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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公安派、三袁、袁宏道，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萦绕在我这个公安人的心头，挥之不去，欲罢不能。
时间，实在是拖得太长了，对此，我必须有个交代与“了结”——对自己，对故乡，当然也是对三袁，特别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公安派主要成员十多人，开创者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简称“三袁”。因他们为湖北公安县人，所以这一流派称为“公安派”。作为明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公安派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文坛，而且影响深远，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导与前驱。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现象，其中之一便是父子同扬才名。其显赫且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都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再则，“三曹”、“三苏”是以诗词、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著称，“三袁”除了传世的诗歌、散文外，尤以卓越的理论作支撑而开创的文学流派闻世。作品的影响是具体的、局部的，而流派的影响则是全面的，具有颠覆与建设的性质和意义。
我与公安派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的出生之地湖北公安县章庄铺镇与三袁故乡孟溪镇虽然隔着两条河流，但实际距离只有十多公里。不过呢，直到我十八岁离开故乡考入公安县师范学校之前，对“三袁”知之甚少。在县城斗湖堤镇学习、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于公安派、三袁听得就多了，但也没去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对这一文学流派的渊源、发展、内容也不甚了了。
没想到1990年离开公安县，调到湖北黄石市从事专业创作后，却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机会。
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划一套《荆楚十大文化名人丛书》，其中一本就是介绍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负责丛书组稿、统稿工作的编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求学时的老师卢昌德先生，卢老师希望我能承担袁宏道的创作任务。既然老师盛情相邀，兼与传主又有同乡之谊，我二话没说，当即应承下来。
于是，我不得不撇开其他俗务，花了大半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积累资料、系统阅读、认真研究等准备工作之中。还专门回了一趟公安，在县城斗湖堤镇拜访《三袁传》作者、时任县文联主席的李寿和先生，就有关创作问题当面请教。然后前往三袁的故乡孟溪镇孟溪村搜集素材、寻找灵感。到了那儿，但见坦荡的原野之上，兀然耸起一座山丘。山不高，但四周全是平畴，一烘托，就显得颇有几分气势了。此山名叫荷叶山，山顶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山坡已辟为良田，种植着棉花水稻。当年，荷叶山附近的桂花台上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就诞生于此。桂花台到底是哪一块地盘，现已无从考证，唯一见得到的，便是缓缓起伏的山坡上，耸立着几个高大的坟冢。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纵然身死他乡，也要葬归故里。其中两座下面，即葬着老大袁宗道与老幺袁中道。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老二袁宏道1610年病逝于沙市，灵柩也曾运回出生之地，但未下葬。一年后，却移柩葬于二三十公里之外的章庄铺镇法华寺。兄弟三人生前情同手足，从未发生龃龉，他们开创的公安派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袁宗道拉开序幕，袁宏道推向高潮，袁中道是其尾声。无论从哪一角度而言，袁宏道都应归葬故里，哪怕于后人的祭拜，也会方便许多。可他死后仍然“独抒性灵”，追求“不拘一格”，孤身一人葬身异地。
当然，袁宏道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袁中道在《游居沛录》中详细记载了袁宏道染病、逝世、停柩、安葬的全过程，可就是对他的生前托付，对法华寺的情有独钟则语焉不详。据我的分析与推测，是他姐姐嫁给章庄铺人毛太初后，在看望姐姐、姐夫时，发现法华寺位于牛浪湖旁，那一带的风景实在不错，特别适合死后“隐居”——他生前最惬意的隐居是在柳浪湖畔，那么死后就选牛浪湖吧，两湖谐音，一为生前，一为死后，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法华寺也是他生前常去的一处参禅礼佛之地，他在《侵晓见闺人礼忏》诗中写道：“梵音唱彻声清远，卧阁何人梦不醒？”葬于寺前，在悠扬的晨钟、清远的梵音中长睡不醒，不失为一种美妙的享受。
“作为一名公安人，能为袁中郎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乡立传，当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愉悦充斥于胸”。我在1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传》（袁宏道字中郎，长期以来，其字比本名更加响亮）“后记”中如是写道。而愉悦之余，更多的则是意犹未尽。受丛书篇幅、体例的限制，传记“要以荆楚文化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每册十万字，且交稿时间紧迫，大有“囫囵吞枣”之嫌。于是，就想对袁宏道作一番认真细致的全面研究，然后好好地创作一部书稿，不是为了“交差”。
岁月荏苒，真如白驹过隙，十八年时光一晃而过，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拖得如此之久！
十八年来，我虽然忙于其他方面的创作，以及工作的调动与适应，还有日常生活的诸般琐事，但对袁宏道，却一直萦绕于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只要涉及他的资料，都在我的视野与搜求之列；与他相关的遗迹，也尽可能地实地考察。
这种准备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寻找——寻找一个真实丰富、全面完整的袁宏道。
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有时是直面相遇，有时是见到他的身影；有时是主动“出击”，有时则是意外相逢。比如文友邀我前往湖北大冶小雷山游览，山门外就有他生前经过此地留下的一首诗《大冶道中随事口占》，其中的“峰峰雪点缀，曲曲水苍寒”，堪称经典名句；为创作西塞山的文章查找资料，猛然就见到了他的《戏题道士袱》（道士袱为西塞山下的一个集镇）；在厦门同安区梅山寺，于赠阅的佛教资料中随意翻拣，发现一册厚厚的《净土十要》，袁宏道的《西方合论》赫然在列……而当我或采风或出差，置身麻城、嵩山、苏州、北京等地，都依稀发现了袁宏道当年的身影。
不过呢，即为寻找，更多的则是主动“出击”。与中郎相关的主要名胜、遗址皆在我踏访的行程之列，荷叶山、义堂寺、玉泉寺、二圣寺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而颇为曲折的则是寻找他的墓地。 创作袁宏道传初稿时，我无缘前往。这次修改、充实乃至重写，无论如何，得到那儿去看看才是，不然的话，心里也不甚踏实。
2009年2月春节期间，我利用返乡过节之机，先往湖南石门县看过夹山寺与闯王陵，掉头再寻袁宏道墓。在章庄铺镇下车，问及法华寺，该寺虽已不存，但名气甚大，路人皆知。还有四五公里路程，便叫了一辆载客摩托。
时值腊月二十八，就要过大年了，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天空阴沉沉的，刮起了飕飕冷风。摩托车驶出集镇望北前行，驶上田间阡陌。我坐在车后，风声呼呼，冻得直打哆嗦。好在不是太远，一二十分钟后，便到了洈水河码头。如今的洈水只是一条窄窄的小河，遥想当年，袁宏道沉重的灵柩，就是经洈水河运到这里，也是冬天的一个日子，河水肯定比今日丰盈、广阔多了。
一过轮渡，车主就说到了。见到了一座只有一层的水泥房，上面书有“法华寺闸”四个大字。再找，便是下面的水闸，闸上写有“法华寺排水闸”几个红字，红字上是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可以想见的是，此闸修于“文革”时期。
问了两个路过此地的行人，皆不知道袁宏道墓址。排水渠边住有人家，便一路问了过去。都说法华寺早就毁了，连遗迹也没有了，袁宏道墓则不甚了了。有一农民说以前听说过一个什么古人墓，后来平了，什么也找不到了。还有人指点着，说前面有一座新庙。找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相当简陋的民居，门楣上写有“紫云庵”三字，堂屋供奉佛道神像，里屋住着庵主——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可见紫云庵与法华寺并无半点关联。
无从寻找，只有怅然而返。
一次没有找到，我不“死心”，又有了2010年9月从厦门回湖北采风的第二次寻找。这次我做足了准备工作，先打电话给章庄铺镇政府工作的高中同学戴堂鑫，让他联系安排；然后在魏运国等另外三位同学的陪同下前往。走了一程，便不知路向了，戴堂鑫打电话询问。再走一程，又不清楚了。后来找到当地的一位高中同学陈清山带路，这才很顺当地到了袁宏道墓所在地——章庄铺镇肖家嘴村一组。戴堂鑫联系好的龙村长和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已在那里等候。袁宏道墓在一块棉田中间，两部小车只好停在一座民居前，一行人沿窄窄的田埂步行前往。两旁是长势旺盛的水稻，沉甸甸的稻穗下垂着正由青转黄。
越过田埂，眼前是一块稍稍隆起的土丘，岭上种植棉花，一株株伸展开来，相互交错，密不透风。一行人跟在龙村长身后，拨开齐腰高的棉花前行。到了一处地方，老人肯定地指着地下说：“这里，就是这里，袁天官以前就埋在这里！”我赶紧奔过去，朝下一看，不过一块平地，与周围并无半点两样，只是上面的棉花长势更旺。
如果不是当地知情人指点，外人实在无从知晓这里葬着大名鼎鼎的袁宏道先生！我上次在摩托车主的误导下过了洈水河，结果找到的是法华寺闸。此地在洈水河南，从章庄铺集镇寻来，是不必过河的。不过呢，就是找到这儿，一般人也寻不到这块普通农田。
老人告诉我，当年这里有一座隆起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两块小碑，小碑顶上各有一个石帽；墓前还有一个石桌，桌上供奉一个约零点五米高的香炉。1958年“破四旧”时，袁宏道坟墓被挖，石碑、石桌不知去向。挖墓时，当年十七八岁的他正在生产队放牛，出于好奇，跑到现场“看热闹”，见证了整个掘墓过程。
听龙支书说中郎墓冢前的那块高大石碑还在，放在离此约两公里的玉虚阁中，心中稍感宽慰。玉虚阁原属道教庙宇，如今修有佛庙，里面供奉佛像。来到近前，但见寺宇俨然，翘角飞檐，显然经过重修。玉虚阁最有特色的建筑，是两条二十多米长的“官船”——钢筋水泥修造的船形建筑，船头为深绿色屋顶的六角亭，船尾是石灰粉刷过的一间小屋。
正是北边的官船小屋，也即船舱之内，立有袁中郎墓前的那块石碑。石碑高约一点五米，宽约零点五米，厚约零点二米，整块石碑保存完整，但字迹漫漶，实在看不真切。我凑近前去，仔细辨认，勉勉强强，总算认出十多个字来：“明吏部验封司郎中袁公宏道……”
除了实地踏访，资料的占有与使用，对历史人物传记创作来说尤为重要。
关于袁宏道相关资料的搜求，有的来自友人处，有的从图书馆借出复印，有的淘自古旧书店、个体书摊，还有不少则利用互联网下载或购买。文学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注脚就是文本（作品），在他们的生命与文本之间，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可以划上等号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码得收集齐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论》，当初应约创作《袁中郎传》时，只见到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中节选的《引》与《第一刹土门》，第二至第十无从查找，后来，我找到了《西方合论》的两种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兴的是，长期以来被认为失传了的袁宏道两部禅学著作《金屑编》与《珊瑚林》，也弄到了它们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结社考论》等专著，也有发表于报刊的相关论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或多或少地丰富、加深了我对公安派的认识与理解，也纠正了过去的不少观点与偏差。比如三袁与李贽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纪谭》为据，认为李贽曾在公安县与三袁兄弟会晤对谈，其实李贽从未到过荆州，更不用说前往公安了；袁宏道与李贽之间的友谊，因思想的分歧，也经历了由亲密无间到保持一定距离的过程。
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头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舛误与硬伤，可谓比比皆是。有的是论者弄错，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还有的则是三袁兄弟自己记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检索、认真查对、严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证三袁诗文时，我更是小心谨慎，担心转引出错，总以钱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笺校》为底本。就是这一严谨、规范的权威版本，经李健章先生考证而出的舛误与疑问之处，也达一百多条。而有些无法考证之处，我只得经过一番比对之后，采用较合逻辑与情理的说法。比如袁宏道的上学年龄，就有四岁、六岁、七岁、八岁四种说法，并且都是当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记。对此，我必须有所取舍。袁宏道上学这年，他母亲去世，且与弟弟袁中道一同上学念书。若以袁宏道八岁发蒙为准，这对天资聪慧的他来说肯定迟了一点；如果是四岁或六岁，而小他两岁一同入蒙的弟弟袁中道还只两岁或四岁，这么小的年龄上学显然不合情理；于是，我取了七岁之说，并且这一说法是比袁宏道大八岁的哥哥袁宗道所记，他当时的记忆力，肯定比两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一些。
时间，实在是拖得太长了，对此，我必须有个交代与“了结”——对自己，对故乡，当然也是对三袁，特别是“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公安派主要成员十多人，开创者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简称“三袁”。因他们为湖北公安县人，所以这一流派称为“公安派”。作为明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公安派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文坛，而且影响深远，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导与前驱。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现象，其中之一便是父子同扬才名。其显赫且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都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再则，“三曹”、“三苏”是以诗词、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著称，“三袁”除了传世的诗歌、散文外，尤以卓越的理论作支撑而开创的文学流派闻世。作品的影响是具体的、局部的，而流派的影响则是全面的，具有颠覆与建设的性质和意义。
我与公安派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的出生之地湖北公安县章庄铺镇与三袁故乡孟溪镇虽然隔着两条河流，但实际距离只有十多公里。不过呢，直到我十八岁离开故乡考入公安县师范学校之前，对“三袁”知之甚少。在县城斗湖堤镇学习、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于公安派、三袁听得就多了，但也没去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对这一文学流派的渊源、发展、内容也不甚了了。
没想到1990年离开公安县，调到湖北黄石市从事专业创作后，却有了一次走近、了解、研究公安三袁的机会。
那是1993年的事了，某出版社策划一套《荆楚十大文化名人丛书》，其中一本就是介绍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负责丛书组稿、统稿工作的编委之一，是我在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求学时的老师卢昌德先生，卢老师希望我能承担袁宏道的创作任务。既然老师盛情相邀，兼与传主又有同乡之谊，我二话没说，当即应承下来。
于是，我不得不撇开其他俗务，花了大半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积累资料、系统阅读、认真研究等准备工作之中。还专门回了一趟公安，在县城斗湖堤镇拜访《三袁传》作者、时任县文联主席的李寿和先生，就有关创作问题当面请教。然后前往三袁的故乡孟溪镇孟溪村搜集素材、寻找灵感。到了那儿，但见坦荡的原野之上，兀然耸起一座山丘。山不高，但四周全是平畴，一烘托，就显得颇有几分气势了。此山名叫荷叶山，山顶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山坡已辟为良田，种植着棉花水稻。当年，荷叶山附近的桂花台上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就诞生于此。桂花台到底是哪一块地盘，现已无从考证，唯一见得到的，便是缓缓起伏的山坡上，耸立着几个高大的坟冢。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纵然身死他乡，也要葬归故里。其中两座下面，即葬着老大袁宗道与老幺袁中道。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老二袁宏道1610年病逝于沙市，灵柩也曾运回出生之地，但未下葬。一年后，却移柩葬于二三十公里之外的章庄铺镇法华寺。兄弟三人生前情同手足，从未发生龃龉，他们开创的公安派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袁宗道拉开序幕，袁宏道推向高潮，袁中道是其尾声。无论从哪一角度而言，袁宏道都应归葬故里，哪怕于后人的祭拜，也会方便许多。可他死后仍然“独抒性灵”，追求“不拘一格”，孤身一人葬身异地。
当然，袁宏道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袁中道在《游居沛录》中详细记载了袁宏道染病、逝世、停柩、安葬的全过程，可就是对他的生前托付，对法华寺的情有独钟则语焉不详。据我的分析与推测，是他姐姐嫁给章庄铺人毛太初后，在看望姐姐、姐夫时，发现法华寺位于牛浪湖旁，那一带的风景实在不错，特别适合死后“隐居”——他生前最惬意的隐居是在柳浪湖畔，那么死后就选牛浪湖吧，两湖谐音，一为生前，一为死后，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法华寺也是他生前常去的一处参禅礼佛之地，他在《侵晓见闺人礼忏》诗中写道：“梵音唱彻声清远，卧阁何人梦不醒？”葬于寺前，在悠扬的晨钟、清远的梵音中长睡不醒，不失为一种美妙的享受。
“作为一名公安人，能为袁中郎这位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同乡立传，当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愉悦充斥于胸”。我在1994年11月11日完篇的《袁中郎传》（袁宏道字中郎，长期以来，其字比本名更加响亮）“后记”中如是写道。而愉悦之余，更多的则是意犹未尽。受丛书篇幅、体例的限制，传记“要以荆楚文化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每册十万字，且交稿时间紧迫，大有“囫囵吞枣”之嫌。于是，就想对袁宏道作一番认真细致的全面研究，然后好好地创作一部书稿，不是为了“交差”。
岁月荏苒，真如白驹过隙，十八年时光一晃而过，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拖得如此之久！
十八年来，我虽然忙于其他方面的创作，以及工作的调动与适应，还有日常生活的诸般琐事，但对袁宏道，却一直萦绕于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只要涉及他的资料，都在我的视野与搜求之列；与他相关的遗迹，也尽可能地实地考察。
这种准备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寻找——寻找一个真实丰富、全面完整的袁宏道。
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有时是直面相遇，有时是见到他的身影；有时是主动“出击”，有时则是意外相逢。比如文友邀我前往湖北大冶小雷山游览，山门外就有他生前经过此地留下的一首诗《大冶道中随事口占》，其中的“峰峰雪点缀，曲曲水苍寒”，堪称经典名句；为创作西塞山的文章查找资料，猛然就见到了他的《戏题道士袱》（道士袱为西塞山下的一个集镇）；在厦门同安区梅山寺，于赠阅的佛教资料中随意翻拣，发现一册厚厚的《净土十要》，袁宏道的《西方合论》赫然在列……而当我或采风或出差，置身麻城、嵩山、苏州、北京等地，都依稀发现了袁宏道当年的身影。
不过呢，即为寻找，更多的则是主动“出击”。与中郎相关的主要名胜、遗址皆在我踏访的行程之列，荷叶山、义堂寺、玉泉寺、二圣寺等地，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而颇为曲折的则是寻找他的墓地。 创作袁宏道传初稿时，我无缘前往。这次修改、充实乃至重写，无论如何，得到那儿去看看才是，不然的话，心里也不甚踏实。
2009年2月春节期间，我利用返乡过节之机，先往湖南石门县看过夹山寺与闯王陵，掉头再寻袁宏道墓。在章庄铺镇下车，问及法华寺，该寺虽已不存，但名气甚大，路人皆知。还有四五公里路程，便叫了一辆载客摩托。
时值腊月二十八，就要过大年了，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天空阴沉沉的，刮起了飕飕冷风。摩托车驶出集镇望北前行，驶上田间阡陌。我坐在车后，风声呼呼，冻得直打哆嗦。好在不是太远，一二十分钟后，便到了洈水河码头。如今的洈水只是一条窄窄的小河，遥想当年，袁宏道沉重的灵柩，就是经洈水河运到这里，也是冬天的一个日子，河水肯定比今日丰盈、广阔多了。
一过轮渡，车主就说到了。见到了一座只有一层的水泥房，上面书有“法华寺闸”四个大字。再找，便是下面的水闸，闸上写有“法华寺排水闸”几个红字，红字上是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可以想见的是，此闸修于“文革”时期。
问了两个路过此地的行人，皆不知道袁宏道墓址。排水渠边住有人家，便一路问了过去。都说法华寺早就毁了，连遗迹也没有了，袁宏道墓则不甚了了。有一农民说以前听说过一个什么古人墓，后来平了，什么也找不到了。还有人指点着，说前面有一座新庙。找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相当简陋的民居，门楣上写有“紫云庵”三字，堂屋供奉佛道神像，里屋住着庵主——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可见紫云庵与法华寺并无半点关联。
无从寻找，只有怅然而返。
一次没有找到，我不“死心”，又有了2010年9月从厦门回湖北采风的第二次寻找。这次我做足了准备工作，先打电话给章庄铺镇政府工作的高中同学戴堂鑫，让他联系安排；然后在魏运国等另外三位同学的陪同下前往。走了一程，便不知路向了，戴堂鑫打电话询问。再走一程，又不清楚了。后来找到当地的一位高中同学陈清山带路，这才很顺当地到了袁宏道墓所在地——章庄铺镇肖家嘴村一组。戴堂鑫联系好的龙村长和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已在那里等候。袁宏道墓在一块棉田中间，两部小车只好停在一座民居前，一行人沿窄窄的田埂步行前往。两旁是长势旺盛的水稻，沉甸甸的稻穗下垂着正由青转黄。
越过田埂，眼前是一块稍稍隆起的土丘，岭上种植棉花，一株株伸展开来，相互交错，密不透风。一行人跟在龙村长身后，拨开齐腰高的棉花前行。到了一处地方，老人肯定地指着地下说：“这里，就是这里，袁天官以前就埋在这里！”我赶紧奔过去，朝下一看，不过一块平地，与周围并无半点两样，只是上面的棉花长势更旺。
如果不是当地知情人指点，外人实在无从知晓这里葬着大名鼎鼎的袁宏道先生！我上次在摩托车主的误导下过了洈水河，结果找到的是法华寺闸。此地在洈水河南，从章庄铺集镇寻来，是不必过河的。不过呢，就是找到这儿，一般人也寻不到这块普通农田。
老人告诉我，当年这里有一座隆起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两块小碑，小碑顶上各有一个石帽；墓前还有一个石桌，桌上供奉一个约零点五米高的香炉。1958年“破四旧”时，袁宏道坟墓被挖，石碑、石桌不知去向。挖墓时，当年十七八岁的他正在生产队放牛，出于好奇，跑到现场“看热闹”，见证了整个掘墓过程。
听龙支书说中郎墓冢前的那块高大石碑还在，放在离此约两公里的玉虚阁中，心中稍感宽慰。玉虚阁原属道教庙宇，如今修有佛庙，里面供奉佛像。来到近前，但见寺宇俨然，翘角飞檐，显然经过重修。玉虚阁最有特色的建筑，是两条二十多米长的“官船”——钢筋水泥修造的船形建筑，船头为深绿色屋顶的六角亭，船尾是石灰粉刷过的一间小屋。
正是北边的官船小屋，也即船舱之内，立有袁中郎墓前的那块石碑。石碑高约一点五米，宽约零点五米，厚约零点二米，整块石碑保存完整，但字迹漫漶，实在看不真切。我凑近前去，仔细辨认，勉勉强强，总算认出十多个字来：“明吏部验封司郎中袁公宏道……”
除了实地踏访，资料的占有与使用，对历史人物传记创作来说尤为重要。
关于袁宏道相关资料的搜求，有的来自友人处，有的从图书馆借出复印，有的淘自古旧书店、个体书摊，还有不少则利用互联网下载或购买。文学家、思想家的一生，最好的注脚就是文本（作品），在他们的生命与文本之间，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可以划上等号的。因此，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最起码得收集齐全才是。比如他的《西方合论》，当初应约创作《袁中郎传》时，只见到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中节选的《引》与《第一刹土门》，第二至第十无从查找，后来，我找到了《西方合论》的两种全文版本；而最令我高兴的是，长期以来被认为失传了的袁宏道两部禅学著作《金屑编》与《珊瑚林》，也弄到了它们的影印本。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既有如《公安派的文化精神》、《公安派结社考论》等专著，也有发表于报刊的相关论文。三袁新的文本及新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或多或少地丰富、加深了我对公安派的认识与理解，也纠正了过去的不少观点与偏差。比如三袁与李贽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以袁中道的《柞林纪谭》为据，认为李贽曾在公安县与三袁兄弟会晤对谈，其实李贽从未到过荆州，更不用说前往公安了；袁宏道与李贽之间的友谊，因思想的分歧，也经历了由亲密无间到保持一定距离的过程。
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最令我感到头疼的就是大量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舛误与硬伤，可谓比比皆是。有的是论者弄错，有的是在四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还有的则是三袁兄弟自己记混了，我不得不大量检索、认真查对、严加考究，生怕不慎踩了“地雷”。而在引证三袁诗文时，我更是小心谨慎，担心转引出错，总以钱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笺校》为底本。就是这一严谨、规范的权威版本，经李健章先生考证而出的舛误与疑问之处，也达一百多条。而有些无法考证之处，我只得经过一番比对之后，采用较合逻辑与情理的说法。比如袁宏道的上学年龄，就有四岁、六岁、七岁、八岁四种说法，并且都是当事人——三袁兄弟的文章所记。对此，我必须有所取舍。袁宏道上学这年，他母亲去世，且与弟弟袁中道一同上学念书。若以袁宏道八岁发蒙为准，这对天资聪慧的他来说肯定迟了一点；如果是四岁或六岁，而小他两岁一同入蒙的弟弟袁中道还只两岁或四岁，这么小的年龄上学显然不合情理；于是，我取了七岁之说，并且这一说法是比袁宏道大八岁的哥哥袁宗道所记，他当时的记忆力，肯定比两位年幼的弟弟要可信一些。