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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先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总能在看似已是常识的地方，在一些易被忽略的边边角角处，发掘出新意来，让人颇受启发。他的近著《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即是一本读来很爽的书，其中的第一篇文章《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就正在编写之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谈论了贯穿其中的一个脉络、一种文学史编写方式，也即十个“关键”时刻，乍看之下，令人眼前一亮：
第一个“关键”时刻：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发表鲁迅《摩罗诗力说》;
第二个“关键”时刻：1922年8月沈从文初到北京;
第三个“关键”时刻：1930年11月张恨水《啼笑因缘》连载完毕;
第四个“关键”时刻：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发表演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五个“关键”时刻：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第六个“关键”时刻：1956年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首次读到新编剧本《茶馆》，并与作者老舍交换意见;
第七个“关键”时刻：1969年10月陈寅恪辞世;
第八个“关键”时刻：1979年10月28日贾植芳于本日所记日记;
第九个“关键”时刻：1989年3月海子自杀;
第十个“关键”时刻：2062年1月1日所谓“大中华民主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
王德威先生简述了何以选取十个关键时刻，认为“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1]可见，王德威先生侧重的是对历史的“开启”“对话”和“解释”，而不是历史本来是什么，历史在其本身发生的那个“当下”呈现出何种形态、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一般来说，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一“时刻”，只有对当时社会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才会为后世历史学家所关注，不过，不见得所有发生了影响的事件都具有“关键性”意义;某些历史事件在当时并无影响，只是它们契合了后来一些人的诉求、心声，重新被挖掘出来，赋予其一种“当下”的意义，从而为人所熟知，但肯定不能成为“关键时刻”，此不待言。“关键”的意义在于，于某一历史时刻，此关键排除了众多异己力量，将所有相近的可能性因素扭转并聚合为一种强力，向同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在当时影响着社会的整体走向，而且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制约着以后的历史进程，这才是关键之为关键的理由。
就上引十个关键“时刻”而言，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茶馆》之外，其他几个事件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以《摩罗诗力说》为例。直到1926年鲁迅为杂文集《坟》写作题记的时候，知道《摩罗诗力说》的人仍然寥寥无几，鲁迅自己就说过，文中所写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这也是他不忍抛弃旧稿而收入集中的原因[2]。《摩罗诗力说》当然是一篇重要文章，研究鲁迅的启蒙思想，研究鲁迅对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的介绍，尤其研究鲁迅呼吁再造“精神界之战士”等，这是一篇不可忽略的文献。但是，它再重要，却还没有重要到像王德威先生所说，“‘摩罗诗人’的观点，在日后的一百年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构思文化主体时，一个共同的希望”（该书，第28页）。这种表述是对现当代文化、文学多元共生局面的漠视。再以张爱玲的出走为例，柯灵回忆说，其时身为上海文艺界“第一号人物”的夏衍，有意邀请张爱玲任新成立的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得知张已出走的消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3]。在锣鼓喧天、迎接新时代的上海，张爱玲的出走不值一提，毫无意义。再看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一个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青年，于1922年来到古都北京寻找梦和理想，忍饥挨饿，在“窄而霉斋”里写作，一篇篇寄出去，却如石沉大海。作品发不了倒在其次，更糟的是还要忍受侮辱：《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沈从文的一大摞手稿，连成一长段，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然后卷成一团扔进纸篓[4]。如果没有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赏识、提携，如果没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后来的成名，1922年这个“时刻”，对沈从文来说，对后来的文学史来说，又有什么“关键”意义呢？严格地说，在沈从文个人生活史上，真正让他产生过刻骨铭心之感的并不是1922年，而是1924年，因为这一年正是他“最困难的时刻”，来北京近两年了，文章发表不出来，生活也没有保障[5]。
在十个“关键时刻”里，最成问题的是陈寅恪的离世。今天来看，陈寅恪的学术事业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学术，相反，却不断地被边缘化。余英时先生说，迟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寅恪才真正受到重视、获得敬重，并产生出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6]。从实际处境一面来说，陈寅恪事实上已经处于与社会隔绝状态。吴宓于1961年8月前往广州看望陈寅恪，30日、31日两天日记里记下了当时所见情形：“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策，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侍寅恪兄谈：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7]。关于陈寅恪的死，其女儿后来有专书回忆：陈氏夫妇1969年10月、11月先后“凄凉辞世”[8]。王德威先生说，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更要强调的是陈寅恪与当代同道的对话”，问题在于，在陈寅恪所处的那个革命狂欢的“当代”，而且，在陈寅恪本人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之时，有哪个“同道”敢去和他“对话”，哪怕是抽象意义上的精神交流？
在十个“关键时刻”里，最没有意义的是贾植芳的日记。按王德威先生引用了1979年10月28日这天的日记，其内容是：第一、第二自然段摘录了汉学家Olga Lang（奥尔加·朗）著《巴金和他的著作——两个革命中间的中国青年》中涉及胡风的一条资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介绍而已;第三自然段记早晨起床后复旦大学一教师送来《陈毅文选》编后记，请代为修改;第四自然段为王德威先生文章重点引用：作者上街散步，路遇受迫害同事，慨叹专制主义与民主科学“水火不相容”，最后是“附录”，抄录了以前关于皮力涅克和柴妙金的两则“文艺旧闻”[9]。王德威先生评论道，贾植芳的日记是典型的“抽屉里的写作”，在当时是不准备发表的，所引用的这则日记，“可以见到贾植芳思维的流动，一天内结合了私人的生活、政治的反响和文学的观察。那么这就是有意义的一天，是充满令人回想的一天”[10]。 这则日记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关键”或“意义”，摘录一节有关自己朋友的文字，接待一个同事的来访，与妻子上街散步，碰见一个曾经一同受难的老友，发两句牢骚，即便把它们“结合”起来、建构起来，也是极日常因而也极平常的内容。或许在王德威先生看来，日记中出现了“反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科学”字眼，因此便具备了“关键”性意义，可事实上，在1979年的中国舆论中，这都是些常见术语，不仅媒体上在说，学者和官员们在说，关心社会发展和民族前景的普通人也都在说。人人都在说的话，还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退一步讲，如果贾植芳的日记不是写在1979年，而是写在1969年或1959年，说它们具有一定意义，至少是有点根据的;但它们能否构成“关键时刻”，却大成疑问。
为了加重“关键时刻”的分量，王德威先生会往人物身上附加一些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根据改写后的《半生缘》人物一句话“我们回不去了”，王德威先生论断道，这句小说“名言”绝不仅仅是小儿女情怀似的“我们回不去了”，“而是对于整个大生命作出最残酷的一句呼喊”。这须分别论之。在王德威先生视野中，张爱玲1952年的出走是一个“关键”时刻里的重要行动，然而他用以印证、论断这个原初行动的主要根据，竟然是一部已经被修改过了的小说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优秀的、重量级的作家来说，只有初次发表或初版本的小说才是小说，才有意味，才体现了作家本人真正的、“当时”的意图，改写、修订后的不再纯粹，不能算数。1950—1951年初次发表的《十八春》里面甚至有一些讨好的、套近乎的意思，就像陈子善先生所说，“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酸甜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11]。小说的这种意图与1952年的出走才真正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有意味的图景，也即1950—1951年的文本与1952年的实际行为之间，才会发生曲曲折折的内在关联，而十几年后修改过的文本，则更多体现了修改时的“当下”心境、意图等。何况作品中体现出的意图与作家本人真实意图之间，往往不仅不是对等关系，有时甚至还是一种“反”映的关系，也即人物形象所追求的，可能恰恰是作家本人反对的。再者，仅凭小说人物的一句话，便断言张爱玲是对“整个大生命”的呼喊，未免过分拔高了作家。张爱玲本不是一个为文、行事高调的人，把如此重大的正义搁在其头上，若是作家地下有知，也会起而反抗的。小说本来的意思就是“小儿女情怀”，就是旧情复燃、然而旧梦难回，是王德威先生给这种儿女情怀的细节附加上了家国之感，属于过度阐释。从作家本人一面说，即使把那句“回不去了”的小说语言世俗化了，当真给作家本人一个回归的机会，也未见得会领情，1993年与庄信正的通信中，张爱玲明确地、坚定地说：“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去，就连我姑姑在世的时候也都从来没考虑过。”[12]
海子的死被拔得更高。王德威先生说，“海子的死标示了一九八○年代精神的结束”，何谓“一九八○年代精神”，王德威先生没有具体解释，但描述了海子诗的特征——“写出了新时期的期待，一种最抒情而浪漫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前途的向往姿态”;“海子以他的诗作，实践了一种最纯粹的审美形式，那就是一种名为‘诗歌’的存在”[13]。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因着他的死便终结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这在新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鲁迅是新文学的祖师爷，他老先生死后，也未带走什么“精神”，也没天塌地陷，社会照样前进，文学依然生长。王德威先生说海子的诗写出了“新时期的期待”“对国家前途的向往姿态”，这其实是就文学的题材、内容而言，亦不妨看作80年代的时代“精神”。新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即为“期待”、即为 “对国家前途的向往”，当时有影响的各类文体作品均不同程度地描写、表现了此种内容，不应成为海子一人独有的内容、个性、风格。不能说海子死了，人们的期待和向往也都死了;不能说海子死了，就不会有作家、诗人再写“新时期的期待”和“对国家前途的向往”了。既然如此，怎么敢说海子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束了？王德威先生说海子的诗“实践了一种最纯粹的审美形式”，亦属过情之誉。海子的死令人惋惜;海子的诗歌自有其独特风格，但局限同样很明显，只要读过二三十首，便能感到其中过于强烈的模式化因素。海子诗中最常见的两组词语是：故乡、村庄、草原、植物、麦子、麦浪、麦地、树林、玉米地、泉水等;还有一组：月亮、春天、九月、七月、云朵、秋夜，等等。这些词语反映着一种农业社会的思维，是一种对农业社会的向往，并不怎么“纯粹”。
显然，王德威先生所说的十个“关键”时刻，更多表现为事后的逻辑建构，是一种历史书写。然而，即便是建构、书写，也要有史实上的根据，即一种历史事件当其发生之时，影响所及，足以使之能够成为后世所认可的关键;否则，任何一个事件都可随意拿来当作关键，那还能称为“关键”时刻吗？这是我的疑惑。至于最后一个“时刻”2062年——这是梁启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想象的时间，这个还没有被经历的年份又如何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时刻，老实说，真的不好懂。
注释
[1]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页。
[2]《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柯灵：《煮字生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
[4]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6页。
[5]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6]余英时：《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7]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0—161页。
[8]陈流求等：《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4页。
[9]贾植芳：《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
[10]同[1]，第48页。
[11]《十八春》“专家荐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2]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13]同[1]，第48—50页。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洪滔）
第一个“关键”时刻：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发表鲁迅《摩罗诗力说》;
第二个“关键”时刻：1922年8月沈从文初到北京;
第三个“关键”时刻：1930年11月张恨水《啼笑因缘》连载完毕;
第四个“关键”时刻：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发表演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五个“关键”时刻：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第六个“关键”时刻：1956年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首次读到新编剧本《茶馆》，并与作者老舍交换意见;
第七个“关键”时刻：1969年10月陈寅恪辞世;
第八个“关键”时刻：1979年10月28日贾植芳于本日所记日记;
第九个“关键”时刻：1989年3月海子自杀;
第十个“关键”时刻：2062年1月1日所谓“大中华民主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
王德威先生简述了何以选取十个关键时刻，认为“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1]可见，王德威先生侧重的是对历史的“开启”“对话”和“解释”，而不是历史本来是什么，历史在其本身发生的那个“当下”呈现出何种形态、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一般来说，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一“时刻”，只有对当时社会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才会为后世历史学家所关注，不过，不见得所有发生了影响的事件都具有“关键性”意义;某些历史事件在当时并无影响，只是它们契合了后来一些人的诉求、心声，重新被挖掘出来，赋予其一种“当下”的意义，从而为人所熟知，但肯定不能成为“关键时刻”，此不待言。“关键”的意义在于，于某一历史时刻，此关键排除了众多异己力量，将所有相近的可能性因素扭转并聚合为一种强力，向同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在当时影响着社会的整体走向，而且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制约着以后的历史进程，这才是关键之为关键的理由。
就上引十个关键“时刻”而言，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茶馆》之外，其他几个事件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以《摩罗诗力说》为例。直到1926年鲁迅为杂文集《坟》写作题记的时候，知道《摩罗诗力说》的人仍然寥寥无几，鲁迅自己就说过，文中所写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这也是他不忍抛弃旧稿而收入集中的原因[2]。《摩罗诗力说》当然是一篇重要文章，研究鲁迅的启蒙思想，研究鲁迅对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的介绍，尤其研究鲁迅呼吁再造“精神界之战士”等，这是一篇不可忽略的文献。但是，它再重要，却还没有重要到像王德威先生所说，“‘摩罗诗人’的观点，在日后的一百年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构思文化主体时，一个共同的希望”（该书，第28页）。这种表述是对现当代文化、文学多元共生局面的漠视。再以张爱玲的出走为例，柯灵回忆说，其时身为上海文艺界“第一号人物”的夏衍，有意邀请张爱玲任新成立的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得知张已出走的消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3]。在锣鼓喧天、迎接新时代的上海，张爱玲的出走不值一提，毫无意义。再看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一个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青年，于1922年来到古都北京寻找梦和理想，忍饥挨饿，在“窄而霉斋”里写作，一篇篇寄出去，却如石沉大海。作品发不了倒在其次，更糟的是还要忍受侮辱：《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沈从文的一大摞手稿，连成一长段，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然后卷成一团扔进纸篓[4]。如果没有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的赏识、提携，如果没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后来的成名，1922年这个“时刻”，对沈从文来说，对后来的文学史来说，又有什么“关键”意义呢？严格地说，在沈从文个人生活史上，真正让他产生过刻骨铭心之感的并不是1922年，而是1924年，因为这一年正是他“最困难的时刻”，来北京近两年了，文章发表不出来，生活也没有保障[5]。
在十个“关键时刻”里，最成问题的是陈寅恪的离世。今天来看，陈寅恪的学术事业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学术，相反，却不断地被边缘化。余英时先生说，迟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寅恪才真正受到重视、获得敬重，并产生出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6]。从实际处境一面来说，陈寅恪事实上已经处于与社会隔绝状态。吴宓于1961年8月前往广州看望陈寅恪，30日、31日两天日记里记下了当时所见情形：“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策，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侍寅恪兄谈：专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7]。关于陈寅恪的死，其女儿后来有专书回忆：陈氏夫妇1969年10月、11月先后“凄凉辞世”[8]。王德威先生说，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更要强调的是陈寅恪与当代同道的对话”，问题在于，在陈寅恪所处的那个革命狂欢的“当代”，而且，在陈寅恪本人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之时，有哪个“同道”敢去和他“对话”，哪怕是抽象意义上的精神交流？
在十个“关键时刻”里，最没有意义的是贾植芳的日记。按王德威先生引用了1979年10月28日这天的日记，其内容是：第一、第二自然段摘录了汉学家Olga Lang（奥尔加·朗）著《巴金和他的著作——两个革命中间的中国青年》中涉及胡风的一条资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介绍而已;第三自然段记早晨起床后复旦大学一教师送来《陈毅文选》编后记，请代为修改;第四自然段为王德威先生文章重点引用：作者上街散步，路遇受迫害同事，慨叹专制主义与民主科学“水火不相容”，最后是“附录”，抄录了以前关于皮力涅克和柴妙金的两则“文艺旧闻”[9]。王德威先生评论道，贾植芳的日记是典型的“抽屉里的写作”，在当时是不准备发表的，所引用的这则日记，“可以见到贾植芳思维的流动，一天内结合了私人的生活、政治的反响和文学的观察。那么这就是有意义的一天，是充满令人回想的一天”[10]。 这则日记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关键”或“意义”，摘录一节有关自己朋友的文字，接待一个同事的来访，与妻子上街散步，碰见一个曾经一同受难的老友，发两句牢骚，即便把它们“结合”起来、建构起来，也是极日常因而也极平常的内容。或许在王德威先生看来，日记中出现了“反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科学”字眼，因此便具备了“关键”性意义，可事实上，在1979年的中国舆论中，这都是些常见术语，不仅媒体上在说，学者和官员们在说，关心社会发展和民族前景的普通人也都在说。人人都在说的话，还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退一步讲，如果贾植芳的日记不是写在1979年，而是写在1969年或1959年，说它们具有一定意义，至少是有点根据的;但它们能否构成“关键时刻”，却大成疑问。
为了加重“关键时刻”的分量，王德威先生会往人物身上附加一些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根据改写后的《半生缘》人物一句话“我们回不去了”，王德威先生论断道，这句小说“名言”绝不仅仅是小儿女情怀似的“我们回不去了”，“而是对于整个大生命作出最残酷的一句呼喊”。这须分别论之。在王德威先生视野中，张爱玲1952年的出走是一个“关键”时刻里的重要行动，然而他用以印证、论断这个原初行动的主要根据，竟然是一部已经被修改过了的小说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优秀的、重量级的作家来说，只有初次发表或初版本的小说才是小说，才有意味，才体现了作家本人真正的、“当时”的意图，改写、修订后的不再纯粹，不能算数。1950—1951年初次发表的《十八春》里面甚至有一些讨好的、套近乎的意思，就像陈子善先生所说，“书中的主要角色，体验了乱世的酸甜苦辣，最后为拥护新政权、贡献新国家在东北大团圆”[11]。小说的这种意图与1952年的出走才真正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有意味的图景，也即1950—1951年的文本与1952年的实际行为之间，才会发生曲曲折折的内在关联，而十几年后修改过的文本，则更多体现了修改时的“当下”心境、意图等。何况作品中体现出的意图与作家本人真实意图之间，往往不仅不是对等关系，有时甚至还是一种“反”映的关系，也即人物形象所追求的，可能恰恰是作家本人反对的。再者，仅凭小说人物的一句话，便断言张爱玲是对“整个大生命”的呼喊，未免过分拔高了作家。张爱玲本不是一个为文、行事高调的人，把如此重大的正义搁在其头上，若是作家地下有知，也会起而反抗的。小说本来的意思就是“小儿女情怀”，就是旧情复燃、然而旧梦难回，是王德威先生给这种儿女情怀的细节附加上了家国之感，属于过度阐释。从作家本人一面说，即使把那句“回不去了”的小说语言世俗化了，当真给作家本人一个回归的机会，也未见得会领情，1993年与庄信正的通信中，张爱玲明确地、坚定地说：“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去，就连我姑姑在世的时候也都从来没考虑过。”[12]
海子的死被拔得更高。王德威先生说，“海子的死标示了一九八○年代精神的结束”，何谓“一九八○年代精神”，王德威先生没有具体解释，但描述了海子诗的特征——“写出了新时期的期待，一种最抒情而浪漫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前途的向往姿态”;“海子以他的诗作，实践了一种最纯粹的审美形式，那就是一种名为‘诗歌’的存在”[13]。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因着他的死便终结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这在新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鲁迅是新文学的祖师爷，他老先生死后，也未带走什么“精神”，也没天塌地陷，社会照样前进，文学依然生长。王德威先生说海子的诗写出了“新时期的期待”“对国家前途的向往姿态”，这其实是就文学的题材、内容而言，亦不妨看作80年代的时代“精神”。新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即为“期待”、即为 “对国家前途的向往”，当时有影响的各类文体作品均不同程度地描写、表现了此种内容，不应成为海子一人独有的内容、个性、风格。不能说海子死了，人们的期待和向往也都死了;不能说海子死了，就不会有作家、诗人再写“新时期的期待”和“对国家前途的向往”了。既然如此，怎么敢说海子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束了？王德威先生说海子的诗“实践了一种最纯粹的审美形式”，亦属过情之誉。海子的死令人惋惜;海子的诗歌自有其独特风格，但局限同样很明显，只要读过二三十首，便能感到其中过于强烈的模式化因素。海子诗中最常见的两组词语是：故乡、村庄、草原、植物、麦子、麦浪、麦地、树林、玉米地、泉水等;还有一组：月亮、春天、九月、七月、云朵、秋夜，等等。这些词语反映着一种农业社会的思维，是一种对农业社会的向往，并不怎么“纯粹”。
显然，王德威先生所说的十个“关键”时刻，更多表现为事后的逻辑建构，是一种历史书写。然而，即便是建构、书写，也要有史实上的根据，即一种历史事件当其发生之时，影响所及，足以使之能够成为后世所认可的关键;否则，任何一个事件都可随意拿来当作关键，那还能称为“关键”时刻吗？这是我的疑惑。至于最后一个“时刻”2062年——这是梁启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想象的时间，这个还没有被经历的年份又如何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时刻，老实说，真的不好懂。
注释
[1]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页。
[2]《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柯灵：《煮字生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
[4]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6页。
[5]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6]余英时：《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7]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0—161页。
[8]陈流求等：《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4页。
[9]贾植芳：《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
[10]同[1]，第48页。
[11]《十八春》“专家荐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2]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13]同[1]，第48—50页。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