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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联”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已经成为台湾政坛的一大笑话。
清明节当天，“台联党”主席苏进强率领党内一干政治人物飞往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朝野各界几乎不分党派地痛批“台联”这种丧失民族尊严的行为，而当苏进强一行于4月6日回到台湾之时，更在机场与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所号召的抗议群众发生严重推挤冲突。混乱中，苏进强还被抗议群众所投掷的鸡蛋击中，狼狈不堪。
但在事件的冲突过程中，竟可看到一群七八十岁的老者，分别站在支持或反对“台联”的立场参与抗争。这些早应在家中含饴弄孙的“台籍日本兵”出现在如此充满政治意味的抗争场合，实属罕见，但他们的存在却也提醒世人一段长达60年仍未解决的历史恩怨。
曾经有过20多万“台籍日本兵”
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之间遭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台湾不仅是日本榨取经济资源与劳动力的主要对象，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兵南洋最重要的整补基地。虽然台湾在日本侵略战争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台湾人民真正投入战事却是战争后期的事。
早在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后，统治当局就开始征调通晓汉语的台湾人到大陆担任军夫与通译，但由于统治当局对于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人是否愿意为日本帝国打仗并无十足把握，因此一直不愿征调台湾人民上中国战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2年4月，日本才正式在台湾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从1942年到1944年，日本以“志愿兵”名义在台湾征集了18000多台湾人，其中分派到陆军有6000多人，海军有1100多人。
除了台籍汉人外，日本人也征召台湾原住民部落成立“高砂义勇队”，派赴南洋各地参战。这些名为自愿，实为征召的原住民士兵共有6000多人，被分成7个梯次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家乡者不到40%。
随着战事吃紧，兵员消耗激增，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在1944年9月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根据战后日本政府所发表的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台湾人总共有207183人，其中成为正式军人的有80433名，其余126750人则为军属或军夫。当战争结束之时，共有30304人战死，其中有26人是在战后被盟军以战犯身份审判处死。
当兵才不被歧视，
才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一直被视为次等国民，反抗日本当局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但为何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后，台湾人民却甘愿为天皇到战场上送死？以今日角度观之，实在不可思议。但如果了解当时日本在台的统治政策，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日本皇民化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皇民化运动的影响。殖民时期的日本政府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因此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年至1940年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更将“皇民化、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定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1941年，台湾总督府将日本近卫首相仿效德国纳粹党组织所成立的“大政翼赞会”模式搬来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大肆宣传“台湾岛民作为日本帝国臣民，必须献身以实现（对外侵略）国策”的谬论。为了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全台湾住民都被纳入皇民奉公会组织里。当时除了各级行政单位均设置奉公会、奉公班外，殖民当局还组织产业奉公会、文学奉公会、挺身奉公会等团体，连女性也被要求参加爱国妇人会、梗桔俱乐部等外围组织。由于当时台湾已正式实施6年义务教务，且台湾儿童就学率已达73.31%（其中男童80.85%;女童60.94%），因此日本殖民当局能利用教育对台人洗脑，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
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标榜富国强兵，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崇，也享有许多平民没有的特权。因此只有日本人才有机会享有此种“荣誉”。台湾人虽不必服役，但却随时可能被征调为地位更低下的军夫、军属。因此在台湾人中普遍认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当志愿兵制度一颁布，台湾人无不踊跃报名。据一位前台籍志愿兵简传枝老先生回忆，1942年第一次招募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他说，当时参军的目的只是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一点也没想到要侵略其他国家，更没想到战争后会被日本与国民党政府当作弃儿，数十年无人闻问。
为了吸引原住民参加“高砂义勇队”，日本政府甚至在1941年拍了一部以原住民部落为背景的爱国电影《沙鸯之钟》，邀请日籍女星李香兰担纲演出。1943年日本驻台总督长古川清也特别到屏东大武原住民部落，表扬返乡之“高砂义勇军”，当时获接见者引为无上光荣。
“台籍日本兵”权益长期被忽视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刻意忽略这些在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台籍日本兵权益。许多身陷南洋的台籍日本兵都是在战后两三年才辗转回到故乡的，而部分滞留在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民党军队，参加内战。至于在二战期间战死的28000多名台籍日本兵牌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前“总统”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日文名岩里武则，1944年战死在菲律宾吕宋岛）。侥幸生还返乡的台籍日本兵由于失去日本国籍，未获得任何赔偿。
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义勇队”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辉夫） 在印度尼西亚摩露泰岛的原始森林中被发现而救出送回台湾，台籍日本兵问题才开始受到世人重视。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协助下，展开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运动。经过多年缠讼，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相对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差别甚为悬殊。
欠饷与军邮储金问题是接下来双方争执的焦点。
二战期间日本在各地广设“野战邮便局”（野战邮局），让军人直接将薪水存入邮局个人账户，军人因为上前线不方便，也会将身上多余的钱存进去，这种钱称为“邮便储金”。战后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日本竟然片面宣布停止储金归还。在台籍日本兵团体强力要求下，日本政府正式将欠饷、军邮储金、邮局存款、简易保险、年金等五项称为“确定债务”，表示将予以赔偿。但对于日本强迫台湾人购买的旧德国马克债券与慰安妇仍拒绝赔偿。所谓德国旧马克债务，起因是一次大战后战败国德国发行大量马克债券赔偿日本，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为了赈灾，再将其转卖给台湾人获利，估计当时台湾有3万家庭购买。如果以20世纪60年代日本赔偿韩国时的1马克兑换0.3美元来计算，目前还在台湾的旧马克债券约值200亿美元。
1994年，日本国会立法通过将五项“确定债务”按照面额120倍补偿。此一数字是根据通货膨胀计算的，但台籍日本兵却以稻米价格为基准，算出日本应付出的补偿倍数是7000倍，二者差距太大。故当日本政府片面宣布此一赔偿办法后，多数台籍日本兵并未出面领取。此一争议至今仍无结果。
台籍日本兵与“高砂义勇队”都是时代的悲剧，很难以亲日与仇日的简单两分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只是剧变时代中的小人物，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清明节当天，“台联党”主席苏进强率领党内一干政治人物飞往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朝野各界几乎不分党派地痛批“台联”这种丧失民族尊严的行为，而当苏进强一行于4月6日回到台湾之时，更在机场与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所号召的抗议群众发生严重推挤冲突。混乱中，苏进强还被抗议群众所投掷的鸡蛋击中，狼狈不堪。
但在事件的冲突过程中，竟可看到一群七八十岁的老者，分别站在支持或反对“台联”的立场参与抗争。这些早应在家中含饴弄孙的“台籍日本兵”出现在如此充满政治意味的抗争场合，实属罕见，但他们的存在却也提醒世人一段长达60年仍未解决的历史恩怨。
曾经有过20多万“台籍日本兵”
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之间遭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台湾不仅是日本榨取经济资源与劳动力的主要对象，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兵南洋最重要的整补基地。虽然台湾在日本侵略战争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台湾人民真正投入战事却是战争后期的事。
早在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之后，统治当局就开始征调通晓汉语的台湾人到大陆担任军夫与通译，但由于统治当局对于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人是否愿意为日本帝国打仗并无十足把握，因此一直不愿征调台湾人民上中国战场。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1942年4月，日本才正式在台湾推行陆军志愿兵制度。从1942年到1944年，日本以“志愿兵”名义在台湾征集了18000多台湾人，其中分派到陆军有6000多人，海军有1100多人。
除了台籍汉人外，日本人也征召台湾原住民部落成立“高砂义勇队”，派赴南洋各地参战。这些名为自愿，实为征召的原住民士兵共有6000多人，被分成7个梯次送往前线，战争结束后能够回到家乡者不到40%。
随着战事吃紧，兵员消耗激增，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在1944年9月开始对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根据战后日本政府所发表的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被送上战场的台湾人总共有207183人，其中成为正式军人的有80433名，其余126750人则为军属或军夫。当战争结束之时，共有30304人战死，其中有26人是在战后被盟军以战犯身份审判处死。
当兵才不被歧视，
才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一直被视为次等国民，反抗日本当局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但为何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之后，台湾人民却甘愿为天皇到战场上送死？以今日角度观之，实在不可思议。但如果了解当时日本在台的统治政策，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日本皇民化政策与军国主义思想双重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皇民化运动的影响。殖民时期的日本政府为了消弭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巩固殖民统治，因此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改造成在精神与行为上对日本帝国完全效忠的臣民。1936年至1940年间担任台湾总督的海军上将小林跻造，更将“皇民化、工业化、与南进基地化”定为日本统治台湾的三大原则。1937年，小林总督为了切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下令各报纸废除中文栏，并强迫关闭民间传授中国语文的汉文书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庆祝农历新年，并以纪念日本建国2600年为由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1941年，台湾总督府将日本近卫首相仿效德国纳粹党组织所成立的“大政翼赞会”模式搬来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大肆宣传“台湾岛民作为日本帝国臣民，必须献身以实现（对外侵略）国策”的谬论。为了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全台湾住民都被纳入皇民奉公会组织里。当时除了各级行政单位均设置奉公会、奉公班外，殖民当局还组织产业奉公会、文学奉公会、挺身奉公会等团体，连女性也被要求参加爱国妇人会、梗桔俱乐部等外围组织。由于当时台湾已正式实施6年义务教务，且台湾儿童就学率已达73.31%（其中男童80.85%;女童60.94%），因此日本殖民当局能利用教育对台人洗脑，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
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标榜富国强兵，军人在社会上备受尊崇，也享有许多平民没有的特权。因此只有日本人才有机会享有此种“荣誉”。台湾人虽不必服役，但却随时可能被征调为地位更低下的军夫、军属。因此在台湾人中普遍认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当志愿兵制度一颁布，台湾人无不踊跃报名。据一位前台籍志愿兵简传枝老先生回忆，1942年第一次招募志愿兵时，全岛竟有43万人报名，经过严格筛选后只有502人获得录取，可见竞争之激烈，落选者甚至有人想不开而自杀。他说，当时参军的目的只是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一点也没想到要侵略其他国家，更没想到战争后会被日本与国民党政府当作弃儿，数十年无人闻问。
为了吸引原住民参加“高砂义勇队”，日本政府甚至在1941年拍了一部以原住民部落为背景的爱国电影《沙鸯之钟》，邀请日籍女星李香兰担纲演出。1943年日本驻台总督长古川清也特别到屏东大武原住民部落，表扬返乡之“高砂义勇军”，当时获接见者引为无上光荣。
“台籍日本兵”权益长期被忽视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刻意忽略这些在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台籍日本兵权益。许多身陷南洋的台籍日本兵都是在战后两三年才辗转回到故乡的，而部分滞留在大陆的台籍日本兵更是莫名其妙地被改编到国民党军队，参加内战。至于在二战期间战死的28000多名台籍日本兵牌位则被收容到日本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前“总统”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日文名岩里武则，1944年战死在菲律宾吕宋岛）。侥幸生还返乡的台籍日本兵由于失去日本国籍，未获得任何赔偿。
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义勇队”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辉夫） 在印度尼西亚摩露泰岛的原始森林中被发现而救出送回台湾，台籍日本兵问题才开始受到世人重视。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协助下，展开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运动。经过多年缠讼，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决定以议员立法方式对在二次大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湾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相对于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差别甚为悬殊。
欠饷与军邮储金问题是接下来双方争执的焦点。
二战期间日本在各地广设“野战邮便局”（野战邮局），让军人直接将薪水存入邮局个人账户，军人因为上前线不方便，也会将身上多余的钱存进去，这种钱称为“邮便储金”。战后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日本竟然片面宣布停止储金归还。在台籍日本兵团体强力要求下，日本政府正式将欠饷、军邮储金、邮局存款、简易保险、年金等五项称为“确定债务”，表示将予以赔偿。但对于日本强迫台湾人购买的旧德国马克债券与慰安妇仍拒绝赔偿。所谓德国旧马克债务，起因是一次大战后战败国德国发行大量马克债券赔偿日本，日本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为了赈灾，再将其转卖给台湾人获利，估计当时台湾有3万家庭购买。如果以20世纪60年代日本赔偿韩国时的1马克兑换0.3美元来计算，目前还在台湾的旧马克债券约值200亿美元。
1994年，日本国会立法通过将五项“确定债务”按照面额120倍补偿。此一数字是根据通货膨胀计算的，但台籍日本兵却以稻米价格为基准，算出日本应付出的补偿倍数是7000倍，二者差距太大。故当日本政府片面宣布此一赔偿办法后，多数台籍日本兵并未出面领取。此一争议至今仍无结果。
台籍日本兵与“高砂义勇队”都是时代的悲剧，很难以亲日与仇日的简单两分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只是剧变时代中的小人物，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