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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神州大地上，曾崛起过一个强盛的西汉王朝。这个王朝由高祖刘邦奠基，经惠帝（此人系一白痴，执掌朝政的是其生母吕后）、文帝、景帝等几代人奋斗，到武帝刘彻即位，已经发展成为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泱泱大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往开来，把这个王朝进一步推向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
西汉是继秦而起的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强盛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西部），南至北向户（今越南境内），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西汉代秦以后，在这一幅员的基础上大加扩充，特别是经过武帝“开广三边（今东北、东南、西南等古代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辖地“凡郡、国一百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书·地理志》）人口总数也由秦时的二千余万变为六千余万，增加了三倍。
西汉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疆域扩大和人口增加，更表现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高祖立国到武帝执政之初的七十年间，天下太平，几乎没有战事，不遇水旱灾害，百姓人给家足，国库财丰物裕。京城贮钱累百巨万，因为不常动用，以至串绳朽烂而无法计算数量。御仓藏粮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发霉而不可食。遍布城乡的骏马，膘肥体壮。上述记载虽有溢美之处，却与秦末汉初战祸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饥馑连年，“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有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从皇帝的车驾凑不齐四匹同一毛色的挽马，将相坐牛车，到高头大马随处可见，以致骑瘦马的人无颜会友；从无数灾民“人相食，死有过半”，到“都鄙廪庾尽满”，“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是西汉从贫弱走向富强、从动乱走向稳定的标志。
西汉王朝强盛，原因固然很多，但高祖和武帝实施以人为本、唯才皆用的基本国策，选贤任能，安邦治国，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浴血奋战中，就深切体会到人才特别是出类拔萃人才的价值和作用。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刘邦聚众起兵反秦攻入咸阳后，诸将忙于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潜心搜集秦朝的律令、档案和图书，向刘邦提供秦朝的地理、户籍和民情，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胜和日后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楚汉战争，萧何受命坐镇关中。刘邦在前方同项羽作战失利，萧何在后方及时调遣兵卒，发送粮饷，保障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萧何因此在刘邦的心目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刘邦称帝后“论功行封”，萧何自然名列前茅。而当初追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将们对此不服，纷纷提出质疑。他们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这里，刘邦先是用“发踪指示”与“追杀兽兔”、“功人”与“功狗”的生动比喻，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他根据人的才能和作用评定人的功绩和地位的标准，继而力排众议，坚持把“徒持文墨议论”的萧何排在首位，表现了刘邦识才、惜才和用才的胆略和气魄。
一次，刘邦同群臣谈起楚汉战争，又因势利导，向他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等群臣各抒己见之后，刘邦总结自己“得天下”最根本的经验是能用人、会用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同时指出项羽“失天下”最根本的原因是不能用人、不会用人。“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事实证明，刘邦用人的确能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譬如对张良，用其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对萧何，用其稳定局势，安抚百姓，确保粮饷；对韩信，用其将兵征战，攻城略地，指挥有方。
刘邦用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拘一格，量才而定，不问门第贵贱，不计资历深浅，只论才能高低。凡言有可取、能有所用者，均加以网罗和任用。他称帝后晋封的首批十八侯中，大多出身微贱，如绛侯周勃“以织薄曲为业，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舞阳侯樊哙“以屠狗为事”，颖阴侯灌婴以“贩缯”维生，曲周侯郦商“家贫落魄”，等等。从而在汉初形成了一个以刘邦为核心、以“三杰”为骨干、群英荟萃的人才集团。“三杰”之外，文臣武将中的顶级人才还有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在建章立制方面，刘邦更是重视有特长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智慧。如立国之初，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因为刘邦对人才集团的成员使用得当、搭配合理，既保证了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又保证了中央政权的连续和稳定，避免青黄不接，政局动荡。所以，在刘邦弥留之际，当吕后问到未来的丞相人选时，他胸有成竹地作了周密安排。“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少尉。’”（《汉书·高帝纪》）从刘邦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西汉初年人才济济，形成了接班梯队，为选拔顶级人才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
由于刘邦及其后人坚持任人唯贤，提倡能人治国，汉初几十年始终保持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态势，其间还出现了名存青史的“文景之治”。
武帝刘彻，十六岁继承皇位。这个少年天子执政伊始，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名臣文武欲尽”同继续实施人才兴国方略的矛盾。是时，西汉的开国功臣均已作古，其子孙后代又多骄逸无能，缺德少才，被先后削爵夺位。于是，开发和利用新的人才资源，开展新一轮的选贤任能，便刻不容缓地摆上了他的统治议程。为了西汉的长治久安，武帝上台之初，就“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即要求位高权重者认真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等高素质人才。后又诏令地方官员考察荐举清廉、孝悌的人做官，对执行不得力者罢官治罪。为此，他特批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即以不勤于求士报国论罪）。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在同主爵都尉汲黯的一次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识才”的重要，指出世间不患无才，而患不能识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在一道诏令中他更是大声疾呼：“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意是说，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必须依靠非凡的人才。因此，他命“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以上引文俱见《汉书·武帝纪》）这里说的“茂才”即秀才，“异等”就是才能超群的人，“可为将相及绝国者”，即把这些人从地方提拔到中央，担任将相或到绝远之国为官。
由于武帝不讲资历辈份，不问亲疏贵贱，以才取人，破格用人，遂使“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许多埋没在底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如牧人、商贩、奴隶、俘虏等都因才华出众而被发现和启用。“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以曩时版筑、饭牛（即傅说、宁戚）之朋已。”在武帝确定的用人标准和榜样感召下，大批胸有文韬武略、擅长内政外交的各类人才，如百川归海般集聚到他的周围，形成了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诚如班固所说：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梅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赞”）武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发现、吸引和造就了大批治国人才，从而使西汉的国力与日俱增。武帝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开疆拓土，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发展。武帝因而志得意满，八次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天祀地，一方面祈求上苍保佑帝国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显示西汉的繁荣富强和声威远播。
武帝死后，昭帝和宣帝“萧规曹随”，继续任用武帝时期培养的人才和推行他们创立的“制度遗文”，西汉仍然以平稳的势头向前发展。特别是宣帝，还被史家誉为“中兴”之主。
然而，自元帝开始，西汉的国势江河日下。成帝、哀帝、平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背弃了高祖和武帝的用人之道，任人唯亲，使朝政大权旁落到靠裙带关系依附于皇帝周围的外戚（即皇后和皇妃的父兄及其子弟）手中。于是，许氏、史氏、王氏、丁氏和傅氏五大外戚集团，围绕刘姓政权展开轮番争夺。最后，王氏集团得胜。其代表人物王莽毒死平帝，将年仅两岁的刘氏后裔子婴玩弄于股掌之上，不久又取而代之，宣告了西汉的灭亡。
西汉的兴亡再次雄辩地证明：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有史以来，在世间诸多资源中，人才资源是最宝贵的第一资源。掌握了人才资源，便有了开发和利用其他资源的保证。任何时代，人才问题都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对于任何统治阶级，人才都是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关键。开发好、集聚好、使用好人才，国家就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反之，国家就萧条贫弱，衰败灭亡。
西汉是继秦而起的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强盛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西部），南至北向户（今越南境内），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西汉代秦以后，在这一幅员的基础上大加扩充，特别是经过武帝“开广三边（今东北、东南、西南等古代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辖地“凡郡、国一百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书·地理志》）人口总数也由秦时的二千余万变为六千余万，增加了三倍。
西汉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疆域扩大和人口增加，更表现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高祖立国到武帝执政之初的七十年间，天下太平，几乎没有战事，不遇水旱灾害，百姓人给家足，国库财丰物裕。京城贮钱累百巨万，因为不常动用，以至串绳朽烂而无法计算数量。御仓藏粮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发霉而不可食。遍布城乡的骏马，膘肥体壮。上述记载虽有溢美之处，却与秦末汉初战祸连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饥馑连年，“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有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从皇帝的车驾凑不齐四匹同一毛色的挽马，将相坐牛车，到高头大马随处可见，以致骑瘦马的人无颜会友；从无数灾民“人相食，死有过半”，到“都鄙廪庾尽满”，“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是西汉从贫弱走向富强、从动乱走向稳定的标志。
西汉王朝强盛，原因固然很多，但高祖和武帝实施以人为本、唯才皆用的基本国策，选贤任能，安邦治国，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马上得天下”的刘邦，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浴血奋战中，就深切体会到人才特别是出类拔萃人才的价值和作用。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刘邦聚众起兵反秦攻入咸阳后，诸将忙于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潜心搜集秦朝的律令、档案和图书，向刘邦提供秦朝的地理、户籍和民情，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胜和日后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楚汉战争，萧何受命坐镇关中。刘邦在前方同项羽作战失利，萧何在后方及时调遣兵卒，发送粮饷，保障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萧何因此在刘邦的心目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刘邦称帝后“论功行封”，萧何自然名列前茅。而当初追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将们对此不服，纷纷提出质疑。他们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这里，刘邦先是用“发踪指示”与“追杀兽兔”、“功人”与“功狗”的生动比喻，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他根据人的才能和作用评定人的功绩和地位的标准，继而力排众议，坚持把“徒持文墨议论”的萧何排在首位，表现了刘邦识才、惜才和用才的胆略和气魄。
一次，刘邦同群臣谈起楚汉战争，又因势利导，向他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等群臣各抒己见之后，刘邦总结自己“得天下”最根本的经验是能用人、会用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同时指出项羽“失天下”最根本的原因是不能用人、不会用人。“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事实证明，刘邦用人的确能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譬如对张良，用其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对萧何，用其稳定局势，安抚百姓，确保粮饷；对韩信，用其将兵征战，攻城略地，指挥有方。
刘邦用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拘一格，量才而定，不问门第贵贱，不计资历深浅，只论才能高低。凡言有可取、能有所用者，均加以网罗和任用。他称帝后晋封的首批十八侯中，大多出身微贱，如绛侯周勃“以织薄曲为业，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舞阳侯樊哙“以屠狗为事”，颖阴侯灌婴以“贩缯”维生，曲周侯郦商“家贫落魄”，等等。从而在汉初形成了一个以刘邦为核心、以“三杰”为骨干、群英荟萃的人才集团。“三杰”之外，文臣武将中的顶级人才还有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在建章立制方面，刘邦更是重视有特长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智慧。如立国之初，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因为刘邦对人才集团的成员使用得当、搭配合理，既保证了成员之间的优势互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又保证了中央政权的连续和稳定，避免青黄不接，政局动荡。所以，在刘邦弥留之际，当吕后问到未来的丞相人选时，他胸有成竹地作了周密安排。“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少尉。’”（《汉书·高帝纪》）从刘邦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西汉初年人才济济，形成了接班梯队，为选拔顶级人才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
由于刘邦及其后人坚持任人唯贤，提倡能人治国，汉初几十年始终保持社会昌盛、经济繁荣的态势，其间还出现了名存青史的“文景之治”。
武帝刘彻，十六岁继承皇位。这个少年天子执政伊始，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名臣文武欲尽”同继续实施人才兴国方略的矛盾。是时，西汉的开国功臣均已作古，其子孙后代又多骄逸无能，缺德少才，被先后削爵夺位。于是，开发和利用新的人才资源，开展新一轮的选贤任能，便刻不容缓地摆上了他的统治议程。为了西汉的长治久安，武帝上台之初，就“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即要求位高权重者认真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等高素质人才。后又诏令地方官员考察荐举清廉、孝悌的人做官，对执行不得力者罢官治罪。为此，他特批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即以不勤于求士报国论罪）。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在同主爵都尉汲黯的一次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识才”的重要，指出世间不患无才，而患不能识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在一道诏令中他更是大声疾呼：“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意是说，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必须依靠非凡的人才。因此，他命“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以上引文俱见《汉书·武帝纪》）这里说的“茂才”即秀才，“异等”就是才能超群的人，“可为将相及绝国者”，即把这些人从地方提拔到中央，担任将相或到绝远之国为官。
由于武帝不讲资历辈份，不问亲疏贵贱，以才取人，破格用人，遂使“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许多埋没在底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如牧人、商贩、奴隶、俘虏等都因才华出众而被发现和启用。“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以曩时版筑、饭牛（即傅说、宁戚）之朋已。”在武帝确定的用人标准和榜样感召下，大批胸有文韬武略、擅长内政外交的各类人才，如百川归海般集聚到他的周围，形成了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诚如班固所说：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梅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赞”）武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发现、吸引和造就了大批治国人才，从而使西汉的国力与日俱增。武帝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开疆拓土，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往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发展。武帝因而志得意满，八次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天祀地，一方面祈求上苍保佑帝国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显示西汉的繁荣富强和声威远播。
武帝死后，昭帝和宣帝“萧规曹随”，继续任用武帝时期培养的人才和推行他们创立的“制度遗文”，西汉仍然以平稳的势头向前发展。特别是宣帝，还被史家誉为“中兴”之主。
然而，自元帝开始，西汉的国势江河日下。成帝、哀帝、平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背弃了高祖和武帝的用人之道，任人唯亲，使朝政大权旁落到靠裙带关系依附于皇帝周围的外戚（即皇后和皇妃的父兄及其子弟）手中。于是，许氏、史氏、王氏、丁氏和傅氏五大外戚集团，围绕刘姓政权展开轮番争夺。最后，王氏集团得胜。其代表人物王莽毒死平帝，将年仅两岁的刘氏后裔子婴玩弄于股掌之上，不久又取而代之，宣告了西汉的灭亡。
西汉的兴亡再次雄辩地证明：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有史以来，在世间诸多资源中，人才资源是最宝贵的第一资源。掌握了人才资源，便有了开发和利用其他资源的保证。任何时代，人才问题都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对于任何统治阶级，人才都是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关键。开发好、集聚好、使用好人才，国家就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反之，国家就萧条贫弱，衰败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