合作那么久，会有一种默契。侯导拍摄从来不会试戏，当时就是山风的运动和演员的戏一气呵成。”李屏宾说。
站在山头扮演隐娘师父的许芳宜也是吃惊于侯孝贤“宁可错拍，没有彩排”的创作方法，“他是多么地相信当下。”
“拍戏本来就是随机应变，你要牢牢抓住客观实体，就什么状况都可以拍，下雪有下雪的拍法，大雾有大雾的拍法。若没有清晰的客观实体，就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牵制，搞得天气一变，马上就不知道要怎么拍了。”侯孝贤说。
从前拍片时，侯孝贤认识一个制片。每次看景如果需要一条巷道，他会找七八条还无法决定，总觉得哪条都不错。侯孝贤告诉他：其实一条两条足够了，你就在这里面进去，专注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不专注进去，你就不知道在别的曲折中间，有什么可以让你更自由表达的空间。
“我常常就觉得，对我来讲，限制就是自由。”侯孝贤说。
在大九湖的山脚下，侯孝贤找到了当地的居民，那些土质结构的老房子因为当地的熏肉习俗，墙上都黢黑了。这些自然实景甚至连村民的方言，都直接进入了电影中。因为觉得大九湖的灌木里打斗不美，侯孝贤又带着剧组来到内蒙红山军马场的白桦林。
尽管是一部武侠动作片，但侯孝贤放弃了所有吊威亚的镜头，除了隐娘和田季安有一场房上对打，其余所有打斗都站在地上。为此，香港动作指导董玮需要教会演员完整的动作，以便融入侯氏一镜到底的动作打斗中。
“就是要有地心引力。”侯孝贤用一句简单的话，传达他要的动作质感。
“舒淇作为一名影后……”戛纳获奖当晚，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位记者还没问完，就被侯孝贤打断。
“不是什么影后，是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说，“合作过一次就知道，张震也是，非常耿直，他只需要把自己的这部分带出来就好。”
“他最大的兴趣和关注，始终是人。”谢海盟说，“他对人太感兴趣了，以至于他的剧本都是由人出发才编出来。像这次，我们是先确定了舒淇、张震、妻夫木聪这3个演员，才开始编剧。等于说，我们是照着他们写出来的。所以在拍摄时，导演告诉他们不要去演，毕竟人物是照着他们写的，只要演的是自己这副样子就好。他对人的观察，对人深深的兴趣，从人出发来想剧本，我觉得这很特别。”
在侯孝贤和编剧最初的想象中，聂隐娘的性格原型参照的是《龙文身的女孩》女主角，以及冰岛作家古柏格·柏格森的小说《天鹅之翼》的女主人公。后者也是侯孝贤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米兰·昆德拉强烈推荐的作品。 “我们剧本里的聂隐娘，是一个年轻身体里的老灵魂。沉默聪明不多话，精准犀利，对事情的猜测预判都很准。但最后拍出来的聂隐娘，会有一点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原剧本里赋予聂隐娘高居枝头、看淡尘世的角色气质都转移到了嘉诚公主那里。田季安和聂隐娘永远都清楚，嘉诚公主神圣高洁，不可侵犯，只有她把人间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又有一种悲天悯人。但她不是一尘不染，她也在背后用政治操控魏博。因为她永远清楚，自己是下嫁的大唐公主，她要不惜一切捍卫李唐江山。”谢海盟说。
“我必须承认，这不是我们剧本里的聂隐娘，她就是舒淇自己。所以这就是侯导一直说的，他不会去干涉演员，他希望演员用自己的样子去发挥。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关于人的资料库。”
在《聂隐娘》里，扮演师父、也即嘉诚公主的许芳宜是国际知名舞蹈家，片中有她独自抚琴的一场戏。侯孝贤要求真实，演奏时她不可能用替身。学习几天之后，她便实拍演奏了一段古乐。剧组同事都不解，怎么可能学得这么快？后来许芳宜解释：她是用舞蹈动作来弹琴，让自己的肢体带动手指去舞蹈，弹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侯孝贤还曾设想让台湾作家骆以军扮演开场的一位胡人将军，因为在他看来，这位作家朋友的相貌很接近他想象中的胡人。细心的观众可能还会发现在片中奏乐的丝竹班底有外国人面孔，那是几位喜爱中国传统音乐并且自组乐队的希腊留学生。
两个月前，侯孝贤出现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师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哪一种类型时，他陷入了回忆。
当年他在万国戏院门口发现一个念商职的高三女孩，“我看到就傻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导演了，但犹豫半天，不敢上前。她就走了，我觉得舍不得，然后我就跟，跟跟跟，跟上天桥，一直过天桥。她下去，我就跟着下。没办法，还是舍不得，最后我就掏出身份证，跑到她面前说我是谁谁谁，给她看，希望跟她要个电话。她就留给我了。”这个女孩，就是辛树芬，《恋恋风尘》里阿云的扮演者。拍完《悲情城市》之后，她到美国嫁人生子，告别影坛。
“侯导总说，你就先把生活里的这些人一个个看下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在哪里。因为毕竟有些人太难找，我们在讨论一些比较边角的角色时，他就会常常冒出来说，这个角色应该去找谁谁谁来演，曾经在哪个场合看过他，觉得他很不错，适合来演这个角色。即便最后没有合作，他找了职业演员，也会在跟演员讲角色的时候，把原型而不一定是剧中人的故事告诉演员。”谢海盟说。
尽管经常起用非职业演员，但侯孝贤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在他决定用的那一刻，已经说明这个演员符合自己的角色需要。也正因为大量起用非职业演员，所以他的摄影机不能离演员太近，这也是侯氏长镜头形成的一大客观因素。
在侯孝贤入行之初，台湾影业老板要求导演必须用不超过两万尺的胶片拍完一部电影。为了在苛刻环境下完成作业，镜头会一直切换，一个简单对话的场面，演员甚至是对着自己伸出的拳头完成表演。侯孝贤看到演员经受的这些折腾，就决定等自己做导演，一定让演员彻彻底底将一场戏从头到尾演完，摄影机也跟着拍完。那时他完全不知道这种拍法在西方电影理论里，可以在一种高居大雅之堂的master shot里认祖归宗。
“电影最早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实，所以有卢米埃尔兄弟拍的《火车进站》。短短一个火车进站是人类第一次看电影，火车对着自己冲过来，把戏院的人都吓跑了。那是写实这一派的源头。蒙太奇来源于1920年代的苏联，非常强调断开时空，把不同时空剪接起来，掌镜的人有非常强烈的意念在，要你看这个，要你看那个。”30岁的谢海盟从幼年开始，就在家中看到大姨朱天文参与侯孝贤电影的创作，她已旁观侯氏作品问世过程多年。
“其实现在好莱坞走的是蒙太奇传统，可侯导走的是真实的、比较接近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传统。他尽量把镜头贴近真实世界。长镜头是他试图去逼近真实的产物，但你知道，长镜头非常考验导演对于一个镜头里的调度，必须要深焦点，就是远景、中景、近景都要有各自的故事，说是线索也行，这也是侯导的标签。”
长镜头美学鼻祖、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在侯孝贤利用摄影机去不停接近真实的过程中，“状态”是他最关注的电影灵魂所在。
“一个刺客的状态，”侯孝贤用7个字介绍《刺客聂隐娘》。谢海盟说，剧组从开机之后，就不断缩编，成员不断减少。侯孝贤讨厌在现场有太多的人，那对他和演员，还有故事当时的状态都是极大的干扰。不止一个来自摄影、录音技术部门和制片部门的剧组人员谈到，在现场他们常常要想各种方法藏起来，因为导演不想看见。也会有部门头脑鼓起勇气跟导演叫苦，“那我怎么工作？”
“我不管。”导演答得理直气壮，而且不容质疑。
谢海盟回忆，最初因为采用大炮吊臂式摄影机，光摄影组就有30人。“侯导很讨厌大炮，因为他最喜欢的是现场的反应，和即时的东西。有时候看到个即时的东西想拍，大炮吊起来已经中午了，侯导就疯了。这种拍摄方法和他的理念有冲突，想做事，一转身，四处都是人，都要闪躲，都要顾及。”
“做侯孝贤的编剧，成就感很低。”朱天文提醒外甥女：因为编剧看到最后的成片，会发现真正出自自己笔下的内容并没有那么多。
侯孝贤作品在案头会历经严谨漫长的讨论，在开机之后，依然会不断生长，在现场和后期阶段，甚至是突飞猛长。如果到了现场一切按部就班，他会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没有任何拍摄的兴趣。
朱天文评价侯孝贤说：“他迫不及待地要奔赴现场。经验告诉他，现场一定不辜负他，凡呼必有应。未知的现场静候着他，会带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在任何场合，问侯孝贤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答案都是《南国再见，南国》。那是他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一次创作经历，也是最具侯氏特色的电影。“那个片子整个就是在抓高捷、伊能静和林强3个人的关系。”侯孝贤说。
“南国是小编制，好像听侯导说只有三十几人，带着一颗镜头，一路南下去拍感觉。剧本也只有半套，一个大概的提示功能，就一路走，一路拍。他觉得很成功，也不担心这样随性地拍片子会不会连不起来。我觉得那应该是他非常珍惜的一个拍摄经验吧。”谢海盟说。 她还发现，侯孝贤从来不跟演员发脾气。如果他觉得演员演得不好，没有演出自己要的感觉，他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是他没跟演员解释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就算演员一直演不出来，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错把这个演员放在这里，而不是演员该死，演不出来。”侯孝贤觉得跟演员发脾气，演员心情不好，会带到工作表现里。“如果有时候，一定会有脾气要发泄，他会去自残。他是出了名会自残，去踢墙，拿手砸墙，砸椅子，砸到骨折的事情还真的蛮多次的。”
拍摄《儿子的大玩偶》时，有一场戏是小丑失业回家，从此他不必再扮小丑，卸掉小丑妆。结果儿子不认识他，就哇哇大哭。扮演婴儿的是侯孝贤的儿子，为了制造哭声，他让演员去拧儿子。但面对导演的儿子，演员始终不敢下手。拍了好几次都不过关，最后忍不住的侯孝贤用手把桃花新木的椅子当场砸断，演员也被吓到，咬牙狠心下手，一条就过。侯孝贤的手骨也砸断了。
“侯导的片子，都是在陈述一个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还有状态。好莱坞的叙事你说过瘾是很过瘾，但也是很单薄，它是靠声光效果来让镜头显得很过瘾，一条线的叙事走下来，也好懂。但侯导的叙事方式比较像一个真实世界。”谢海盟分析，“其实现实世界的线索是一团混乱的，有些甚至大部分线索不会再回到你的生命中，你看到它走了就走了，它有因果会应验，但可能应验在远方，应验在一件跟你完全无关、你也不会知道的事情上面，在当下是不会得知的。真实世界往往要到时过境迁，所有事情都结束了之后，你回头去想想，才会知道当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侯导其实并不在意拍这片前先看剧本，他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整个故事，不用费心思去猜，让演员在了解的状况下去表演。他对演员的尊重都是真的。情感是真的，处境是真的，所以能够引起你的共鸣，你会觉得侯孝贤电影里的世界是真实的。”
结束杭州的活动之后，侯孝贤飞抵北京，开始新一站的宣传。为了减少观影障碍，他不厌其烦地在阐释。在某门户网站举行的电影沙龙临近尾声时，他对观众说：以前常常觉得自己拍得烂，但是这次不一样，真的还蛮好看，自己也喜欢看。
可是为什么法国人看不懂呢？谢海盟问过侯孝贤，他的回答是：法国人就是无聊，非要把背后那些历史背景都看懂。“其实那些历史背景，包括那些文言对白，没有要让大家看懂的意思。”片中最文言的对白，正是出自谢海盟笔下。侯孝贤说，那些内容只是营造一个氛围，让观众觉得确确实实是在唐朝，所以找了一件真实历史事件作背景。张震饰演的田季安除了应付聂隐娘的暗杀这条主线，另一头还在处理跟中央和隔壁藩镇的关系，“这些也只是为了让大家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节度使，还在处理日复一日的藩镇事务。”
侯孝贤不担心内地观众看不懂，“真的有很多方式可以进入，你看武打也行，看山水画也行，看历史剧也行，多花几遍票钱这块也能看懂，不存在看不懂。如果这些都不行，北京夏天那么热，你进来吹空调睡觉也行。”
“我身处文字的这方，而导演身处影像的那方。影片最终呈现总是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它已经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活力。我一直都觉得很失望。侯孝贤影片最美的时候，都是在拍摄前的讨论阶段。那些最美的影片，他都是用说的。”接受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傅东采访时，朱天文这样告诉他。这样的感受在她两次看完《刺客聂隐娘》后依然强烈。
“这么原理（抽象），极简到没有感情。”她对侯孝贤说。
“那又怎么样呢，不过就是个电影。”侯孝贤回击。“你每次看我的片子不是都这样，你们什么时候满意过我的电影了？”
在编剧里，出现了作家阿城的名字。他的加盟，是赋予故事和人物一些宏大叙事的龙骨以搭建故事结构，比如聂隐娘背负的家国使命。“但我们后来把天下家国这一面拿掉淡化了。” 谢海盟说，“本来聂隐娘更被天下家国左右，她从道姑承继的、作为杀手和刺客的身份，其实完全是为了这个国家社稷。道姑也有她的正当性，因为道姑自己是公主。但聂隐娘也有自己的想法，到底怎样才是维护这个天下国家的方法？整部片子都是聂隐娘在体悟的过程。最后她体悟出来说不能杀田季安。本来我们是摆在天下国家这方面的，但后来聂隐娘变得比较执着，最后变得朝爱情而去，在杀不杀的问题上，她用的是近乎小孩一样的执着而已。”
第三次看完电影之后，朱天文眼睛湿润地说了一句，“隐娘好可怜。”
“在我们的设计里，隐娘就是很可怜。她被动地卷入其中，从将军府的女儿成为一个顶尖杀手，很多事她想不明白，最后她只是执着在她想执着的事情上。”谢海盟说。
为了补偿隐娘的悲情人生，侯孝贤给她送来了日本演员妻夫木聪饰演的磨镜少年。最初的设计是磨镜少年有妻有子，隐娘青梅竹马的表兄已婚，好不容易在磨镜少年这里找到寄托，结果他也要回乡和妻子团聚。“侯导就觉得隐娘太可怜了，后来就索性把少年的身世全部拿掉，让他做个光棍。”在片中结尾，隐娘和磨镜少年牵马穿过苇海，一起去往暹罗。
磨镜少年和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意象一起，被台湾影评人解读为精神分析里拉康的镜像理论。隐娘也是在一次次对镜相视中，看到自己人格的转变。二人性格互补：聂隐娘幽暗、没有感情，魔镜少年外化而且阳光。她经由这面镜子照出自己从10岁被带走那年开始被冰封的童稚和天真，人性的温度一点点复苏。从片中面无表情冷血亮相开始，到奉命返家之后掩面痛苦，直到最后和磨镜少年远离江湖时面露微笑，聂隐娘的内心灵魂一点点转变成长。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片中借中央朝廷和地方魏博，影射两岸关系。“我们就一直在澄清，并没有这档子事。我觉得侯导想拍两岸关系，他会直接拍，不会拐弯抹角去隐喻。我们说的寓言体是在以前，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有文字狱的时代，问题是现在并不是讲出真话就会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要讲真话就直接讲出来。”谢海盟说。
在内地，有一位和侯孝贤有着相似影响力的导演，也曾拍过刺客的故事，他就是张艺谋。侯孝贤还曾为其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出任监制。2002年，张艺谋拍摄了刺秦主题的《英雄》， 以此为标志，他的个人创作和内地电影开始进入大片时代。曾经的第五代艺术电影旗手此后开始转向，而侯孝贤却始终不变，多年如一。
“大陆的市场太大了，你拍那个艺术片，没人看懂，对不对？”侯孝贤说到“艺术片”3个字时，带着儿化，他自己都乐起来。“你看人家拍一个片，赚的那个程度，你眼睛会怎样？那没办法。就看你能不能突破这个诱惑？你就得坚持相信：我拍的这种片子有一天也会大卖。有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侯孝贤自问自答，“只是形式上的问题。”
1989年，《悲情城市》公映之后引发轰动，仅台北，该片就获得将近3500万票房。那也是侯孝贤迄今最卖座的一次。为艺术影片融资依旧艰难，《刺客聂隐娘》的制作成本高达9000万，谁会拿真金白银为大师的任性埋单？
“商业的压力在每个导演那里都存在，这个没办法，逃不掉，完全看个人怎么做了。”侯孝贤介绍，适逢银都影业60周年，他们承担一半投资。欧洲、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以及台湾共同出资剩余部分。“这些关系的建立不是从今天开始，从前就有。我那么久没有拍片，但一提出来，他们还是愿意投资。”
“我今天走这条路，是因为这些市场我知道，而且他们也可以接受。如果你只做大陆，你就被锁死在大陆了，你就只能靠大陆观众。所以哪怕你的资金足够，就算是从大陆拿的，你也要想办法，拍出来的片子不只大陆，别的地方也有。一分散，你就知道你的空间很大，你可以找钱的空间也就大了，你个人想拍的东西就出来了，个人的坚持也就出来了。年轻的导演压力很大，你拍一部不卖两部不卖，我看就差不多没人投你了。这是当导演最大的压力。”
侯孝贤总在不停提醒有意走艺术路线的青年导演：不要拿投资人当傻子，不要欺骗他们。需要多少成本，要严谨。“比如今天拍唐朝，没有打的部分，谁要看？中国内地也是，一个唐朝文艺片，凭什么人家一定要来看？所以我就放些动作在里面。海外版权我都预卖，预卖就是付个保证金给我，然后到时候按比例再拆账。你像《聂隐娘》，欧洲才100万美金，北美才60万美金。我要的不多，他们参与力更强嘛。假使他们分账不正当，我就嘭地开枪，再也不跟他合作了。我还告过欧洲的一个公司，它不付回款，我找法国律师告他们。我不怕得罪他们，没办法，我这个人就这样。”
目前通过版权预售，《刺客聂隐娘》已经收回成本。侯孝贤的合作伙伴说：成本收回来，他就有收回来的拍法，下一部资金会比较多，但他永远也不会去拍那种激烈的大场面；如果卖垮了，资金没收回来，他也有自己小成本的拍法，找几个自己小圈子里愿意帮忙拍的人。舒淇、张震两位一线演员与他合作从不问价，甚至舒淇还想倒贴投资。侯孝贤拒绝了她：千万不要，你负责演好你的戏就好。
《刺客聂隐娘》除了耗资巨大，还采用胶片拍摄，使用44万尺胶片，差不多可以拍摄两部《海上花》。侯孝贤甚至任性地在大银幕上采用4：3的构图。“那个也是我自己要的，拍人会很漂亮，尤其拍七分身或者整个人的时候，横向构图就有些散，观众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在演员角色上，我要的就是缩小范围，集中。”
并非所有的任性都获得了成全。这次拍摄，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突破：采用瑞士16mm摄影机BOLEX拍摄。这款机器的动力来自手动发条，上满一次可以拍摄20到30秒，以前战地记者经常使用。
“一个镜头二十几秒，每二十几秒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BOLEX的一个镜头拍完，演员仍自顾自演下去，不会停下来等摄影师，这就是对摄影师很大的考验。它会逼着摄影师无法在那里摆弄景框，或者东想西想地拍一大堆东西，20秒只够他把眼前的人拍好，用这种方式拍出的打戏，一个个镜头不可能完整，得到的也将是不连贯的片段。”谢海盟介绍。
“原本我就是想这样，找一个好景，就把景丢开，专注拍人。”侯孝贤说，“摄影师要非常了解人，懂得如何去捕捉人。BOLEX拍出的东西不完整，但它能够拍出演员的能量，我本来就不要接得很顺但没有能量的打戏，用BOLEX拍摄灌木丛，再跟磨镜少年寻找隐娘的镜头剪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会剪出什么来，但应该会很过瘾。”
尤其是片中关于隐娘13年前的回忆片段，侯孝贤最希望采用这种拍法。“人的回忆是片段的，闪动的，破破碎碎，你用轨道推出来的长镜头，根本不对嘛！”
这个巨大的挑战和实验性极强的拍法，最终获得的响应只有区区一人，只能放弃。就在大家继续谈论《聂隐娘》再次将侯氏长镜头美学发挥到极致时，侯孝贤其实已经开始挑战自己的招牌动作了。片中最长的一个镜头长达20分钟，是一场演奏的戏，侯孝贤果断地把它全部拿掉了。
谢海盟说：“BOLEX集中、手持震动、粗粒子的画面，才是侯导要的质感。相反，他对现在摄影机日益精进的细腻解析度、行云流水的运镜并不买账，他总是摇摇头说，全是死的东西。”
“戛纳办到68届了，我68岁，奖不给我给谁？”在杭州的见面会上，侯孝贤老夫聊发少年狂，现场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在他所到之处，文艺青年们奔走相告，像朝圣一般涌到现场。
“他虽然一直走艺术路线，但他对好莱坞有自己的解释。”谢海盟说，“好莱坞那些特效大片，像《星际穿越》这些，他并不排斥。他觉得假的东西，假到一种地步，就会变成是真的。他最怕真真假假那种做半套的，观众不仅不会相信那是真的，还会被假的拖累，拖得非常拙劣。”
“他一直坚持说，他背对观众，拍出的是他认为自己要的东西，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侯导惟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他自己，他一直就是这样，心很定，不太受外界影响。对得奖也看得很淡，倒不是说不要得奖，他会觉得得奖只是这一批评审跟他趣味相投，看得懂他的东西。没拿奖也不是自己拍得不好，可能刚好跟这些评审频率不合，没搭上线，那也无妨。他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30年来他都这样，再给他30年，应该还是这样子。” 跟随侯孝贤一起工作的经历，令即将30岁的谢海盟非常受用。除了对人和真实的极度关注，背对观众的创作态度也令年轻的晚辈内功精进。从小到大，她看到总有一大批人追随在侯孝贤身边，“下部片子就算不给我编剧费，我也愿意继续。”
《聂隐娘》之所以和上部侯孝贤作品相隔8年，是因为在这期间，他先后接任台北电影节主席和金马电影节主席。他按照自己的设想，重新架构了两个电影节的组织运营，成立金马电影学院，搭建平台扶植和推出新一代影人。
“现在的年轻导演很不容易，网络让影像的载体变得越来越多，观看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屏幕都变得很小，就跟漫画一样，每一格都简单，所以各种讯息的衔接变得越来越快，戏剧性就越来越强。就跟电视一样，构图不能复杂，几个简单的线条，影响到电影的表达方式越来越电视化。”侯孝贤一直觉得自己在边缘，“越是人在边缘，越是要自觉。在边缘永远可以看清中心，进了中心就消失在边缘。台湾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工业，能不能进主流，还需要时间。”
侯孝贤反对“向好莱坞靠拢”的提法，这也是围绕他的创作多年来形成的挺侯和倒侯两派争论的焦点。在他看来，靠拢就意味着永远在好莱坞底下，单纯依靠审查和行政手段，没有可能打败好莱坞。“你要跟上它，起码需要20年。电脑、数码、特效那部分，过20年我们也能很厉害。我们的问题是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像武侠这样的类型，是我们自己的，又是他们做不到的。”至于自己，他还是那个观点，“我有自己的方式来养我的这种拍法，养这种电影。”
不是所有人都是侯孝贤，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侯孝贤。所以，背对还是面朝观众，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人的精力很有限，你做下去会发现，人的精力想把自己心目中完美的作品呈现出来，就已经不够用了，哪里还有心力去想这些更多余的东西。”谢海盟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侯导就是想能拍出这些东西就够了，其他名声什么的都是附带的。最重要的是把片子拍完。拍的时候不会去想，拍完更不会去想。这就是他的背对观众吧。意识到观众的存在，想讨好观众，就不可能把东西拍好。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谁都不得罪，谁都喜欢你，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但凡突出的人，一定会得罪别人，也就无法讨好。所以创作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想观众会不会喜欢，这段会不会激怒到谁，这样不大可能做出东西来。”
侯孝贤并非没有失手过，《悲情城市》就是他自己觉得拍得很烂的片子，他后来的反省是自己触及的点太多了，不够集中。专注，一直是他创作的灵魂法则之一。朱天文也不喜欢《悲情城市》，谢海盟在家重温时，她会让海盟把电视关掉或者换台。
《好男好女》也是侯孝贤不满意的作品。当时侯孝贤想做一个实验，尝试不同时空的叙事，后来他发现影像无法承载那么多东西，以致于整个结构松散掉，瓦解得没有结构。
“据我所知，侯导觉得失手的时候，也会想办法补救，但如果救不回来，也就会放掉。再去拍下一部。”谢海盟后来在油画家刘小东那里，也发现了优秀艺术家的这一共同点。人问刘小东会不会画坏，他答当然会。怎么处理？“在颜料干之前我会改，但改到一个地步，就要给自己喊停。改到一定地步不满意，就把这个放掉，不要再看它，去画下一幅。”
“我觉得侯导创作也有这个意味在，就是你不要花十年时间完全困在一部作品里头。哪怕这是你非常珍视的创作，人的心力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所以不可以单恋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样就是无休无止挥霍时间，到一个地步，就必须给自己喊停。在下一部中，再试图去弥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谢海盟说，“这也是一种潇洒。”
在《聂隐娘》中，侯孝贤一定也有自己的遗憾，比如BOLEX的拍摄念想他想必偷偷藏在了心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会全力出击，玩个痛快。第三次看完《聂隐娘》，朱天文想起了小津安二郎的话：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
侯孝贤的性格中一直有倔强执着的一面，生活中一个笑话他会讲到烦，一开口周围的人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拍片某种程度上是他这种个性的另一种表现。朱天文说侯孝贤拍片，根本没人要他一直这样，但他就是像攥着什么在手上，就是不肯放开。这样攥下去，应该也会有一种力道，攥出一些东西来。
工作人员抱来厚厚几本INK杂志的侯孝贤专刊和《聂隐娘》的衍生图书让他签名，我最后向他问了一个在我心中装了很久的问题：您觉得什么样的导演，算得上大师之名？
“电影大师啊，”他停下手里的笔，“最基本的就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关注。因为你拍的是人，你懂我意思吗？这种关注是累积的，不是一天养成的。在你的电影中会透出这个来。它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政治，或者别的。文学为什么最深邃，因为成本低，笔和纸就可以，所以脑子花得最彻底。你看卡尔维诺他们，思维到一定程度，对人世就会有一种关注和理解。不管对电影造型本身，或者是内容，你都应该一直摸索，一直想达到一个极致，就是你自己的极致。”
等候的工作人员再次催促我们结束采访，他要赶赴下一场活动。我最后问他：你会这样拍一辈子吗？
梅县来的人起身戴上大家熟悉的那顶帽子，笑着对我说，“是啊，因为我也只会这样拍。”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世纪文景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参考书目：《行云记——
“我没有看懂。”一位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媒体同行，看完《刺客聂隐娘》之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和他一样，不少记者一边夸赞画面、制作的精致和诗意，一边表示看着还是有些吃力。侯孝贤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是“拳头加枕头”。拳头，是指它的动作武侠类型;枕头，形容还是拍了一部闷片，会让人看得睡着。
在本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科恩兄弟宣布侯孝贤获得最佳导演的那一刻，镜头里的侯孝贤很镇定，微微侧头冲过道方向一笑，反倒是舒淇有些激动。
“为什么《刺客聂隐娘》没有拿金棕榈？是因为这部电影太难理解，还是因为文化上的鸿沟？”之后的发布会上，现场媒体直接向科恩兄弟发问，但他们没有直接回答。
“金棕榈是很简单的，只要拍得好。”侯孝贤并不希望大家过多关注电影节政治，“但评审也是个问题，我的片子他们不见得看得清楚，能得导演奖已经算他们很有能力了，已经很不错了。”
《刺客聂隐娘》改编自唐人小说，原文不超过1700字，现在它是一部110分钟的侯孝贤作品。虽然宣传过程中大家已经得知这是武侠动作片，但动作打斗不超过十场，短则数秒，长不过一分钟左右。舒淇饰演的聂隐娘只有9句台词，尽管侯孝贤一再解释，这些台词偏白话，但对于内地观众，它们依然显得过于文言。
“现在没人这么拍电影了，但我只会这样拍。”在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侯孝贤对拦下他的记者又一次重申，有些小津的“我是开豆腐店，我只卖豆腐”的意思。时隔8年，再度与侯孝贤新作相遇，影坛内外的各种感受和从前依然如此相似。读懂《刺客聂隐娘》和侯孝贤，真的那么难吗？
造一座冰山
出道至今，侯孝贤可能没有像最近这样说过这么多话。从我们杭州见面开始，他正式进入公映前的宣传档期，接下来开始辗转各大城市，参加接踵而来的见面会。一个在镜头里如此节制和安静的人，要像这个时代所有宣传期的导演一样，顶着超过拍摄的工作强度，打起精神，和一群又一群人反复地讲着相同的话。除了制作耗资9000万人民币，《刺客聂隐娘》也是侯孝贤第一部在内地正式公映的作品。
“我看唐人小说其实很早，大学时候就看。”侯孝贤精神很好，一落座就讲起了拍摄渊源。大学时，台湾河洛图书出版了白居易弟弟白行简的《唐人小说》，“我那时就看了非常多这种笔记小说。”
大学毕业后从编剧开始入行，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改编自元杂剧的《桃花女斗周公》，也是摄影师赖成英转型导演的处女作。票房成功之后，二人再度合作，他创作了新剧本《月下老人》，改编自唐传奇《定婚店》。从那时开始，他就想改编《聂隐娘》。最后改编的版本，选自唐人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
“我喜欢隐娘这个人物，她的名字就很吸引我。”侯孝贤回忆，“但这里面有很多神怪的部分，很难拍，所以需要改。”
侯孝贤来到杭州的日子正值农历七月初七，在杭州木马剧场有一场见面会，名为“时代的对话——七夕，凝视侯孝贤”。活动刚一开始，他就向满场观众谈及创作的初衷。
“聂隐娘是一个刺客，永远在树上，隐藏在无形中，眼睛一睁开就会直接下来，出现在刺杀对象面前。第一次刺杀是成功的，第二次她就发现了自己的弱点，这个弱点给了她很大的变化，从此很难再杀人。”侯孝贤解释，“其实它主要描述了一个人的状态，这个人是个刺客，之前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但碰到小孩的时候她发现了。”
聂隐娘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期间，其时藩镇割据，纷乱不已。藩镇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10岁时被一位道姑带走，训练成武功盖世的刺客。13年后隐娘奉师命返家，取青梅竹马的表兄、藩主田季安性命，“杀一独夫贼子救千百人”。生母却告诉隐娘，田子年幼，杀掉田季安会招致其妻元氏一族乘虚而入，到时魏博一定大乱，生灵涂炭。隐娘违抗师命，和磨镜少年一起救下遭元氏势力沿途追杀的魏博避难统帅田兴，随后返回节度使府救下差点被元氏请人用妖术杀害的田妾胡姬。道姑得知隐娘不能断人伦之亲，师徒交手之后，聂隐娘护送磨镜少年返回故土，一起离开。
侯孝贤作品最重要的标签是写实，如何将古人寥寥千字传奇里的一个个乱世儿女栩栩如生地复活？怎样带观众重返公元8世纪的唐代藩镇？编剧谢海盟说：造一座冰山。她是作家唐诺与朱天心的女儿、朱天文的外甥女。朱天文几乎参与了侯孝贤所有经典作品的编剧。
“冰山理论出自作家海明威，其实电影里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座冰山，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部分，只是冰山露在海面的一小角。这一个小角要足够精确，免不了得打造完完整整的冰山，包括海面下看不见的大部分。”谢海盟说。
这也是侯孝贤一直以来的创作习惯。他后来解释，之所以要准备远远超出景框的资料，是因为台湾电影环境使然。遇上恶劣环境，很多东西拍不到，只能被迫临时调整，只有建构了合理的人物角色，调整中才不会超出原来设定的大方向。
侯孝贤花了好几年时间，一直在消化《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等史料，研习内容包括：南北朝到隋唐的社会风俗史、节度使官阶、胡人和汉人的关系、遣唐使和唐的关系。
据知名美术指导黄文英介绍：场景、道具制作，每一件服饰、丝绸、器具都经过严格考据，力求构筑时代氛围。节度使府议事厅、宴会厅等乐舞场面要能建构出藩镇社会场域;炼丹房的陈设、字画和符箓道具、水流涡旋等意向，都要营造幻逸诡谲的视觉氛围;帘幕隔间、屏风、榻、箱、箪笥要符合唐式格局和细节。 “电影美术与服装设计是一项技术上浩繁费工、而美学表现上又得极其幽微节制的艺术。想象，是视觉传达很重要的工作之一，想象剧情所处的时代风尚与世界观，其实也是认识世界与凝聚自己内在思绪的过程。原则是尽量精确、节制、彰而不显地交待情境与人物造型，这是从事美术与服装设计的魅力所在，适度隐藏技巧，让观众得以自然而然对影像中的时空情境和人物投射感情。”黄文英是侯孝贤班底里多次合作的美术师，他的这番话也是走进《聂隐娘》、打开侯孝贤电影美学密码的钥匙之一。
“打动我的主要是隐娘，但你所有的背景都需要设计，如果都是空的，这些人要怎么摆呢？”侯孝贤说，“她师父为什么会有以杀止杀的观念？为什么会训练她当刺客？这些都有来源。她师父以前就是睢阳围城被救，这个正好跟唐的历史背景同一个脉络。嘉诚公主为什么下嫁，就是和藩嘛，那时候藩镇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为什么没有送玉珏，因为珏就是‘绝’，送环的话，就可以回。所有这些细节，都需要去考证。任何题材都是从真实延展出去，真实不足，延展就会有问题。你要有一个真实的背景，你的表达才会专注。你有焦点，就会集中在这个焦点辐射出去。没有这个，你就漫无边际。”
限制就是自由
“老实说，我很担心，因为我没办法想象侯导拍武侠片。”金马电影节执行长闻天祥被誉为“台湾最年轻的资深影评人”，他早上6点从台湾出发，赶来杭州与侯孝贤做见面会对话嘉宾。“之前我看到他非常劳心劳力做准备，然后描述的一些情景的难度又让我们难以想象，所以在看之前非常担心。”闻天祥也是戛纳首批看片的观众，看完之后兴奋不已，“这部电影的风声、鸟叫、光亮都这么有戏。”他给侯孝贤发了一条短信：“一个人，没有同类。你在拍你自己。”
“那时候的人怎样生活？”侯孝贤说，“晨鼓三千，暮鼓五百。京城里，核心鼓先起，各个里的鼓都要跟着。我本来也想做这个，但是太难了，那个节奏很难弄。因为声音远近很难把握，有时候听起来会很干扰。我试过，没做好，就算了。”
“为什么要这样尝试？我问。”
“要像嘛。”他停了一会，“不然不真。”
《聂隐娘》的拍摄选景横跨台北、宜兰、内地各处，甚至日本京都和奈良这些唐建筑保留较多的地方。仅在内地，就先后在湖北神农架、武当山、大九湖、利川、随州、内蒙、涿州多地取景。
在台湾中影的拍摄现场，侯孝贤放弃现成的摄影棚，让美术组把内景搭在空地上，建造了片中的大殿、聂府、天元寺等场景。“因为摄影棚你要制造风，要挡光，那些都是假的，没办法那么好。搭在空地上，那些光线都是真实的，风也是自然的，纱帐什么的被风吹得鼓起来，有时就啪啦啪啦。那些自然光线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只需要补一点点光。”侯孝贤说，这样做的目的，依然还是为了抵达那两个字：写实。
“引进阳光，整个空间就有了穿透感。”摄影师李屏宾说，他也是侯孝贤的御用金牌摄影师。
片尾部分，聂隐娘上山见师父，拍摄地是在湖北神龙架大九湖湿地，海拔两千公尺，山间盆地有9个大小湖泊，因而得名。拍摄之初，剧组也尝试过放烟，营造一派山间空濛隐逸。但效果始终不理想，烟饼对演员身体和环境都不利。正好一拨一拨的云飘过来，李屏宾深知侯孝贤工作习惯，及时地抓住了眼前的神奇一景。
“跟导演合作那么久，会有一种默契。侯导拍摄从来不会试戏，当时就是山风的运动和演员的戏一气呵成。”李屏宾说。
站在山头扮演隐娘师父的许芳宜也是吃惊于侯孝贤“宁可错拍，没有彩排”的创作方法，“他是多么地相信当下。”
“拍戏本来就是随机应变，你要牢牢抓住客观实体，就什么状况都可以拍，下雪有下雪的拍法，大雾有大雾的拍法。若没有清晰的客观实体，就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牵制，搞得天气一变，马上就不知道要怎么拍了。”侯孝贤说。
从前拍片时，侯孝贤认识一个制片。每次看景如果需要一条巷道，他会找七八条还无法决定，总觉得哪条都不错。侯孝贤告诉他：其实一条两条足够了，你就在这里面进去，专注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不专注进去，你就不知道在别的曲折中间，有什么可以让你更自由表达的空间。
“我常常就觉得，对我来讲，限制就是自由。”侯孝贤说。
在大九湖的山脚下，侯孝贤找到了当地的居民，那些土质结构的老房子因为当地的熏肉习俗，墙上都黢黑了。这些自然实景甚至连村民的方言，都直接进入了电影中。因为觉得大九湖的灌木里打斗不美，侯孝贤又带着剧组来到内蒙红山军马场的白桦林。
尽管是一部武侠动作片，但侯孝贤放弃了所有吊威亚的镜头，除了隐娘和田季安有一场房上对打，其余所有打斗都站在地上。为此，香港动作指导董玮需要教会演员完整的动作，以便融入侯氏一镜到底的动作打斗中。
“就是要有地心引力。”侯孝贤用一句简单的话，传达他要的动作质感。
最大关注始终是人
“舒淇作为一名影后……”戛纳获奖当晚，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位记者还没问完，就被侯孝贤打断。
“不是什么影后，是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说，“合作过一次就知道，张震也是，非常耿直，他只需要把自己的这部分带出来就好。”
“他最大的兴趣和关注，始终是人。”谢海盟说，“他对人太感兴趣了，以至于他的剧本都是由人出发才编出来。像这次，我们是先确定了舒淇、张震、妻夫木聪这3个演员，才开始编剧。等于说，我们是照着他们写出来的。所以在拍摄时，导演告诉他们不要去演，毕竟人物是照着他们写的，只要演的是自己这副样子就好。他对人的观察，对人深深的兴趣，从人出发来想剧本，我觉得这很特别。”
在侯孝贤和编剧最初的想象中，聂隐娘的性格原型参照的是《龙文身的女孩》女主角，以及冰岛作家古柏格·柏格森的小说《天鹅之翼》的女主人公。后者也是侯孝贤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米兰·昆德拉强烈推荐的作品。 “我们剧本里的聂隐娘，是一个年轻身体里的老灵魂。沉默聪明不多话，精准犀利，对事情的猜测预判都很准。但最后拍出来的聂隐娘，会有一点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原剧本里赋予聂隐娘高居枝头、看淡尘世的角色气质都转移到了嘉诚公主那里。田季安和聂隐娘永远都清楚，嘉诚公主神圣高洁，不可侵犯，只有她把人间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又有一种悲天悯人。但她不是一尘不染，她也在背后用政治操控魏博。因为她永远清楚，自己是下嫁的大唐公主，她要不惜一切捍卫李唐江山。”谢海盟说。
“我必须承认，这不是我们剧本里的聂隐娘，她就是舒淇自己。所以这就是侯导一直说的，他不会去干涉演员，他希望演员用自己的样子去发挥。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关于人的资料库。”
在《聂隐娘》里，扮演师父、也即嘉诚公主的许芳宜是国际知名舞蹈家，片中有她独自抚琴的一场戏。侯孝贤要求真实，演奏时她不可能用替身。学习几天之后，她便实拍演奏了一段古乐。剧组同事都不解，怎么可能学得这么快？后来许芳宜解释：她是用舞蹈动作来弹琴，让自己的肢体带动手指去舞蹈，弹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侯孝贤还曾设想让台湾作家骆以军扮演开场的一位胡人将军，因为在他看来，这位作家朋友的相貌很接近他想象中的胡人。细心的观众可能还会发现在片中奏乐的丝竹班底有外国人面孔，那是几位喜爱中国传统音乐并且自组乐队的希腊留学生。
两个月前，侯孝贤出现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师见面会上。当主持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哪一种类型时，他陷入了回忆。
当年他在万国戏院门口发现一个念商职的高三女孩，“我看到就傻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导演了，但犹豫半天，不敢上前。她就走了，我觉得舍不得，然后我就跟，跟跟跟，跟上天桥，一直过天桥。她下去，我就跟着下。没办法，还是舍不得，最后我就掏出身份证，跑到她面前说我是谁谁谁，给她看，希望跟她要个电话。她就留给我了。”这个女孩，就是辛树芬，《恋恋风尘》里阿云的扮演者。拍完《悲情城市》之后，她到美国嫁人生子，告别影坛。
“侯导总说，你就先把生活里的这些人一个个看下来，说不定以后会用在哪里。因为毕竟有些人太难找，我们在讨论一些比较边角的角色时，他就会常常冒出来说，这个角色应该去找谁谁谁来演，曾经在哪个场合看过他，觉得他很不错，适合来演这个角色。即便最后没有合作，他找了职业演员，也会在跟演员讲角色的时候，把原型而不一定是剧中人的故事告诉演员。”谢海盟说。
尽管经常起用非职业演员，但侯孝贤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在他决定用的那一刻，已经说明这个演员符合自己的角色需要。也正因为大量起用非职业演员，所以他的摄影机不能离演员太近，这也是侯氏长镜头形成的一大客观因素。
在侯孝贤入行之初，台湾影业老板要求导演必须用不超过两万尺的胶片拍完一部电影。为了在苛刻环境下完成作业，镜头会一直切换，一个简单对话的场面，演员甚至是对着自己伸出的拳头完成表演。侯孝贤看到演员经受的这些折腾，就决定等自己做导演，一定让演员彻彻底底将一场戏从头到尾演完，摄影机也跟着拍完。那时他完全不知道这种拍法在西方电影理论里，可以在一种高居大雅之堂的master shot里认祖归宗。
把镜头贴近真实世界
“电影最早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实，所以有卢米埃尔兄弟拍的《火车进站》。短短一个火车进站是人类第一次看电影，火车对着自己冲过来，把戏院的人都吓跑了。那是写实这一派的源头。蒙太奇来源于1920年代的苏联，非常强调断开时空，把不同时空剪接起来，掌镜的人有非常强烈的意念在，要你看这个，要你看那个。”30岁的谢海盟从幼年开始，就在家中看到大姨朱天文参与侯孝贤电影的创作，她已旁观侯氏作品问世过程多年。
“其实现在好莱坞走的是蒙太奇传统，可侯导走的是真实的、比较接近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传统。他尽量把镜头贴近真实世界。长镜头是他试图去逼近真实的产物，但你知道，长镜头非常考验导演对于一个镜头里的调度，必须要深焦点，就是远景、中景、近景都要有各自的故事，说是线索也行，这也是侯导的标签。”
长镜头美学鼻祖、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在侯孝贤利用摄影机去不停接近真实的过程中，“状态”是他最关注的电影灵魂所在。
“一个刺客的状态，”侯孝贤用7个字介绍《刺客聂隐娘》。谢海盟说，剧组从开机之后，就不断缩编，成员不断减少。侯孝贤讨厌在现场有太多的人，那对他和演员，还有故事当时的状态都是极大的干扰。不止一个来自摄影、录音技术部门和制片部门的剧组人员谈到，在现场他们常常要想各种方法藏起来，因为导演不想看见。也会有部门头脑鼓起勇气跟导演叫苦，“那我怎么工作？”
“我不管。”导演答得理直气壮，而且不容质疑。
谢海盟回忆，最初因为采用大炮吊臂式摄影机，光摄影组就有30人。“侯导很讨厌大炮，因为他最喜欢的是现场的反应，和即时的东西。有时候看到个即时的东西想拍，大炮吊起来已经中午了，侯导就疯了。这种拍摄方法和他的理念有冲突，想做事，一转身，四处都是人，都要闪躲，都要顾及。”
“做侯孝贤的编剧，成就感很低。”朱天文提醒外甥女：因为编剧看到最后的成片，会发现真正出自自己笔下的内容并没有那么多。
侯孝贤作品在案头会历经严谨漫长的讨论，在开机之后，依然会不断生长，在现场和后期阶段，甚至是突飞猛长。如果到了现场一切按部就班，他会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没有任何拍摄的兴趣。
朱天文评价侯孝贤说：“他迫不及待地要奔赴现场。经验告诉他，现场一定不辜负他，凡呼必有应。未知的现场静候着他，会带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在任何场合，问侯孝贤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答案都是《南国再见，南国》。那是他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一次创作经历，也是最具侯氏特色的电影。“那个片子整个就是在抓高捷、伊能静和林强3个人的关系。”侯孝贤说。
“南国是小编制，好像听侯导说只有三十几人，带着一颗镜头，一路南下去拍感觉。剧本也只有半套，一个大概的提示功能，就一路走，一路拍。他觉得很成功，也不担心这样随性地拍片子会不会连不起来。我觉得那应该是他非常珍惜的一个拍摄经验吧。”谢海盟说。 她还发现，侯孝贤从来不跟演员发脾气。如果他觉得演员演得不好，没有演出自己要的感觉，他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是他没跟演员解释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就算演员一直演不出来，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错把这个演员放在这里，而不是演员该死，演不出来。”侯孝贤觉得跟演员发脾气，演员心情不好，会带到工作表现里。“如果有时候，一定会有脾气要发泄，他会去自残。他是出了名会自残，去踢墙，拿手砸墙，砸椅子，砸到骨折的事情还真的蛮多次的。”
拍摄《儿子的大玩偶》时，有一场戏是小丑失业回家，从此他不必再扮小丑，卸掉小丑妆。结果儿子不认识他，就哇哇大哭。扮演婴儿的是侯孝贤的儿子，为了制造哭声，他让演员去拧儿子。但面对导演的儿子，演员始终不敢下手。拍了好几次都不过关，最后忍不住的侯孝贤用手把桃花新木的椅子当场砸断，演员也被吓到，咬牙狠心下手，一条就过。侯孝贤的手骨也砸断了。
“侯导的片子，都是在陈述一个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还有状态。好莱坞的叙事你说过瘾是很过瘾，但也是很单薄，它是靠声光效果来让镜头显得很过瘾，一条线的叙事走下来，也好懂。但侯导的叙事方式比较像一个真实世界。”谢海盟分析，“其实现实世界的线索是一团混乱的，有些甚至大部分线索不会再回到你的生命中，你看到它走了就走了，它有因果会应验，但可能应验在远方，应验在一件跟你完全无关、你也不会知道的事情上面，在当下是不会得知的。真实世界往往要到时过境迁，所有事情都结束了之后，你回头去想想，才会知道当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侯导其实并不在意拍这片前先看剧本，他就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整个故事，不用费心思去猜，让演员在了解的状况下去表演。他对演员的尊重都是真的。情感是真的，处境是真的，所以能够引起你的共鸣，你会觉得侯孝贤电影里的世界是真实的。”
解读聂隐娘
结束杭州的活动之后，侯孝贤飞抵北京，开始新一站的宣传。为了减少观影障碍，他不厌其烦地在阐释。在某门户网站举行的电影沙龙临近尾声时，他对观众说：以前常常觉得自己拍得烂，但是这次不一样，真的还蛮好看，自己也喜欢看。
可是为什么法国人看不懂呢？谢海盟问过侯孝贤，他的回答是：法国人就是无聊，非要把背后那些历史背景都看懂。“其实那些历史背景，包括那些文言对白，没有要让大家看懂的意思。”片中最文言的对白，正是出自谢海盟笔下。侯孝贤说，那些内容只是营造一个氛围，让观众觉得确确实实是在唐朝，所以找了一件真实历史事件作背景。张震饰演的田季安除了应付聂隐娘的暗杀这条主线，另一头还在处理跟中央和隔壁藩镇的关系，“这些也只是为了让大家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节度使，还在处理日复一日的藩镇事务。”
侯孝贤不担心内地观众看不懂，“真的有很多方式可以进入，你看武打也行，看山水画也行，看历史剧也行，多花几遍票钱这块也能看懂，不存在看不懂。如果这些都不行，北京夏天那么热，你进来吹空调睡觉也行。”
“我身处文字的这方，而导演身处影像的那方。影片最终呈现总是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它已经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活力。我一直都觉得很失望。侯孝贤影片最美的时候，都是在拍摄前的讨论阶段。那些最美的影片，他都是用说的。”接受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傅东采访时，朱天文这样告诉他。这样的感受在她两次看完《刺客聂隐娘》后依然强烈。
“这么原理（抽象），极简到没有感情。”她对侯孝贤说。
“那又怎么样呢，不过就是个电影。”侯孝贤回击。“你每次看我的片子不是都这样，你们什么时候满意过我的电影了？”
《聂隐娘》真的很费解？
在编剧里，出现了作家阿城的名字。他的加盟，是赋予故事和人物一些宏大叙事的龙骨以搭建故事结构，比如聂隐娘背负的家国使命。“但我们后来把天下家国这一面拿掉淡化了。” 谢海盟说，“本来聂隐娘更被天下家国左右，她从道姑承继的、作为杀手和刺客的身份，其实完全是为了这个国家社稷。道姑也有她的正当性，因为道姑自己是公主。但聂隐娘也有自己的想法，到底怎样才是维护这个天下国家的方法？整部片子都是聂隐娘在体悟的过程。最后她体悟出来说不能杀田季安。本来我们是摆在天下国家这方面的，但后来聂隐娘变得比较执着，最后变得朝爱情而去，在杀不杀的问题上，她用的是近乎小孩一样的执着而已。”
第三次看完电影之后，朱天文眼睛湿润地说了一句，“隐娘好可怜。”
“在我们的设计里，隐娘就是很可怜。她被动地卷入其中，从将军府的女儿成为一个顶尖杀手，很多事她想不明白，最后她只是执着在她想执着的事情上。”谢海盟说。
为了补偿隐娘的悲情人生，侯孝贤给她送来了日本演员妻夫木聪饰演的磨镜少年。最初的设计是磨镜少年有妻有子，隐娘青梅竹马的表兄已婚，好不容易在磨镜少年这里找到寄托，结果他也要回乡和妻子团聚。“侯导就觉得隐娘太可怜了，后来就索性把少年的身世全部拿掉，让他做个光棍。”在片中结尾，隐娘和磨镜少年牵马穿过苇海，一起去往暹罗。
磨镜少年和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意象一起，被台湾影评人解读为精神分析里拉康的镜像理论。隐娘也是在一次次对镜相视中，看到自己人格的转变。二人性格互补：聂隐娘幽暗、没有感情，魔镜少年外化而且阳光。她经由这面镜子照出自己从10岁被带走那年开始被冰封的童稚和天真，人性的温度一点点复苏。从片中面无表情冷血亮相开始，到奉命返家之后掩面痛苦，直到最后和磨镜少年远离江湖时面露微笑，聂隐娘的内心灵魂一点点转变成长。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片中借中央朝廷和地方魏博，影射两岸关系。“我们就一直在澄清，并没有这档子事。我觉得侯导想拍两岸关系，他会直接拍，不会拐弯抹角去隐喻。我们说的寓言体是在以前，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有文字狱的时代，问题是现在并不是讲出真话就会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要讲真话就直接讲出来。”谢海盟说。
为任性埋单
在内地，有一位和侯孝贤有着相似影响力的导演，也曾拍过刺客的故事，他就是张艺谋。侯孝贤还曾为其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出任监制。2002年，张艺谋拍摄了刺秦主题的《英雄》， 以此为标志，他的个人创作和内地电影开始进入大片时代。曾经的第五代艺术电影旗手此后开始转向，而侯孝贤却始终不变，多年如一。
“大陆的市场太大了，你拍那个艺术片，没人看懂，对不对？”侯孝贤说到“艺术片”3个字时，带着儿化，他自己都乐起来。“你看人家拍一个片，赚的那个程度，你眼睛会怎样？那没办法。就看你能不能突破这个诱惑？你就得坚持相信：我拍的这种片子有一天也会大卖。有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侯孝贤自问自答，“只是形式上的问题。”
1989年，《悲情城市》公映之后引发轰动，仅台北，该片就获得将近3500万票房。那也是侯孝贤迄今最卖座的一次。为艺术影片融资依旧艰难，《刺客聂隐娘》的制作成本高达9000万，谁会拿真金白银为大师的任性埋单？
“商业的压力在每个导演那里都存在，这个没办法，逃不掉，完全看个人怎么做了。”侯孝贤介绍，适逢银都影业60周年，他们承担一半投资。欧洲、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以及台湾共同出资剩余部分。“这些关系的建立不是从今天开始，从前就有。我那么久没有拍片，但一提出来，他们还是愿意投资。”
“我今天走这条路，是因为这些市场我知道，而且他们也可以接受。如果你只做大陆，你就被锁死在大陆了，你就只能靠大陆观众。所以哪怕你的资金足够，就算是从大陆拿的，你也要想办法，拍出来的片子不只大陆，别的地方也有。一分散，你就知道你的空间很大，你可以找钱的空间也就大了，你个人想拍的东西就出来了，个人的坚持也就出来了。年轻的导演压力很大，你拍一部不卖两部不卖，我看就差不多没人投你了。这是当导演最大的压力。”
侯孝贤总在不停提醒有意走艺术路线的青年导演：不要拿投资人当傻子，不要欺骗他们。需要多少成本，要严谨。“比如今天拍唐朝，没有打的部分，谁要看？中国内地也是，一个唐朝文艺片，凭什么人家一定要来看？所以我就放些动作在里面。海外版权我都预卖，预卖就是付个保证金给我，然后到时候按比例再拆账。你像《聂隐娘》，欧洲才100万美金，北美才60万美金。我要的不多，他们参与力更强嘛。假使他们分账不正当，我就嘭地开枪，再也不跟他合作了。我还告过欧洲的一个公司，它不付回款，我找法国律师告他们。我不怕得罪他们，没办法，我这个人就这样。”
目前通过版权预售，《刺客聂隐娘》已经收回成本。侯孝贤的合作伙伴说：成本收回来，他就有收回来的拍法，下一部资金会比较多，但他永远也不会去拍那种激烈的大场面；如果卖垮了，资金没收回来，他也有自己小成本的拍法，找几个自己小圈子里愿意帮忙拍的人。舒淇、张震两位一线演员与他合作从不问价，甚至舒淇还想倒贴投资。侯孝贤拒绝了她：千万不要，你负责演好你的戏就好。
《刺客聂隐娘》除了耗资巨大，还采用胶片拍摄，使用44万尺胶片，差不多可以拍摄两部《海上花》。侯孝贤甚至任性地在大银幕上采用4：3的构图。“那个也是我自己要的，拍人会很漂亮，尤其拍七分身或者整个人的时候，横向构图就有些散，观众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在演员角色上，我要的就是缩小范围，集中。”
并非所有的任性都获得了成全。这次拍摄，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突破：采用瑞士16mm摄影机BOLEX拍摄。这款机器的动力来自手动发条，上满一次可以拍摄20到30秒，以前战地记者经常使用。
“一个镜头二十几秒，每二十几秒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BOLEX的一个镜头拍完，演员仍自顾自演下去，不会停下来等摄影师，这就是对摄影师很大的考验。它会逼着摄影师无法在那里摆弄景框，或者东想西想地拍一大堆东西，20秒只够他把眼前的人拍好，用这种方式拍出的打戏，一个个镜头不可能完整，得到的也将是不连贯的片段。”谢海盟介绍。
“原本我就是想这样，找一个好景，就把景丢开，专注拍人。”侯孝贤说，“摄影师要非常了解人，懂得如何去捕捉人。BOLEX拍出的东西不完整，但它能够拍出演员的能量，我本来就不要接得很顺但没有能量的打戏，用BOLEX拍摄灌木丛，再跟磨镜少年寻找隐娘的镜头剪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会剪出什么来，但应该会很过瘾。”
尤其是片中关于隐娘13年前的回忆片段，侯孝贤最希望采用这种拍法。“人的回忆是片段的，闪动的，破破碎碎，你用轨道推出来的长镜头，根本不对嘛！”
这个巨大的挑战和实验性极强的拍法，最终获得的响应只有区区一人，只能放弃。就在大家继续谈论《聂隐娘》再次将侯氏长镜头美学发挥到极致时，侯孝贤其实已经开始挑战自己的招牌动作了。片中最长的一个镜头长达20分钟，是一场演奏的戏，侯孝贤果断地把它全部拿掉了。
谢海盟说：“BOLEX集中、手持震动、粗粒子的画面，才是侯导要的质感。相反，他对现在摄影机日益精进的细腻解析度、行云流水的运镜并不买账，他总是摇摇头说，全是死的东西。”
余味定输赢
“戛纳办到68届了，我68岁，奖不给我给谁？”在杭州的见面会上，侯孝贤老夫聊发少年狂，现场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在他所到之处，文艺青年们奔走相告，像朝圣一般涌到现场。
“他虽然一直走艺术路线，但他对好莱坞有自己的解释。”谢海盟说，“好莱坞那些特效大片，像《星际穿越》这些，他并不排斥。他觉得假的东西，假到一种地步，就会变成是真的。他最怕真真假假那种做半套的，观众不仅不会相信那是真的，还会被假的拖累，拖得非常拙劣。”
“他一直坚持说，他背对观众，拍出的是他认为自己要的东西，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侯导惟一的评判标准就是他自己，他一直就是这样，心很定，不太受外界影响。对得奖也看得很淡，倒不是说不要得奖，他会觉得得奖只是这一批评审跟他趣味相投，看得懂他的东西。没拿奖也不是自己拍得不好，可能刚好跟这些评审频率不合，没搭上线，那也无妨。他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30年来他都这样，再给他30年，应该还是这样子。” 跟随侯孝贤一起工作的经历，令即将30岁的谢海盟非常受用。除了对人和真实的极度关注，背对观众的创作态度也令年轻的晚辈内功精进。从小到大，她看到总有一大批人追随在侯孝贤身边，“下部片子就算不给我编剧费，我也愿意继续。”
《聂隐娘》之所以和上部侯孝贤作品相隔8年，是因为在这期间，他先后接任台北电影节主席和金马电影节主席。他按照自己的设想，重新架构了两个电影节的组织运营，成立金马电影学院，搭建平台扶植和推出新一代影人。
“现在的年轻导演很不容易，网络让影像的载体变得越来越多，观看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屏幕都变得很小，就跟漫画一样，每一格都简单，所以各种讯息的衔接变得越来越快，戏剧性就越来越强。就跟电视一样，构图不能复杂，几个简单的线条，影响到电影的表达方式越来越电视化。”侯孝贤一直觉得自己在边缘，“越是人在边缘，越是要自觉。在边缘永远可以看清中心，进了中心就消失在边缘。台湾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工业，能不能进主流，还需要时间。”
侯孝贤反对“向好莱坞靠拢”的提法，这也是围绕他的创作多年来形成的挺侯和倒侯两派争论的焦点。在他看来，靠拢就意味着永远在好莱坞底下，单纯依靠审查和行政手段，没有可能打败好莱坞。“你要跟上它，起码需要20年。电脑、数码、特效那部分，过20年我们也能很厉害。我们的问题是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像武侠这样的类型，是我们自己的，又是他们做不到的。”至于自己，他还是那个观点，“我有自己的方式来养我的这种拍法，养这种电影。”
不是所有人都是侯孝贤，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侯孝贤。所以，背对还是面朝观众，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人的精力很有限，你做下去会发现，人的精力想把自己心目中完美的作品呈现出来，就已经不够用了，哪里还有心力去想这些更多余的东西。”谢海盟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侯导就是想能拍出这些东西就够了，其他名声什么的都是附带的。最重要的是把片子拍完。拍的时候不会去想，拍完更不会去想。这就是他的背对观众吧。意识到观众的存在，想讨好观众，就不可能把东西拍好。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谁都不得罪，谁都喜欢你，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但凡突出的人，一定会得罪别人，也就无法讨好。所以创作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想观众会不会喜欢，这段会不会激怒到谁，这样不大可能做出东西来。”
侯孝贤并非没有失手过，《悲情城市》就是他自己觉得拍得很烂的片子，他后来的反省是自己触及的点太多了，不够集中。专注，一直是他创作的灵魂法则之一。朱天文也不喜欢《悲情城市》，谢海盟在家重温时，她会让海盟把电视关掉或者换台。
《好男好女》也是侯孝贤不满意的作品。当时侯孝贤想做一个实验，尝试不同时空的叙事，后来他发现影像无法承载那么多东西，以致于整个结构松散掉，瓦解得没有结构。
“据我所知，侯导觉得失手的时候，也会想办法补救，但如果救不回来，也就会放掉。再去拍下一部。”谢海盟后来在油画家刘小东那里，也发现了优秀艺术家的这一共同点。人问刘小东会不会画坏，他答当然会。怎么处理？“在颜料干之前我会改，但改到一个地步，就要给自己喊停。改到一定地步不满意，就把这个放掉，不要再看它，去画下一幅。”
“我觉得侯导创作也有这个意味在，就是你不要花十年时间完全困在一部作品里头。哪怕这是你非常珍视的创作，人的心力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所以不可以单恋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样就是无休无止挥霍时间，到一个地步，就必须给自己喊停。在下一部中，再试图去弥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谢海盟说，“这也是一种潇洒。”
在《聂隐娘》中，侯孝贤一定也有自己的遗憾，比如BOLEX的拍摄念想他想必偷偷藏在了心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会全力出击，玩个痛快。第三次看完《聂隐娘》，朱天文想起了小津安二郎的话：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
侯孝贤的性格中一直有倔强执着的一面，生活中一个笑话他会讲到烦，一开口周围的人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拍片某种程度上是他这种个性的另一种表现。朱天文说侯孝贤拍片，根本没人要他一直这样，但他就是像攥着什么在手上，就是不肯放开。这样攥下去，应该也会有一种力道，攥出一些东西来。
工作人员抱来厚厚几本INK杂志的侯孝贤专刊和《聂隐娘》的衍生图书让他签名，我最后向他问了一个在我心中装了很久的问题：您觉得什么样的导演，算得上大师之名？
“电影大师啊，”他停下手里的笔，“最基本的就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关注。因为你拍的是人，你懂我意思吗？这种关注是累积的，不是一天养成的。在你的电影中会透出这个来。它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政治，或者别的。文学为什么最深邃，因为成本低，笔和纸就可以，所以脑子花得最彻底。你看卡尔维诺他们，思维到一定程度，对人世就会有一种关注和理解。不管对电影造型本身，或者是内容，你都应该一直摸索，一直想达到一个极致，就是你自己的极致。”
等候的工作人员再次催促我们结束采访，他要赶赴下一场活动。我最后问他：你会这样拍一辈子吗？
梅县来的人起身戴上大家熟悉的那顶帽子，笑着对我说，“是啊，因为我也只会这样拍。”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世纪文景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参考书目：《行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