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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当代电视选秀类节目的“草根化”，有助于理论上对选秀类节目提供借鉴，对于如何积极正确的引导大众的舆论导向、生活信仰，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选秀类节目，在过去几年的暑假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收视狂潮，大街小巷无不在谈论着节目中风格各异的选手、导师转椅、学员权利反转等方式，不可否认，这档节目的第一季，是成功的，以第一季为例，节目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简单介绍如下。
关键词：选秀节目；观众；影响
电视选秀类节目是20世纪以后流行起来的娱乐节目之一，由专业歌手到草根歌手选秀方式的转变，由“雅”到“俗”选秀风格的过渡，无疑是我们当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撇去喧哗，传递正能量
全国范围内的海选，短信投票，选手粉丝团的支持，的确使得以往的选秀节目具有了“大众狂欢”式的全民选秀氛围。然而是随之而来的，是短信投票黑幕曝光，选手粉丝争吵不休，花哨的节目形式并未能提升节目本身的质量，反而招致了不好的社会评价。电视频道属于公共平台，电视制作人有责任、有义务提升节目品味，传递积极的主流观点。《中国好声音》不强调pk、淘汰、晋级的概念，而是侧重展现一群人付出的音乐梦想，以及他们背后隐藏的价值，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他们的痛苦过往和执着梦想。而这些，都是主要通过选手和评委的交流或是评委的主动挖掘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庾澄庆、杨坤、那英或者是刘欢，他们都代表了一群通过自己努力完成梦想的人，他们是“好声音”的最好代言人。当看到他们因为选手故事而落泪，并邀请加入自己的队伍，从中所传递的正能量，是“海选”、短信投票不能表现出来的。
二、增强叙事戏剧性
《中国好声音》不仅是电视节目，还可以看做一个叙事文本进行讨论。在这个叙事文本中，如何增强叙事的戏剧性，使得这个叙事文本更加吸引人，就成为了电视制作人的首要任务。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节目选择了现场评委的现场评判，而不是场外海选。于是，在一个室内的舞台，几个风格迥异的评委对数量有限的选手进行集中的点评。通过设置“选手——导师”的竞赛主题，选手接受导師的挑战，用歌声吸引导师的转身。受众对选手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于音乐的欣赏、感受和刺激，是否与选手的表演达成共鸣，以及对“导师是否转身”的悬念。这样的环节设置，筛除了戏剧性不强的部分，将选手、导师二者间的矛盾冲突进行了集中展示。当故事性成为纪录片，新闻在进行文本叙事时必须考量的标准，电视节目也需要重视它的作用。而矛盾冲突的表现，戏剧性的达成正是故事性有赖实现的基础。导师和选手的二元对立角色安排，促成了戏剧性的增强。
三、重视精英阶层观众
不可否认，电视是当今大众文化最为广泛的展示平台，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叙事文本能够在这里获得认可与支持，而精英阶层在这一重要展示舞台却少有发声。电视节目“大众狂欢”式的草根意味显得与精英层格格不入，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也似乎对这一部分潜在的观众群体视而不见。将选秀选手的决定权交给观众，或者是大众评委，就很明显的表明电视制作方仅把重视给予普通的收视大众。而
《中国好声音》的评选方式改变了这一状况，评定权交给了评委，实际上就意味着精英层回归电视和大众审美趣味在电视中得到真正的尊重。四位在音乐领域颇有建树的导师，象征着精英层的介入以及品质的保证，于是对于“民星”或“明星”的极端追捧，以及艺术作品以外无休止的喧哗在这里消失殆尽，更多的是回归到了对“好声音”的本身讨论。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精英阶层的观众对节目的重视。
四、凸显“明星真人秀”
说平民选秀的时代已经过去似乎为时尚早，但若说明星真人秀是当下电视节目的主流大致不会有错。了解光环下的明星，窥视明星的心底活动，看明星面对突发状况是如何处理的。这成为如今广大电视观众的审美趣味点所在。有网友总结《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各司其职，各有分工。个性鲜明的导师已经成为舞台助推剂，能够看到大牌明星在舞台上为了争夺选手而相互”唇枪舌剑“，无疑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因而，将评定权交给评委，实质上是将决定选手晋级或淘汰这一节目中最具矛盾冲突的环节，以“明星真人秀”的方式呈现，既活跃了现场氛围，也吸引了观众。可以预见，设置个性不同的明星评委是未来电视综艺节目在角色设置上的制作趋势。
五、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好声音》在赛制、导师、学员等方面均有不同以往的创新点，这也就无怪乎在过去几年这档节目火遍中国。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引导者，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精神、审美情趣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味的迎合、模仿和照搬，并不是电视选休息节目的出路所在，当然，尊重受众、了解大众使我们每个媒介传播者所需要思考的，但是在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找出受众易接受的表现方式，正确引导、提升受众的审美品位，才是电视娱乐节目真正的娱乐精神所在。
参考文献：
[1]杨翌珺.草根文化与电视节目传播[J].艺海，2012（04）：59-61.
[2]李和平.草根文化对电视节目传播的影响[J].新闻界，2009（04）：156-157+88.
关键词：选秀节目；观众；影响
电视选秀类节目是20世纪以后流行起来的娱乐节目之一，由专业歌手到草根歌手选秀方式的转变，由“雅”到“俗”选秀风格的过渡，无疑是我们当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撇去喧哗，传递正能量
全国范围内的海选，短信投票，选手粉丝团的支持，的确使得以往的选秀节目具有了“大众狂欢”式的全民选秀氛围。然而是随之而来的，是短信投票黑幕曝光，选手粉丝争吵不休，花哨的节目形式并未能提升节目本身的质量，反而招致了不好的社会评价。电视频道属于公共平台，电视制作人有责任、有义务提升节目品味，传递积极的主流观点。《中国好声音》不强调pk、淘汰、晋级的概念，而是侧重展现一群人付出的音乐梦想，以及他们背后隐藏的价值，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他们的痛苦过往和执着梦想。而这些，都是主要通过选手和评委的交流或是评委的主动挖掘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庾澄庆、杨坤、那英或者是刘欢，他们都代表了一群通过自己努力完成梦想的人，他们是“好声音”的最好代言人。当看到他们因为选手故事而落泪，并邀请加入自己的队伍，从中所传递的正能量，是“海选”、短信投票不能表现出来的。
二、增强叙事戏剧性
《中国好声音》不仅是电视节目，还可以看做一个叙事文本进行讨论。在这个叙事文本中，如何增强叙事的戏剧性，使得这个叙事文本更加吸引人，就成为了电视制作人的首要任务。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节目选择了现场评委的现场评判，而不是场外海选。于是，在一个室内的舞台，几个风格迥异的评委对数量有限的选手进行集中的点评。通过设置“选手——导师”的竞赛主题，选手接受导師的挑战，用歌声吸引导师的转身。受众对选手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于音乐的欣赏、感受和刺激，是否与选手的表演达成共鸣，以及对“导师是否转身”的悬念。这样的环节设置，筛除了戏剧性不强的部分，将选手、导师二者间的矛盾冲突进行了集中展示。当故事性成为纪录片，新闻在进行文本叙事时必须考量的标准，电视节目也需要重视它的作用。而矛盾冲突的表现，戏剧性的达成正是故事性有赖实现的基础。导师和选手的二元对立角色安排，促成了戏剧性的增强。
三、重视精英阶层观众
不可否认，电视是当今大众文化最为广泛的展示平台，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叙事文本能够在这里获得认可与支持，而精英阶层在这一重要展示舞台却少有发声。电视节目“大众狂欢”式的草根意味显得与精英层格格不入，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也似乎对这一部分潜在的观众群体视而不见。将选秀选手的决定权交给观众，或者是大众评委，就很明显的表明电视制作方仅把重视给予普通的收视大众。而
《中国好声音》的评选方式改变了这一状况，评定权交给了评委，实际上就意味着精英层回归电视和大众审美趣味在电视中得到真正的尊重。四位在音乐领域颇有建树的导师，象征着精英层的介入以及品质的保证，于是对于“民星”或“明星”的极端追捧，以及艺术作品以外无休止的喧哗在这里消失殆尽，更多的是回归到了对“好声音”的本身讨论。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精英阶层的观众对节目的重视。
四、凸显“明星真人秀”
说平民选秀的时代已经过去似乎为时尚早，但若说明星真人秀是当下电视节目的主流大致不会有错。了解光环下的明星，窥视明星的心底活动，看明星面对突发状况是如何处理的。这成为如今广大电视观众的审美趣味点所在。有网友总结《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各司其职，各有分工。个性鲜明的导师已经成为舞台助推剂，能够看到大牌明星在舞台上为了争夺选手而相互”唇枪舌剑“，无疑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因而，将评定权交给评委，实质上是将决定选手晋级或淘汰这一节目中最具矛盾冲突的环节，以“明星真人秀”的方式呈现，既活跃了现场氛围，也吸引了观众。可以预见，设置个性不同的明星评委是未来电视综艺节目在角色设置上的制作趋势。
五、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好声音》在赛制、导师、学员等方面均有不同以往的创新点，这也就无怪乎在过去几年这档节目火遍中国。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引导者，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精神、审美情趣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味的迎合、模仿和照搬，并不是电视选休息节目的出路所在，当然，尊重受众、了解大众使我们每个媒介传播者所需要思考的，但是在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找出受众易接受的表现方式，正确引导、提升受众的审美品位，才是电视娱乐节目真正的娱乐精神所在。
参考文献：
[1]杨翌珺.草根文化与电视节目传播[J].艺海，2012（04）：59-61.
[2]李和平.草根文化对电视节目传播的影响[J].新闻界，2009（04）：156-15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