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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稳定全国的形势；第二件事就是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及工农业生产，重新提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目标。１976年１2月和１977年4月，中共中央相继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特别是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是在大庆召开预备会议，后又转到北京召开正式会议，70０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洋跃进”的现象，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进入１979年，中央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至１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从而为接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洋跃进”的萌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首先整顿的是对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铁路和煤炭运输业。“文革”后期，由于铁路运输堵塞，生产不能正常进行。１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后，情况有明显好转，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又急剧恶化。
１977年2月，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28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20个铁路局和１6个铁路分局党委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2０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认真研究了动员全党管好铁路，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问题。会议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全国要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做到畅通无阻，当好先行。铁路运输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发展就快了。为此，必须全党动员，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千方百计地把铁路运输迅速搞上去，把因“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后，铁路系统的混乱状况很快得到改善。货运日平均装车量从１月份的3．8万车逐月增加，到4月份即达到5．5万车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6月份达到5．7万车，平均日卸车量和煤炭运输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3月3日至１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１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会议就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统一计划等１0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澄清是非，把在经济战线上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是非问题重新颠倒过来。同时，国务院还先后召开煤炭、冶金、农业等一系列专门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强调要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生产指挥系统，反对派性，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
通过上述工作，一批趋于瘫痪的企业，生产上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经济战线的秩序逐步得到恢复。从１977年3月起，全国工业总产值逐月增加。到6月份，有24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上年同期水平；80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已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１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１339亿元，比上年增长１．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地方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１4．3％。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和支大于收的状况，总收入874．5亿元，总支出843．5亿元，结余3１亿元。
8月１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7％，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政治局面基本稳定和经济形势初步好转的情况下，全国上下急于挽回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耽搁的建设时光。然而，由于当时人们还来不及对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指导经济建设时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提出“普及大寨县”口号的同时，又根据毛泽东在１955年提出的用25年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设想，提出了到１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甚至具体规划出全国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要在4年内由40万台增加到80万台。这个计划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基本以手工作业为主，拖拉机的年生产能力只有7万多台。为实现这一目标，与农业相关的不少部门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又转而影响到工业领域。
“洋跃进”的形成
１977年4月１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果，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为了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和主要要抓的就是抓纲治国。社论强调，只有抓纲治国，才能扎扎实实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社论还指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还必须安排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突出重点，打歼灭战，把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为此，就需要把农业搞上去，把轻工业、市场安排好，把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抓上去，并下决心解决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社论最后指出，当前的形势很好，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还存在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更要看到当前我们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很多。最根本的，是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可以顺利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广大干群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我们的物质基础也比过去雄厚多了，增产节约潜力很大。社论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搞增产节约，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5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长篇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１956年所说的“搞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开出球籍”的话。１963年时，毛泽东已经认为20世纪末赶不上美国，改为走在世界的前列。这篇文章重提超过美国，就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提高了。
5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一些部门负责人头脑发热，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华国锋也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向出席会议的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贸然提出，“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１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改变了过去那种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回升，并且在生产总量上有了新的发展。工业总产值3月份以来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8％。80种主要工业产品，5、6月份的产量，绝大多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上半年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6月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都比5月份有所增长，有23个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上半年工业生产这样迅速的好转，是带有很大的恢复性的。报告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形势，认为这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9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电力问题时，华国锋说，三年大见成效，一定要电力大见成效。决定１978年发电装机500万千瓦。华国锋说，计委《经济消息》登了一篇前8个月生产情况分析，说今后4个月保持这个水平，全年就可以增长１0％，超过年度计划8％的指标。计委有自满情绪，为什么只有１0％呢？今年完成１0％不应自满，应当有１2％。要挽起袖子来干。假如今年只增长１0％，不要向政治局汇报。１2％也不要满足。今年初见成效，要见大一点。打倒“四人帮”，天下大治，速度可以快。请计委准备一下，给政治局讲一下，怎样把速度搞上去。
１0月１8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洋跃进”的蓝图
１977年１１月１8日、23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汇报提出，今后23年在经济战线上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使农业每年以4％到5％、工业每年以１0％以上的速度持续大步前进。到20世纪末，钢产量达到１．3亿到１．5亿吨，粮食产量达到１．3万亿到１．5万亿斤。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重申了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华国锋、邓小平赞成这个设想。邓小平说：
我看这个计划，是一个很积极的计划。从我们现有水平和基础看，是很积极的，能够做到，很了不起。现在不是考虑速度、规模不够，而是能不能办到。指标高一些有好处，逼人上去。上去的保证，是后面的１0条政策，包括引进１50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取得世界先进成果，是重要的一条。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今后我国工业发展每年平均增长１0％。世界上一般国家增长百分之三、四，就了不起。罗马尼亚最近几年每年增长１4％。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需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搞得好，有可能。弱点是我们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低，太差了。无论中央、地方都一样。这方面要努力，要在实践中选拔管理干部，从老工人（40多岁）、年轻干部、优秀的技术人员中提，要有一批管理干部。我们的弱点是这个，要重视管理。
现在要抓教育，抓科研，厂矿企业也要建立科研机构。要重视经济管理，这个问题再提高一点讲。我们人才不够，现在在“老家伙”中打主意。从长远来说，要抓紧培养人才，善于发现，要搞些中、青年人。他们精力充沛，要懂行的，注意一下。
引进１50亿美元成套设备，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两三年，搞得好，也许可以再多些。搞外国东西来，首先是学会用。日本就是这样，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他们引进美国技术，改进后，又向美国出口。能这样做，就不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现在日本小汽车、电视机、手表占领了美国市场，它价格便宜，工艺先进，同样产品比美国好。
我赞成这个计划。我赞成把这个计划定下来。有的事一时看不准，不要紧，可以在执行中调整。
……
从长远来说，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剪刀差实际存在，而且不小。要把支农资金用好。工业品，特别是生产资料销到农村的，价格要低，质量要好。将来随着职工工资的提高，要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文件里没有讲提高粮价，将来要考虑这个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工业发展了，城市人民生活肯定要改善。农村不搞好，农民收入这样少，农民就要进城，你挡也挡不住。要逐渐缩小剪刀差，使农民生活好一些。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这个计划还有一点要注意，工业有这个速度，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农业速度不高，但是达到4％的速度不简单。多年了，凡是工业发展快，农业常常跟不上。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八○年基本实现机械化，按现在情况看不行。拖拉机屁股后面跟不上，质量也不好。农业机械要生产足够的零件，否则是空的，坏了没办法。一台拖拉机出厂，必要的零件要跟着走。农业方面，化肥上去，农家肥不上去不行。没有农家肥，土壤要退化。法国农家肥占的比重很大。农村政策要鼓励养猪。要加强对种子的研究，种子易退化，总得有种子基地。资本主义国家有种子公司出售种子给农民。种子要经常研究，不断更新，要有有力措施。只讲农田基本建设不够，还有很多政策问题，如养猪、副业。烧煤矸石，解决农民燃料问题，秸秆就可还田。要解决一系列政策问题，农业才能稳住。
李先念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聂荣臻说：“这是个好文件。”
华国锋说：
总的说，这个计划讲了明年、3年、8年、23年的（设想）。近的安排具体一些，远的是个设想。同意小平的看法，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这个计划是讲求速度了，提出的要求，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指标是积极的。执行中也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可以调整。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把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整顿企业、整顿社队，引进新技术，坚持按劳分配、利用价值规律等１0项重大政策措施增加为１5项，增加了立足现有基础、新建项目要打歼灭战、队伍建设、综合利用、学会组织和管理现代化生产等内容。
１１月24日至１2月１１日，国务院第二次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三十条”），以及１97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１2月１１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１978年的计划和经济体制问题。
计划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发表讲话，肯定了计划会议的几个文件。
１97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１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
１978年主要计划指标是（比１977年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0．2％；工业总产值增长１2％；农业总产值增长5．2％；财政收入增长8．8％；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3１0亿到332亿元，增长１0．7％到１8．6％。
根据《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的描绘，今后8年，即到１985年以前，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国要新建和续建１20个大型项目，主要有：
二十个大水电站和八个大坑口火电站：大水电站包括四川铜街子，贵州乌江渡、天生桥，云南黄泥河，陕西安康，青海龙羊峡，甘肃黑山峡，广西大化、大藤峡，湖北葛洲坝、清江，湖南东江、五强溪，福建闽江水口，江西万安，吉林白山等，总规模１800万千瓦，8年新增装机１１０0万千瓦。八个坑口火电站是吉林霍林河，山西大同，河北开滦，安徽两淮，江苏和山东的徐州、兖州，河南平顶山，贵州六盘水，陕西韩城，总规模20０0万千瓦。
七大煤炭基地：开滦、两淮、霍林河、兖州、大同、平顶山、六盘水。
十大油气田和一条输气管道：大庆、胜利、华北、辽河、新疆、柴达木、陕甘宁长庆、河南、南海油田和四川气田。总规模原油开采能力２．１2亿吨，天然气3０0亿立方米，8年新增采油能力１．34亿吨，天然气2１0亿立方米。
十一个大钢铁基地：攀枝花、酒泉、武汉、包头、太原、上海、马鞍山、京津唐、冀东、邯郸、鞍山本溪。这１１个大钢铁基地，１985年生产能力达到4200万吨。
九大有色基地：江西的铜，甘肃金川的镍，陕西金堆城的钼，广西大厂的锡、平果的铝，郑州、山西、贵州的铝和四川的铝加工。
“洋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这份匆匆提出的《汇报要点》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从中不难看出以往经济建设中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１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１6个月以来的工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政府工作报告》和《１976年到１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地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到１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这8年间，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１0％以上，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报告还预计，20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自动化，交通运输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不论是从资源、财力、技术力量和建设周期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十年规划纲要》只提交人大会议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是《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主要指标，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坏的作用，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特别是１978年，国民经济中问题不小，主要是：第一，由于钢铁等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本来就失调的农轻重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更加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一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１5．6％，而轻工业只增长１0．8％。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30％以上，而消费基金只增长8．4％。第二，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工业主要产品的质量、消耗和产值利润率等有一半以上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１978年基建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332亿元追加到4１5亿元，比１977年增加１０0多亿元，增长34．5％。而投资效果是十几年来最差的年份之一。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率仅为5．8％。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轻重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较差，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不够正常。
“洋跃进”在争论中实施调整
１979年１月１日和5日，鉴于１978年的经济过热现象，陈云对１97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作了两次指示：“国务院通知中‘１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１月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4位副总理谈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１月１6日，国家计委党组写信给华国锋说，１979年的计划需要作比较大的调整。计划的安排，原来就留有一些缺口，打算借用外债也多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建议《国务院关于下达１979、１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是否暂不下发。华国锋当天批示：“同意通知暂不发。”
3月3日至25日，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基本建设战线的调整问题。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余秋里、耿飚、谷牧等听取了情况汇报。会议提出，今后两三年内，基本建设战线的重要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认真搞好基本建设的调整、整顿和改革工作。
3月１4日，陈云、李先念给中央一封信，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中央决定，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作为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关。
3月2１日至2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修改１979年计划的建议，指出１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速度由１2％降为8％。
中央政治局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调整计划的建议。会上，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四常委讲了话。李先念对１977、１978两年的经济工作作了自我批评。陈云在会上讲，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证明不能持久；基本建设项目太多，迅速下决心丢掉一批。
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
华国锋在会议上讲，这次确定计划的调整，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目的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稳步前进。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请先念同志讲一讲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问题。这个会，中心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不调整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就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解决领导层的思想认识问题。把思想搞清楚了，事情就好办了。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报告，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思想通了，认为不调整不行；一部分人思想并没有通，或者没有完全通，说刚刚提出组织“大跃进”，要三年大见成效，怎么一下子又来了个调整，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认真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大搞增产节约；加强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改进基本建设的物资供应工作；加速实现建筑业的技术改造；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大力组织园林产品出口。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发展带有很大的恢复性质，一些重要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方面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以便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协调起来。
5月，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计划安排中指出，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加强综合平衡，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三、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
各地反映，基本建设战线的调整有可能走过场。李先念批示：基本建设战线要坚决调整，决不能让步。
7月17日，胡耀邦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不讲调整，讲要打翻身仗。他说，三五年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搞出名堂来，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不可能，偏于保守；第二种有急躁情绪，要快上快干；第三种认为只要把问题抓准、抓好，三五年内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是有充分可能的。如果问我是哪一种，我是第三种。胡耀邦说，如果今后三五年每年以12％到15％的速度前进，五年后我们的总产值就将近翻了一番，我对我们经济的前途是乐观的。
9月2日至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讨论1980年、1981年两年计划安排，感到财力上不去，基本建设还要下，工业速度要减到6％。10月4日至10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在4日的会上，邓小平讲：我赞成气可鼓不可泄，但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增长6％也可以，但一定不加水分的。在9日的会议上，胡耀邦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的速度，我是不服的，为什么只能搞6％？速度上不去，受平衡的限制，一平衡就这也上不去那也上不去，不能把平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说，去冬今春刮了一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一股风，把气泄下来。计委报告只讲调整，不讲发展，我不同意，我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贯彻新“八字方针”的阻力仍然很大。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急于求成的传统心理，全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调整认识不统一，贯彻也不力，致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没有减下来，该停的也没停。相反，地方和企业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使财政总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结果造成1979年和1980年两年较高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形势中潜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洋跃进”得以彻底纠正
1980年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议题是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期间，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强调，调整1981年计划，基本建设要退够。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情况是：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由原来的2890亿元减为2637亿元，重工业由原来的2860亿元减为2637亿元。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154．5亿元减为1056．6亿元，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242亿元减为170亿元。国防战备费由原来的193亿元减为160亿元。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16日，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我们这次的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是要看到不利的一面。25日，李先念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说，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财政收支要做到真正平衡；农业生产，粮食是第一位的。同日，邓小平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
这次会议彻底地清理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于实行经济调整方针的紧迫性、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央作出决定，采取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会后，新的“八字方针”开始得到切实贯彻，经济调整的任务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1981年与1978年比较，工农业产值中三者所占的比例为：农业由1978年的27％上升到31．5％；轻工业由1978年的31．1％上升到35．2％；重工业由1978年的41．1％下降到33．3％。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51．4％；重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56．9％下降到48．6％。积累与消费比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8年积累比重占36．5％，消费比重占63．5％；1979年积累比重占34．6％，消费比重占65．4％；1980年积累比重占32．4％，消费比重占67．6％；1981年积累比重占28．3％，消费比重占71．7％。
上述比例关系的变化说明，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1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从而为接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洋跃进”的萌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首先整顿的是对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铁路和煤炭运输业。“文革”后期，由于铁路运输堵塞，生产不能正常进行。１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后，情况有明显好转，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又急剧恶化。
１977年2月，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28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20个铁路局和１6个铁路分局党委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2０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认真研究了动员全党管好铁路，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问题。会议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全国要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做到畅通无阻，当好先行。铁路运输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发展就快了。为此，必须全党动员，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千方百计地把铁路运输迅速搞上去，把因“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后，铁路系统的混乱状况很快得到改善。货运日平均装车量从１月份的3．8万车逐月增加，到4月份即达到5．5万车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6月份达到5．7万车，平均日卸车量和煤炭运输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3月3日至１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１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会议就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统一计划等１0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澄清是非，把在经济战线上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是非问题重新颠倒过来。同时，国务院还先后召开煤炭、冶金、农业等一系列专门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的罪行，强调要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生产指挥系统，反对派性，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
通过上述工作，一批趋于瘫痪的企业，生产上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经济战线的秩序逐步得到恢复。从１977年3月起，全国工业总产值逐月增加。到6月份，有24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上年同期水平；80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已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１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１339亿元，比上年增长１．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地方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１4．3％。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和支大于收的状况，总收入874．5亿元，总支出843．5亿元，结余3１亿元。
8月１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7％，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政治局面基本稳定和经济形势初步好转的情况下，全国上下急于挽回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耽搁的建设时光。然而，由于当时人们还来不及对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指导经济建设时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提出“普及大寨县”口号的同时，又根据毛泽东在１955年提出的用25年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设想，提出了到１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甚至具体规划出全国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要在4年内由40万台增加到80万台。这个计划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基本以手工作业为主，拖拉机的年生产能力只有7万多台。为实现这一目标，与农业相关的不少部门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又转而影响到工业领域。
“洋跃进”的形成
１977年4月１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果，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为了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和主要要抓的就是抓纲治国。社论强调，只有抓纲治国，才能扎扎实实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社论还指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还必须安排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突出重点，打歼灭战，把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为此，就需要把农业搞上去，把轻工业、市场安排好，把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抓上去，并下决心解决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社论最后指出，当前的形势很好，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还存在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更要看到当前我们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很多。最根本的，是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可以顺利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广大干群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我们的物质基础也比过去雄厚多了，增产节约潜力很大。社论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搞增产节约，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5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长篇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１956年所说的“搞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开出球籍”的话。１963年时，毛泽东已经认为20世纪末赶不上美国，改为走在世界的前列。这篇文章重提超过美国，就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提高了。
5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一些部门负责人头脑发热，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华国锋也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向出席会议的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贸然提出，“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１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改变了过去那种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回升，并且在生产总量上有了新的发展。工业总产值3月份以来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8％。80种主要工业产品，5、6月份的产量，绝大多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上半年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6月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都比5月份有所增长，有23个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上半年工业生产这样迅速的好转，是带有很大的恢复性的。报告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形势，认为这标志着“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9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电力问题时，华国锋说，三年大见成效，一定要电力大见成效。决定１978年发电装机500万千瓦。华国锋说，计委《经济消息》登了一篇前8个月生产情况分析，说今后4个月保持这个水平，全年就可以增长１0％，超过年度计划8％的指标。计委有自满情绪，为什么只有１0％呢？今年完成１0％不应自满，应当有１2％。要挽起袖子来干。假如今年只增长１0％，不要向政治局汇报。１2％也不要满足。今年初见成效，要见大一点。打倒“四人帮”，天下大治，速度可以快。请计委准备一下，给政治局讲一下，怎样把速度搞上去。
１0月１8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洋跃进”的蓝图
１977年１１月１8日、23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汇报提出，今后23年在经济战线上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使农业每年以4％到5％、工业每年以１0％以上的速度持续大步前进。到20世纪末，钢产量达到１．3亿到１．5亿吨，粮食产量达到１．3万亿到１．5万亿斤。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重申了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华国锋、邓小平赞成这个设想。邓小平说：
我看这个计划，是一个很积极的计划。从我们现有水平和基础看，是很积极的，能够做到，很了不起。现在不是考虑速度、规模不够，而是能不能办到。指标高一些有好处，逼人上去。上去的保证，是后面的１0条政策，包括引进１50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取得世界先进成果，是重要的一条。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今后我国工业发展每年平均增长１0％。世界上一般国家增长百分之三、四，就了不起。罗马尼亚最近几年每年增长１4％。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需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搞得好，有可能。弱点是我们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低，太差了。无论中央、地方都一样。这方面要努力，要在实践中选拔管理干部，从老工人（40多岁）、年轻干部、优秀的技术人员中提，要有一批管理干部。我们的弱点是这个，要重视管理。
现在要抓教育，抓科研，厂矿企业也要建立科研机构。要重视经济管理，这个问题再提高一点讲。我们人才不够，现在在“老家伙”中打主意。从长远来说，要抓紧培养人才，善于发现，要搞些中、青年人。他们精力充沛，要懂行的，注意一下。
引进１50亿美元成套设备，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两三年，搞得好，也许可以再多些。搞外国东西来，首先是学会用。日本就是这样，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他们引进美国技术，改进后，又向美国出口。能这样做，就不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现在日本小汽车、电视机、手表占领了美国市场，它价格便宜，工艺先进，同样产品比美国好。
我赞成这个计划。我赞成把这个计划定下来。有的事一时看不准，不要紧，可以在执行中调整。
……
从长远来说，要注意农村问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剪刀差实际存在，而且不小。要把支农资金用好。工业品，特别是生产资料销到农村的，价格要低，质量要好。将来随着职工工资的提高，要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文件里没有讲提高粮价，将来要考虑这个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工业发展了，城市人民生活肯定要改善。农村不搞好，农民收入这样少，农民就要进城，你挡也挡不住。要逐渐缩小剪刀差，使农民生活好一些。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这个计划还有一点要注意，工业有这个速度，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农业速度不高，但是达到4％的速度不简单。多年了，凡是工业发展快，农业常常跟不上。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八○年基本实现机械化，按现在情况看不行。拖拉机屁股后面跟不上，质量也不好。农业机械要生产足够的零件，否则是空的，坏了没办法。一台拖拉机出厂，必要的零件要跟着走。农业方面，化肥上去，农家肥不上去不行。没有农家肥，土壤要退化。法国农家肥占的比重很大。农村政策要鼓励养猪。要加强对种子的研究，种子易退化，总得有种子基地。资本主义国家有种子公司出售种子给农民。种子要经常研究，不断更新，要有有力措施。只讲农田基本建设不够，还有很多政策问题，如养猪、副业。烧煤矸石，解决农民燃料问题，秸秆就可还田。要解决一系列政策问题，农业才能稳住。
李先念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聂荣臻说：“这是个好文件。”
华国锋说：
总的说，这个计划讲了明年、3年、8年、23年的（设想）。近的安排具体一些，远的是个设想。同意小平的看法，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这个计划是讲求速度了，提出的要求，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指标是积极的。执行中也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可以调整。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把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整顿企业、整顿社队，引进新技术，坚持按劳分配、利用价值规律等１0项重大政策措施增加为１5项，增加了立足现有基础、新建项目要打歼灭战、队伍建设、综合利用、学会组织和管理现代化生产等内容。
１１月24日至１2月１１日，国务院第二次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三十条”），以及１97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１2月１１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１978年的计划和经济体制问题。
计划会议结束时，华国锋发表讲话，肯定了计划会议的几个文件。
１97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１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
１978年主要计划指标是（比１977年预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0．2％；工业总产值增长１2％；农业总产值增长5．2％；财政收入增长8．8％；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3１0亿到332亿元，增长１0．7％到１8．6％。
根据《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的描绘，今后8年，即到１985年以前，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国要新建和续建１20个大型项目，主要有：
二十个大水电站和八个大坑口火电站：大水电站包括四川铜街子，贵州乌江渡、天生桥，云南黄泥河，陕西安康，青海龙羊峡，甘肃黑山峡，广西大化、大藤峡，湖北葛洲坝、清江，湖南东江、五强溪，福建闽江水口，江西万安，吉林白山等，总规模１800万千瓦，8年新增装机１１０0万千瓦。八个坑口火电站是吉林霍林河，山西大同，河北开滦，安徽两淮，江苏和山东的徐州、兖州，河南平顶山，贵州六盘水，陕西韩城，总规模20０0万千瓦。
七大煤炭基地：开滦、两淮、霍林河、兖州、大同、平顶山、六盘水。
十大油气田和一条输气管道：大庆、胜利、华北、辽河、新疆、柴达木、陕甘宁长庆、河南、南海油田和四川气田。总规模原油开采能力２．１2亿吨，天然气3０0亿立方米，8年新增采油能力１．34亿吨，天然气2１0亿立方米。
十一个大钢铁基地：攀枝花、酒泉、武汉、包头、太原、上海、马鞍山、京津唐、冀东、邯郸、鞍山本溪。这１１个大钢铁基地，１985年生产能力达到4200万吨。
九大有色基地：江西的铜，甘肃金川的镍，陕西金堆城的钼，广西大厂的锡、平果的铝，郑州、山西、贵州的铝和四川的铝加工。
“洋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这份匆匆提出的《汇报要点》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从中不难看出以往经济建设中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１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１6个月以来的工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政府工作报告》和《１976年到１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地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到１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这8年间，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１0％以上，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报告还预计，20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自动化，交通运输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不论是从资源、财力、技术力量和建设周期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十年规划纲要》只提交人大会议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是《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主要指标，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坏的作用，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特别是１978年，国民经济中问题不小，主要是：第一，由于钢铁等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本来就失调的农轻重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更加不协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一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１5．6％，而轻工业只增长１0．8％。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30％以上，而消费基金只增长8．4％。第二，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工业主要产品的质量、消耗和产值利润率等有一半以上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年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１978年基建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332亿元追加到4１5亿元，比１977年增加１０0多亿元，增长34．5％。而投资效果是十几年来最差的年份之一。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率仅为5．8％。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轻重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较差，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不够正常。
“洋跃进”在争论中实施调整
１979年１月１日和5日，鉴于１978年的经济过热现象，陈云对１97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作了两次指示：“国务院通知中‘１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１月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4位副总理谈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１月１6日，国家计委党组写信给华国锋说，１979年的计划需要作比较大的调整。计划的安排，原来就留有一些缺口，打算借用外债也多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建议《国务院关于下达１979、１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是否暂不下发。华国锋当天批示：“同意通知暂不发。”
3月3日至25日，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基本建设战线的调整问题。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余秋里、耿飚、谷牧等听取了情况汇报。会议提出，今后两三年内，基本建设战线的重要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认真搞好基本建设的调整、整顿和改革工作。
3月１4日，陈云、李先念给中央一封信，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中央决定，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作为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关。
3月2１日至2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修改１979年计划的建议，指出１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速度由１2％降为8％。
中央政治局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调整计划的建议。会上，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四常委讲了话。李先念对１977、１978两年的经济工作作了自我批评。陈云在会上讲，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证明不能持久；基本建设项目太多，迅速下决心丢掉一批。
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
华国锋在会议上讲，这次确定计划的调整，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目的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稳步前进。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请先念同志讲一讲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问题。这个会，中心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不调整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就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解决领导层的思想认识问题。把思想搞清楚了，事情就好办了。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报告，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一部分省市和部门的领导人思想通了，认为不调整不行；一部分人思想并没有通，或者没有完全通，说刚刚提出组织“大跃进”，要三年大见成效，怎么一下子又来了个调整，接受不了。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要认真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大搞增产节约；加强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改进基本建设的物资供应工作；加速实现建筑业的技术改造；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大力组织园林产品出口。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发展带有很大的恢复性质，一些重要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方面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也存在不少问题。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以便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协调起来。
5月，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计划安排中指出，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加强综合平衡，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三、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
各地反映，基本建设战线的调整有可能走过场。李先念批示：基本建设战线要坚决调整，决不能让步。
7月17日，胡耀邦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不讲调整，讲要打翻身仗。他说，三五年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搞出名堂来，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不可能，偏于保守；第二种有急躁情绪，要快上快干；第三种认为只要把问题抓准、抓好，三五年内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是有充分可能的。如果问我是哪一种，我是第三种。胡耀邦说，如果今后三五年每年以12％到15％的速度前进，五年后我们的总产值就将近翻了一番，我对我们经济的前途是乐观的。
9月2日至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讨论1980年、1981年两年计划安排，感到财力上不去，基本建设还要下，工业速度要减到6％。10月4日至10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在4日的会上，邓小平讲：我赞成气可鼓不可泄，但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增长6％也可以，但一定不加水分的。在9日的会议上，胡耀邦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的速度，我是不服的，为什么只能搞6％？速度上不去，受平衡的限制，一平衡就这也上不去那也上不去，不能把平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说，去冬今春刮了一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一股风，把气泄下来。计委报告只讲调整，不讲发展，我不同意，我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贯彻新“八字方针”的阻力仍然很大。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急于求成的传统心理，全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调整认识不统一，贯彻也不力，致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没有减下来，该停的也没停。相反，地方和企业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使财政总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结果造成1979年和1980年两年较高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形势中潜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洋跃进”得以彻底纠正
1980年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议题是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期间，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强调，调整1981年计划，基本建设要退够。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情况是：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由原来的2890亿元减为2637亿元，重工业由原来的2860亿元减为2637亿元。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154．5亿元减为1056．6亿元，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242亿元减为170亿元。国防战备费由原来的193亿元减为160亿元。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16日，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我们这次的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是要看到不利的一面。25日，李先念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说，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财政收支要做到真正平衡；农业生产，粮食是第一位的。同日，邓小平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
这次会议彻底地清理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于实行经济调整方针的紧迫性、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央作出决定，采取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的方针。会后，新的“八字方针”开始得到切实贯彻，经济调整的任务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1981年与1978年比较，工农业产值中三者所占的比例为：农业由1978年的27％上升到31．5％；轻工业由1978年的31．1％上升到35．2％；重工业由1978年的41．1％下降到33．3％。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51．4％；重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56．9％下降到48．6％。积累与消费比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8年积累比重占36．5％，消费比重占63．5％；1979年积累比重占34．6％，消费比重占65．4％；1980年积累比重占32．4％，消费比重占67．6％；1981年积累比重占28．3％，消费比重占71．7％。
上述比例关系的变化说明，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1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从而为接下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