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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第二版《谈艺录》,把两册本合而为一。照理而言,其最新版《谈艺录》是为精益求精,逼近完美。然而,就以版本比较,笔者发现该版本并非如是,得失互见。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著作,先后有开明书店版、中华书局版、三联书店版。开明书店版《谈艺录》首次于1948年6月出版,并于次年再次印发。直至1984年9月,中华书局版《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它由上、下编组成。上编对开明书店版作了若干润色,下编为钱钟书先生《补订》、《补遗》的内容。这是三联书店版《谈艺录》印发前最为通行的版本。2001年1月、2007年12月,三联书店先后两次出版《谈艺录》,并于2008年6月第3次印刷第2版《谈艺录》,笔者称为最新版《谈艺录》。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分以上、下两册,其重要亮点是把中华书局版《谈艺录》中的《补订》、《补遗》、《增订》内容分别纳入原文,使读者读之成为一气。因此,在版本学上,无疑是对中华书局版的重大超越。三联书店第二版《谈艺录》,把两册本合而为一。照理而言,其最新版《谈艺录》是为精益求精,逼近完美。然而,就以版本比较,笔者发现该版本并非如是,得失互见。
所谓版本,是指同一本书在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论之版本,其最新版之得失具见如下:
首先,牌记变动之得失。牌记是书籍出版单位的标记,它一般包括书名、著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出版时间、印次、印数、统一书号、定价等。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于牌记之变动,有以下数处:
一是“出版说明”部分。先看文字改动。如,易“等等”为“等”,易“著作”为“著述”,易“钱先生”为“作者”,易“《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为“《人生边上的边上》”,易“我们均据钱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为“我们均据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订”,易“将各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为“将各次补订或据作者指示或依文意排入相关章节”。再看文字的删除。如,删“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删“而作者的原序、原译名、原用字等,为了保持历史原貌,一般不作变动”。最后看文段的增加。如,增“另外,我们还订正了少量排印错讹”,增“此次再版,订正了初版中少量的文字和标点讹误;并对《谈艺录》、《管锥编》的补订插入位置稍做调整”。以上文字之变动,如,文段的增删,是为最新版《谈艺录》区别于旧版的重要标志,具有变动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文字的改动数例,除把“等等”改为“等”外,余下各处均无改动之必要,笔者甚至以为初版更佳。
二是“照片”及“手迹”。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均有钱先生的重要照片及手迹。但是,最新版《谈艺录》均删以照片的文字说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若合以文字说明,或许更能理解照片的重要性。如,原版之图一,附以“风华正茂的钱钟书先生,时二十四岁。五年后开始撰写《谈艺录》”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一九三四)”。如,原版之图二,附以“钱钟书、杨绛先生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门前(一九九0年八月)”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与杨绛”。笔者难以理解编者删节文字说明的因由,同时,最新版二图之易,似有略欠尊重作者之意。
三是“重排后记”部分。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重排后记”部分,文字虽仅为一段,但最新版变动约有十处。如,易“钱钟书先生”为“作者”,易“《谈艺录补订》的篇幅”为“补订的篇幅”,易“原书”为“开明初版”,易“此次本书重排时”为“此次重排”,易“原书排宋体”为“开明版排宋体”,易“所作”为“所做”,增以“该书”二字及最新版之出版说明一小段,删以“颇不便于阅读”、“第一次”。以上十处文字变动,均有其变动的合理性,使读者读之更顺畅,无理解之误。更重要的是,最新版订正了十处排印之重要失误。三联书店初版把中华书局初版《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时间误之为“一九八六年”,最新版订正为“一九八四年”。
第二,文献处理之得失。如果说,牌记的变动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影响不大,那么,文献的处理则严重地制约着读者的阅读。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的文献调整集中反映于最新版对原版中的某些《补订》、《补正》进行合并或分散处理,共约十四处。
先言合并“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58—67页的“补订”与第67页的“补订”合,可承之以“新补第二十四、《次韵奉送公定》”条,继续言“杀”字之用。如,把初版上册第144—146页的“补订”与第146—147页的“补订”合,可承接言李义山的《锦瑟》诗。如,把初版上册第162—163页的两处“补订”合,可承之言“无花果泣泪”。如,把初版上册第284—285页的两处“补订”合,可继续言“语言”空白之妙处。如,把初版下册第721—724页的“补订”与第725页的“补订”合,可承之言“生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史办十年官”。此五处“补订”合并,是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在文献处理方面之得。然而,把初版上册第356—358页的两处“补订”合,仅名为可承之言陆游之诗,但是,笔者以为还是把之独立为佳,因为第357—358页的“补订”均言陆游诗歌的名句,内容集中而独立。
再言合并“补正”。如,把初版上册第232—233页的“补正”合,可承之言《膺鹘图》之“膺”与“鹘”。如,把初版上册第298—299页的“补正”合,可续之言竟陵派之诗。如,把初版下册第530—531页的“补正”合,可承之言何谓文学创作上的“死”。可见,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合以三处“补正”,均是其文献处理之得。
最后言分散“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74—77页的“补订”首句放于最新版第59—63页的“补订”的末句,使之直接指出李义山诗:“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炉更换香”的出处。如,把初版上册第173—176页的“补订”,以第175—176页的“苟以宋诗解唐诗”为界,分以最新版第146—147页与第147—148页的“补订”,前为“寄远之折柳也”,后为“以宋诗解唐诗”的内容,使诗者了然一目。如,把初版下册第441—442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375页与第376页的“补订”,前以言朝夜旦暮之感,后言江西派诗人袭韩愈之诗,亦可让读者有眉目清晰之感。如,把初版下册第584—588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500—501页的“补订”与第501—504页的“补订”,前言“赞势要”,即诗话的“盈帙”,后言若干诗话,分以不同的“补订”也可读之意义晓畅。以上四处,是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文献处理之得。但是,把初版上册第233—234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197—202页的两处“补订”,不便于读者对诗句的理解,因为“此等破绽,……”是承接前述之诗句,是先举例后分析,笔者以为还是合为一处为佳。
第三,文献载体变动之得失。文字,即为文献的载体。但是,与文字并存的标点、格式亦为文献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就文字、标点及格式三方面,详论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文献载体变动之得失。
先言文字变动。一是脱字。如:最新版第510页,“即在篇终言外著眼也。……可谓掇皮见真矣。”属于“补遗”的内容,但脱“补遗”二字。如,最新版第574—575页,“理学家则不然,……更奇于白沙之好后山矣。”属于“附说”内容,但脱“附说”二字。二是文字订正。如:把初版《谈艺录》第728页的“史悟冈”改为“史梧冈”。按: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谈艺录》第254页即为“史梧冈”。如,把初版《谈艺录》第360页“补订”以“……后来如”作结,易为最新版第304页的“……后来如杳初白《敬业堂诗集》卷四十八《戏柬高要令王寅采同年》云:‘砚开鸜鹆眼,香点鹧鸪斑’”。三是语义不清。如,最新版第304页以“清人屡连使之,如”作结。按,三联书店初版的第361页亦如是,笔者以为均误。
再言标点变动。误之有三。一是以逗号作为一段文字之结。如,最新版第96—97页,“附说五”。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14—115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均以句号作结。如,最新版第99页,“附说七”。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17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均以逗号作结,笔者以为均误。
二是标点的脱及衍。如,最新版第89页,“古文人儒者”,脱一引号。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04页是为正。如,最新版第140页“,说尤精妙”,衍一逗号。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68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均为正。
三是标点处理不符合学术规范。最新版《谈艺录》凡以引以若干诗句作结的段落,均以分号作结。此可见如下数处:第160页、275页、295页、304页(合三处)、307页、315页、350页、486页、564页、571页、580页等。读者可一一较以三联书店初版及中华书局版。
以上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文献标点之误,然而,作为后出之书,是书亦纠正三联书店初版某些标点之误。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20页,以“……,用圆厥说,”作结。最新版第101页,易之为“……,用圆厥说,亦其伦比。”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是为“……,用圆厥说,[补订一]亦其伦比。”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28页,以“……、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作结。最新版第108页,易之为“……、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而说明之矣。”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是为“……、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补订一],而说明之矣。”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56页,以“……,沙漠之疾移,”作结。最新版第132页,易之为“……,沙漠之疾移,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页,是为“……,沙漠之疾移,[补订三]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最后言格式处理欠统一。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引用钱钟书先生著作时,只列书名、册次、页码。最新版则易之为具体的篇名,且外加括号注明。这种处理比较科学,但是,编者却没有贯彻始终,力求格式的统一。如最新版第105页、108页、122页、171页、203页、392页、394页、442页、507页、518页、531页、546页、556页、561页、661页、691页、727页等,下面摘以若干说明之。如,最新版第105页,[补正]条,“参观《管锥编》论《左传正义》第一则末‘增订’。”应外加括号注明。如,最新版第108页,[补订]条,“参观《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89‘韵由论画推而论诗’。”应外加括号注明。如,最新版第171页,[补订]条,“参观《管锥编》论《毛诗正义》第26‘诗文之词虚而非伪’。”应外加括号注明。
此外,最新版第666页“诗醇”二字,前空一格。按:三联书店初版下册第773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8页,均无此误。当然,最新版《谈艺录》,亦订正了三联书店初版某些格式之误。如,初版第3页“诗自有初盛中晚,……”一段,前空两格。最新版第3页易之。如,初版第363页,“即《东园》颈联之‘穿透天心得句归’,……”一段,前空两格。最新版第306页易之。
文字、标点及格式,是文献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为细节问题,但是,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因此,可以之窥视版本之优劣。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影响大陆、台湾以至海外的名著,名著多次出版,理应尽量减少可以控制的人为之失,使之与钱先生严谨、求精的治学态度合。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比之以中华书局版,无疑具有开拓性的重大意义。这已成为学界一致的共识。其最新版《谈艺录》,若承之以尽善尽美的出版态度,那么,定必有其完善、修正之必要。评
作者单位:广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著作,先后有开明书店版、中华书局版、三联书店版。开明书店版《谈艺录》首次于1948年6月出版,并于次年再次印发。直至1984年9月,中华书局版《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它由上、下编组成。上编对开明书店版作了若干润色,下编为钱钟书先生《补订》、《补遗》的内容。这是三联书店版《谈艺录》印发前最为通行的版本。2001年1月、2007年12月,三联书店先后两次出版《谈艺录》,并于2008年6月第3次印刷第2版《谈艺录》,笔者称为最新版《谈艺录》。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分以上、下两册,其重要亮点是把中华书局版《谈艺录》中的《补订》、《补遗》、《增订》内容分别纳入原文,使读者读之成为一气。因此,在版本学上,无疑是对中华书局版的重大超越。三联书店第二版《谈艺录》,把两册本合而为一。照理而言,其最新版《谈艺录》是为精益求精,逼近完美。然而,就以版本比较,笔者发现该版本并非如是,得失互见。
所谓版本,是指同一本书在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论之版本,其最新版之得失具见如下:
首先,牌记变动之得失。牌记是书籍出版单位的标记,它一般包括书名、著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印刷者、发行者、出版时间、印次、印数、统一书号、定价等。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于牌记之变动,有以下数处:
一是“出版说明”部分。先看文字改动。如,易“等等”为“等”,易“著作”为“著述”,易“钱先生”为“作者”,易“《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为“《人生边上的边上》”,易“我们均据钱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为“我们均据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订”,易“将各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为“将各次补订或据作者指示或依文意排入相关章节”。再看文字的删除。如,删“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删“而作者的原序、原译名、原用字等,为了保持历史原貌,一般不作变动”。最后看文段的增加。如,增“另外,我们还订正了少量排印错讹”,增“此次再版,订正了初版中少量的文字和标点讹误;并对《谈艺录》、《管锥编》的补订插入位置稍做调整”。以上文字之变动,如,文段的增删,是为最新版《谈艺录》区别于旧版的重要标志,具有变动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文字的改动数例,除把“等等”改为“等”外,余下各处均无改动之必要,笔者甚至以为初版更佳。
二是“照片”及“手迹”。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均有钱先生的重要照片及手迹。但是,最新版《谈艺录》均删以照片的文字说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若合以文字说明,或许更能理解照片的重要性。如,原版之图一,附以“风华正茂的钱钟书先生,时二十四岁。五年后开始撰写《谈艺录》”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一九三四)”。如,原版之图二,附以“钱钟书、杨绛先生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家门前(一九九0年八月)”的文字说明,最新版易之为“钱钟书与杨绛”。笔者难以理解编者删节文字说明的因由,同时,最新版二图之易,似有略欠尊重作者之意。
三是“重排后记”部分。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重排后记”部分,文字虽仅为一段,但最新版变动约有十处。如,易“钱钟书先生”为“作者”,易“《谈艺录补订》的篇幅”为“补订的篇幅”,易“原书”为“开明初版”,易“此次本书重排时”为“此次重排”,易“原书排宋体”为“开明版排宋体”,易“所作”为“所做”,增以“该书”二字及最新版之出版说明一小段,删以“颇不便于阅读”、“第一次”。以上十处文字变动,均有其变动的合理性,使读者读之更顺畅,无理解之误。更重要的是,最新版订正了十处排印之重要失误。三联书店初版把中华书局初版《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时间误之为“一九八六年”,最新版订正为“一九八四年”。
第二,文献处理之得失。如果说,牌记的变动于一般读者的阅读影响不大,那么,文献的处理则严重地制约着读者的阅读。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的文献调整集中反映于最新版对原版中的某些《补订》、《补正》进行合并或分散处理,共约十四处。
先言合并“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58—67页的“补订”与第67页的“补订”合,可承之以“新补第二十四、《次韵奉送公定》”条,继续言“杀”字之用。如,把初版上册第144—146页的“补订”与第146—147页的“补订”合,可承接言李义山的《锦瑟》诗。如,把初版上册第162—163页的两处“补订”合,可承之言“无花果泣泪”。如,把初版上册第284—285页的两处“补订”合,可继续言“语言”空白之妙处。如,把初版下册第721—724页的“补订”与第725页的“补订”合,可承之言“生计未谋千亩竹,浮生史办十年官”。此五处“补订”合并,是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在文献处理方面之得。然而,把初版上册第356—358页的两处“补订”合,仅名为可承之言陆游之诗,但是,笔者以为还是把之独立为佳,因为第357—358页的“补订”均言陆游诗歌的名句,内容集中而独立。
再言合并“补正”。如,把初版上册第232—233页的“补正”合,可承之言《膺鹘图》之“膺”与“鹘”。如,把初版上册第298—299页的“补正”合,可续之言竟陵派之诗。如,把初版下册第530—531页的“补正”合,可承之言何谓文学创作上的“死”。可见,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合以三处“补正”,均是其文献处理之得。
最后言分散“补订”。如,把初版上册第74—77页的“补订”首句放于最新版第59—63页的“补订”的末句,使之直接指出李义山诗:“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炉更换香”的出处。如,把初版上册第173—176页的“补订”,以第175—176页的“苟以宋诗解唐诗”为界,分以最新版第146—147页与第147—148页的“补订”,前为“寄远之折柳也”,后为“以宋诗解唐诗”的内容,使诗者了然一目。如,把初版下册第441—442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375页与第376页的“补订”,前以言朝夜旦暮之感,后言江西派诗人袭韩愈之诗,亦可让读者有眉目清晰之感。如,把初版下册第584—588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500—501页的“补订”与第501—504页的“补订”,前言“赞势要”,即诗话的“盈帙”,后言若干诗话,分以不同的“补订”也可读之意义晓畅。以上四处,是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文献处理之得。但是,把初版上册第233—234页的“补订”,分以最新版第197—202页的两处“补订”,不便于读者对诗句的理解,因为“此等破绽,……”是承接前述之诗句,是先举例后分析,笔者以为还是合为一处为佳。
第三,文献载体变动之得失。文字,即为文献的载体。但是,与文字并存的标点、格式亦为文献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就文字、标点及格式三方面,详论三联书店两版《谈艺录》文献载体变动之得失。
先言文字变动。一是脱字。如:最新版第510页,“即在篇终言外著眼也。……可谓掇皮见真矣。”属于“补遗”的内容,但脱“补遗”二字。如,最新版第574—575页,“理学家则不然,……更奇于白沙之好后山矣。”属于“附说”内容,但脱“附说”二字。二是文字订正。如:把初版《谈艺录》第728页的“史悟冈”改为“史梧冈”。按: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谈艺录》第254页即为“史梧冈”。如,把初版《谈艺录》第360页“补订”以“……后来如”作结,易为最新版第304页的“……后来如杳初白《敬业堂诗集》卷四十八《戏柬高要令王寅采同年》云:‘砚开鸜鹆眼,香点鹧鸪斑’”。三是语义不清。如,最新版第304页以“清人屡连使之,如”作结。按,三联书店初版的第361页亦如是,笔者以为均误。
再言标点变动。误之有三。一是以逗号作为一段文字之结。如,最新版第96—97页,“附说五”。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14—115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均以句号作结。如,最新版第99页,“附说七”。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17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均以逗号作结,笔者以为均误。
二是标点的脱及衍。如,最新版第89页,“古文人儒者”,脱一引号。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04页是为正。如,最新版第140页“,说尤精妙”,衍一逗号。按:三联书店初版第168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均为正。
三是标点处理不符合学术规范。最新版《谈艺录》凡以引以若干诗句作结的段落,均以分号作结。此可见如下数处:第160页、275页、295页、304页(合三处)、307页、315页、350页、486页、564页、571页、580页等。读者可一一较以三联书店初版及中华书局版。
以上为三联书店最新版《谈艺录》文献标点之误,然而,作为后出之书,是书亦纠正三联书店初版某些标点之误。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20页,以“……,用圆厥说,”作结。最新版第101页,易之为“……,用圆厥说,亦其伦比。”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是为“……,用圆厥说,[补订一]亦其伦比。”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28页,以“……、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作结。最新版第108页,易之为“……、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而说明之矣。”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是为“……、明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补订一],而说明之矣。”如,三联书店初版第156页,以“……,沙漠之疾移,”作结。最新版第132页,易之为“……,沙漠之疾移,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页,是为“……,沙漠之疾移,[补订三]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最后言格式处理欠统一。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引用钱钟书先生著作时,只列书名、册次、页码。最新版则易之为具体的篇名,且外加括号注明。这种处理比较科学,但是,编者却没有贯彻始终,力求格式的统一。如最新版第105页、108页、122页、171页、203页、392页、394页、442页、507页、518页、531页、546页、556页、561页、661页、691页、727页等,下面摘以若干说明之。如,最新版第105页,[补正]条,“参观《管锥编》论《左传正义》第一则末‘增订’。”应外加括号注明。如,最新版第108页,[补订]条,“参观《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89‘韵由论画推而论诗’。”应外加括号注明。如,最新版第171页,[补订]条,“参观《管锥编》论《毛诗正义》第26‘诗文之词虚而非伪’。”应外加括号注明。
此外,最新版第666页“诗醇”二字,前空一格。按:三联书店初版下册第773页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8页,均无此误。当然,最新版《谈艺录》,亦订正了三联书店初版某些格式之误。如,初版第3页“诗自有初盛中晚,……”一段,前空两格。最新版第3页易之。如,初版第363页,“即《东园》颈联之‘穿透天心得句归’,……”一段,前空两格。最新版第306页易之。
文字、标点及格式,是文献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似为细节问题,但是,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因此,可以之窥视版本之优劣。
《谈艺录》是钱钟书先生影响大陆、台湾以至海外的名著,名著多次出版,理应尽量减少可以控制的人为之失,使之与钱先生严谨、求精的治学态度合。三联书店初版《谈艺录》,比之以中华书局版,无疑具有开拓性的重大意义。这已成为学界一致的共识。其最新版《谈艺录》,若承之以尽善尽美的出版态度,那么,定必有其完善、修正之必要。评
作者单位:广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